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在回答日本的“单身税”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是个现代性问题，因此不可能通过任何现代性的制度予以解决。
是的，我把话说的很绝了。
从16世纪开始，现代性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所暴露的痼疾，就没有一个解决的。
整个资本主义的制度的生产只能服务于再生产的“空转”问题，就是现代性的根本特色。
人口亦是如此。
咱们把话说的象征性一点，你完全可以把工业化早期的人口大爆炸看做工业化为了透支自然资源，而进行的人文（历史）资源的大透支。
用罗布特舒尔茨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敢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进步”，你会发现这个进步是局部（发达国家）对全局（不发达国家）的大透支来实现的，因此当我们把全局引入，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变得没那么单纯了：
在对建筑手艺工人的生活水平加以比较时可以推断出，中世纪后期……工人每周不仅要多工作一天，而且由于工资微薄，他们甚至通常不得不通过在节假日打零工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Abel,1983,第 63页)。尽管工薪阶层通过竭力争取缩短了工作时间(如今工作时间又延长了),但时至今日，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里，工人的工作都要比中世纪的大多数农奴时间长且强度大。
……
持续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真的是实现了伟大的“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如果不珍视这个将实际工资缩减到过去将近1/3的“进步”,那真的是相当忘恩负义了。
……
我亲眼目睹了巴西贫民窟的情况。人们蜗居在比狗窝稍强一点的房子里，孩子们患有慢性营养不良， 而林立的天线却显示了无数电视机的存在。……一个生活在同时代的中欧，被国家、市场以及社会保障弃置不顾的单身母亲，她虽然拥有电话、手表和立体声音响设备，但必须节衣缩食地供孩子读书，还得忍受社会救济管理局暴躁的官员们的恶劣态度。他们对她如同对待牲畜，其恶劣程度以及侮辱性成分比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对待贫苦求助者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罗布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
那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需要如此以进步的名义，来透支世界呢？
其根本的线索就是，工业化的倾销式生产从来不是为了满足真实的人的需求，而是为了赶上从15世纪开始，基于主权货币超发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增值：
资本主义的货币化，并不是基于任何所谓的经济效益所需要的货币化。
一种理想形态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经济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恐怕都只是一种“理想形态”。
资本主义的货币化，并不是为了合理的生产、贸易增长的需求而出现的，而是一种局部危机扩张为全局危机的——货币的超发。
借助掠夺来的贵金属，欧洲几乎将其内部的所有交易都货币化了。
旧有生产关系破产的理由，并不是什么对新的生产力的不适应，而只是通胀使任何合理的生产与贸易全部都无法进行。
本来能够养活同样人口的粮食，却因为昂贵的货币价格不能被购买。
大量的货币逼迫着必须产生大量的廉价的货物，才能够避免通胀所带来的危机。
于是，必须扩大牧场，必须抢夺更多的土地与人口，必须从殖民地进口粮食，必须寻找到能够喂饱更多贫民的，工业化的农作物，于是反过来这些远洋贸易要想能够进行，又必须能够劫掠更多的贵重金属，依此来生产支持这些贸易的货币化……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货币化，所构建的极度的贫困与极度的丰富之间关系的起点。
——欧洲危机的16世纪：毁灭自足世界的货币化
而早期工业城市对人口的高度集中，并因为这种高度集中引发的“人口局部爆炸”，根本就不是马尔萨斯理论里在过去存在的“自然增长”中演化出来的情境，从头到尾，这个增长，这个人口制度就根过去的自然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根本就没有搞清楚，工业化初期，人口大增长，是怎么被工业化生产透支出来的！
当欧洲的农民通过类似于圈地运动，被赶进城市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
也就是说维持住他们的赤贫却不饿死，是早期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例如荷兰的福利）最基本的措施。
这些人被赶进工厂的同时，他们的生育也被赶进了工厂。
他们在工业化的生产结构中，改善自己极度贫困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能够产生更多的，可以出卖的劳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的英国工人家庭平均生育6—8个孩子的原因。
说白了，生这么多，就是为了让他们当童工的！
孩子的生育，因此也完全被并入工业再生产的链条之内！
马尔萨斯傲慢的认为工业初期的生育高峰是普通人吃饱之后会出现的“情境”，而实际上这是人为了吃饱才出现的情境！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口爆炸，都出现在所谓的贫困地区工业化的初期。
因为那个时候几乎大量的初期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比如纺织和采矿——而这些行业，在欠发达地区，几乎都会面临严重的劳动短缺，但因为这些工作从头到尾就是一种地狱般的折磨，所以几乎都要依赖国家暴力对人口的“集约化”管理。
于是大生产和大生育，在一切贫困地区，几乎都是其早期工业化的必经之路！
所以我再说一遍，一切早期工业的“高生育”都是工业化集约“管理”逼迫出来的，跟自然增长没有半毛钱关系！
什么卫生条件改善，疫苗普及或者化肥、育种技术的改善都是典型的因果倒置。
这些问题，几乎都是人口增长给城市管理施压之后的结果，而不是人口增长的起因。
比如19世纪的伦敦，这个城市在1854年大霍乱之前，几乎就已经人满为患了。
大量的人口因为工业化的需求被聚集在这里，不管是清洁水的缺乏还是排污系统令人发指的垃圾堆积，都没有能够阻止伦敦人口的急剧膨胀。
也就是说，不是这种急剧膨胀，就不可能会出现1854年霍乱大流行的上万人死亡。
而不是这种大量死亡严重的影响了进一步聚集人口，你以为大英帝国政府会正视卫生问题？？？
所以记住了！
人口增长的原始动力，并不是人的生活变好了，而是人的生活被工业化——垄断了！
——日本被曝即将征收「单身税」，能否帮日本缓解人口危机...
