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你吗?
汉献帝:因为我英明神武,好学上进……
曹操:狗屁。
汉献帝:不绕弯子了,因为我姓刘。
曹操:30分。
汉献帝:因为我祖宗姓刘。
曹操:80分。
汉献帝:这还不满分?
曹操:公布正确答案——有很多人相信你祖宗姓刘。

曹操: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你吗?
汉献帝:因为我英明神武,好学上进……
曹操:狗屁。
汉献帝:不绕弯子了,因为我姓刘。
曹操:30分。
汉献帝:因为我祖宗姓刘。
曹操:80分。
汉献帝:这还不满分?
曹操:公布正确答案——有很多人相信你祖宗姓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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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俄共有什么权力否定苏共文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是苏共的总书记党员,而非你俄共的,你俄共有什么权力翻案,有什么权力宣称此举是“恢复对约瑟夫·斯大林的历史公正评价”?
你俄共想跳出来吃苏共的绝户坟,继承苏共的政治遗产,是不是你俄罗斯接下来还要跳出来继承苏联的领土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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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说叶公好龙,好人没好报,真的让斯大林活过来,他们能在五分钟之内就跑到美国,在座的各位一个都活不了,有些人死了,他依然活着,而有些人活着,别人就没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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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多年以后,混得郁郁不得志的小镇做题家辗转入睡之前,灵魂深处最渴望第二天醒来看到什么?
一夜暴富?美人在侧?大权在握?
对某些人来说,以上都不是。他们最想看见的,一觉醒来,自己又回到了高中校园里,所有的人——任你貌比潘安、富可敌国、家世显贵、多才多艺、风趣幽默,任你有何种能力和见识,你都得穿着校服老老实实地刷三角函数的题。而在这个环境里,做题家自己则是无可置疑的全场焦点。
俄国人现在的状态就是如此,没完没了地谈论历史,沉醉于细节,不厌其烦地辩论种种琐碎的问题。今天出一个研究成果,说苏联解体的程序有问题,苏联其实没解体;明天出一个决议,说苏共二十大报告是错的,要给斯大林平反。这种沉迷有时候到了自说自话、无视他人和自身利益得失的程度。塔克卡尔森23年顶着各方痛骂,千里迢迢来莫斯科一趟,本来想搞国际保守派大联合,宣传俄国的传统价值观,结果葡京总桶反而在电视节目里给美国人上俄国历史课。
俄国对历史沉迷的另一个例子,是对“雅尔塔”极端的爱恋和执着。2015年雅尔塔会议70周年,俄国人在雅尔塔(位于当时刚刚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举行了纪念雅尔塔会议的仪式,国家杜马领导人出席,给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的铜像揭幕——问题是这种仪式显然不可能有英美代表到场。为什么俄国人这么上杆子地在英美不搭理的情况下给罗斯福、丘吉尔立铜像?因为雅尔塔会议上的俄国就是高中班级里的做题家,可以高高在上地鄙视所有人的存在,斯大林跟罗斯福、丘吉尔坐在一起谈天说地间主宰世界,俄国人太喜欢这种感觉了。
这种谈论历史的方式,就像一个毕业十几年的做题家没完没了地谈论高考题,谈论高中生活,反思自己是不是高考的刷题方式有问题。旁人看来简直脑子不正常,但当事人却感觉很好、很惬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觉自己活在高中时代而不是当下的现实中。
俄共“平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是如此。当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出台,直接改变和冲击了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和命运。而今天的俄共宣布“平反”斯大林,说白了跟我宣布平反谁谁谁没什么区别——都一样的无意义。
是的,理论上俄共还有不少实力,坐拥十几万党员、几十个俄国国会议席以及三个州的执政权,久加诺夫自己还能得到灵刀人的待遇,去越南还能见到苏林。然而谁都清楚,俄共只是葡京总桶的御用反对派,不可能推行任何有意义的政策。
我看这个问题下还有争论俄共是不是苏共正统继承人的——简直搞笑,伊朗那个巴列维王子是血统无比纯正、法理无比清晰的巴列维王朝末代王储,国王和王后的长子。so-what?除了骗骗西方的经费,连海外的伊朗人都不大乐意搭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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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早就该否定《秘密报告》了吗?21世纪都快过四分之一了,现在想亡羊补牢也太迟了。
实际上如果在六十年前的1965年就听谢列平的话,苏共也不会搞到这一步。只能说时也命也,勋章帝讲个人义气,给玉米帝留面子,害了苏共也害了整个苏联。

合理推测,说不定苏联刚解体,俄共就有人要求亮明态度,否定《秘密报告》了(舍宁派早就开始否定秘密报告了)。只不过当时还有一大堆玉米帝的孝子混在俄共里面,所以这个声音一直被压着。现在这帮孝子死的死,走的走,玉米帝名声在俄罗斯也彻底臭了。现在俄共才终于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但现在说这个,你真觉得还有用?
不管怎么说,就连俄共都开始否定《秘密报告》了,国内某些从80年代起就死抱玉米帝—地图头历史观不撒手的“学者”估计要尴尬了。这些人的名字,看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苏联历史书的朋友恐怕都熟悉,我也就不提了。这恐怕是这件事唯一有意思也唯一有意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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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俄联邦坚持用民族主义叙事来书写俄罗斯民族的史书,那么给斯大林平反乃至封圣就是个迟早的事,因为民族主义是最讲绩效的,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绩效又离不开三个人
因为他们的绩效太关键太重要了,你即便否定掉他们的个人,但你没法否定他们的绩效,而在民族主义叙事里他们的绩效远比他们是个什么样的人重要的多
什么?你说斯大林带清洗杀了很多无辜的人?这几乎是俄罗斯历代沙皇里最不重要的指责了,甚至现在的京子哥自己在瓦格纳兵变时也理解了斯大林为什么要清洗
什么?你说斯大林是个共产主义者?人家沙皇陛下有点小爱好怎么了?只要他能把红旗插到柏林他就算是个基佬俄罗斯的男人也爱他
还是那句话,想彻底否定斯大林把他彻底踩死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像当年苏联红军那样鸿儒进柏林或者像当年美军那样核爆日本,彻底把俄罗斯的民族脊梁打断,让俄罗斯人像如今的德国日本人那样连谈都不敢谈民族主义,用殖民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叙事代替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叙事,否则靠念经许愿是没法阻止俄罗斯人把斯大林再次捧上神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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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共产党就别折腾了,再过二十年估计都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党员全是50后,60后,70后,再过二十年基本就全死光了,俄共基本没有年轻人。俄共被戏称为养老金领取者俱乐部,成员全都是苏联时代的遗留。所以我劝俄共就别折腾了,普京一生气,把俄共党员的养老金断了就全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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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你就算把斯大林供奉进英灵殿而不去做任何革命的举动也只能算作“一种后革命的神像怀念”,只能是类似《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想要现代社会条件的一切好处,却不想承受由此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渴望的是现存的社会状态,但要去除其中的革命和瓦解因素。他们渴望一个没有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自然而然地设想一个以追求至善为至高无上原则的世界;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将这种令人欣慰的理念发展成各种或多或少完整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这样的体系,从而直接迈向社会的新耶路撒冷,实际上只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存社会的框架内,但要摒弃所有对资产阶级的仇恨。
这种社会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更为实际,但缺乏系统性,它试图在工人阶级眼中贬低一切革命运动,指出单纯的政治改革,只有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的改变,才能给工人阶级带来任何好处。然而,这种社会主义所说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不是指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废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而是指建立在这些关系继续存在的基础上的行政改革;因此,这种改革丝毫不会影响劳资关系,充其量只是降低资产阶级政府的成本,简化其行政工作。
当且仅当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修辞手段时,它才得到充分的表达。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性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监狱改革: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终宣言,也是唯一认真的宣言。
