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考证过这句话的出处[1]，在此我直接简述韩钢的考据：这段话没有可信的出处，但是确实很符合当时毛泽东的心理状态。
这句话原本在一个更有名的“两件事”的名言中：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GPCR。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句话有一个更有名、而且基本上被证实的简化版，其中不包含题目中的这部分：
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GPCR。
简化版本最早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说的，而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这个监护版本在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则在1973年5月25日游泳池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到这个简化版本。有交叉的记忆比对，证明完整版前一部分是合乎事实的，问题就在于最后一段话。
完整版的内容根据胡绳等人的记忆，是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几个月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在他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但是胡绳没有说明这段话的来源。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最早记录这段话，但没有注明出处。200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一次在此类权威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中引述了这句话，并注明了来源：“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然而，叶剑英讲话里，毛泽东是肯定“胜利地”进行了GPCR的；而“毛传”所引，毛泽东则认为GPCR这笔“遗产”可能会在“动荡”中移交，还可能发生“血雨腥风”。前者情绪高昂，后者情绪低落；前者表达了自信，后者则对GPCR前景充满忧虑。毛传援引的内容和叶剑英的说法实际上有不小的差距，而且没有后半段“腥风血雨”内容，因此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特别说明说明这一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可见官方学者对完整版的句子真实性是有怀疑的。
韩钢对比了提及完整版的各个说法的出处，抛开只提了简化版的叶剑英不论，毛说完整版的时间有五种说法，即1976年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谈话对象涉及GOF、吴德、汪东兴、王海容七人。韩钢不认为这段话毛一定没说过，他根据毛在1976年的身体状况推断，如果这句话真的存在，不可能在6月谈，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逻辑严谨，语气连贯，表达清晰。以上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且在6月初突发过心肌梗塞，要在6月份讲出那段行云流水般的谈话，可能性不大。具体来说，1976年一二月份，毛泽东尚能勉力作稍长些时间的谈话。因此，1月13日毛泽东作这段谈话的可能性较大。宽些推论，毛泽东这段谈话可能是在1月8日至28日之间讲的。推论截至1月28日，是因为这天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两件事”的谈话带有“政治遗嘱”的意味，照理不会不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讲，但由于华国锋表示未曾听过这段谈话，所以谈话应该在毛泽东提议之前，所以韩钢认为如果这句话存在，大概会是1976年1月8日-1976年1月28日之间说出来的。
从内容来说，不管这段话毛是否真的说过，但是内容非常符合当时毛泽东的心境。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这么几点：(1)对CR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2)CR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3)可能“和平”移交，也可能在“动荡”中移交，甚至可能发生“血雨腥风”；(4)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会如何对待这笔遗产，“只有天知道”。同发动GPCR时的高昂情绪相比，这段话流露的毛泽东心理已不同往昔。他看到了党内和社会上对GPCR不满的现实，但又有些无可奈何。毛泽东很清楚，他的体力和心力都已很难再支撑“这件事”了。韩钢强调，这段话和事实符合体现在：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一方面“解放”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又反感把林彪问题定性为极左。看得出来，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既试图调整党内关系，又要维护GPCR的正当性。在调节两派之间的平衡问题上，毛煞费苦心，但是他看到社会愈发反感GPCR，官僚方向比GOF更得民心，因此愈发焦虑。
在周恩来去世后，据张玉凤和毛远新等人回忆，毛泽东“烦躁不愿讲话”，“总是拨手指”，“翻来覆去”，看来毛泽东在犹豫、踌躇甚至焦虑。更让毛泽东焦虑的，可能是人事更替后的变数和“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历经十年GPCR，党内和社会上对GPCR不仅普遍缺乏认同，反而愈来愈不满；党内高层格局会不会改变，能不能支撑GPCR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切殊难预料。毛泽东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晚年却一反往日兴趣，对苍凉凄婉的词赋更为钟情，也是毛泽东此时心境的体现。韩钢指出，1976年的毛泽东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终于发现理解GPCR”的人还是少数，担心其身后GPCR如何延续，他开创的革命事业能否传承?“曲高和寡”，前途堪忧!到1976年1月，这种孤独和悲凉已经溢于言表。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讲出那段“两件事”的谈话是有可能的。
参考
- ^韩钢：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5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