看到问题下许多知友又提满清故事，说汪精卫是“想学洪承畴”“复刻明末”，虽然这很明显是“为醋包饺子”，但我还是想提一下“真实的汪精卫”——明清易代的故事在抗战年代（乃至以前）确实是国人舆论中的“显学”，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被攻击是“闯献再世”，日军被比拟为满清，南京国府自然就代入朱明一方。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就曾真的提过明末重臣的先例，以之作为投降妥协的铺垫。
“和是會吃虧的，戰是會打敗仗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立於無過之地，横墅別人该死。於是熊廷弼傳首九邊了！袁崇焕凌遲菜市了！此之可悲，不在其生命之斷送;而在其所有辦法，在這种大家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的空氣之中，只有随處碰壁。除了以一死塞责之外，简直替他想不出一條出路”
这是汪精卫1937年8月在中央广播电台的讲话《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所谓“老实话”，就是效仿苏俄、德国、土耳其的先例，面对强敌与败局采取和谈妥协，以挽回局势，争取隐忍复兴。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投降，只不过汪精卫不好意思直接说而已。
所谓的“负责任”，自然也就是要全体国民跟他汪精卫一样，对抗战前途悲观绝望，然后就“承认失败”，然后就让人站出来当这个和谈者，“受国之垢”，去签投降妥协的和约，来换取苟活一时，把复兴国家、恢复国土的神圣责任“留待后人智慧”。
汪精卫眼里，如果国人既不肯投降，也不肯接受无法取胜的现实，那就只有逼死新时代的“熊廷弼”“袁崇焕”。他汪精卫是不想当熊廷弼、袁崇焕，作为替罪羊被整倒整死的，要他做孙承宗、卢象升，大敌当前为国捐躯，他汪精卫也是不想的。怎么办呢？确实只有做洪承畴。
但汪精卫也不是想当洪承畴（抛开网友整蛊的“洪清”段子）洪承畴是为满清做走狗子、刀把子，辅佐满清消灭关内各个汉人政权，让清朝廷取明代之，成为“中国”。汪精卫正是想——至少在嘴上——避免这一结局，是要不再重演七百年前的“宋亡”、三百年前的“明亡”故事，让中国免于亡国，为人所代。且如若这次亡了，可能就是永久的。
“亡將及七百年、明亡將及三百年，這長時期的亡國之痛，已夠受了。自十九世紀以来，亡國之人，不只武力，一切经濟文化，皆可為亡人之國的工具。所以國不亡則已，既亡之後，絕無可以復存。除了波蘭因特殊情形亡而復存外，更無可舉之例。”
汪精卫在讨论“亡国痛史”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与统治便断绝了被亡国者复国的可能性，被亡国之民族，只会被同化、统合，成为征服者帝国的一部分，除却波兰以外，绝无有复国成功者。
要避免这个结局，有什么办法？在汪精卫眼中，那就是“说老实话”，以战求和，奋力挣扎，迫使日寇放弃灭亡中华的图谋，好让中国人用有条件的投降妥协，来求得苟活，把反攻的责任留给后人。
如果日本不接受投降，那也就只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四万万同胞要拿出这样的精神与气魄来，同手持屠刀的强敌战斗到底，宁可同日寇拼到全民族的灭绝，只留气节在人间，也不要做亡国的奴隶牛马，在旭日旗下耻辱苟活。
“一個弱國被人侵略的时候，全靠自己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的一致呼聲了。”
故此，汪精卫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做出了多次“硬骨头”的讲话，典型即有1937年7月29日其在中央广播电台的演讲《最后关头》，当中就是竭力鼓吹一种绝望的“焦土抗战”：作为弱国之国民，面对必败之局面，唯有抵抗牺牲，才能避免沦为亡国奴，要不留一人做亡国奴，不留一物为敌用。国民党实行训政“训练群众”，是将自己比作诸葛亮，人民比作阿斗，现在国民党是要当陆秀夫，人民则做赵昺，宁蹈海而死，不做敌寇俘虏。
“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则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简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