一句话概括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这些话时至今日看起来依旧是正确的,毕竟在1990年代,在我们亲爱的久加诺夫先生的带领下,俄共已经堕落为了一个巨大的“红褐粪坑”,其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作为杜马主要反对党,俄共的记录也充满矛盾:一方面,它对叶利钦及其历任总理进行尖刻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它又明显地配合叶利钦,尤其是在1994-96年的国家预算问题上。在预算中,俄共基本上充当了其庇护群体部门利益的说客
2. 取消党纲中有关“社会主义”的部分:
意义。1996年总统选举临近,久加诺夫作为俄共候选人参选,标志着意识形态的决定性转变。他成功地将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从其政纲中抹去——除非你把那些毫无意义的言论也算进去,比如俄共希望制定一部基于“真正的——即苏维埃的——人民政权”的宪法。他们竭尽全力说服俄罗斯新兴的资本家,他们的利益在久加诺夫手中是安全的。
因此,在塔季扬娜·科里亚吉娜的领导下,俄共专家们制定了一个经济纲领,题为《今天就能做到》,承诺国家将积极支持私营金融工业联合体,并多次提到罗斯福新政的例子。俄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承诺,“违反法律、国家利益和劳动权利而获得的财产”将被没收。相反,国家的核心目标将是“与企业及其盟友(金融工业集团、财团)合作”。政府将通过减税、信贷宽松和国家投资等方式鼓励此类集团的成立。简而言之,承诺支持资本,但强调俄罗斯资本服务于“俄罗斯民族国家利益”。没有什么比这更鲜明地表明俄共向“新俄罗斯人”屈服了。
3. 通三统鼻祖:
在诸如《俄罗斯——我的祖国》之类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浮夸的“理论化”,其目标并非将人类从异化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是使其继续遭受奴役。为了巩固其俄罗斯国家主义的理念,久加诺夫并不满足于抄袭N.A.别尔嘉耶夫——这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神秘主义者,信奉神明,宣扬社会不平等——或神权统治者V.S.索洛维约夫之流的著作。他回顾了沙皇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大臣 S 乌瓦罗夫等反动派,乌瓦罗夫的民族-专制-东正教公式在 19 世纪被用来支撑沙皇制度和农奴制,久加诺夫对其进行了新的运用:这个富有“文化历史意义”的三位一体理论适用于当今,包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民团结)、右翼民族主义者(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东正教(同上,第 232-37 页)。这位前苏共理论家在题为《当今俄罗斯与世界》的小册子中写道:“俄罗斯国家作为帝国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苏联是“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继承者”(GA 久加诺夫,《俄罗斯及其当代世界》,1995 年,第 46 页)。
4. 法西斯化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分裂”并非阶级社会的产物,而是“强加”给俄罗斯“家庭”的,部分原因是邪恶的外国人。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在两年后出版的《俄罗斯——我的祖国》一书中,久加诺夫走得更远,他实际上完全拒绝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并将俄罗斯的悲惨困境归咎于阶级斗争:他告诉我们,俄罗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执政当局与其他民众之间的矛盾”。更有甚者,“压制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最有力手段,瓦解俄罗斯民族意识并切断其历史延续性的主要武器,就是不断地试图在人们心中对立起‘白色’和‘红色’两种民族观念”(GA 久加诺夫,《俄罗斯——国家》莫斯科,1996 年,第 218 页)。
久加诺夫在阐述其所谓的“俄罗斯理念”时,声称其代表着“白色”理念与“红色”理念的综合:“‘红色’理念即社会正义,其具体表现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天国’真理的世俗化本质;‘白色’理念即民族国家,其具体表现为数百年来人民视为神圣之物的存在形式。通过这种统一,俄罗斯终于找到了其渴望已久的等级与阶级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其作为大国的威力。”(同上,第219页)没有这种独特的俄罗斯式综合,“民族救赎”便无从谈起。为了清楚地说明他的想法来自哪里,久加诺夫建议读者研究反动哲学家伊万·伊林的著作,伊万的反布尔什维克著作在白人流亡者圈子里非常受欢迎,久加诺夫将他的巨著《论以武力抵抗邪恶——煽动反革命暴力》描述为他的“最好的书”(同上第 63 页)。
5. 大力支持对车臣的反动战争:
其实际意义在1994-96年的车臣战争中清晰可见。入侵期间,俄共竟然投票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进攻——这表明久加诺夫尚未压制自由派的声音。俄共杜马代表列昂尼德·波克罗夫斯基与人权事务专员谢尔盖·科瓦列夫一同前往车臣,并与其共同努力,试图揭露军队针对车臣平民发动战争的真相。久加诺夫对此勃然大怒,指责科瓦列夫“片面地”支持车臣分离主义分子,并密谋将其解职。
1996年1月,当俄罗斯加入欧洲委员会的申请被审议时,科瓦廖夫向斯特拉斯堡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警告称俄罗斯在车臣的行为使其没有资格加入欧洲委员会。久加诺夫的反应是什么?他毫不含糊地站在叶利钦——他所谓的死敌——一边,维护俄罗斯为击败“车臣恐怖分子”而轰炸平民的权利,并认为俄罗斯的任何软弱——即对人权和生命的任何尊重——都将“助长高加索地区原教旨主义的滋生”(《今日报》 1996年1月27日)。毋庸置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对当时以及最近针对居住在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车臣和其他高加索国民的镇压只字未提。
难怪久加诺夫一直坚定支持总理普京最近的车臣冒险——1996年及之后,久加诺夫一直是叶利钦和切尔诺梅尔金投降的最强烈批评者。他设法将这一点与弹劾叶利钦的意图相协调,理由是叶利钦在车臣发动了一场“犯罪”战争。或许,在这位“爱国者”久加诺夫看来,真正的罪行是俄罗斯战败了。
6. 反犹:
例如,久加诺夫是《Zavtra》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这绝非巧合。该报由他的亲密合作伙伴兼导师普罗哈诺夫主编,经常刊登反犹文章。久加诺夫本人关于犹太人对俄罗斯历史恶劣影响的言论有据可查,他还以堪比《锡安长老议定书》的方式和语气,将俄罗斯灾难性的经济状况归咎于国际犹太人的阴谋。他的亲密同事、杜马委员会主席维克托·伊柳欣公开表示:“如果俄罗斯政府中的犹太人少一些,俄罗斯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久加诺夫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旧苏共内部实际上有两个党:一个是爱国的俄罗斯党——“肖洛霍夫和科罗廖夫、朱霍夫和加加林、库尔恰托夫和斯达汉诺夫的党”;另一个是反爱国的“托洛茨基和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和梅赫利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党”(参见《俄罗斯报》第 327 页)。这份名单揭示了真相:在“好人”中,当然都是俄罗斯人,而且没有一个人是政客;
7. 清洗安皮洛夫等老左派: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久加诺夫开始其领导生涯时怀有两个战略目标:一是将俄共打造成强大的议会反对派,二是为其提供一种意识形态,以取代(在他看来)过时的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包袱。他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处理左翼(维克多·安皮洛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和右翼(柳德米拉·瓦尔塔扎罗娃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竞争对手组织来巩固俄共的地位。
8. 拥抱市场化和统制经济:
该党的竞选口号是“胜利属于俄罗斯爱国者”,这反映出,俄共虽然拥有独立地位,但同时也是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由200多个组织组成)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是1996年总统大选后成立的广泛民族主义力量联盟,久加诺夫被一致推选为该联盟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人民革命党可以比作“二战期间在法国开展的抵抗运动:它包括共产党人、农民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右翼分子,他们都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的口号是‘治国安邦,民安家’……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首要原因是对祖国的共同关切,[并且]在保卫俄罗斯国家利益和恢复统一的联邦国家方面拥有相同的看法。”为了避免这听起来太右翼,久加诺夫补充道:“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社会正义和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当我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真理报》 1999 年 2 月 9-10 日)。
