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的决策问题，与其怪罪苏联的乙方人员，还不如说一切责任都在美方来的合适。

在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派遣中美专家从兰州出发，沿途重点查勘了朱喇嘛峡、龙门、三门峡、宝鸡峡、大佛封等坝址和陕甘灌溉、水土保持以及河南境内的黄河河道、大堤的问题。在之后给出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美方专家提出了关于治理黄河的三点意见：

1、凡拟在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库，都应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

2、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故建议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此时建坝回水到潼关，形成峡谷水库，避免潼关以上的农田损失。

3、在八里胡同建库，不是为发电，而是作为防洪的滞洪水库。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某一定值，数年之后泥沙冲淤平衡。针对洪水库排出的泥沙更浓，对下游河床不利，还需要继续研宄。

对美国专家这次报告的影响，中国著名的泥沙专家方宗岱事后回忆道：

“我刚由华东调京不久，参加了20天审查工作。在审查之前，我找了当时黄河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江国栋同志询问：是否有人向黄河规划委员会反应美国人的治黄方案，他以不了解情况相答。当时社会是一片亲苏反美之声，出于私心杂念，在审查会上我没有提出美方的滞洪排沙水库的治黄方案，偶念及，没有尽到科学工作者的应尽之责，心殊内疚”。

“当时水利界上层人士，对黄河顾问团的美国专家反对在三门峡建水库，而主张在八里胡同建坝一说持相同意见者不乏其人，但无人直言提出。三门峡电站是当时亚洲第一大水电站，大多数同志出于爱国之心，急于求成；也可能在那种时候，没有人敢不同意苏联专家而同意美国，哪怕只是纯技术问题。

事实上在五十年代的水利建设中，中方技术专家在据理力争的情况下，一样可以改变苏联的方案。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刘家峡水电站，在设计初期关于坝址选择中苏专家就存在较大分歧。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张昌龄和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周太开等中方专家认为应选择红柳沟坝址，而苏联专家主张在马六沟建坝。中苏专家为此进行公开辩论，最终是中方专家的意见得到了部、局主要领导认可，刘家峡水电站最终选择在红柳沟建坝。

但是在1957年6月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举办之际，当时的形势已经令水电界的技术人员们噤若寒蝉，只有黄万里和温善章两人敢于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反而是以王化运带头一些人极力鼓吹高规大库，以迎合“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主义理想。

尤其是王化云此人，作为“蓄水拦沙”方案的始作俑者，他利用自己在黄委会的职位，极力鼓吹要将黄河泥沙拦截在黄河中上游的设想。甚至到1964年，三门峡的设计缺陷完全暴露，泥沙淤积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此人还坚持要在黄河干流继续兴建拦泥水库和拦泥坝工程。幸而最终还是采取了改造方案，以1.2亿资金的代价重新打开了12个导流底孔。

三门峡的泥沙问题，可以提名中国水利史上最惨痛的教训之一。

三门峡号称黄河第一坝，1957年4月开建，1960年建成蓄水。

归因于苏联专家对黄河及黄土高原认识不足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对于水利工程的经验不足，认知需要时间累积也好，或者是时代影响的快干冒进也好，总之，三门峡最初的设计中，并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

