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肯定是说过“一生中两件大事”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吴旭君，张玉凤，叶剑英，都分别有过回忆。

不过民间流传甚广的那个版本：“人生七十古来稀......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段话是否是毛亲自所说，无法定论。

关于这段话，韩钢考证过出处，有以下几个说法：

(1)王年一的著作，提供了两个时间，一是1976年1月13日，一是1976年6月15日；谈话对象是华、王、张、江、姚、王海容。
(2)胡绳文章，时间是1976年6月13日，但没有提供谈话对象。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传”，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只说“这一年”即1976年；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年谱”，时间是1976年6月；谈话对象是华、王、张、汪等。
(5)于光远笔记，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张、江、华、姚、吴、汪。
(6)民间史料之一，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张、江、姚、华、吴、王海容。
(7)民间史料之二，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张、江、华、吴、王海容。
还有一个说法，据李海文的文章，1993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解说词说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6月25日，谈话对象是华、王海容。

归纳起来，谈话时间分别有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五种说法。

可以考证的是，6月毛的健康状况已经无法做到表述完整的句子了，所以讲话在6月的说法可以排除。

还有，这段讲话最初在民间流传且发行过油印本的时候，毛还健在。也就是说，如果这段话非毛本人所说，那么散播者极可能会受到“伪造最高指示”的指控。

所以，这段讲话只能发生在1月13日，而当时在现场的见证人如今均已作古，于是这段讲话也成了一个永远的历史公案。

韩钢对于这段历史公案的判断是：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常常背诵庾信的《枯树赋》，情绪是很悲凉的(54)。事实上，这种孤独和悲凉很早就开始郁积了。据参与过为毛泽东标点和注释古文的朱永嘉说，1974年5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和注释5篇六朝古赋，即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55)这些古赋多表达生离死别和背井离乡，格调凄凉哀婉：“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毛泽东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56)，晚年却一反往日兴趣，对苍凉凄婉的词赋更为钟情。无怪乎朱永嘉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57)。1975年，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念过两句古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58)诗句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毛泽东晚年常常落泪，这是他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忆及的。张玉凤就说过：“主席晚年常常泪吟《史记》汲郑公列传中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59)。“泪吟”恐怕与贫富、贵贱无关，而关乎生死。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终于发现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是少数，担心其身后“文化大革命”如何延续，他开创的革命事业能否传承?“曲高和寡”，前途堪忧!到1976年1月，这种孤独和悲凉已经溢于言表。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讲出那段“两件事”的谈话是有可能的。

韩钢考证过这句话的出处[1]，在此我直接简述韩钢的考据：这段话没有可信的出处，但是确实很符合当时毛泽东的心理状态。

这句话原本在一个更有名的“两件事”的名言中：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GPCR。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句话有一个更有名、而且基本上被证实的简化版，其中不包含题目中的这部分：

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GPCR。

简化版本最早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说的，而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这个监护版本在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则在1973年5月25日游泳池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到这个简化版本。有交叉的记忆比对，证明完整版前一部分是合乎事实的，问题就在于最后一段话。

完整版的内容根据胡绳等人的记忆，是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几个月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在他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但是胡绳没有说明这段话的来源。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最早记录这段话，但没有注明出处。200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一次在此类权威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中引述了这句话，并注明了来源：“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然而，叶剑英讲话里，毛泽东是肯定“胜利地”进行了GPCR的；而“毛传”所引，毛泽东则认为GPCR这笔“遗产”可能会在“动荡”中移交，还可能发生“血雨腥风”。前者情绪高昂，后者情绪低落；前者表达了自信，后者则对GPCR前景充满忧虑。毛传援引的内容和叶剑英的说法实际上有不小的差距，而且没有后半段“腥风血雨”内容，因此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特别说明说明这一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可见官方学者对完整版的句子真实性是有怀疑的。

韩钢对比了提及完整版的各个说法的出处，抛开只提了简化版的叶剑英不论，毛说完整版的时间有五种说法，即1976年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谈话对象涉及GOF、吴德、汪东兴、王海容七人。韩钢不认为这段话毛一定没说过，他根据毛在1976年的身体状况推断，如果这句话真的存在，不可能在6月谈，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逻辑严谨，语气连贯，表达清晰。以上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且在6月初突发过心肌梗塞，要在6月份讲出那段行云流水般的谈话，可能性不大。具体来说，1976年一二月份，毛泽东尚能勉力作稍长些时间的谈话。因此，1月13日毛泽东作这段谈话的可能性较大。宽些推论，毛泽东这段谈话可能是在1月8日至28日之间讲的。推论截至1月28日，是因为这天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两件事”的谈话带有“政治遗嘱”的意味，照理不会不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讲，但由于华国锋表示未曾听过这段谈话，所以谈话应该在毛泽东提议之前，所以韩钢认为如果这句话存在，大概会是1976年1月8日-1976年1月28日之间说出来的。

