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生育率2000年只有1.22，2010年下降到1.18"

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承认这个事实了，当年有不少人发现计生部门的数据和人口普查的数据不一样。

联合国的数据也是1.18， 而某个部门疯狂伪造数据，一直在说“存在大量瞒报人口”，实际是1.8往上，只要不控制每年人口会生出4000万以上。

当时，争论要不要放开二胎，也就几个民族主义者在那哭诉“给汉人这个民族留点元气”。

那个部门是超强势部门，真正的百万漕工。

在他们眼里中国完蛋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有人家自己部门吃饭重要吗？

所以这帮人绞尽脑汁阻止放开生育。

最后这个逆天部门和卫生部合并，这帮人才消停。

当然，当时有人吐槽，想报仇都找不到人。

参考资料：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委员会编写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

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

怎么，当年计划生育的时候没通知到你？

作者是以前的著名计生专家呀，怎么好意思。

有些词语被硬生生发明出来，比如什么瞪羚企业、耐心资本、零基预算‌、具身智能，甚至还演变成存量夫妻增多等等莫名其妙的词语。

现在媒体还提出了制度人口学，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还有制度历史学、制度社会学，万一农业产值负增长，是不是还要发明制度种植学、制度畜牧学等等。

这些一个词都看起来很有分量，仿佛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

而且这些词只要一提出，便成为新闻里的关键词，学者、智库、媒体都要紧跟，还要写报告、出论文、开论坛，围绕新词展开历史性研究。

但是，如果细看解读，很多时候，这种研究的目标也不是真的去解决问题，而是解释和美化新词。问题与语言之间的距离被学术包装得越来越远，真正的结构性矛盾却始终没有被触碰。

针对这种现象，有很多人抱怨，出现的新词太多，听上去热热闹闹，但实际生活里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比如就业压力、地方债、教育焦虑、医疗不均衡，这些问题都在，却总是被层出不穷的新词覆盖掉。

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熟悉了这种节奏：

造词似乎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于是，人们会问：

为什么治理体系越来越沉迷于造词，而不是直面问题？

答案或许很残酷：

因为造词比解决问题更容易。

语言既能安抚情绪，又能维持秩序，还能避免风险。在一个对稳定要求极高的现代社会里，这几乎是最理性的选择。

但理性的短期选择，常常会带来非理性的长期结果。

语言越多，信任越稀缺；新词越响，现实越沉重。

这才是当下最大的悖论。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先意识到，无论中外什么国家，语言在政治里从来不是单纯的描述工具，而是一种权力工具。

它既是行动的前奏，也是行动的替代。新词的出现，本质上就是在给问题重新命名。这个命名过程里，隐藏着模糊、转移、安抚和动员。

首先，造词是一种成本极低的治理方式。真正解决问题往往代价巨大，比如地方政府要去化解地方债，需要打破财政和土地的利益链条，教育公平需要重新分配资源，医疗问题需要触动庞大的体制。任何一个环节都意味着既得利益会受到冲击。

而造一个词却完全不同。它既不需要立刻投入财政，也不需要立即改变政策，只要把一个新口号抛出来，就能制造一种我们正在回应的印象。在行政体制里面，这是风险最小的选择。它把复杂的矛盾包裹起来，暂时转移公众的焦虑，让大家相信问题已经被放到了议事日程上。

另外，造新词还有一个隐性的作用，就是营造进步的幻觉。

在行政体系里，新词往往意味着新阶段，新词本身代表着所谓的阶段性胜利。

比如，原本的失业现在反而成为了一个不可提及的负面词汇，生生造出了慢就业、自主择业、灵活就业、摩擦性失业、返乡创业等替换新词，甚至将普通学校或大专的就业生称为缓慢型人才，淡化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很多地方政府报告还规避穷人的表述方式，将低收入人群称为待富人群，粉饰为价格敏感型人群。

只要词汇在进化，就能证明在前进。

哪怕实际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文件上已经升级了。

官僚体系最擅长的就是这种通过语言制造变化的技巧。因为在一个需要不断证明政绩的体制中，有新词就等于有动作，而是否真的落实到位，这些都需要时间，并且要等很久之后才会有人去追问。