面对暴日要尽力挣扎，要抱定必死的决心与日寇交战，以此让日寇知晓侵华的不易，让日寇知难而退，实现“中日之和平始达”——要么是四万万人一致抗日，迫日本和谈；要么是四万万人玉石俱焚，不做日人的牛马。这就是汪精卫的“抗战观”。
从这里来说，汪精卫既不是“速胜论转速败论”，也不是完全做日本人的奴才马前卒，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认为对日抗战到底是赢不了的。像那个时代许多国人一样，相信对日抗战最好的结局，就是让日人深陷泥潭，不得不弃战撤兵。（最最好的推想，则是中国持久抗战让日本人民再无法忍耐战争，发动革命推翻日本当局）
和谈是不是割肉饲虎？他汪精卫也想到过。《最后关头》的讲话就说了，过去的淞沪协定与塘沽协定都是缓兵之计，要为日后的全面抵抗做准备，但日人步步紧逼，想要中国退的更多，现下就是到了“最后关头”，退无可退，才不得不起来抗日。要么死绝，要么和谈。
那要是日本开出的条件可以谈呢？要是汪精卫的底线跟着放低了，看到抗战的牺牲就害怕了，不敢做崖山跳海的壮举了呢？淞沪战败、南京陷落、武汉失却，都是对汪精卫抗战信心的打击，待到了长沙大火、烈焰升腾，就更是让汪精卫感到失望绝望——他口头喊宁死不做亡国奴，真到玉石俱焚的时候，又怕得要死。
“若要像長沙這樣，一處一處焼成白地，便什麼也完了。戰區以内，將一切物質燒光，我何所资以為抗？一個陷區以内，將一切物質燒光，剩下了一大羣飢無食、冷無衣、宿無所的人民，怎麼辨呢?带着走嗎，走不動；殺，於心何忍；撇下，那真是資敵。”——《為什麼誤解焦土抗戰演講詞》1938年11月23日
那么，要是日本人提出的和平方案在汪精卫看来是可接受的呢？蒋介石不愿要陶德曼调停时日本提出的那些耻辱和平条件，汪精卫却是想要了：“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于灭亡。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于异日的发奋图强”。
1937年底的陶德曼调停中，日本提出了承认“满洲国”、允许内蒙“自治”、放弃容共抗日、日满华经济合作、扩大非军事区等要求，这些条件之严苛，实际等同于让中方“有条件投降”，成为日本的保护国。蒋介石对此拒不接受。1938年初新的蒋日密谈中日方再次提出这些条件，蒋介石仍然拒绝，而汪精卫却顿觉可以接受。
在1938年的汪精卫看来，即使是1937年中日之间已爆发了全面的战争，也可以像1932的上海事变、1933的长城抗战那样，再打一阵子，再求得与日本做新的妥协，再缔结一个新的淞沪协定、塘沽协定。就算这是耻辱和平，是此前不能接受的条件，也好过直接被灭亡。
1938年11月，高宗武为汪精卫带回了近卫文麿宣言的草稿，汪精卫见之，辗转反侧，似是思量许久。周佛海于日记内记载这几日的汪精卫，与其诸幕僚密谈多次，先推翻，再同意，复推翻，又说可行。周佛海等人伴汪精卫多年，知其优柔寡断之性格，与不好书写的本性本心——“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纵使汪精卫知道谈和不对，最后也还是会答应的。
“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
最后，汪精卫果然如周佛海等人所想的一样，下定决心离开重庆，踏上一条和谈-投降-汉奸的不归路。“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汪精卫这个耳根子软，骨头更软的悲观主义者，认定了抗战前途的无望，把和谈投降看作保存民族元气的“正确道路”（至少是其中之一）
“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
现在他要去背负骂名，和此前多次一样，同日本寻求妥协和平，蒋介石则“为其易”，报定抗战到底的决心，继续做抗战领袖……
再之后发生的事，大家便都知道了，日本内阁更迭，汪精卫发觉连体面的投降都做不到，然而此时其已进退维谷，重庆谴责其通敌罪行，将之开除，日人则对其兴致不高，似想放弃。汪精卫想存留其政治生命，便就从一个自以为“爱国”的抗战悲观者，转变为了彻底的卖国投降者，一心给日本人吹唱“大亚洲主义合乎总理遗教”的鬼话，来欺骗世人，也自我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