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绝不会比专家更聪明，一人一票投票去做题，其正确率绝不可能比找一个做题家来做题的正确率高。然而，尽管民主制没有保证正确率的功效，民主制依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一种保证权责一致的手段。只要保住了权责一致，就能做到政权稳固。对于愿意为自身决定担责的民众来说，采用民主制就能保证锅就不会在政府身上，只要锅不在政府身上，那么政府的位置就是稳的。至于决策本身对不对，那对于政权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权责一致原则是指：只要一个人会从某种决策中受到影响，那么这个人就应当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这个人所受影响的大小和这个人决策权的大小应当相匹配。然而，由于民众往往不具备有做出正确决策的理性，所以赋予民众权利的权责一致原则往往和理性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这当中存在着一种权衡取舍。而现代社会的权衡更多地是偏向于权责一致而不是集体理性，这才是民主制能盛行的根本原因。

不妨拿看病来当例子。显然，比起没有经验的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医生往往更清楚什么疗法最好。但是医生不会擅自做出治疗决定，而是要征求病人及其家属的同意，这是因为，医生如果擅自做出决定还把人医死了，那这医生就担不起责了。然而，一旦让病人和家属来参与决策，那么决策的结果就可能不是最优解。有些病人和家属总会有某些奇奇怪怪迷信思想故意拒绝一些治疗方法，导致病人病情恶化。然而，在一个权责明晰的法治社会，病人由于自身愚昧而导致病情恶化的事情，对医生来说往往并不要紧，因为就算恶化了，医生也不必为此担责。如果一个医生是理性且自利的，那么他的最优先事项绝不会是把病人治好，而是放任病人的非理性来让自己不背锅。

这个原理对政治也是适用的。比如说现在有个公投，少部分人为了攫取利益，通过控制媒体来欺骗大众，让大众在公投时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种公投结果显然不是理性的，对国家来说也是糟糕的。但这是无所谓的，因为政府只要照着公投结果来办事，即使做错了，政府也可以甩锅说那是民众自己愚蠢自食其果。于是，这锅就不会被甩到政府身上，政府的地位就永远稳固。

但如果你政府不搞公投，请一帮专家来决策。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专家的决策如果是对的那还好，要是一旦错了，那锅就在你政府身上了。除非你政府能迅速切割掉做出错误决策的专家和领导，把他们宰了来泄愤。否则民众就会对政府不满，久而久之就会积怨，政权就会被推翻。

专家的正确率可能会比民众高一些，但无论是什么专家，也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专家总有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所以你只要不搞民主制，除非你祖坟冒青烟专家能一直做对，或者次次都能壮士断腕迅速宰了专家来泄愤，否则你迟早会被民众推翻。这个演化过程持续发展下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后能不被民众推翻而留下来的政权自然就都是民主政权了。

当然，这种民主制的优越性也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决策就算错了也不会亡国；第二个前提是，民众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两个前提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成立。比如现在是高强度战争状态，你决策失误一场败仗可能就亡国了，那这个时候决策正确的重要性就压倒了甩锅的重要性。所以此时就不能搞民主，一定要把政治权利掌握在有文化有经验的少数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是靠军人投票来指挥的。在战争频繁的古代社会，民主政治往往也行不通。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导致民主制丧失优越性。这种情况就是民众不要脸，哪怕是自己做出的决定自己也不打算负责，横竖都要政府来兜底。这种情况在没有能力和素质人群中是很常见的，比如有些人明明是自己不遵照医嘱病情恶化，也要找医生搞医闹。那如果民众横竖都不愿意担责，那么全部的权利自然就应该被收在少数精英手中，只有这样才算权责一致。

对于不愿意担责的群众来说，只有威权统治才是权责一致的。如果政府的锅怎么都甩不掉，只要出现决策失误都会被民众怨恨，那么就只有直接剥夺民众的权利，让专家来决策来提高正确率才是维持统治的最优解。威权统治之所以能持续，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残忍，而在于民众自身的巨婴心态。统治阶级只要能维持自身统治，也不可能闲得没事逮住民众往死里管。统治阶级之所以要往死里管，是因为民众哪怕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也会跑去找政府闹事，质问政府当初怎么不管管。如果你自己做错了也要找我兜底，那我就只能让你一开始就没有做事的自由了。

如果你认为，民众可以很轻易的被媒体控制、被舆论牵着鼻子走，那就说明你是右派，觉得民众都很蠢，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你还会进一步认为，普通人压根就不应该参与决策，就得让那些精英和寡头去决策。

如果你认为，寡头决策是不好的，应该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那就说明你是左派，觉得众生平等，普通人也有资格参与国家大事。你还会进一步认为，民众并不愚蠢，不会轻易的被媒体控制。