语言的变化替代了现实的改善，这就是中国式治理的一个惯性。

另外，造词还能让政策施行出现的问题变得体面。

没有哪个政府会承认旧政策有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换个新词，把旧的自然进化掉。棚改货币化没撑住，可以说这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新阶段。地方债爆雷，可以说这是财政可持续发展中的阶段性挑战。词换了，责任也就模糊了。对官僚来说，这是最聪明的逃避方式

为了达到上面说的几个特点，政策文件里的新词往往有几个显著特征，这也是新词创造的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它们肯定要很响亮，却往往在定义上不够精确。比如高质量发展听起来谁都不能反对，但到底什么才算高质量，标准却模糊不清。

第二，它们保留了巨大的解释空间。

一个词可以在不同层级被解读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共同富裕，对富人而言是要多捐一点，对中产阶级是要多消费，对底层则是政府会补贴你。

同一个词在不同人群眼里有不同含义，这种模糊性反而成了它的优势。

第三，它们很快能变成考核抓手。比如绿色金融一出来，马上就会有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评价体系，官僚体系最擅长把抽象词汇细化成指标，进而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部分。

说完了这些，大家也就能理解这种机制，决定了新词是语言、政治和利益之间的三重结合体。它们不是空洞的修辞，而是制度运行的一部分。

只是，当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治理难度越来越大时，语言和行动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造词越来越快，但问题却并没有被相应解决。这就导致了一种悖论：政治语言在繁荣，而现实在滞后。

从现实来看，造新词这种做法一开始的确是有作用的，它能缓解矛盾，营造希望，制造动员感。但当这种手段被反复使用，副作用就开始显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随着时间推移，新词越来越多，逐渐演变为治理语言的口号化。

几乎所有文件都充满了宏大的词汇，但读完之后，很难抓到具体的措施。

对干部来说，写材料的艺术，就是如何把文件里的词用得华丽和独特，让人能够耳目一新。政府文件最初凝练和实用的用意开始变味，逐渐笼上形式主义的阴霾，语言炫技和造词式的风气悄然滋生。

但是这些词往往刻意模糊，到了去施行的阶段，做任务的人必须要有具体的动作，否则下级没法向上交差。于是，每个地方都只能凭自己的理解来予以落实。

绿色发展在沿海可能是新能源和电动车，在西部可能是造林和光伏，在东北可能是关停重污染工厂。看起来都是绿色，但具体内容完全不同。

这种各自解读的状态，往往导致政策效果千差万别，甚至出现地方为了迎合新词而采取形式主义的行为。

另外，对于公众来说，在习惯了这种表述之后，也会渐渐形成了麻木。甚至于新词的频繁更替，让人产生一种词汇繁荣、现实停滞的错觉。

每当一个新词出现，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期待，而是怀疑：

这是不是又在转移注意力？

这意味着信任正在被消耗。

在长期层面，这种用语言替代行动的形式主义，还会带来更严重的治理困境。

一个社会的问题如果不能真正被解决，而只是通过命名来推迟，就会逐渐积累成更大的矛盾。

比如房地产债务危机。

十几年来不断被新词包装：保障性住房、棚改货币化、房住不炒、共同富裕、城镇化升级。

每一次新词都让人觉得方向在调整，但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反而越滚越大。等到矛盾彻底爆发时，人们才会意识到，那些词只是一层层包装纸。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造词的形式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坏处，就是会让官僚体系逐渐形成一种虚拟治理的路径依赖。

因为语言是最容易出成果的领域。

真正的改革需要时间、资金、勇气，但语言上的创新只需要一场会议、一份文件。于是地方政府也会习惯于优先通过语言来展示成效。政策过程逐渐变成提出了一个新词媒体宣传、地方解读、总结成绩。

这种循环本身在内部逻辑上是自洽的，却与社会现实的改善脱节。

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社会并不是无限耐心的。

当普通人学会在这些新词之间寻找翻译，试图解读它背后真正的含义。当他们发现新词和生活之间越来越远，就会产生冷漠甚至反感。比如高质量发展已经喊了多年，但就业依旧困难，共同富裕被提出时曾让人以为会有财富再分配，但现实里，中产阶级却感受到更重的负担。