谄媚奉承的博尔沙科夫太过客气,不愿问久加诺夫,这位“共产主义者”关于劳动人民利益的断言,如何与几乎毫无保留地致力于稳定俄罗斯目前半资本主义、半官僚主义的混合型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经济纲领相符。正如久加诺夫所说:“我拥护市场……我们已经抛弃了许多曾经在印度如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如果我们掌权,我们不会走向全面国有化和平均主义。我们现在支持国有制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同上)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看出现一个早已退化至与英联邦新工党可以做一桌的同分异构体的政党去纪念一位革命的康米领袖却不实践在此之前的革命纲领,实在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又一力作
以上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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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呢,有哪些人一边谴责白劳德是“罗斯福至上主义者”,一边给俄共(CPRF)、乌共(KPU)这种无能、无耻的东西唱赞歌,看到俄共推翻赫鲁晓夫的报告,就上去硬舔,舔完不过瘾还得再补几句“俄罗斯人都怀念苏联”“普京始终没有退党”“普京退休日,苏联重建日”
关于久加诺夫领导下的CPRF的堕落,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了,那么KPU有没有比CPRF好一些呢?
波罗申科政府的确(在某种意义上)篡夺了13-14年乌克兰革命的成果(然而俄罗斯才是其真正的毁灭者),并以反民主的方式把许多左翼甚至中左和自由主义的政党和I其他类型的组织、团体取缔了(包括那些反对俄罗斯的),但是KPU的行径,恐怕也不值得任何人(除了新纳粹)为它辩护。回顾乌克兰近十余年的政治史,不难发现,正是因为KPU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主,背叛了社会主义,才导致在Maidan运动时期仍处于少数的极右翼在后来几年里迅速壮大,成为一股建制化的、举足轻重的势力
乌克兰独立前,原本的KPU就已经被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取缔,其财产被没收——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原本的政治精英依旧统治着乌克兰,新涌现的“民主阵线”即使在议会中也不占多数。前KPU中的多数派(239人集团)领袖莫罗兹组建了乌克兰社会党(SPU),宣布该党是KPU的继承者,目标是通过人民民主实现社会主义。1993 年 3 月 6 日,乌克兰各地左翼聚到一起召开了代表大会,试图重建KPU。乌克兰最高拉达在两个月后将KPU的重建合法化。1993 年 6 月 19 日,新成立的KPU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为了表明两个KPU之间明确的继承关系,这次代表大会被定为第 29 届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选举彼得·西蒙年科为第一书记。到2000年,KPU拥有14.2万名党员,SPU则拥有约1.5万名党员
KPU的建立对SPU来说是重大打击,因为SPU的许多成员离开了SPU,加入了KPU。但在90年代期间,两党虽然存在分歧,总的来说彼此合作。1994年总统选举期间,KPU支持SPU的候选人莫罗兹竞选,莫罗兹还在KPU的支持下当选了最高拉达主席。在克拉夫丘克时期的乌克兰,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在几年的时间里GDP萎缩了40%,政府饱受腐败指控,寡头接手了曾经的国有工业。对乌克兰现状的不满促成了左翼的复兴。在1994年议会选举中,KPU成为第一大党,SPU成为第三大党。在1994年总统选举中,莫罗兹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率排第三,左翼在第二轮选举中支持主张亲俄与革新的独立人士库奇马,库奇马最终当选总统。到然而在那以后库奇马与左翼之间形成了对峙关系,到1999年总统选举时,曾经支持克拉夫丘克的西部地区转而支持库奇马,曾经支持库奇马的地区却有不少转投西蒙年科。到了第一任期末尾和第二任期,库奇马变得越来越专制,他想把乌克兰变为一个总统制国家,控制着议会的左翼被迫与库奇马的威权政府对抗,但是库奇马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腾挪,这令左翼在对抗库奇马时难以得到外部支持



KPU和SPU的政纲只有微小的差异。相对而言,KPU更加坚持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观念,赞美苏联时期,支持与前苏联国家保持更紧密的联系;SPU更不正统,对社民理念保持开放,并且主张与所有国家都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重新融入独联体。1994年议会选举后,SPU与乌克兰农民党(SelPU)合作,莫罗兹当选了议会主席。1996 年 2 月,娜塔莉亚·维特连科因与莫罗兹及其他党内领导层就党的政治纲领发生分歧而被开除出党。她认为党的政治纲领偏离了社会主义理想。一个月后,即 1996 年 4 月,她和同样被开除出党的弗拉基米尔·马尔琴科创立了乌克兰进步社会主义党(PSPU)。PKSU长期被指控为接受库奇马资助的官方反对党,它分散了左翼的选票。受到同样指控的还有一些从KPU独立出去的小党派,例如所谓的“新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Ukraine renewed)”。1998年议会选举中,KPU赢得了27%的席位,SPU与SelPU联盟赢得了8%的席位,PSPU赢得了4%的席位,SelPU领导人奥列克桑德·特卡琴科当选最高拉达主席,KPU的亚当·马尔特纽克当选副主席


在2000年后,左翼日渐居于守势。库奇马通过全民公投成功通过了四项修宪案,虽然拉达最终阻止了修宪案付诸实行,但是左翼与自由主义的抗议者没能利用“录音带门”(库奇马下令绑架反对他的记者的录音带被人找到,这位记者后来被谋杀,这成为一次重大丑闻)推翻库奇马,“没有库奇马的乌克兰”运动被警察部队驱散。在2002年议会选举中,KPU、SPU与PSPU均遭遇重挫

从那时候开始,乌克兰左翼就走向了错误的方向:PSPU与KPU走上了叛国、亲寡头的路线,SPU、SelPU等社民政党则在不同的路线之间徘徊,最终使自己从主流政党沦为边缘小党。SPU在“橙色革命”期间支持尤先科上台,反对库奇马支持的亚努科维奇。然而,在2006年议会选举后,SPU与“橙色联盟”的其他盟友就最高拉达主席人选发生了分歧,最终SPU选择和KPU与地区党(PR)站在一起,组建了反危机联盟,莫罗兹成功当选了最高拉达主席。这严重影响了SPU的声誉,不仅多位党内领导人脱离了政党,民众对SPU的支持率也显著下降。2007年议会选举中,SPU已经沦为边缘政党,莫罗兹在2010年总统选举中仅拿到了0.4%的选票。SPU还陷入了内部分裂,莫罗兹因为错误的决策遭到批评,最终他的批评者坦尼斯拉夫·尼古拉延科和亚历山大·巴拉尼夫斯基被开除。在2014年后,Vasyl Tsushko成立的新政党取代了SPU的生态位,SPU在乌斯坚科、基瓦和萨多维派的争吵中继续分裂,直到它最终被取缔
PSPU和KPU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转向右翼民粹的“文化斗争”。PSPU的领导人娜塔莉亚·维特连科声称乌克兰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文化冲突”,乌克兰应该和俄罗斯一起捍卫东正教文明。KPU同样采纳了“文化冲突”的观点,KPU的Georgiy Kriuchkov声称,西方文明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的同性恋等文化正在对乌克兰进行渗透,需要对西方进行反击。PSPU和KPU自称左翼政党,居然操纵这种和历史唯物主义南辕北辙的话术。相应地,KPU几乎完全放弃了工人斗争,西蒙年科在KPU内部掌握了专权,他禁止任何人通过非党内渠道对KPU的政策提出批评,而鉴于西蒙年科把持着党权二十余年,这其实意味着禁止批评。KPU放任它的基层组织涣散,对组织罢工一类的斗争运动没什么兴趣——因祸得福的是,这也意味着KPU虽然被FSB渗透,但它的背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无论SPU还是KPU,在新世纪都渐渐沦为寡头政党。SPU的领导人和赞助人中有多位寡头,例如Turboatom总经理维克托·苏博京和瓦伦蒂娜·谢缅尤克,米科拉·鲁德科夫斯基,谢尔盖·列沃奇金等。在基瓦与乌斯坚科时期,SPU还受到了俄罗斯寡头和新纳粹组织,乃至FSB的资助。KPU与寡头之间也有着联系,Konstantin Grigorishin等寡头成为KPU的资助者,西蒙年科向他们出售议会席位。KPU与东乌寡头以及俄罗斯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显然FSB通过秘密手段向KPU输送了资金,并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派出部队专门将西蒙年科接到了莫斯科。更有甚者,曾经的乌克兰社民党领导人Natalia Korolevska自己就是身家过亿的寡头
2014年Maidan革命期间,KPU因为支持亚努科维奇,以及在东乌和克里米亚独立后失去了相当一部分选民而进一步衰落。Maidan革命经常被人提及的是东乌和西乌之间的冲突,如果乌克兰和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涌入的欧盟商品将会彻底摧毁东乌的工业区。但是,KPU同样支持乌克兰与外国签订贸易协议,只不过KPU支持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主导的自贸区,这同样也会摧毁东乌的工业。所以,将KPU描述为东乌人民的利益代言人是错误的
KPU在Maidan革命期间没有发挥作用是必然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的一系列反动法案——包括那些大幅扩大总统权力,因此可能被用于打击KPU自己的法案,也是因为KPU早就放弃了群众运动,它把自己变成了腐败的乌克兰政治的一部分。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革命者虽然对俄罗斯和欧盟的看法不同,但他们在反对当时的乌克兰政治,渴求一个全新的政治方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左翼的缺位,甚至公开站在亚努科维奇一边,导致诸如右区、Svoboda一类的极右翼组织在Maidan后成为了许多乌克兰人心目中的未来。而随着极右翼登堂入室,KPU的毁灭也就是注定的结局了


2014年后,因为乌克兰颁布的去苏联化法案,KPU无法再用自己的名称和标志参选,它加入了Left Opposition。KPU领导层和克里米亚与东乌的党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西蒙年科在2014年后降低了亲俄语调,反对东乌和克里米亚独立,但是这反而起到了反作用,支持“反对派平台—为了生活”的亲俄团体认为KPU是中间派,而反俄的乌克兰民众依旧认为KPU亲俄。乌克兰境内并非没有渴望自由主义或左翼带来一场真正革命的民众,但是KPU显然不会是他们的选项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KPU公然充当俄罗斯的“第五纵队”。多位KPU领导层与官员,包括其领导人西蒙年科逃往俄罗斯。SPU在最后几年被俄罗斯渗透,其领导层与前领导层中有多位要人逃往俄罗斯,例如鲁德科夫斯基,以及臭名昭著的基瓦。泽连斯基政府旋即以此为由取缔了所有和“左”沾边的政治性团体
