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知乎没几个了解农村的。

会抢，怎么不会？

在农村，你视野之外的东西，都不是你的，房子也一样。

不信的话你去农村买块地，买个房子。

要不了多久，房里里面住满了你不认识的人，里面还有合法的手续，村长办的，说明了这房子不是你的；地里种满了东西或者放满了杂物，也不是你的。

我们老家的祖宅就是这种情况，要不是有亲戚在那个村子，祖宅都要不回来了

不仅地主的土地可以抢，你老婆孩子包括脖子上的脑袋也同样都适用这个规则。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凭什么一定是抢别人的那个？

抢人者人恒抢之。

于是按照万物演化，物竞天择的基本原理，那些个贵物肯定要绝种的。

剩下的人是发现了一个新规则，不抢才是安全的。

地主凭什么说土地是他的？别人不会抢么？

马爸爸凭什么说钱是他的？别人不会抢么？

李云龙凭什么说骑兵营是他的？别人不会抢么？

你凭什么说土地是你的？别人不会抢么？

你凭什么说你老婆是你的？别人不会抢么？

你凭什么说你的腰子是你的？别人不会抢么？

乌克兰凭什么说领土是他的？别人不会抢么？

以色列凭什么说耶路撒冷是他的？别人不会抢么？

美国凭什么说德克萨斯州是他的？别人不会抢么？

抢地主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当真正的地主被抢完之后，就难保你不会成为下一个地主。

历史上在1947-1948年期间的陕甘宁土改中，由于此地本就属于老区，地主与富农的库存数量远远不够斗争所需。因此当地就发明了所谓的“查三代”甚至“查五代”的做法——只要一个人祖上有人做过地主，那这个人就可以被打成地主。

例如在通镇区的崔家山村，该村一听名字就可知道之前出过一位崔姓的大户人家，村中大多数居民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位祖先。结果在土改中这个仅有37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查出了19户地主、4户富农、4户中农，而贫雇农却仅有9户，反倒成了村中的少数派。

峪口村有一位名叫魏哉公的小学教员，其父曾经是地主，但早已破产，自己名下没有任何土地，结果还是被打成了“文化地主”。申家湾的申自宁，此人的两个儿子都参军当了战士，但他本人因为在民间口碑不太好（但并不是恶霸），结果就被农会硬是打成了富农，把他扫地出门，财产全部没收。

通区四乡有一名叫贺怀永的商人，名下没有任何土地，但农会的人听说该人有几个元宝，便想斗争，就把他订为了“元宝地主”。高家畔的马从斌因为劳动好，打粮食多（但不雇人），便被订为富农，清算其家全部家产，并把衣服也换了。通区还有某商人有钱无地，结果就被打成“金银地主”。

在此期间，甚至还有不少干部也一起遭了殃。例如在佳县的五乡就有这么一对倒霉蛋，一位是时任佳县组织部副部长的张息敏，他家父亲时代是地主，在订成分时已经破产，本人参加革命已十余年。另一位是五乡的指导员苗从矩，他祖父时代是地主，后破产变为贫农，其父还租种过张息敏家的土地，结果这两人在土改种双双被打成了“破产地主”。

会抢。

只要地主自家的官老爷下台了，或者依附的官老爷下台了，新的官老爷立刻就能把他们家抢干净。

所以光有地是不够的，还得诗书传家。

诗不诗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断参加科举，供出新的举人老爷进士老爷。

有了官老爷庇护，不仅自家的地不会被抢，还可以抢别人家的地。

小时候看过祖母保存的家里旧房契、地契。民国、清朝时对私有财产的确权、保护不比现在差。你买田、买房时，双方谈好了，由买家办顿酒，请个文化人和几个邻居，写个约子（合同），邻居都要在约子上画押作中人。再去政府申请房契和地契，上面还会盖县太爷的印，和现在房产证差不多。

民国和以前的封建王朝，也像现在一样，靠法律和道德约束维系社会正常运转，明抢硬夺是极少发生的。清初的圈地、本朝特殊时期的打砸抢，算是立国未稳的短暂乱象吧。就像我曾祖父，据人说是极为老实懦弱的人，民国时开饭铺，挣了些钱买房置地，也没见被人抢了去。

你问的别人不会抢吗？会，那是本朝才会发生的事。四九后，我曾祖父被划为中农成份，地入社交公，家里还有点稻谷，被我们街道上一个叫廖金安的成份好的农民带几人抢去，全家断粮抱头痛哭，多年后我父亲提起这事还咬牙切齿。