所以题目中的逻辑是互相矛盾的。一个人不应该既认为「媒体可以轻易引导舆论」、又认为「寡头决策是不好的」——除非他是形左实右、形右实左、为了反对民主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小人。

历史上，有两种反民主的声音，一种是左翼，一种是右翼。

左翼的反民主声音，总是指责现存的民主体制是虚假的民主，是所谓资本主义操控下的民主，是假民主。但是另一方面，右翼的反民主声音，则是指责民众都是傻瓜，根本搞不了民主，所以民主本身就是很糟糕的东西，不是一个好的政体选择。

所以我们会发现，表面上看右翼与左翼有着很多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民众的不信任，以及试图找到一种真空版的民主。

其实民众是不是会被操控呢？答案就是，在任何政体中，都会被操控。被操控并不是一个坏事情，起码被操控，还有被操控的价值。最糟糕的事情，恰恰是连被操控的价值都没有。

如果不想要被多元声音操控，就必然被一元声音操控。这只是一个选择题。

再说的深一点：如果我们面对现实的话，人类从黑猩猩那个时代开始，本质上就是“少数精英”在统治的群居动物。

这个事实的含义是：截至目前为止，无论什么体制，其本质都还是少数人在统治。区分体制好坏的标准不是它“是不是少数人统治”，而是它以下三点：1、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居于统治地位的确实是“当时社会所需”的精英；2、统治的过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并让统治者听到且恰当考虑多数人发出声音；3、维持良好统治和变更不良统治需要多大的代价。

如果你从这个视角去看：都是少数人统治，黑猩猩的时代在1上绝对是好的（在“武力”是群体最大需求的时代，以统治者之间的血腥搏斗为方式），但是在2、3却是很不好的；今天人们描述的原始时代，在部落范围内1、2是比较好的，甚至不排除变更不良统治相对代价也不大，但是维持这个统治却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的——俘虏都是被杀掉甚至吃掉的，外部部落是不被看做人的；到了奴隶时代，以今天的标准看，1、2、3都不怎么样，但它确实解决了原始时期外部部落甚至敌对势力人力资源被空耗的巨大问题，那个时代，人是最缺的，人口就是生产力和战斗力；到了封建帝制时代，1、2、3都有明显进步，但是相比之下就出现分歧，比如希腊罗马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变更不良统治”的低成本方案，但是中国基本上一直都是必须通过社会大战争、大流血才能变更原有不良统治的情况；到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这个变化就更明显一些，在整体上这三个方面又出现了巨大的进步。

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于“质的相同”上，应该看到和承认“量的进步”。

如果你只停留在“就算民主了，不还是少数人在统治”的性质层面，那么当然会得出“民主不民主都一样”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在这个层面上就是对的，甚至从这一点上你可以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在政治文明和统治上没有任何进步也不为过。

但是，如果你理解到统治并不只是“少数人”或者“多数人”，还有“如何统治”、“参与程度”、“信息传递”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就能够理解“即使是舆论引导选票的虚假民主，也装也不装的真独裁要好”。

举个例子吧：特朗普大比分打败哈里斯胜选之后，深蓝的CNN演播室里一片沉重气氛。最后它的评论员斯科特 詹宁斯说了下面这么一段话：“我认为今晚的大选结果是那些普通的美国工薪阶层的一场报复行动，是那些被压制、被侮辱、被居高临下对待的无名美国人的报复。他们不是垃圾，他们不是纳粹，他们只是普通人，每天起床上班，努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觉得当自己再抱怨生活中伤害他们的事情时却被告知要闭嘴。在我们坐在这里发表看法时，我觉得这场选举也是对政治信息综合体的一种控诉，过去几周我们坐在这个演播室，我们塑造的叙事并不真实，我们被告知说波多黎各将改变选举局势，尼基 黑利的选民、对丈夫撒谎（会投票给特朗普）的女人（实际会投票给哈里斯），在此之前还有蒂姆沃兹的迷彩帽，一夜接着一夜，人们被告知所有这些事情和噱头，以为这会让哈里斯冲过终点线，但我们忽视了最基础的问题，比如通货膨胀，人们觉得能勉强维持现状已经是最好的状况，这才是选举中最基础的事情。对我们这些每天都在报道、讨论选举的人来说，我们必须搞清楚如何理解、如何与一半的美国人交谈并倾听他们的声音，今晚是他们站了起来说‘我们受够了’。”

不要认为选举只是在决定谁统治，不要只用标签去理解世界。哪怕你坚信美国就是资本集团在统治，但是对于他们站在前台的那个白手套来说，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于当事人、对于当事党来说，依然是不同的。上面这个例子中的这段话很直观的表现出，哪怕是一个“被舆论引导的民主”，哪怕它无法改变“少数人统治”的本质，但是依然可以让当前面临失败的那些具体的精英个体和集团感受到痛，意识到“我们哪里搞错了”，这就是信息传递的意义。