在第二十二届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国际会议(IMCWP)上,KPU居然宣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帮助乌克兰从新法西斯政权中解放出来的民族解放斗争”,指责乌克兰试图在美国的援助下入侵俄罗斯,而俄罗斯的侵略实为无奈之举,是“别无选择的防御性打击”,还倒反天罡,宣称是英美及其卫星国的制裁恶化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最终,因为KPU的行径,IMCWP只能分开发表了两份声明,其中一份声明居然呼吁支援乌东“人民”(即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希腊、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勒斯坦等国的参会党(以及乌克兰的SKU)则联署了另一份声明,反对俄罗斯的侵略(也反对NATO的干预)
这次推翻赫鲁晓夫报告的,是UCP-CPSU(Un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这个组织是久加诺夫领导的一个依附于克里姆林宫的傀儡组织,这个组织收罗了一系列“虎踞莫斯科”的独联体国家的所谓左翼政党,其中不乏弗拉基米尔·沃罗宁这样与久加诺夫臭味相投的寡头人物。搞笑的是,虽然UCP-CPSU是一个俄傀组织,其成员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样的亲俄国家也都被取缔了——久加诺夫对此没有发布任何抗议声明,仅仅含糊地表示了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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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KPRF笔者以前已经锐评过很多次,其迷惑行为(比如要求给大林子封东正教圣人,要求把俄罗斯国旗改回苏联国旗,派百万富翁作为代表参加选举等等)等等提一嘴就算了,整天说就没意思了。所以对于此事我也没什么好评价的。KPRF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怎么说都行;至于如何评价大林子或者赫玉米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笔者唯一关注的一点是,今天的俄共是否有资格去撤销当年苏共的报告?俄共从历史上和组织上最多只能算继承 КП РСФСР 也就是苏联中苏维埃俄罗斯的执政党——的法统,而这党仅仅是苏共的一个支部,是1/15。如果要撤销苏共的报告,那毫无疑问应当集齐15块碎片才能召唤神龙。
恰巧,俄共还真有集齐15块碎片的能力,这就是俄共所主导的“共联-苏共”(UCP–CPSU),这个组织理论上是一个政党国际组织,成立于1993年,创始人是舍宁,但是久加诺夫后来居上控制了全部并且把舍宁赶出去另立门户。

重点是不仅15个加盟国真的是齐全的,甚至包括德左和阿布哈兹这种争议地区的成员:

以及俄共实际上在这个组织内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就算乌共在开战初期有点怨言但后面很快也滑轨了)。如果真的要推翻这个报告,为什么不在“共联-苏共”的框架内推翻?——俄共并非没有这个实力,在法统上也更名正言顺。
说实话在撰写回答的时候刚刚看到俄共决议的全文:

说实话,笔者感觉(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似乎很难说是真正从法理上“推翻赫玉米的报告”,倒不如说只是俄共对历史问题的(老生常谈的)表态而已。
但是在这个问题之外,笔者还真可以提一点不(那么)为人知的历史。就事论事地讲,笔者对于这次事件没有任何意外,因为KPRF明确表示出“推翻玉米报告意图”云云,最迟也是在2021年底到2022年初的事,距今已经过去三年半多:



此事以及连带地“如何评价大林子”问题,在当时(2022年初)的国内苏东史学界可谓掀起了轩然大波。牵扯到的社科学界几位大员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比如左X荣,陆X泉,程X富,吴X远,还有最著名的沈X华,等等。这几位在国内学术界基本上都属于最顶级的人物(指学术地位或者“权威”,未必代表学术水平)。两边文章论战不断,说是苏东史共运史学界内战也不为过。而且这个事件决不局限于学术理论之争,两边都逐渐开始给对面扣大帽子,什么“学阀集团”(甚至什么阴谋反对XX之类的)都用上了。
虽然2022年2月俄乌开战之后这个“平反事件”的关注度被战争压了一头,但是矛盾并没有结束。也有分析认为后来社科院内2022年夏季的一系列人事调动以及“空降”事件都是这场大战的间接后果。嗯,这就是国内什么社科——至少苏东共运史学界的现状,从这事儿就能看出这“学术圈子”里面到底水有多深……还好我不是学界中人,对于这群神仙打架还是敬而远之安静吃瓜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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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中的佐仁失望的是,还没等到赫鲁晓夫上台,他们的慈父自己就“修”了。面对德军的进攻,苏联的佐仁终于发现,他们的主义团结不了对面德国的阶级兄弟,到头来还得把铲除了一遍又一遍的东正教拿出来用
喀山圣母像二战时期的显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举行了圣母像祈祷仪式后,喀山圣母像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进行了游行,之后圣像被带到斯大林格勒。神奇的是,喀山圣母像所到之处,敌人节节溃败。在重要的战斗之前,喀山圣母像被带到了前线以保佑俄罗斯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
除了东正教,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俄罗斯的民族英雄也都给搬出来了,民族主义彻底复兴,国际主义被扫进了垃圾桶。为了避免西方对苏联推动世界革命的疑虑,加强与美英的合作,苏联还于1943年5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三国际,放弃输出革命。要是按照老中佐仁的标准,这些可都是慈父“修”了的罪证。可惜慈父的枪杆子太硬,让佐仁们只能承认他说的句句是真理
俄共自己都把佐经和东正教缝合了,这其实是一种与时俱进。现在只剩下老中的佐仁抱着古董经书不放,现实和经书不一样一定是现实错了,他们天天反对儒家,自己却比古代的儒生还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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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死,俄共刚开完十九大,相比十八大党员数量减少了1.2万(7.4%),基层支部减少了248个(1.9%),地方支部增加是因为吞并乌东四州,本质上是分兄弟党的尸体吃到的红利。
总体来看,报告期内俄共地方组织总数增至八十九个,新设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区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区党委已分别由B.A.李特维诺夫和I.G.古缅尤克同志领导;二〇二二年十二月成立的扎波罗热州与赫尔松州党委,则分别由O.A.斯柳萨连科和R.L.扎马列季诺夫同志负责。这些新组建组织已展现出旺盛的战斗力,吸纳党员逾两千人,并在各级立法机构中拥有十六名州级代表和一百余名市级代表。新俄罗斯地区的同志一致认为,党在群众工作中保持建设性、创造性立场是巩固党群联系的重要保障。本党在议会、媒体及公共舆论平台的发声,始终体现鲜明而一致的政治立场。
具体怎么分尸乌共的可以看我的总结:【存档】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如何吞并乌克兰共产党的地方支部:文件与资料
同时俄共的街头政治发起能力已经越来越低了,低到什么程度呢:
为赋予上述工作新的动能,强化党员的组织纪律意识与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担当,党中央自年初启动“俄共全民公投”行动。截至目前,已有近300万人参与投票,其中相当比例的选民转化为俄共的新支持者,部分已正式加入党组织。事实再度证明,在俄罗斯政治格局中,俄共过去是、当下仍是劳动人民利益与权利的唯一可靠捍卫者。
“近300万人”,这个成绩被废之前的乌共搞的全民公投都能达到这个数量。
顺便一说,俄共这次弄了个英雄谱体现了其目前所尊敬的马列主义革命者:
卡尔·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弗拉基米尔·列宁、约瑟夫·斯大林、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恩斯特·台尔曼、毛泽东、胡志明、菲德尔·卡斯特罗、萨尔瓦多·阿连德、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路易斯·科瓦朗、埃里希·昂纳克以及乌戈·查韦斯等杰出革命先驱的光辉姓名,将继续在我们的队伍中并肩前行,见证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懈奋斗与忠诚担当。
引用的报告原文来自 公众号翻译,参考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hp_WIwLYXL-HDIDXTmJ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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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联共甚至是久加诺夫本人的定性,各个知乎回答下的博主已经或多或少地回答了,甚至这个回答下面原本有段时间赞数最高的回答是我的吐槽,不过因为评论区的未知原因这个回答显示不出来了。

不过俄联共平反斯大林这件事,其实也并非是平地惊雷,而是有很清晰的时间脉络的。在2021年12月-2022年3月,俄联共在国内的信息平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就陆续发布过俄共党内对斯大林问题的最新动向的材料,指出了俄共党内正在研究向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中央理事会提请撤销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斯大林的决议的事实。