至于说巧取豪夺，玩的最溜的还是本朝。我老家对门有一个叫李世杰的老人，民国时住在城内商业区，年青时经商，家里开杂货铺。又雇人挑挑子，把本地的木耳香菇运出去卖，把四川的盐、襄阳和汉口的货物运进来卖。经营有方，李家家境不错，天天锅里炖着牛羊肉呢。四九后搞工商业改造，套路和后来对知识分子引蛇出洞差不多。先组织商家开会，说政府保护工商业，让商家放心经营。然后给李家杂货铺每天定税200元，哪怕每天只卖200元，也要交200元。还不能不开门营业，否则就会给定性为投机倒把。就这样，李世杰还被政府挑刺抓了去，他的老父亲不知儿子犯了什么事，一急之下，在家里上吊自杀了，老母亲也哭瞎了眼。几个月以后，本来有大几千银圆存货的李家杂货铺，只剩下了几盒牙膏。

有人说金圆券，实际上民国政府控制全国经济能力拉垮。金圆券和以前发行的纸币都做不到全国流通，影响的主要是现在包邮区的工商阶层，倒有些像是现在的股票。

我清楚地记得我祖父说过，当年曾祖父民国二十几年买房时，是挑着铜圆去后。我们县上世纪五十年代，还能用清朝的铜元买油条呢。

在旧社会当地主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事儿，在封建皇帝-官僚士大夫-胥吏豪强的统治下，每个地主只能做吃人的怪兽，一旦放下屠刀就会被吃掉。

当一个地主数去抢夺别人的能力时，也就意味着他马上就要被抢了，所以地主才会逼着自己的孩子去卷科举，实在笨也要花钱捐个官身。要和当地豪族联姻，要尽量和上面搞好关系。甚至有不要脸的会去“榜下捉婿”，专门找刚中了举的拉回家和自己闺女圆房。

为什么说地主没有无辜的，因为真正不吃人的善人地主早早就被吃干抹净了。维护自己在体制内的影响力代价巨大，即便是找了个有本事的女婿也要花钱给他谋实职，上下打点。这些钱必须要用权力去抢，不然就会逐渐入不敷出。

当统治秩序逐渐失效，地主就必须尽快变身小军阀，手里有人有枪才能活下去。人、枪从哪儿来？还是要对下残酷剥削农民，对上拼命舔大军阀的菊，对身边转变慢的地主下刀子。

对于那些自己都随时可能被吃的地主，您指望他对农民有多好？

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有多大本事就做多大地主喽。

武德充沛的东南宗族集结数千人能征战数村，可以做村级地主。

建州的原子人费拉不堪，要几百人才敢造反，只能入主中原。

最厉害的还是湖南的近代圣人曾国藩，靠着北方的爸爸（咸丰帝）的支持，引进岛国（英国）的洋枪队，消灭了起于两广的本土势力（太平天国）。kda无人能及，整个中原的农民都得做他的长工田户。

地主的土地，本来是只须“公认”的。

相邻公认，就不会发生抢夺。

2500年前有位学者举例：兔子在田野、谁都可以抓，谁抓到就归谁，一旦谁先抓到，旁人就不能抢。

先秦时期的这个故事告诉后人，早在3000年前，华夏先民就有了《宪法》：不由国家发布、天然就有的永恒法则，如兔子的所有权为什么是明确的、神圣的。

乡间小道，新鲜的牛屎、谁都可以捡，有人在牛屎边画了一个圈，则牛屎就不能捡，捡就是偷。偷窃，则被乡规民约处罚。

土地，大量的被承认，都是自然的，无需国家认可。

《论语》记载，孔子过泰山，看到有位老太婆，自己开荒种地不交税。孔子指责“苛政猛于虎”。老太婆的土地，房子，都是自然占有。

孟子说，天子的狩猎场，农夫猎人都是可以进去的。只是要遵守季节规范。

别人已经成为所有者、如果你想要，可以买卖。

3000年前的青铜器《裘卫盉》，记录矩伯以价值80朋的玉器购买裘卫10田。又以20朋购买3田。

每田价格大约8朋。

青铜器 《倗生簋》记载，格伯用30田换倗生4匹骏马。

土地和其他财产一样，可以用于赔偿。

青铜器《散氏盘》，矢国伤害散国，赔偿散国土地。

散国是周的开国元勋散宜生的世袭领地。“大散关”就因为散国得名。

矢国是一个王国，妊姓。君主是“矢王”。

你猜民团是谁组建，谁养的，为什么养。

而土地革命是为什么。

认识个司法系统老领导，官不大，副县级那种，退休了。有次他跟我说，八九十年代，办案子，警察或法院的人去外地寻找线索或抓人，所有的费用都是原告当事人出钱。

八九十年代，都建国三十年了，老百姓被杀被抢被骗了，想去官府告状，办案费用都还要自己出。解放前，农民土地被抢被骗，甚至人被打死了，官府会管吗？

由此，也就更加理解前三十年为啥要系统性的打击各种黑恶势力，打击当权派保皇派地富反坏右等。因为这种系统性打击其实成本最低。老百姓无力支付官府办案费用。倒不如系统性严打，把侵害他人利益的各类坏人都给打倒。高压之下，罪犯们不敢轻举妄动，老百姓反而生活的最好，最安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