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在父权制下,并不存在重男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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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当然是错的。
女性才是父权制的帮凶,而男性天然是父权制潜在的镇压对象。
家长制的等级压迫,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女人取得权力的最佳捷径。因为再怎么雄才大略的男性,总是会让出一部分权柄给其妻子和母亲的。而且再怎么年长的君王,总是需要年轻貌美的伴侣的。而男性则没有这种好运,哪怕是被立为太子了呢,从刘据,到李承乾,到杨勇,到胤仁,时间一长几乎就没有好下场的。即使是亲儿子,也是争权夺利的对象。
所以说女性几乎从来没有反对过性别不平等,从始至终的思维方式都是为什么能压迫别人的那个不是我。人家讨伐所谓的“父权”也是出于这个价值观,人家从来都不是抱怨不公平,人家只是抱怨自己不是最终的得利者。
其实你稍微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人人平等或者天下大同,九成九的时间都是男人在提。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男性时刻处于残酷的绞肉之中,而随着文明发展,其实资源已经逐渐充裕,没必要一直搞得你死我活,说白了就是累了。
而这套逻辑则不适用于女性,为什么?因为女性的劳动效率平均来说要比男性低很多。因此要是大家真的走上按劳分配的“平等之路”了,那么很多女职工一辈子都是不如同一岗位的男职工的,就一辈子都熬不到在男人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一天了。所以说,女性天然是父权制,更确切的说法是封建家长制的帮凶。
因为跟着父权制走,女性固然有被压迫的一面,但是人家好歹能有机会去压迫别人。而如果一切真的按照人人平等那套来,女性爬到别人头上去的概率,就要低地低地低。
不过现在好了,男性的平等主义思想和努力,从一个古老的天下大同开始,时至今日,从一个新的天下大同结束。要我说,真的是很有美感的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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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语境下,女性都牢牢把持着受害者地位。
作为唯一受害者,不许指出受害者的瑕疵,否则就是完美受害者陷阱。
作为受害者之一,只有她的受害需要被注视被传播,只有她的受害状况最严重,只有她是真正的受害者。
作为加害者,她必定在其他什么地方受到了亏欠,所以她也是受害者。
作为第三方,她必不可能毫无关系,必然成为未来的受害者,或以群体之名“共情”成群体受害者。
所以这里不过是把通假字写明白了,女性=受害者,女性必不可能脱离受害者身份,女性定义受害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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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女本位结构性压迫中,每个自然人无论生理属性如何,都可能处于男性的社会处境。
你可能是田力,可能是婚驴,可能是顺直,可能是娇妻,可能是胎鼎太子妈,即使你是一个曾经怀孕的、有且只有女性生殖系统的拳击运动员,如果你在巴黎奥运会表现出接近正常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也是要被攻击为侵占女性权益的男性的——这时候她们自己承认单独组别和单独奖牌是一种不容侵犯的特权了。
大同案受害人的母亲,胖猫的姐姐,乃至于之前的三轮阿姨,哪个不是生理上的女性呢?但显然,她们作为社会意义上的男性受到了女性共同体的全力攻击:女性并非一种性别而是一种身份,被脱产女青年共同体认可的人才能享有相应的权力;伯爵或者老蒋生理上并非女性,但是作为女权男和不赞同他们的生理女性冲突时,他们才享有了女本位舆论机构的援护。

是的,正如她们所言,女性并非一种性别,而是一个通过舆论霸权等途径实现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与这种利益相比,生理属性倒是最无关紧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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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术其实就是女权从左人那里偷来的,但因为女人不懂变通,所以偷来了一个圆不回来的谎言。这话术就是左人用来威胁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资产阶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资产阶级必然会被大资产阶级挤压,成为无产阶级,而资本主义制度残酷的竞争模式,也让一部分排在末尾的资本家必然破产最终成为无产阶级,所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维护你们(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自己。”
这话术的立论基础在于:1.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激烈,阶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容易发生变动,特别是对于反应迟钝的人而言,风险很高;2.无产阶级过得不好,向上爬很困难,所以哪怕是为了让自己未来过得体面些,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也应该配合左人破坏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制度,变成共产主义,不需要竞争,也就不存在(阶级滑落)危险。左人在这两点都设了话术陷阱,一是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化不代表整个社会就一定向着坏处走,反而可能是淘汰不适格者,造福整个社会;二是跟着左人走不代表就一定能被善待,反而可能因为原身份有一天被左人当成施政不利的借口拿来祭刀。
由于性别是一个固定的生理特征,很难变化,所以女人没办法通过偷左人的第一点立论基础来说服男人,只能偷第二点,用女性在过去时代的不利待遇作为赎罪券,骗现代男性“给她们冲锋陷阵也是给你们冲锋陷阵,帮她们争取的利益最终也会让你们受益”,这就是“广义的女性”这个诡异而抽象的概念来源,但因为性别接近固定属性而缺乏了变化条件,导致第二点说服力不够,再加上左人政权固有的剥削主体人群属性,即“不公平”,最终导致这个话术完全崩塌,用一句话就能反驳:“你说的这个我们里包括我吗?”