2021年7月1日,作为苏联共产党政治遗产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在回答中国《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导致苏联解体最主要原因”的提问时指出:“这个过程是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的。”他认为“秘密报告”是苏联社会发展的一道“分水岭”,此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错误和主观唯意志的决定。“秘密报告”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特别是造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个最大的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因此,久加诺夫把“秘密报告”的内容称为“造假”,定性为“一种犯罪”。同时,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诺维科夫代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上所做的报告,也全面否定了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政治报告、决议和纲领。久加诺夫对此总结道:今天来看,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决定,被20—21世纪之交的资产阶级官僚反革命笼罩了一层阴暗色彩。
甚至,俄罗斯总检察院在去年还为“肃反运动”正名,大规模撤销了赫鲁晓夫时代及其以后各时期被错误平反的案件[1]:
今年九月以来,俄罗斯总检察院相继宣布撤销4000余件在苏联赫鲁晓夫时代及其以后各时期的被错误给予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决定,并恢复14000余件的肃反运动及其扩大化时期的案件的刑事定性。同期,俄罗斯军事上诉法院也根据检查系统的要求,撤销了超过250件涉及苏联红军(РКК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成员的案件的平反决定,并大多数恢复涉及案件的根据苏联时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58条第1款的叛国罪定性,少数依据2022年新设立的与外国人及其代理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进行定罪。例如,在重新审查德国战俘约瑟夫·迈勒的案件中,俄罗斯总检察院认为其须因“协助国际资产阶级”而被定罪,2023年俄罗斯军事上诉法院宣布撤销对于迈勒的平反决定。
据悉,撤销平反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有关平反决定是在非常粗糙的重新审理的司法程序中被作出的,这主要是因为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的对于斯大林,尤其是肃反运动及其扩大化时期的全面否定的政治决定,导致当时的苏联法院系统刻意忽视乃至拒绝接受检查系统提出的指控证据,而主要是将被告的自我证词作为重新审理案件中的决定性因素所造成的。俄罗斯总检察院表示,撤销平反决定的命令是在彻底审查刑事案件所涉及的档案并在补充了必要信息后作出的。其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后的各历史时期,分别由波斯别洛夫和雅科夫列夫领导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作出的三分之一的平反决定都需要被撤销,三分之二的平反决定可以视为是有依据的。
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1期所刊发的中国社科院吴恩远研究员的最新文章《俄共对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评价的秘密报告的彻底否定》[2]则系统介绍了俄联共为斯大林平反的动向,甚至还成功预测了俄罗斯共产党可能会在将来推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下面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先梳理一下这件事情的脉络: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以舍宁为首的苏联解体后由原苏联境内的共产党成立的“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组织。在2001年“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上,舍宁在大会报告中指出:赫鲁晓夫所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充满了对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诬陷之词。表面上是反对个人崇拜,实际上打击了整个党、社会主义体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因此,舍宁建议大会通过取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决议。该党大会最后通过了决议《关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决议中的问题》。该决议指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根据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1956年2月25日)所做的决议和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关于将斯大林遗体从红场墓园迁出的决议(1961年10月30日),破坏了苏联共产党的章程,客观上导致了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威信扫地,导致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多年来无休止的咒骂,具有明显的反革命色彩——因而决定取消这两个决议。当时还存在另一个以久加诺夫为首,也是由原苏联地区共产党组成的、从舍宁领导的党内分裂出的同样自称“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当时并没有作出类似的决议。 后来,这两个“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合并了,由久加诺夫担任主席。
在2005年4月,久加诺夫在莫斯科举行的独联体16个共产党代表团大会上,就呼吁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明确向大会提出要取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共产党迟迟没有做出正式取消决议的决定呢?有人认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是代表15个加盟共和国的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的。现在能够代表原苏联共产党的是“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俄罗斯共产党只是原苏联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成员,因而没有取消这两个决议的权力。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组织现在仍是久加诺夫担任主席。从久加诺夫对这两个决议毫不含糊的否定态度来看,笔者认为:或许“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正式取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二十二大关于斯大林评价的决议只是时间问题。
2021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特鲁什科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长文《几十年后我们对苏共二十大的再评价》,再次提出应重新评价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说明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俄罗斯共产党中央重视。文章写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能被视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党代会的正式文件,因为报告没有列入党代会会议议程,是在党代会结束之后当天深夜、部分代表已经离会的情况下临时发布的,这说明“秘密报告”具有不合法性质。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俄联共平反斯大林,推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件事情其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至少二十年的历史发展脉络的。
那么,俄联共否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其后果的主要论据是什么呢?
(一)认为赫鲁晓夫所做“秘密报告”具有不合法因素
2001年7月21日,该党举行第32次非常代表大会。舍宁在大会上所做题为《历史的教训:斯大林时代——人类通向共产主义最重要阶段》报告中指出:当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赫鲁晓夫所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实际上是在会议结束后,既没有通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没有获得大会主席团的赞同。该党另一位领导人、原《真理报》第一副主编、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科索拉波夫在大会上也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说成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根据完全站不住脚。据当年直接参与此事、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谢皮诺夫回忆:“在代表大会之前,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并没有经过讨论。”谢皮诺夫是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会议开始的第二天,即2月15日,受赫鲁晓夫委托,根据波斯别诺夫提供的材料起草了“秘密报告”的提纲,最后由赫鲁晓夫的两个助手列别杰夫、舒伊斯基完成。谢皮诺夫强调:“报告的思想主要是而且仅仅是赫鲁晓夫的。”科索拉波夫还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期,前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切斯诺克夫曾亲口对他说过,“赫鲁晓夫欺骗了中央”。关于“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事先完全不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大会议定的会议日程中,赫鲁晓夫此举是对列宁确定的党的章程和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 2021年,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特鲁什科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长文《几十年后我们对苏共二十大的再评价》,再次提出应重新评价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说明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俄罗斯共产党中央重视。文章写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能被视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党代会的正式文件,因为报告没有列入党代会会议议程,是在党代会结束之后当天深夜、部分代表已经离会的情况下临时发布的,这说明“秘密报告”具有不合法性质。