结果是，每当新词出现，人们的期待值越来越低，甚至在网络上调侃文件里的词比儿女学的英文还多。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政治语言一直有创造概念的传统。

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小康社会，语言既是政治的表达方式，也是政治的行动方式。

区别在于，以前的新词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制度性行动，比如改革开放对应的是政策突破和市场化改革，而今天的新词更多时候停留在表述和宣传的层面。

语言越来越多，行动却越来越谨慎，这背后正是利益格局固化、风险承受能力下降的写照。

这是我们下阶段发展期间，需要更加重视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看到新词不断出现时，应该理解它背后的双重逻辑：一方面，这是一个高度依赖语言来维系治理的体制，它必须不断制造符号来维持动员感；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语言成了最便宜的替代品。

新词越多，恰恰说明真正的空间越少。

最终，这种模式可能带来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语言与现实的脱节达到极点时，治理的公信力会大幅削弱。

再好的词，人们也不会当真。

第二个后果，是当危机最终积累到无法遮掩时，语言的力量会迅速失效，届时必须要用真正的行动来补偿，但那时成本可能已经远高于当初。

就像人口问题一样，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去提什么口号，什么制度人口学，文章里面假大空的理念都对，说出来都没问题，我们缺的是动手解决的勇气和办法，有些问题并不是一直能留待后人去解决的。

当代社会，在有机会窗口的情况下，敢于动手远远比敢于动嘴更紧迫和更重要。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下，静下心来小处开干，也比轰轰烈烈造词运动，可贵得多。

很多人会问从哪个小点开始改变，其实小处最简单的就是从当下做起：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不要每年发明新词用以回避问题，在政策落实上注重实效，提出的概念避免空洞的理论脱离现实，要让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陈述工作推进的进度，以确保政策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而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对应的15-29岁的年龄段人口，只有2.39亿。。。。。

少了4400w如果说数据没有作假。。。。这死亡率会不会太离谱一点。。。。

其中1997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是2038w。而七普的时候，这个岁数的人口只有1533w。。。。少了505w

我很反感制度人口学这个说法，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没有感情的动物。这种说法很难不让人联想以前的计划生育。或许是觉得计划生育这四个字已经臭了，想换个名词？

任何时候个体都要保持对政府政策的警惕，想想自己是否是承担代价的那个人。中国的复兴与否不只是经济的富强，能否平等对待每个公民，给予公民应有的尊严，让每个个体能够体会到这个社会对下一代是充满友善的，这才是文明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复兴不是一句口号，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彻底清算计划生育的罪恶。不管有人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说马尔萨斯陷阱，请记住付出代价的是活生生的人。

这个所谓的制度人口学，大概还是计生那一套。

这不过这次不是拉你去结扎了，这次是拉你去受精。

基本没有真正调查，没有科学分析评估。所谓智囊智库，也都是看领导眼神行事的麻皮经，不但形同虚设，还会麻痹领导

就这样过来了几十年，很多事情已经积重难返

生育权是不是基本人权？

三是，罕见的全文没有从性别视角谈生育，并明确指出了男女老幼皆是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使用常见的照顾女性叙事，体现出吸收了国外单方面惠女后遭到生育反噬的教训。

虽然文章中没有落地举措，但从起调子的角度而言，我认可这篇文章。

人口老龄化，改成银发红利。

现在又来到出生人口了，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不好听，改成制度人口学。

我在之前看到一个段子，说不是不生，是少生，优生，有节制的生，有计划的生，先生带后生。现在看来，一点不差。他们真是这么报道的。

但是现在发，我甚至有点分不清作者和翟振武是不是一伙的。

经过讨论，基本分清了，作者和翟振武基本是一伙的。翟振武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时期，穆光宗任该学会理事。该学会的杰作就是拖延全面二胎政策的节奏。

至于该作者到底隐藏了什么坏心思现在还不好说。目前只能猜测是假装说句公道话，然后换取人口相关政策的决策位置。

上回在回答日本的“单身税”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是个现代性问题，因此不可能通过任何现代性的制度予以解决。