所以，你完全可以把现代主义意识形态鼓吹的从16世纪开始的“指数增长”所象征的，那个被科技主义幻觉命名为“未来”的现代进步史，看做一种庞氏骗局。
它的所有极致的繁荣，都是以这个繁荣所排泄的“债务→代价→结果”能被不停推向一个全能的未来（末日救赎），为前提的。
因此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能够玩儿下去的一个根本条件，就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再生产属性”。
没有这个再生产，没有围绕着这个再生产的无止尽的技术进步，就没有以无限丰饶的“未来”，来承担现代的一切倾销的可信性。
而生命的生育机能，正是承担这种无尽丰饶（倾销）最完美的机能：
工业生产依赖于地球上的有限资源，而生命，就像当代的债务生产一样，需要被理解为一个持续的自发过程，一个生命自生的过程，没有可想象的开始或结束。因此，在普里戈金和斯唐热的作品中，生命的时间箭头代表着复杂化的普遍原则，与马尔萨斯人口增长极限论背道而驰。普里戈金声称：“历史没有终点。”（普里戈金和尼科利斯，1989年，126页）。然而，这种无限性所代表的，与其说是指数增长，不如说是分式增长（Prigogine and Stengers 1992, 72-74）。2生命的复杂性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它不会朝着有限的极限或平衡点进化。
……
生物技术的承诺是一种将增长限制内在化，从而克服增长限制的方法——从工业主义的废物到地球的有限性：“每个时代都看到了相关资源系统限制的转变。每一次，关于“极限”的旧观念，以及“有限资源”的计算，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探索海洋，海洋中蕴藏的金属和能源资源，可能远远超过我们所知的陆地矿藏。我们已经开始探索月球。为什么我们获取资源的系统边界，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向这些方向扩张呢？”（西蒙1996,66）。针对罗马俱乐部关于未来即将耗尽的准宇宙学的警告，后工业主义者引用了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著作，以证明时间是无限的。
如果宇宙学时间没有限制，那么时间，成为内在的东西，将使地球再生。
——Melinda Cooper 《Life As Surplus》
所以，当现代制度开始着手所谓的“制度人口”的时候，你以为它会表达成什么：
到此为止，债务资本主义通过生物技术，已经将格林斯潘所谓的，基于德勒兹/加塔利的Aeon时间的所有反秩序的活力湮灭殆尽了。
ACC和CCRU对加速→失控→解体的所有展望，都在这种债务通过生命性的经济学重组中，失去了任何可信性。
失控在生命强大的内化能力下，也失去了任何解体的可能。
通过一种投机的生物技术的转化，资本主义成功的将生命不可化约的内部，那个笛卡尔的心灵，彻底的嫁接入了永恒的货币化的时间再生产之中。
可悲的是，以康德为起点，以斯宾诺莎为一种修正的补充，从马克思开始，左派的前言理论都傲慢的轻视着笛卡尔对心灵的生命性指征——不可化约的内部。
所有的左派理论，都在拼命想要从一种可以化约的内部，来尝试为反对资本主义秩序提供理论武器。
可同样可笑的是，这种对内部无限的分解，却成为了左派不再拥有任何可信的内部动力的根源。
反而是保守右翼，那些在工程学的罔顾一切唯物主义分解冲动的，近乎神秘学的cyborg拼切中，出现了对“我”的动力性的根本把握：
【我们现在通常把福音派右翼与“支持生命”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因此很难认识到这种复兴的新奇之处。……早期的新福音派从正统的天主教那里借用了“支持生命”的修辞，即使只是为了后来通过明显的大众媒介、民粹主义和分散化的抗议形式重新引导它。在此过程中，福音派右翼在其千禧主义和重生主义传统中注入了新的元素。对于那些期待千禧年的福音派信徒来说，未出生的人等同于最后的人和最后的一代人，实际上等同于人类的终结。与此同时，正是这最后的一代人最迫切地需要经历转变或重生。长期以来，福音派传统一直认为，未得救的灵魂在复活之前与基督是一体的，但现在两者都被比作子宫中的未出生的孩子。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重生指南》中，基督本人已经成为上帝未出生的儿子，而我们所有人——在得救之前——都是上帝的胎儿继承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时空融合的背景下，毫不奇怪，这个问题——未出生的胎儿能否再次出生？——成为值得认真讨论的教义问题。——Melinda Cooper 《Life As Surplus》】