相比于去个菜场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人装扮菜贩子、猪肉三块一斤、经济适用房窗明几净的“视察”，这种“虚伪的选举”难道不是更好的让那些事实上已经脱离普通人生活太久，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宁可挨饿也不喝肉粥的精英统治者们多少知道一点大多数人在关心什么的方式么？相比与“皇上圣明，都是奸臣之过”的传统，这种“不管觉得他自己有多委屈，大多数人不满就会让坐在最高位上的那个人滚蛋”不也是一种进步么？

看看最近外卖平台被监管部门约谈的新闻就知道了。饿了么、美团、京东这几个头部平台被市场监管总局叫去“约谈”，说是要规范促销行为、遏制不正当竞争、保障消费者和商户权益。这看起来像是为了公共利益出手，但你仔细看整个事件的措辞和操作，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席方：外卖骑手本人。

没有人代表他们出现在桌边，没有人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向他们解释政策。整件事里，骑手是被讨论的对象，却从未是被征询意见的一方。

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没有参与的机会，更没有组织的代表能坐下来和平台或政府博弈。

他们不是被舆论争夺的对象，而是被政策处理的标的。

你可能会说，那约谈的平台也是资本权力啊，也受到了约束。确实如此。但区别在于，平台是规则博弈的参与者，它们进场、说话、辩解，甚至可以影响政策细节。

而骑手呢？连“入场”的身份都没有。他们不是“在博弈中的弱者”，而是被博弈之后影响到的对象。他们连成为操控目标都不够格，只是最后那一行“为改善外卖生态需优化配送机制”的附注。

这就是“被安排”的现实。你不是被说服、被忽悠、被操控，而是直接被跳过、被绕过、被处理。你没有参与的空间，没有对抗的可能，也没有组织的结构可以为你发声。

你不是棋子，不是观众，甚至不是玩家，你就是那张棋盘上被擦掉的粉笔灰。

这时候你再回头看那些说“民主不过是舆论操控”的人，他们说得似乎很冷静、很理性。

但你要问一句——他们到底在为谁说话？

他们口中的“被操控的人民”，是不是他们不打算让你成为的那群人？是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是：既然你总是会被操控，不如干脆别让你参与了？

如果你认清了自己就是那个普通人，那你就该明白：

“被操控”虽然不理想，但它至少意味着你还有被争夺的价值。而“被安排”，意味着你已经不再重要了。你甚至不值得被操控，你只是等待被替别人决定的生活流程里的一项输入参数。

所以这个问题，不该是：“媒体操控舆论是不是让民主变假了”。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不是民主，你连被操控的资格都没有。

实际上绝大部分欧美国家一直搞的就是贵族共和，是精英的民主。传统政客大部分都对民粹极度警惕，因为民粹很容易发展成暴民政治，造成极大的混乱。

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到“抗战”爆发的那一年(1937年)时就已繁荣到了存在520家不同的“新华社”、520家互不统属的新闻通讯社的程度！当时光是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市就同时存在着30多家新闻社！《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一书中 名为“新闻”的那一章的第1小节中说：

“1937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这是那个小节的倒数第2个段落）

下面的是当时一部分通讯社的名称及其总部所在地：
国闻通讯社(总部所在地：上海)
劳动通讯社(上海)
申时电讯社(上海)
中兴通讯社(广州)
公民通信社(广州)
平民通讯社(北京)

忠秧通讯社(广州)

国民通讯社(上海)

上海通信社(上海)

湖北通信社(武汉)

湖南通信社(长沙)
北京通信社(北京)
新闻编译社(北京)
新华通讯社(延安)
全民通讯社(太原)
民族革命通讯社(山西吉县)
中国新闻社(北京)
河洛通讯社(洛阳)
西北通讯社
大中华通讯社
下面的是当时安徽安庆市部分新闻通讯社的名单（含外地新闻社驻安庆的分社）：

“抗战”期间的1939年5月1日，即当时我国的法定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当时我国的“临时首都”——“陪都”重庆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典礼，矢志抗战救国，著名的左翼报纸《新华日报》的横幅也赫然在列！(见上面的图；图中“新華日報”4个大字横幅后面的横幅上写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挺有意思的！) 蒋介石在典礼上疾呼要“使‘国耻’的‘五月节’，变为雪耻的‘五月节’”(《民族复兴纪元日“国民月”“月会”首次典礼中 总裁广播致训 期望国人履行公约努力奋斗 为殉难军民复仇 为国家雪耻》，《忠-秧日报》1939年5月2日，第2版) 上面的图片来自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式丛书《温故》第23辑中的《陪都岁月》一文。(见下面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