是的，我把话说的很绝了。

从16世纪开始，现代性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所暴露的痼疾，就没有一个解决的。

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的生产只能服务于再生产的“空转”问题，就是现代性的根本特色。

人口亦是如此。

咱们把话说的象征性一点，你完全可以把工业化早期的人口大爆炸看做工业化为了透支自然资源，而进行的人文（历史）资源的大透支。

用罗布特舒尔茨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敢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进步”，你会发现这个进步是局部（发达国家）对全局（不发达国家）的大透支来实现的，因此当我们把全局引入，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变得没那么单纯了：

在对建筑手艺工人的生活水平加以比较时可以推断出，中世纪后期……工人每周不仅要多工作一天，而且由于工资微薄，他们甚至通常不得不通过在节假日打零工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Abel,1983,第 63页)。尽管工薪阶层通过竭力争取缩短了工作时间(如今工作时间又延长了),但时至今日，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里，工人的工作都要比中世纪的大多数农奴时间长且强度大。
……
持续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真的是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如果不珍视这个将实际工资缩减到过去将近1/3的“进步”,那真的是相当忘恩负义了。
……
我亲眼目睹了巴西贫民窟的情况。人们蜗居在比狗窝稍强一点的房子里，孩子们患有慢性营养不良， 而林立的天线却显示了无数电视机的存在。……一个生活在同时代的中欧，被国家、市场以及社会保障弃置不顾的单身母亲，她虽然拥有电话、手表和立体声音响设备，但必须节衣缩食地供孩子读书，还得忍受社会救济管理局暴躁的官员们的恶劣态度。他们对她如同对待牲畜，其恶劣程度以及侮辱性成分比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对待贫苦求助者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罗布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

那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需要如此以进步的名义，来透支世界呢？

其根本的线索就是，工业化的倾销式生产从来不是为了满足真实的人的需求，而是为了赶上从15世纪开始，基于主权货币超发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增值：

资本主义的货币化，并不是基于任何所谓的经济效益所需要的货币化。
一种理想形态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经济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恐怕都只是一种“理想形态”。
资本主义的货币化，并不是为了合理的生产、贸易增长的需求而出现的，而是一种局部危机扩张为全局危机的——货币的超发。
借助掠夺来的贵金属，欧洲几乎将其内部的所有交易都货币化了。
旧有生产关系破产的理由，并不是什么对新的生产力的不适应，而只是通胀使任何合理的生产与贸易全部都无法进行。
本来能够养活同样人口的粮食，却因为昂贵的货币价格不能被购买。
大量的货币逼迫着必须产生大量的廉价的货物，才能够避免通胀所带来的危机。
于是，必须扩大牧场，必须抢夺更多的土地与人口，必须从殖民地进口粮食，必须寻找到能够喂饱更多贫民的，工业化的农作物，于是反过来这些远洋贸易要想能够进行，又必须能够劫掠更多的贵重金属，依此来生产支持这些贸易的货币化……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货币化，所构建的极度的贫困与极度的丰富之间关系的起点。
——欧洲危机的16世纪：毁灭自足世界的货币化

而早期工业城市对人口的高度集中，并因为这种高度集中引发的“人口局部爆炸”，根本就不是马尔萨斯理论里在过去存在的“自然增长”中演化出来的情境，从头到尾，这个增长，这个人口制度就根过去的自然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根本就没有搞清楚，工业化初期，人口大增长，是怎么被工业化生产透支出来的！
当欧洲的农民通过类似于圈地运动，被赶进城市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
也就是说维持住他们的赤贫却不饿死，是早期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例如荷兰的福利）最基本的措施。
这些人被赶进工厂的同时，他们的生育也被赶进了工厂。
他们在工业化的生产结构中，改善自己极度贫困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能够产生更多的，可以出卖的劳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的英国工人家庭平均生育6—8个孩子的原因。
说白了，生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他们当童工的！
孩子的生育，因此也完全被并入工业再生产的链条之内！
马尔萨斯傲慢的认为工业初期的生育高峰是普通人吃饱之后会出现的“情境”，而实际上这是人为了吃饱才出现的情境！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口爆炸，都出现在所谓的贫困地区工业化的初期。
因为那个时候几乎大量的初期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比如纺织和采矿——而这些行业，在欠发达地区，几乎都会面临严重的劳动短缺，但因为这些工作从头到尾就是一种地狱般的折磨，所以几乎都要依赖国家暴力对人口的“集约化”管理。
于是大生产和大生育，在一切贫困地区，几乎都是其早期工业化的必经之路！
所以我再说一遍，一切早期工业的“高生育”都是工业化集约“管理”逼迫出来的，跟自然增长没有半毛钱关系！
什么卫生条件改善，疫苗普及或者化肥、育种技术的改善都是典型的因果倒置。
这些问题，几乎都是人口增长给城市管理施压之后的结果，而不是人口增长的起因。
比如19世纪的伦敦，这个城市在1854年大霍乱之前，几乎就已经人满为患了。
大量的人口因为工业化的需求被聚集在这里，不管是清洁水的缺乏还是排污系统令人发指的垃圾堆积，都没有能够阻止伦敦人口的急剧膨胀。