而泥沙问题，恰恰是黄河最严重的问题。

三门峡刚建成时，采用的是蓄水拦沙。

仅仅一年时间，水库就已发生严重淤积。从潼关到三门峡大坝之间，泥沙淤积导致河道和水库高程节节攀升。

至 1962年3月，330米高程以下库容由原 59.3亿立方米减至 43.6亿立方米。

潼关站 1000立方米每秒的水位抬高4.31米，渭河口出现“拦门沙”，导致渭河下游汇入黄河受阻，河水倒灌，两岸地下水位抬高，农田淹没、浸没、盐碱化面积增大

形势所迫，从1962年开始，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

在汛期，闸门全开敞泄。

也就是说，从1962年开始，三门峡的防洪功能就已经丧失了。

滞洪排沙后，三门峡库区淤积有所减缓。但大坝泄水孔仍高出河床 20多米，导致入库泥沙有 60%淤在库内，潼关河床高程仍在逐步增高。

1964年，水库内汛期淤积的泥沙在汛后冲刷出库，形成小水带大沙，下泄的泥沙淤到下游河道主河槽内，下游河道进一步恶化。

因此不得不对大坝进行改进，增加泄流排沙隧洞，将部分发电装置也改为排沙装置。

1969年到1990年，又陆续挖开导流底孔。

1973年10月后，三门峡采取“蓄清排浑”运用方式，也就是汛期排出浑水，非汛期拦蓄清水；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造后，三门峡从设计阶段防洪、灌溉、发电为一体的水利枢纽，变成了基本上没有防洪价值，发电价值也很小，灌溉也别提的，奇奇怪怪的水利枢纽。

在三门峡建设前，这座大坝是被寄予了根治黄河水患的期望的。

但是建成后，活没干多少，造成的麻烦一大堆且无解，黄河的问题更严重了。

很多人都提过，炸掉三门峡，一了百了。

到1994年，小浪底开工。

小浪底的建设，是在三门峡三十年来积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工的。

体操比赛上，如果只有两个参赛队员，第一个上场的严重失误，被判0分，那第二个参赛队员，只要完成规定动物，就赢了。

小浪底实际上也存在泥沙淤积问题。

1997年建成，到2023年，小浪底库区淤积了34亿立方米的泥沙。

小浪底共有75.5亿立方米的拦沙库容，按照原设计，应在2020年淤积满。

现在的淤积量占总拦沙库容的不到一半。

当然这其中，无论是三门峡还是小浪底，调水调沙的功效都巨大。

反正吧，有三门峡作为对比，小浪底表现的足够优秀了。

　　三门峡坝址真的完美无缺吗？

　　不是的！单纯从三门峡的地形地质条件而言，这里确实是建坝的理想之所，但如果再往深处探究，在此处建“高坝大库”的弊端就显而易见了——它把渭河下游沦为汪洋万顷的库区，淹没的是黄、渭、洛（北洛河）三角洲最为肥沃的百万亩耕地；还要迁徙数十万的居民，代价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对此，倒是有几个美国人“旁观者清”。

1946年12月，在美利坚大江大河水电开发中建立卓越功勋的美国工程兵团总工程师（中将军衔）雷巴特，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著名大坝专家萨凡奇，美国铝业公司水力总工程师（中校军衔）葛罗同，还有先期来华、时任全国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处总工程师的柯登等贵宾，应国民政府之邀，带着美国人特有的良好感觉，以“治黄顾问团”的身份来到了黄河之滨。

　　以雷巴特为团长的美国治黄顾问团，首先研究了日本人关于开发黄河的残存文件，于12月12日开始了黄河查勘之旅。他们从黄河入海口溯流而上，或空中视察，或实地踏勘，沿途考察了海口、黄河下游故道 、黄泛区和八里胡同、三门峡、龙门、刘家峡等坝址，以及关中灌溉工程、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等，一直行进至青海的黄河源区……1947年元月10日，近一个月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之后，几位美国专家开始在开封的一幢别致的小洋楼里“坐而论道”。雷巴特在治河规划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年近七旬，身体健康，喜欢喝酒，特别是威士忌。在美酒、咖啡的陪伴下，雷巴特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勾勒出一幅粗线条的“治理开发黄河”的图景。“四个美国人对每个问题，都激烈争论，结果总是以雷巴特的意见写入总论。”（方宗岱《1946年美国治黄顾问团视察黄河杂记》）

　　不久，美国人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简明的《治理黄河初步报告》，在肯定了日本人“研究精详，若干建议颇足称道”之后，笔锋一转，对以往人们热衷于在黄河干流三门峡修建“高坝大库”的想法泼了一盆冷水，主要观点有三条：