你说的这个很好理解。首先需要纠正你一点,那就是女权对“父权制”的反对是选择性的,并不是完全反对,这里就需要引进左派实践的概念:道德/法律概念的阶级性。事实上,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把共产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替换成性别,就是女权主义。左派们认为,道德/法律概念都是有阶级性的,它们不是社会自然运行中逐步发展的结果,而是统治阶级专门建构出来,镇压、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因此,为了反对这种“被统治阶级建构出来的道德和法律”,他们(左派)需要反过来成为统治者,建构属于他们的道德和法律,反过来镇压和剥削“原来的统治阶级”,这在女权主义那里,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和法律都是男人制定的,所以为了反对男性,我要反过来成为统治者,制定有利于我的道德和法律”,这在实践当中,就变成了女性心安理得享受(对自己有利)的“父权道德和法律”,反对(对自己不利)的“父权道德和法律”,在她们看来,这就叫道德和法律的阶级(性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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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来讲,是 父系男责 社会。
这种社会制度下,女人不是受害者,而是助攻者。
这不是男人单方面拍板就能成的,女人在里面也扮演了主要角色,选择了她们认为的当时对她们利益最大化的路。
父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远古时代,人类过的是采集狩猎的生活,那时候男女分工没那么严格。男人打猎,女人采集,大家各干各的。后来,农业社会来了,生产力一提高,私有制开始冒头,财产、土地这些东西得有人继承。这时候,男人因为体力优势和创新精神,掌控了生产工具和资源。
女人在里面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古代社会,婚姻和家庭是核心,女人的选择和行为,其实在无形中巩固了社会结构。
比如,母亲会教育女儿要“贤良淑德”,要生儿子传宗接代。这种观念一代代传下来,女人自己也在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
不是说女人故意要害自己,而是她们在那个环境下,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生存策略,因为她们知道,靠自己的力量,完全竞争不过其他男性,而且女性冒险精神又没有男性高,只能靠丈夫和儿子,尤其是古代生产力落后,完全靠体力说话。
很多人觉得,父系社会里女人就是被压迫的,啥主动性都没有。女人在历史上从来不是单纯的“被动受害者”,她们也有自己的算盘和策略。古代父系社会虽然限制了女人一定自由,但女人也会在规则里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甚至反过来利用规则。
说白了,是生存逻辑。在资源稀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女人得为自己和后代找条活路。古代男人的权力来自于男性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这也给了女人一个“依靠男人”的生存路径。嫁个好男人,生个好儿子,家族地位就稳了。这种逻辑在古代是行得通的,所以很多女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顺着这个路子。
而在现代,女性又找到了一条生存策略,利用文明社会的制度,以及男性之间的雄竞,还有遗留下来的男责风气,不停哭惨,把自己包装为完全的受害者,给男性发赎罪卷,鼓吹男性原罪论,就可以继续享受性别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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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争夺领导权、话语权、定义权,但没什么用。
你得先有个女性政权(武装单位及政府要员百分之90以上女性、社会生产工作百分之70以上女性参与)以后,你才有资格争夺领导权。现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女性政权的现代国家。
这是“弱国没有外交”的道理。如果自己没本事,与其扯搞这些有毒的女性主义话术,你还不如多生几个儿子。
但是如果你以后还是没本事,你的儿子长大了都不一定会听你的。
我也不是喜欢嘲讽别人。但是你首先要看到这个提问反智在先。男性群体为什么和那些没本事的女人共情?凭啥,凭你能生啊?
我们自己就能造反、就能组织。为什么要让女的掌握解释权、话语权、领导权?这个才是根本问题。你扯别的没用。
这些问题都很蠢,道理在《佛选》已经说尽了,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我劝你多读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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