1956年6月30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主要内容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中得到确认,不能说这不是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的意见。但现在俄罗斯共产党揭示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炉的经过,说明它的产生确实存在重大弊端:首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事先没有经过苏联共产党中央仔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而是由少数人起草后匆忙把内容塞给全党;其次,报告程序混乱,没有列入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会议议程,而是赫鲁晓夫利用第一书记职权强行加入这份报告。
(二)认为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处理斯大林遗体决议不符合伦理
否定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对斯大林的评价必然否定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的决议。舍宁领导的“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在2001年会议决议中就对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作出了评价。该次会议决议写道:“赫鲁晓夫集团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对斯大林时期的评价在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在道义上是伪善的,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有害的,是他们强加给社会和广大共产党人的。”
2021年11月21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诺维科夫代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上的报告中,也对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报告的性质作了评价。他首先分析了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的领导状况,认为到1961年,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中生根,这不仅在思想上解除了本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解除了世界工人运动的武装。因此,这个时候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上的政治报告、决议和纲领都是完全错误的。
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的第一个错误是代表们花了很多时间批评莫洛托夫、卡加诺维奇的“反党集团”是宗派主义,但是批评的理由是不充分的,而且在一些同志的口中,指责斯大林和这群人不愿意接受1947年新党纲的说法现在来看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个错误是将斯大林灵柩从红场墓园迁出。尽管一些代表反对将斯大林的遗体移出红场墓园,但他们羞耻地保持了沉默。诺维科夫认为,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也是不符合党的伦理的。
(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主要论调经不起历史检验
“秘密报告”的主要错误是全盘否定斯大林。2018年3月5日,久加诺夫在俄罗斯共产党员网发表文章《向斯大林学习》一文,彻底否定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不公正评价。文章指出,斯大林的贡献在于:与列宁一起创建了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党;重建了苏联的工业基础;打败法西斯德国的入侵,等等,他认为,“斯大林不仅是一个领袖,而且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一个出色的战略家”。
第一,斯大林与列宁一起建立和捍卫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个新型政党的诞生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久加诺夫在《斯大林问题的现实意义》一书中表达了下述观点:在创建新型布尔什维克党的日子里,斯大林坚定拥护列宁作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与马尔托夫的争论中坚定支持列宁。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功绩在于协助列宁创建了一个新型革命政党。
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通过制订宪法确立了苏维埃国家的基本政体和国体;通过“文化革命”、国家电气化计划确立了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
面对国内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列宁制订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成功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否定斯大林思潮中的一个重要论调就是“斯大林放弃和背叛了列宁新经济政策”。对此,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强调,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建立初期是绝对正确的,然而只依靠它不能继续实现国家快速工业化,不能迅速做好战争准备,也不能有效摆脱国家相对于西方列强长达一个世纪的落后。此外,诺维科夫还指出,不应利用新经济政策来反对列宁和斯大林。今天,不同政治阵营的代表试图这样做,但这一切都仅出于形势的考虑或诋毁的需要。他据此认为,斯大林继承和发扬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四)斯大林时期取得了苏联现代化与卫国战争胜利
关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国内外已有大量论述。俄罗斯共产党针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特别强调了斯大林时期实行的现代化具有以下三方面主要特点:第一,推进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促进了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展,更是在危难时刻拯救国家的必然选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还是欧洲比较落后的农业国。1913年,俄国的工业产值是美国的1/8,德国的1/3.5,英国的1/3,法国的1/1.5,在世界工业产值中份额仅为4%。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内战带来的破坏,俄国的工业潜力显著下降。1921年,俄国大工业产值只有1913年的1/12。1920年,俄国战前收成的种植量不到64%。久加诺夫指出,斯大林很清楚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清楚意识到历史留给苏联的时间太少,按常规方式发展无法创造出能够维持苏联生存、保持独立和充分发展的经济条件。因此,斯大林直接把最重要的任务摆在人民面前,明确提出当时苏联的主要目标:“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为此,苏联共产党制定了国家工业化方针,通过了三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建造了当时最好的9000多家工厂。同时,斯大林亲自部署,把伏尔加河沿岸1500家企业疏散到其他地区。这样即使三分之一的国家资源被占领后,其余领土和工业生产设施仍能完成所有必要的任务。实际上在战争开始后,国家大部分工业基地沦陷,而这些被疏散的企业在几周内就投入使用,生产出胜利所必需的武器。斯大林还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的500多万人抗击法西斯的军队,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涌现出卓娅和马特洛索夫这样一大批英雄人物,极大鼓舞了战斗士气。
依靠斯大林领导下的强大工业基础,加之他本人卓越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指挥能力,苏联终于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就充分驳斥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对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作用的丑化和诬陷。