　　第一，在黄河中下游的干流上修建水库，首要任务是防洪和控制黄河下游的泥沙，而不是发电。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即使采取良好的治理措施，亦非数百年不可，因此在黄河上修建水库应当排沙而不是拦沙。

　　第二，在三门峡修建水库，对潼关以上的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从防洪、发电、蓄水、泥沙等问题综合考虑，三门峡坝址并不理想，建议改移至三门峡下游百余公里的八里胡同（距今小浪底水库坝址上游20公里）。

　　第三，在八里胡同建水库，不是为了发电，而是为了滞洪。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一定的平衡。为了解决水库的泥沙淤积问题，可在大坝底部设排沙设施，每年放空排沙一次。

　　这是近代以来，第一次有人对三门峡坝址“不以为然”，并对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提出了富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对策，对水土保持的效果表达了谨慎的评估——这些认识，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也不啻为一种真知灼见。

二士谔谔

1．黄万里、温善章说“不——”

　　历史的列车驶入了一个火红的年代，赤县神州到处奔涌着改天换地、大干快上的热潮。

　　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中，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蓝图跃然纸上。

　　本来，对于三门峡工程的设计，黄委主任王化云和电力工业部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倾向于我国自己搞；当时担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的汪胡桢也主张“请苏联专家把关，我们自己设计”，他甚至提出：由我国与苏联平行设计，相互比较，择优采用。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心存顾虑，他认为三门峡工程事关治黄大局，我国又没有在黄河上修建大坝的经验，还是请苏联专家进行设计较为稳妥。经过中央高层反复研究并与苏联政府协商，最后决定将三门峡水库拦河大坝和水电站设计委托给苏联方面，具体设计任务由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简称“列院”）负责，其余项目由中方自己承担。

　　1955年8月，中方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任务书》正式提交苏方，并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出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每秒降至6000立方米每秒；并要考虑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在苏联，列院是水电工程规划设计的翘楚，兵强马壮，人才济济，举世闻名的埃及阿斯旺水库大坝和电站的设计图纸就出自该院工程师之手。接到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任务后，列院抽调100余名精兵强将，于1955年10月—1956年11月展开了设计会战。一时间，位于苏联海滨名城列宁格勒（1991年后恢复旧名“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列院办公大楼，常常在夜幕下灯火闪烁……

　　1956年12 月，苏联方面向我国提交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里面给出的高坝方案气冲霄汉：“水库正常水位不应低于360米，考虑寿命100年，最高水位应提高到370米。”——即使按360米高的水位蓄水，三门峡可控制黄河流域面积的91.5％，库容可达647亿立方米，不但足以吞下“涨上天”的特大洪水（如果暴雨降在下游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也能起到错峰作用，减轻甚至避免洪灾损失），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

　　应该说，苏联人是好心，他们想帮助中国尽快修建一座旷古未有的“万里黄河第一坝”，集防洪、灌溉、发电等综合功能于一身，毕其功于一役，让黄河由“中国之忧患”一朝变为“幸福万年长”的福河。

　　好心就一定能办好事吗？

　　在三门峡修大水库，利的方面确实让人热血沸腾，心向往之，但弊的方面呢？同样让人瞠目结舌，脊背上凉飕飕地发寒：淹没耕地325万亩，移民87万人，而且淹没的大部分是“肥得流油”的渭河下游平原。后来水库成为“泥库”的恶果更是惊心动魄……

　　面对“老大哥”的“高坝大库”方案，绝多数中国专家是信服和肯定的，也有少数人提出了质疑，更有两个头脑冷静的热血男儿拍案而起，大声说“不——”！他们是：黄万里和温善章！

　　黄万里，著名水利专家，名门之后，其父是我国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1945年7月，黄炎培造访延安，在窑洞中促膝长谈，纵论天下兴亡之道。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呢？“……沉吟一会儿，答道：“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二人著名的“窑洞对”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打破“不为官吏”的信条，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65年12月病逝于北京。黄炎培还是毛泽东等人的“诤友”，以敢谏、善谏著称。黄万里是黄炎培的第三子，也是他最著名的儿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这就是黄万里。

