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得国最正这个概念，是开国大儒宋濂搞出来的，后来因为政治不太正确，就不太提了。

李自成要真是知道这一段历史，估计会高呼：

我都不用安排大儒辩经了，前朝大儒就已经给我辩完了！

一般人可能认为，得国之正，来源于孟森的《明史讲义》：

得国正者，唯汉与明。

这句话不是孟森原创，而是借鉴的宋濂在洪武七年所撰《〈大明日历〉序》中的一段话：

然（朱元璋）挺生于南服，而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其功高万古，一也；元季绎骚，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

古人的“得国之正”和我们现在概念里的“得国之正”内涵完全不同。

我们现在赞汉高帝和朱元璋出身草莽而得天下，是站在吴晗所谓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角度；而宋濂赞汉高帝和朱元璋出身草莽而得天下，是站在他们不受“弑，臣杀君也”的儒家思想的指责。从古到今，无论是周武王、唐高祖还是宋太宗，都是很典型的“弑”者。而汉高祖和朱元璋出身草莽，并非帝王之臣，自然不能谈“弑，臣杀君也”。

宋濂将他们的称帝的动机形容为“奋起于民间以图自全，初无黄屋左纛之念，继悯生民涂炭，始取土地群雄之手而安辑之”，也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孩子，怎么能当皇帝呢？但是众人都说了，皇天上帝已经决定了，就由你来当这个皇帝，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勉为其难了。

宋濂之所以要在洪武七年义正言辞的提出“较之于古如汉高帝，其得国之正，二也”，是为了解决新生明朝的认同危机，其大环境是绝大多数元末知识分子并不认同明朝得天下的正当性，认为朱元璋取天下非其道，就像朱元璋自己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中所说的那样：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和我们现在的想象不同，古人并不认为从最底层得到天下是多么正当的事情，特别是掌握文化制高点的士大夫阶级，对于草莽起家的朱元璋并不认同，认为其“取天下非其道”。

但这个逻辑，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

越穷造反越有理！

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剧《洪武大案》中，朱元璋听到如下反驳，会破大防了。

因此，只能

这也是为什么，到洪武中后期以后，得国最正这个概念就不再玩了 ，因为逻辑无法闭环。

这下好了，到了李自成这里，逻辑闭环了：

老朱，你就说咱老李家得天下正不正吧！

俄国著名作家克雷洛夫的一篇著名预言，讲市场上的鹅抱怨"我们的祖先曾经拯救过罗马，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特殊对待"。群众问他"那除了夸耀祖先，你们还干了什么光辉事迹"?"我们倒是没干别的"。"那你们就活该被吃"。

鹅①
乡下人赶着他的鹅，长长的接二连三的一大群，上城里去出售。唉，说老实话，他催着赶着这一群，心里可没有什么敬意，他生怕去晚了，赶不上市集，一个人孜孜为利的时候，不用说鹅了，就是他的朋友有时也得吃点儿苦头。
我倒不想责备乡下人。鹅儿可不像我，它们另有一番见解，在路上碰到一个过路人，鹅儿就向他这样责备它们的主人道：
“真倒霉，天下的鹅有我们这样遭殃的吗？连走路也不让我们安安逸逸地走，他一路上催着逼着，把我们当作普普通通的鹅一样。这个无知无识的人，似乎还不知道，他是应该大大地尊敬我们的哩。我们可以证明，我们出身高贵的鹅族，拯救了罗马城的就是我们的祖先，可不吗，罗马还隆重地纪念着它们的名字哩。”
“可是你们呢？”过路人问道，“你们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当然喽，我们的祖先——”
“是啊，是啊，我在书上读到过，我统统知道，可是你们得告诉我，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呢？”
“可不吗，我们的祖先，在罗马—
“可是你们自己对什么人有过类似的贡献呢？”
“我们没有干过什么事儿。”
“那么你们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别提你们的祖先了！光荣是归于它们的，你们可只有被人蘸着苹果酱吃掉的份儿！”
*
把道理讲得再明白些倒不难，我只怕会惹得鹅儿们恼羞成怒呢。
①克雷洛夫在一篇散文里说道：“善良而正直的平民和心地淳厚的农民，在我看来，比一般夸耀自己三十代以上的祖宗要高贵得多。这些贵胄们除了他们是高贵祖先的后裔这一点幸福之外，并没有任何可贵之处，
而他们的祖先也除了把自己的像树木一般的家系添上许多不开花结果的丫枝之外，也并未给自己的祖国带来更大的好处。”这一段话可以作为这篇寓言的引子或是注解。