第二,斯大林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还认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现代化的成就远高于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我们可以把当时苏联的发展速度与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进行比较。
把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状况与战前1913年的指标进行比较。当时西方主要经济发展大国大都处于和平时期,英国和德国工业生产产值也未能达到1913年水平,美国工业增长率为10.2%,法国工业增长率为7.6%,苏联工业增长率却是沙皇俄国时期的4倍。到1933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主要经济体达到1929年美国大萧条前的发展水平。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总值平均下降了25%。而在此期间苏联工业产值却增长了一倍多。至于苏联的文化教育发展,更是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到20世纪40年代初,其全民识字程度已超过80%。苏联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81.2万,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几个国家大学生人数总和。
第三,关于苏联农业发展滞后问题。苏联工业化迅猛发展,确实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但这并不是斯大林有意为之。世界历史上各国工业化发展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但总有人指责似乎斯大林仅注意工业现代化而不关注农业发展。
斯大林确实说过,如果不能像帝国主义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筹集工业化的资金,就不得不牺牲国内的农民: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交给国家“贡赋”,从而不得不降低农民生活水平;斯大林还承认国家工农业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对此,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指出:斯大林对农业、对农民怀着巨大的爱和希望,他肩负着最困难的重担,尽一切努力提高农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来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鸿沟”。
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给予农民的支持:国家以组织2860个拖拉机站的形式向农民提供援助,为此投入了20亿卢布。这使得苏联仅经过4年就使拖拉机总数从1929年的3.49万台增加到1933年的20.41万台。国家以向集体农庄贷款的形式向农民提供了16亿卢布的援助;国家以种子和粮食贷款的形式向农民提供了2.62亿普特粮食;以税收和保险福利的形式向贫困农民提供了3.7亿卢布的援助。
久加诺夫对此评论道:斯大林在他的报告中承认“农业领域的发展比工业慢很多倍”,但从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当时加速工业的发展,目的是使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农业上升和反弹时期,是为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五)关于“大清洗”的问题
这是“秘密报告”指责斯大林的一个中心问题。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可以说用尽一切语词攻击斯大林在“大清洗”事件中的“飞扬跋扈”“病态”“胡作非为”等“暴行”。今天重新思考1937—1938年“大清洗”事件,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规模和数据被大大夸大。西方和俄国一些人认为,被“斯大林极权主义”杀害的人数达到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之多,这极大歪曲了历史真相。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引用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维克多·泽姆斯科夫的统计材料证明,从1921年到1953年的30多年里,总共有约400万人(实际上是377多万人)因政治罪名被定罪,关押在集中营和监狱。约80万人被判处死刑(实际上是约78.6万人)。同时这位历史学家强调,有必要区分其中真正的罪犯和无辜者,没有证据表明在斯大林时期被判刑的这约400万人中,尤其是在被判处死刑的约80万人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
第二,对象主要是共产党干部和国家官员,目的是对官员和管理人员的活动进行严格约束,坚决打击犯罪和腐败,坚决反对那些因故意或疏忽对国家造成损害的人,镇压范围有重点而非漫无边际。久加诺夫指出,毕竟这是一个官员工作被特别严密控制,犯罪被特别无情镇压的时代。不是没有过激行为,甚至有不合理的牺牲,但出发点最终是为了国家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在“大清洗”时期,确实存在对无辜者的无理镇压和对应受到较轻惩罚的犯罪者惩罚过于严厉的状况,斯大林应对此承担责任。但久加诺夫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情况需要加以说明:
斯大林本人不赞成执法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在清洗中的无理镇压、滥用职权等过度行为,对此还予以严厉斥责。20世纪30年代苏联国家安全机构领导人为这种过度行为付出了代价:叶若夫和雅戈达被追究违法行为的责任。和斯大林时期镇压的数据相比,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这些强调“民主”“人权”、大肆攻击“斯大林镇压”的“民主派”统治下,人口损失规模接近二战中遭受的损失。
此外,原《真理报》第一副主编、苏共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科索拉波夫在“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第32次非常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受“秘密报告”引用数据随意性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针对斯大林的谣言和荒诞指控。
如谣言一:据称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的照会中断绝了与斯大林的关系,赫鲁晓夫通过引用这份文件造成了这一说法;谣言二:列宁可能是被斯大林毒死的;谣言三:斯大林参与谋杀基洛夫;谣言四:斯大林是沙皇秘密警察的代理人;谣言五:斯大林后患有偏执狂病症等。科索拉波夫引用权威材料对这些谣言和荒诞指控一一加以驳斥后,证实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主要论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因此向非常大会提出了取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的建议。
这篇文章其实还有对于俄共平反斯大林和推翻秘密报告的历史脉络的分析,不过基本沿用了俄联共官方的观点,也就是:重新评价苏联是俄罗斯社会全面反思苏联历史的逻辑发展结果。出于篇幅,本文就不搬运了,有兴趣的可以在本文的引用链接中进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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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共产党活动的命令
暂停苏联共产党在全国的全部组织活动
1991年8月23日
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禁止苏共和地方组织活动的命令
1991年11月6日
俄罗斯宪法法院对苏共是否“违宪”展开审理
1992年 部分确认其违宪性 否定复党合法性
其党章与资产没有转移或移交给1993年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993年2月14日
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政党法框架内注册的合法政党
现在的俄共还不如当年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顶着党内不同派别的政治压力 颁布了这份报告 俄共如今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批判,看似在纠正历史,实则是在表演政治姿态;既无风险,又无新意,和当年赫鲁晓夫面对活的党内反对派、承受改革风险的局面完全不 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报告是一场带刺的手术,那么俄共的“决议”更像是几十年后在尸体上补一刀的空摆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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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久加诺夫的康米同人世界观里,共有四个“斯大林”:列宁是革命导师,斯大林是工业化推手,勃列日涅夫是超级大国缔造者,而戈尔巴乔夫是"反面教材式的斯大林"。而2023年俄共党代会上,他发言"我们需要普京同志成为第五个斯大林。"
感觉斯大林在久加诺夫世界里成了一个英灵职阶了。
所以久主席这是要为英灵去除安哥拉曼纽(黑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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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苏联解体后很长时间充当了替死鬼的角色,每当俄国国内外有人想清算苏联时期的历史责任时,俄国政府就把罪责一股脑的往斯大林身上推。
最典型的就是“卡廷惨案”。普京在2010年的纪念仪式上,当众表示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惨剧应当归因于极权主义与GC主义。而俄罗斯也是受害者:“一个谎言被讲了数十年,但我们不能为此指责俄罗斯人民。”