　　1911年出生于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的黄万里，儿时十分淘气，但身为教育家的父亲却对这个顽童颇为喜欢，偶尔只是笑嘻嘻地说：“你总要闹出个名堂才好。”上学之后，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正直、有极强的记忆力，并告诉其父黄炎培：“此子可造。”1932年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任浙赣铁路助理工程师。1931年和1933年的长江、黄河大水，数以亿计的同胞特别是广大农民饱受水灾之苦。触目惊心的水灾，深深触动了黄万里，他决定赴美留学，“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后来黄万里说：“听说黄河最难治理，我便立志学水利，治黄河。”

有了出国留学的打算后，黄万里特地拜见了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副总工程师许心武，想听一听这位他十分尊敬的师长的意见。许对他说：1931年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所长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得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能设计施工罢了……。面对许心武投来的滚烫目光，黄万里心头热浪涌起：“我去美国就攻读水文专业！”

　　1934—1936年，负笈美国的黄万里先后迈入了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的校门。除潜心学习水文学外，还兼修气象、地质、地理、天文等学科，获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新方法，当时即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在读万卷书的同时，黄万里还行万里路，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和大江大河，大开了眼界，“懂得了以前所学的水工结构理论远不足以解决洪水变人们治水也就不能孤立地以沙论沙、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

　　1955年上半年，周总理曾主持召开过一次小型座谈会，征求部分知名专家对《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意见。会上，几位专家对《技经报告》均做了肯定的表态，只有黄万里大唱反调，历数《技经报告》中的不是，说着说着，黄万里激动起来，一双慧目迸射出凌厉的锋芒，尖锐、刺耳的话脱口而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你们说‘黄河清，圣人出’，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陆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黄万里的话说得够直率、难听，但无疑是逆耳忠言。

历史上黄河下游局部河段偶尔出现的短暂河清，时间都是冬春枯水季节，且大多与黄河上中游流域干旱无雨或剧烈地震等自然灾害有关。看来，“河当浊而反清，阴欲为阳”，非但不是祥瑞，反而是灾祸。

　　至于黎民百姓企盼“黄河清”，其实是渴望黄河岁岁安澜。

　　黄河是浑浊的。其实，所有称得上大江大河的河流色调大多是浑浊的，浑浊意味着大容量——百川归之，泥沙俱下；浑浊意味着大气派——挟雷霆万钧之力，惊涛拍岸，浩荡千里；浑浊意味着大创造——在漫长的行程中，一路奔涌，一路养育，造就文明，繁衍生物。“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古人认为人的寿命最多不过区区百年，是很难等得到黄河清的，便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感叹。人们希冀黄河变清，其实，就黄河的流程经过黄土高原——这片极度干渴缺水之地而言，即使我们把水土保持做到极致，也恐怕难以完全改变那里“土松雨暴”的天然环境，而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下切》在后来明确指出，即使天然植被完全恢复，森林覆盖率超过原始时期，黄土高原依然有60%以上的泥沙是河水本身的下切作用带走，不能通过水土保持工程改变这部分。因而泥沙滚滚而下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对对错没感觉，我对某些人名有ptsd

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平原的整体经济开发 - 道客巴巴

黄万里美国的确切博文是降雨-径流相关性分析

相关为瞬时过程线理论否定瞬时单位线理论

1937年7月黄万里致交大唐院顾宜孙先生的信中提到，他的博士论文有三个新学说，十二个新方法，“计实费生两千一百小时之研究，为有生第一精力大投资。生之贡献为从雨量来计算河流之流量图（Hydrograph）”

这玩意反正我不懂大气，懂的说说可以

但是八九十年代写的这玩意，这种人谈修水坝我是一个字都不敢信的。

同样有些人拿人名字当盾的，对错是一码事，你这文章拼了摘了多少当年的吹逼废话，我是看得出来的。

少 来 这 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