最后看看明末陕西的惨状，已经到了濒临人吃人的地步，而灾民们连一点点赦免和救济的希望都得不到，这时你对饥民说"因为二百多年前明朝得国正，所以你们现在乖乖等着饿死就好，不要造反"，猜猜他们会听你的吗？

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言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李应期接着向皇帝请求：“伏（俯）念奏（秦）灾重大，关系匪轻，敕下户部覆议，将天启七年负欠并今岁加派地亩辽饷亟赐免征，复将见年者酌减一半，其余军饷宗禄一并宽缓。不然，即日取此饿莩毙之杖下无益也。更祈皇上敕部俯查万历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陕大荒事例，慨发帑金遣官赈济，于以救灾民而安地方。异日公家之赋，尤（犹）可望之将来。如曰内帑以（已）匮，诸饷不继，蠲赈两端，概靳不施，万一祸乱大作，天下动摇，勿谓臣今日缄口不言。”[孙承泽：《山书》卷一。]

李应期奏疏中请求蠲税和赈济，是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着眼，希望朝廷拿出点残羹剩饭施舍给农民和边军，使他们能够苟活下去。这在起义刚刚爆发时，不失为缓和阶级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可是，明廷连这样一点微小的让步和施舍也不肯答应，饥寒交迫的军民只有自寻出路，越来越多地涌进起义的行列。

所谓“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的说法出自民国时期的文史大家孟森。

民国人说得话，明末的老百姓上哪知道去？

为啥孟森说汉与明得国正？

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

出身低，没有可以仰赖的资源。且是活不下去了不得已起来造反，不是一开始就冲着要当皇帝去的。

“无预窥神器之意”，所以得国正。

要按这个标准，李自成要是真能建立统一新王朝，他也得国正。

开局一个碗，结局一根绳。这是史上最滑稽的王朝了吧。你说得国正我都觉得好笑。你明得国这么正，能不能让大家搞一次民主选举啊，也不要求换皇帝，像亚欧大陆另一头的英格兰那样设个议会，划个选区，让大家选议员总可以吧。

中国的互联网上蛮可笑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分强调历史（特别是古代史）对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根本不是，中国一堆城市根本没有古代历史，比如深圳比如上海比如哈尔滨。

250年前的人，对你的影响就是微乎其微。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可以传承的家族记忆，大概也就是100年左右。

说明朝“得国最正”的三个大家，吴晗、孟森、宋濂

其中吴晗这一派是阶级斗争学说，明朝为啥得国正，因为是农民阶级起义得国。

从这个角度，李自成也正。

孟森和宋濂是按照儒家忠孝思维来说。纵观中国大一统过的王朝：

周是商的臣子，反商先就背负了不忠的指责，只能说是不忠但义（推翻暴君）

秦是周臣，驱逐了赧王，并且早已不忠于周，且秦朝的统治在儒家看来也不义（暴政），所以秦是不忠不义。

汉高祖虽然当过秦的亭长，但毕竟亭长不是什么大臣，且起义前就辞官逃走了，起义是为了推翻暴秦，所以是忠义两全了。

晋朝是篡了曹魏，且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肇始，所以是不忠不义。

隋朝是姥爷篡位，且二代的时候就开始暴政，所以不忠不义。

唐朝李渊是隋臣，起兵反隋，但唐朝是推翻暴君，后来治理不错，所以是不忠但义。

宋代是篡了后周的孤儿寡母，且后周做的不错，并无失德，所以儒家学者认为宋是不忠不义，甚至很多学者都认为徽宗、钦宗被掳是这个事的报应。或者宋末小皇帝孤儿寡母是这个事的报应。

元不属于宋臣，不算不忠，但是元朝统治不义（注意：清前儒家学者提到元倒是并不太提华夷之辨，主要是提暴政）

朱元璋根本不是元臣，没有受过元朝一点恩惠，起兵推翻暴政，属于全忠大义。

这样一看，能做到忠义都不亏的，唯有汉、明。

所以，得国最正，无过汉明。

但是按这个思路，李自成至少跟刘邦是一样的，一个被裁撤的驿卒算不上明朝的臣，自然没有不忠，民不聊生起义，自然是大义。

所以按照儒家思想，李自成也是全忠全义。

至于现代网上以为明朝得国最正是因为推翻少数民族统治，倒不是提出明朝得国正的史学家的考量。

当然知道啊，他们本来是要进京城清君侧的，谁知道朱由检自挂东南枝了。

没办法，只好先把北京让给满清再从满清手上夺过来。

这样咱大顺就是救民族于将倾，咱也是得国最正了。

可惜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