也就是说，不是这种急剧膨胀，就不可能会出现1854年霍乱大流行的上万人死亡。
而不是这种大量死亡严重的影响了进一步聚集人口，你以为大英帝国政府会正视卫生问题？？？
所以记住了！
人口增长的原始动力，并不是人的生活变好了，而是人的生活被工业化——垄断了！
——日本被曝即将征收「单身税」，能否帮日本缓解人口危机...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现代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的从16世纪开始的“指数增长”所象征的，那个被科技主义幻觉命名为“未来”的现代进步史，看做一种庞氏骗局。

它的所有极致的繁荣，都是以这个繁荣所排泄的“债务→代价→结果”能被不停推向一个全能的未来（末日救赎），为前提的。

因此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能够玩儿下去的一个根本条件，就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再生产属性”。

没有这个再生产，没有围绕着这个再生产的无止尽的技术进步，就没有以无限丰饶的“未来”，来承担现代的一切倾销的可信性。

而生命的生育机能，正是承担这种无尽丰饶（倾销）最完美的机能：

工业生产依赖于地球上的有限资源，而生命，就像当代的债务生产一样，需要被理解为一个持续的自发过程，一个生命自生的过程，没有可想象的开始或结束。因此，在普里戈金和斯唐热的作品中，生命的时间箭头代表着复杂化的普遍原则，与马尔萨斯人口增长极限论背道而驰。普里戈金声称：​“历史没有终点。​”​（普里戈金和尼科利斯，1989年，126页）​。然而，这种无限性所代表的，与其说是指数增长，不如说是分式增长（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92, 72-74）​。2生命的复杂性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它不会朝着有限的极限或平衡点进化。
……
生物技术的承诺是一种将增长限制内在化，从而克服增长限制的方法——从工业主义的废物到地球的有限性：​“每个时代都看到了相关资源系统限制的转变。每一次，关于“极限”的旧观念，以及“有限资源”的计算，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探索海洋，海洋中蕴藏的金属和能源资源，可能远远超过我们所知的陆地矿藏。我们已经开始探索月球。为什么我们获取资源的系统边界，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向这些方向扩张呢？​”​（西蒙1996,66）​。针对罗马俱乐部关于未来即将耗尽的准宇宙学的警告，后工业主义者引用了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著作，以证明时间是无限的。
如果宇宙学时间没有限制，那么时间，成为内在的东西，将使地球再生。
——Melinda Cooper 《Life As Surplus》