从内容来说，不管这段话毛是否真的说过，但是内容非常符合当时毛泽东的心境。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这么几点：(1)对CR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2)CR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3)可能“和平”移交，也可能在“动荡”中移交，甚至可能发生“血雨腥风”；(4)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会如何对待这笔遗产，“只有天知道”。同发动GPCR时的高昂情绪相比，这段话流露的毛泽东心理已不同往昔。他看到了党内和社会上对GPCR不满的现实，但又有些无可奈何。毛泽东很清楚，他的体力和心力都已很难再支撑“这件事”了。韩钢强调，这段话和事实符合体现在：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一方面“解放”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又反感把林彪问题定性为极左。看得出来，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既试图调整党内关系，又要维护GPCR的正当性。在调节两派之间的平衡问题上，毛煞费苦心，但是他看到社会愈发反感GPCR，官僚方向比GOF更得民心，因此愈发焦虑。

在周恩来去世后，据张玉凤和毛远新等人回忆，毛泽东“烦躁不愿讲话”，“总是拨手指”，“翻来覆去”，看来毛泽东在犹豫、踌躇甚至焦虑。更让毛泽东焦虑的，可能是人事更替后的变数和“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历经十年GPCR，党内和社会上对GPCR不仅普遍缺乏认同，反而愈来愈不满；党内高层格局会不会改变，能不能支撑GPCR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切殊难预料。毛泽东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晚年却一反往日兴趣，对苍凉凄婉的词赋更为钟情，也是毛泽东此时心境的体现。韩钢指出，1976年的毛泽东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终于发现理解GPCR”的人还是少数，担心其身后GPCR如何延续，他开创的革命事业能否传承?“曲高和寡”，前途堪忧!到1976年1月，这种孤独和悲凉已经溢于言表。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讲出那段“两件事”的谈话是有可能的。

参考

1. ^韩钢：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593.html

基本可以断定为杜撰。

首先看最权威的中央文献研究室2003年出版的金冲及和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传》:

很显然，与流传的版本基本一致。并注明，出自1977年3月22日叶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权威性，也是这篇谈话被广泛采信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十年后的201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又出版了《毛泽东年谱》，主编仍然是逄先知。看下1976年部分:

与十年前的毛传相比，年谱的记录则完全不同。少了很多东西，同时，对cr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一句，变成了胜利地进行了cr。

时隔十年，官方资料竟然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自然值得一探究竟。所以继续看年谱的注释:

这里仍然是引述叶的讲话。对十年前的毛传中收录的谈话内容，年谱注释做了澄清，“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

毛传和毛年谱的主编都是逄先知，想想有些好笑，那十年前编毛传的时候这老先生是完全没有查资料就收录了这篇谈话？

既然如此，要搞清楚毛传和年谱这两部权威巨著，孰是孰非，就得看看叶讲话的原文了。既然是公开讲话，自然不难找到:

结果是，讲话内容与年谱完全一致。而毛传中所引用的内容，则没有任何档案和一手资料来源。如果有，年谱编委会的先生们不会查不到，也就不会特地注明这一段没有查到资料。所以这段话，伪造无疑。那么毛传为何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而且引用的这一段，从何而来？

关于这段话，韩钢等学者曾做过细致的考证，认为是假托毛的名义，在民间流传的。关于这一点，我搜集的实物资料也可为佐证:

这张油印传单，没有落款，没有刊印地点，没有刊印时间，完全为民间宣传品。

这里就发现一个更有趣的问题了。毛传中没有提这次谈话的具体时间，叶的讲话也没提，而年谱中则只笼统说是六月，其他如张迪杰先生主编的毛全集中，都标明6月15日。而这张油印传单上则为1月13日。

关于76年毛的语言能力问题，已经被考证得比较多了，6月是不可能的。此处年谱中很显然是错的，而且年谱也没有给出具体日期。

在这个问题上，权威的两部巨著，都暴露了严重不足。特别是毛传，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注释为出自叶的讲话，很显然连叶讲话的原文都没去查过，就把这段话收入书中。作为权威传记，这样的态度实在是徒增笑柄。

献祭了很多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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