——反变化的货币（二）：债务资本主义与生命经济学
各位可以去翻一翻知乎上各种围绕人口问题的讨论。
当你仔细的审查这些讨论，你是不是清楚的发现了生育的“工业生殖化”，几乎成为了在现代性制度视域下，唯一可实践的路径？
日韩/欧美，你们今天在这里叽叽歪歪的那些“经济利益”逻辑下的人口制度改革，几乎早已经在这些国家反复被尝试。
可没有任何一种尝试，真的能够改善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所谓“人口负增长”的趋势。
500多年的生育透支，早已经让生育工业化了。
也就是说核心家庭的组织形态，从头到尾就是为了保证生育的工业化供给的。
父母贫困的必须通过生育→童工来改善生活，而无法获得任何大家族的互助。
核心家庭从被发明之初，就是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服务的。
当这种极度的压榨，引来了极度的反抗，发达地区为了自身的稳定，就将大部分的再生产的压榨转嫁到了不发达地区。
但本国的人口，又必须面临“循环—消耗产品”的消费主义的再生产效用。
于是，明明已经没有了“生存压力”，明明浪费的粮食就已经能够养活所有的贫困人口，整个现代化城市，仍然要求大量的基于浪费的，消费主义损耗。
毕竟，如果这个损耗消失了，那么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循环就根本无法维持。
于是，围绕着如何在“富饶的消费社会”艰难的生存下来的资本主义驱动力，开始倒置核心家庭养育后代的“再生产角色”。
那就是“后代”成为了“延伸我”的——消费义务。
这是从19世纪开始“未成年”这个简单分类，开始不停的分化为“婴儿”、“幼儿”、“少儿”、“少年”、“青少年”……等一系列概念的根本动力。
这种细化的“育儿过程”，根本目的就是让养育更有效的进入商品消费的秩序之中。
生育在发达地区对于普通人因此成为了巨大的“生育→再消费→再生产”的商品化对生存的压迫。
很好，如果说这是当下发达地区的，人口生育最基本的表达形式，那么各位认为这种表达形式下的，因为“高消费”而产生的人口增长压力，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会如何得到“修正”？？？
是母亲的地位变得更高大？？？？
你觉得在一种再生产前置下的现代性本质之中，有什么手段能让“母亲变得更高大”？？？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什么“利益没给足”或者“生育没有利益”才没人愿意生，这样的可笑的经济学理念下的意淫，不屑一顾的原因。
就像我们以为发达国家的救济/保险制度都可以通过“理想的经济运作”来达到收支平衡一样。
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利益对倾销、债务和透支的依赖，到底达到何种程度。
不理解这个程度，我们就不会理解北欧的高福利，不破产的唯一理由，绝不是什么“清廉高效的政府”，而只能是非洲的广泛贫困必须不能被解决的世界霸权的固有格局。
很多人还迷恋着一种纯粹空中楼阁的，基于真空计算的，经济学的所谓“盈利”来思考现代性的再生产属性。
也只有在这种思考中间，我们才会以为当下的人口问题，就只是一个人口制度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可实际上，这个问题与现代性的深度绑定，就不可能通过一种现代性内部制度的修正来解决。
整个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更可能的解决方案，反而是最荒诞的那个“工业化生殖”的狂想。
实际上马斯克的所有生育操作，他的X/Y/Z的生殖辅助技术下诞生的孩子们，何尝不是这位顶级的资本家将金融增殖无限忠诚的引入他的生育再生产的行为。
对于资本主义的“进步”，这个行为比任何“母亲的地位”都更好的指向了面向未来的，必须成功的——生育大倾销。
好了，所有的稀奇古怪的发散——到此为止!(ૢ˃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