所以，当现代制度开始着手所谓的“制度人口”的时候，你以为它会表达成什么：

到此为止，债务资本主义通过生物技术，已经将格林斯潘所谓的，基于德勒兹/加塔利的Aeon时间的所有反秩序的活力湮灭殆尽了。
ACC和CCRU对加速→失控→解体的所有展望，都在这种债务通过生命性的经济学重组中，失去了任何可信性。
失控在生命强大的内化能力下，也失去了任何解体的可能。
通过一种投机的生物技术的转化，资本主义成功的将生命不可化约的内部，那个笛卡尔的心灵，彻底的嫁接入了永恒的货币化的时间再生产之中。
可悲的是，以康德为起点，以斯宾诺莎为一种修正的补充，从马克思开始，左派的前言理论都傲慢的轻视着笛卡尔对心灵的生命性指征——不可化约的内部。
所有的左派理论，都在拼命想要从一种可以化约的内部，来尝试为反对资本主义秩序提供理论武器。
可同样可笑的是，这种对内部无限的分解，却成为了左派不再拥有任何可信的内部动力的根源。
反而是保守右翼，那些在工程学的罔顾一切唯物主义分解冲动的，近乎神秘学的cyborg拼切中，出现了对“我”的动力性的根本把握：
【我们现在通常把福音派右翼与“支持生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很难认识到这种复兴的新奇之处。……早期的新福音派从正统的天主教那里借用了“支持生命”的修辞，即使只是为了后来通过明显的大众媒介、民粹主义和分散化的抗议形式重新引导它。在此过程中，福音派右翼在其千禧主义和重生主义传统中注入了新的元素。对于那些期待千禧年的福音派信徒来说，未出生的人等同于最后的人和最后的一代人，实际上等同于人类的终结。与此同时，正是这最后的一代人最迫切地需要经历转变或重生。长期以来，福音派传统一直认为，未得救的灵魂在复活之前与基督是一体的，但现在两者都被比作子宫中的未出生的孩子。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重生指南》中，基督本人已经成为上帝未出生的儿子，而我们所有人——在得救之前——都是上帝的胎儿继承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空融合的背景下，毫不奇怪，这个问题——未出生的胎儿能否再次出生？——成为值得认真讨论的教义问题。——Melinda Cooper 《Life As Surplus》】
——反变化的货币（二）：债务资本主义与生命经济学

各位可以去翻一翻知乎上各种围绕人口问题的讨论。

当你仔细的审查这些讨论，你是不是清楚的发现了生育的“工业生殖化”，几乎成为了在现代性制度视域下，唯一可实践的路径？

日韩/欧美，你们今天在这里叽叽歪歪的那些“经济利益”逻辑下的人口制度改革，几乎早已经在这些国家反复被尝试。

可没有任何一种尝试，真的能够改善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所谓“人口负增长”的趋势。

500多年的生育透支，早已经让生育工业化了。

也就是说核心家庭的组织形态，从头到尾就是为了保证生育的工业化供给的。

父母贫困的必须通过生育→童工来改善生活，而无法获得任何大家族的互助。

核心家庭从被发明之初，就是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服务的。

当这种极度的压榨，引来了极度的反抗，发达地区为了自身的稳定，就将大部分的再生产的压榨转嫁到了不发达地区。

但本国的人口，又必须面临“循环—消耗产品”的消费主义的再生产效用。

于是，明明已经没有了“生存压力”，明明浪费的粮食就已经能够养活所有的贫困人口，整个现代化城市，仍然要求大量的基于浪费的，消费主义损耗。

毕竟，如果这个损耗消失了，那么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循环就根本无法维持。

于是，围绕着如何在“富饶的消费社会”艰难的生存下来的资本主义驱动力，开始倒置核心家庭养育后代的“再生产角色”。

那就是“后代”成为了“延伸我”的——消费义务。

这是从19世纪开始“未成年”这个简单分类，开始不停的分化为“婴儿”、“幼儿”、“少儿”、“少年”、“青少年”……等一系列概念的根本动力。

这种细化的“育儿过程”，根本目的就是让养育更有效的进入商品消费的秩序之中。

生育在发达地区对于普通人因此成为了巨大的“生育→再消费→再生产”的商品化对生存的压迫。

很好，如果说这是当下发达地区的，人口生育最基本的表达形式，那么各位认为这种表达形式下的，因为“高消费”而产生的人口增长压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会如何得到“修正”？？？

是母亲的地位变得更高大？？？？

你觉得在一种再生产前置下的现代性本质之中，有什么手段能让“母亲变得更高大”？？？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什么“利益没给足”或者“生育没有利益”才没人愿意生，这样的可笑的经济学理念下的意淫，不屑一顾的原因。

