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坝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一个名声好一个名声差？

三门峡的决策问题，与其怪罪苏联的乙方人员，还不如说一切责任都在美方来的合适。

在1946年12月，国民政府派遣中美专家从兰州出发，沿途重点查勘了朱喇嘛峡、龙门、三门峡、宝鸡峡、大佛封等坝址和陕甘灌溉、水土保持以及河南境内的黄河河道、大堤的问题。在之后给出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美方专家提出了关于治理黄河的三点意见：

1、凡拟在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库，都应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

2、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故建议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此时建坝回水到潼关，形成峡谷水库，避免潼关以上的农田损失。

3、在八里胡同建库，不是为发电，而是作为防洪的滞洪水库。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某一定值，数年之后泥沙冲淤平衡。针对洪水库排出的泥沙更浓，对下游河床不利，还需要继续研宄。

对美国专家这次报告的影响，中国著名的泥沙专家方宗岱事后回忆道：

“我刚由华东调京不久，参加了20天审查工作。在审查之前，我找了当时黄河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江国栋同志询问：是否有人向黄河规划委员会反应美国人的治黄方案，他以不了解情况相答。当时社会是一片亲苏反美之声，出于私心杂念，在审查会上我没有提出美方的滞洪排沙水库的治黄方案，偶念及，没有尽到科学工作者的应尽之责，心殊内疚”。

“当时水利界上层人士，对黄河顾问团的美国专家反对在三门峡建水库，而主张在八里胡同建坝一说持相同意见者不乏其人，但无人直言提出。三门峡电站是当时亚洲第一大水电站，大多数同志出于爱国之心，急于求成；也可能在那种时候，没有人敢不同意苏联专家而同意美国，哪怕只是纯技术问题。

事实上在五十年代的水利建设中，中方技术专家在据理力争的情况下，一样可以改变苏联的方案。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刘家峡水电站，在设计初期关于坝址选择中苏专家就存在较大分歧。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副总工程师张昌龄和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周太开等中方专家认为应选择红柳沟坝址，而苏联专家主张在马六沟建坝。中苏专家为此进行公开辩论，最终是中方专家的意见得到了部、局主要领导认可，刘家峡水电站最终选择在红柳沟建坝。

但是在1957年6月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举办之际，当时的形势已经令水电界的技术人员们噤若寒蝉，只有黄万里和温善章两人敢于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反而是以王化运带头一些人极力鼓吹高规大库，以迎合“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主义理想。

尤其是王化云此人，作为“蓄水拦沙”方案的始作俑者，他利用自己在黄委会的职位，极力鼓吹要将黄河泥沙拦截在黄河中上游的设想。甚至到1964年，三门峡的设计缺陷完全暴露，泥沙淤积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此人还坚持要在黄河干流继续兴建拦泥水库和拦泥坝工程。幸而最终还是采取了改造方案，以1.2亿资金的代价重新打开了12个导流底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