但无论是普京、波兰人还是国际社会都故意忽略的是,早在卡廷屠杀2.2万波兰右派(存疑)之前,斯大林就已经杀害了5000波兰共产党人,并且解散了波兰共产党。大家倾向于把黑锅都扣给GC主义和极权主义,是斯大林这个大坏蛋独走杀害了那么多波兰人。他们故意忽视了这场屠杀是不分左右、不区别意识形态的,这是一场标准的种族灭绝,目的就是为了杀害一切可以统治东波兰的社会精英,从而完全控制该地。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且不说乌克兰大饥荒与中亚大饥荒,单单是在立陶宛与车臣发生的事情就足以证明苏联执行的政策就是最标准的种族灭绝与帝国殖民主义,苏联政府大量杀害原住民并将比较听话的民族迁移流放至此,达成腾笼换鸟的目的。
俄国将这些事情全部归因于斯大林和GC主义,而故意忽略了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原因就是俄国已经改掉了红色,但没改掉帝国主义。他们一边赖掉了前朝的侵略责任,一边又希望继承前朝的侵略成果,就像苏联对待沙俄一样。但可惜的是斯大林能把布列斯特合约的沙皇旧地全部抢回来,而普京抢不回苏联旧地。
到了今天,这种把斯大林当挡箭牌的把戏玩不下去了,那就再把斯大林封圣,让他从红色吃人怪物变成俄国的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为俄国的帝国主义事业继续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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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B站那期“为斯大林平反”的视频,将斯大林描绘为一位背叛了列宁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这种论述连我这个右派看了都觉得不对劲,因为它完全脱离了斯大林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基本身份和其所处的历史语境。要真正理解斯大林的行为逻辑,我们必须回归其根本:他首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其终极目标是继承列宁遗志,领导苏联乃至全世界走向共产主义。
第一,共产主义的底色是反对民族主义,而非拥抱民族主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机器。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迷魂汤,是资产阶级用以模糊阶级界限、分化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维护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无产阶级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忠诚对象是自己的阶级,而非虚构的民族主义或国家。
在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原教旨共产主义者眼中,整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斗争战场。第三国际的定位,正是世界共产党的中央总部,而各国共产党则是其下属支部。 斯大林的忠诚首先且唯一地献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苏联只是这个事业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根据地”。他的一切内外政策,无论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还是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控制,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这片根据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
第二,民主集中制决定了老子党是组织原则的必然体现。视频批评苏联是老子党,这种说法同样忽略了共产党的核心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共产国际这个“世界党”的框架内,苏联共产党作为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扮演着中央的角色。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理论和组织上,都是其下级或支部。
打个比方,如果今天江西省委的决策与北京的中央指示相悖,中央对江西省委下达指令、要求其纠正并服从,这会被称为“北京中心主义”或“老子党”吗?不会。在党内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组织纪律,是维护全党统一意志和行动力的必要手段。
同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要求波兰、法国、中国等国的共产党支部在重大路线上与其保持一致,至少在苏共内部看来,这并非大国沙文主义在作祟,而是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全球性的组织纪律。当其他支部的路线被中央认定为有害于整体革命利益时,中央出手干预和纠正,是其应尽的责任和权力的体现。
结论,斯大林是一位典型的、贯彻始终的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他以阶级斗争为纲,视全球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搏斗的一个整体战场,而不是分裂的诸多国家。由于苏共的权力来源是俄罗斯与苏联,所以苏共也会拼命的保卫俄罗斯与苏联,但在布尔什维克与俄罗斯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布尔什维克会毫不犹豫的出卖俄罗斯,如一战时列宁将俄罗斯数百万平方千米领土割让给德国,就为了获得一个停战机会,巩固布尔什维克夺取的政权。布尔什维克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民族,消灭俄罗斯和斯拉夫,斯大林本人肯定是不想当斯拉夫民族和俄罗斯的恩人,他想要的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国家的消亡以及俄罗斯和斯拉夫民族的毁灭。
试图将斯大林与列宁的国际主义路线对立起来,把他描述成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是历史虚无主义。斯大林的行为逻辑高度统一,始终贯穿着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评价斯大林,必须将他置于其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脉络中。任何脱离其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单纯用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标签来解读他的行为,都是孙子决定爷爷史观。斯大林就是一个典型的、毫不妥协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功与过,都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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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到还以为是之前的问题又推送出来了
平反做什么,七十年都过去了,是非功过早已有人评说
不过1992年来俄共党主席一直都是久加诺夫(1944-),这种终身任职的传统倒是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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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赞所言,当前俄共的发展处境并不乐观,规模、影响力和号召力都日渐式微。搞个大新闻可能是刷一刷存在感的最佳选择。
在此背景下,搞一个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大新闻颇为合适。虽然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否定了慈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父的形象并没有变成完全负面,甚至在民调中受到广泛认可。
就决议本身而言,我认为有两点比较让人尴尬。一是俄共的决议核心是对慈父历史地位的重新定性,而慈父的历史地位压根不需要也用不着俄共来定性;二是对赫秃的强烈否定,将秘密报告的负面影响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给shzy事业造成了最大损害”“最终(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似乎与决议所批判的“将历史失败归咎于个人”的历史观如出一辙。
何尝不是另一种mini版秘密报告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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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气明星炒冷饭旧梗整活,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
俄共这是想靠斯大林再刷一波国际上的关注度,然后提升一下,或者维持更合适,维持他们的政治地位。
斯大林这个人在几十年前确实是国际顶流。但是吧,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了。21世纪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
苏联是1991年灭亡的,距离现在已经快35年了。对苏联生活有印象的人,现在也起码四十多岁了。
斯大林处于的那个苏联时代已经远去了。从22年开始的这场俄乌战争,可以说是苏联时代的最后葬礼。苏联的各种装备,培养的人才,遗留的地缘政治,算是彻底消耗殆尽了。以后,苏联的痕迹只能在故纸堆里去找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斯大林对与错,除了上网聊苏联历史的时候会说两句,其他的时候没有人关心。
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曾经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叫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实这首诗送给俄共非常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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