就像我们以为发达国家的救济/保险制度都可以通过“理想的经济运作”来达到收支平衡一样。

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利益对倾销、债务和透支的依赖，到底达到何种程度。

不理解这个程度，我们就不会理解北欧的高福利，不破产的唯一理由，绝不是什么“清廉高效的政府”，而只能是非洲的广泛贫困必须不能被解决的世界霸权的固有格局。

很多人还迷恋着一种纯粹空中楼阁的，基于真空计算的，经济学的所谓“盈利”来思考现代性的再生产属性。

也只有在这种思考中间，我们才会以为当下的人口问题，就只是一个人口制度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可实际上，这个问题与现代性的深度绑定，就不可能通过一种现代性内部制度的修正来解决。

整个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更可能的解决方案，反而是最荒诞的那个“工业化生殖”的狂想。

实际上马斯克的所有生育操作，他的X/Y/Z的生殖辅助技术下诞生的孩子们，何尝不是这位顶级的资本家将金融增殖无限忠诚的引入他的生育再生产的行为。

对于资本主义的“进步”，这个行为比任何“母亲的地位”都更好的指向了面向未来的，必须成功的——生育大倾销。

好了，所有的稀奇古怪的发散——到此为止!(ૢ˃ꌂ˂ૢ)

我在上个月的一篇贴文里已经说了，简中实际上已经没有社会现实意义上的“劳保”了，简中的劳保仅仅存在于互联网学生群体的各种口嗨中。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简中劳保的社会性死亡。

这种现象的核心体现是：简中的劳保只在互联网对线这种虚拟场合存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逻辑也是不信任乃至对抗塔罗牌的各项动议，和目田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你真的相信咱妈，咱妈的各种倡议你咋又不听呢？

言论可以骗人，行为是骗不了人的。一个看空当前经济形势的目田，你让他卖房，他会毫不犹豫。你让他躺平不生孩子，他会毫不犹豫不生甚至上环,目田名言“我们是最后一代了”，“不要孩子一生轻松”。你让他们清仓大A，投资美股，他会说感谢你并且立刻去实践。。。。

但与此相反，即使是最极端的建制劳保，无论用多么华丽的辞藻渲染东升西降论，入关学说，他对强制社保也是反感的，对30年后自己能不能享受到社保也是怀疑的。你让他上杠杆买房，比要他们的命都难，你让他们响应号召带头三胎，他会问候你家人。你让他们满仓大A，他会觉得你在害他。他们的宏大叙事仅仅存续于虚妄的精神层面，这就是建制派劳保无法知行合一，自相矛盾之处。

目前的情况是台子上还在唱戏，观众已经逐渐散去了，唱戏的慢慢连演都不想演了。互联网劳保在现实中既不愿意在台下配合好好看戏，喝彩鼓掌，在互联网上还要强调这个“戏”是多么宏大，多么伟光正，多么让人心潮澎湃，他们并不是对自己坚信的理念没有怀疑，而是无法承认自己以前的认知错了。

中国最需要不是什么制度人口学，而是全面改革政治制度，融入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否则就是再过500年、1000年，中国也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国家、文明国家！

让我想起了人口专家翟耀武，二胎开发后，一年生产人口能有四千万。

专家们总是充满天真地幻想。

他想要的“人口强国”又有“消费”，又有年轻“人矿”，张嘴就是“家庭平均拥有两三个孩子”。

还得是“主流家庭”，不能冲击男女组成家庭的伦理观。

仿佛是养猪人在猪栏边谆谆教育：你们多生些猪仔啊，这样你们就会买更多的口粮，也能产出更好吃的猪肉了。

——原来人民才是各位老爷的许愿池啊。

如此四十多年后，现在你们说，还需要开始建立制度人口学？

那么多年，那么多人，都是只在混饭吃，打婴儿，罚款抢钱玩吗？

致敬传奇战略欺骗大师，帝国主义的坚定执行者，世界霸权的忠实捍卫者——基辛格

2011年1月20日，在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际，针对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的问题，基辛格回应道，“他们以每年约9%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国家曾做到这点。但这个国家沿海的发达堪比任何地方，而内陆的落后也不遑多让。从2030年开始，他们将遭遇巨大的人口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需要被劳动人口照顾的比例增长速度将快于我能想到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以不应线性外推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绝对主导力量，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美国）不能维持同等甚至更优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