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双尾彗星这人也是莫名其妙的各种迎合某些年轻小哥的暴论

牢a的东西也确实是不用细枝末节全信

但双尾彗星对章北海official的评价还真对了

这个万事拐回国内+明里暗里撑老美，一段话拐了七八个弯说不清楚就为了暗戳戳指向些啥的味儿

从小看古墓派的味儿，太太太熟悉

你不能只在吆喝着“霍金敬酒”“苹果人”“基本盘”的时候感慨造梗能力是个好东西。

看来“斩杀线”这词伤害性真挺强的。

这个所谓“斩杀线”概念，一望便知，不过是一种出生在东方的“东方主义”文化产品，是为了满足特定观众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诞生的半虚构作品，其本质与试图在甚至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青藏高原周边寻找所谓“香格里拉”一样的荒唐可笑。

只不过与西方中产阶级试图在他们一无所知的远方找天堂不同，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希望在他们一无所知的远方找地狱，然后证明自己现在就生活在天堂。

这种东西，对于任何有基本辨别能力的旁观者而言，多看一眼都算输。但是牢章的毛病就在于，他总是会忍不住进入别人预设的这种扭曲和怪异的语境中与之争辩，然后作茧自缚。

相比之下，看看他的老师马前卒在自己的新一期节目中是如何捎带着提了一嘴“斩杀线”，就把这个概念批驳的七零八落，牢章要学习的还很多。

如果你要拿血液制品产业说明“闹钟也干了”，这种与献血证挂钩的献全血行为并不适合拿出来说事。以资金为报酬献全血的“隐性卖血”终究是没有登堂入室，体量也存疑的灰色产业——真正“也干了”的，是放在台面上，已经真正商业化的血浆单采产业，商业采浆站一直都是被容许存在的。

就拿商业采浆巨头CSL来说，虽然CSL PLasma在美国设置的采浆站最多，而且一定程度上因为这件事情名声不佳（当代美国与血制品关联的悲剧实在太多，已经多到不可能忽略的地步），但CSL其实在国内也算个老资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入华。虽然大多数时间它只是作为血液制品供应商存在，但它也一度在华拥有数个自己的血浆站，这批站点多年前从国内采浆企业手中收购而来，去年又转手给其他国内企业。

CSL的国内形象并没有受到这种“洋人抽血浆”行为的影响，相反，它在国内一直是热心慈善事业的体面人形象，而且算是“中国人民老朋友”性质的企业：

甚至具体到单个采浆站，形象都可以相当正面。比如湖北恩施的某个采浆站，06年前后建成，后由CSL买下，23年以该采浆站的名义捐助了当地中学：

这CSL还是个忠厚企业呐！

好了，如果不看外资企业，国内血浆单采产业又是怎样的呢？

目前，国内商业采浆行业也算是蓬勃发展，至于为什么说是“商业采浆”，因为和献血不一样，献浆没有很多伴生的荣誉证明（虽然说是“献血献浆同样光荣”，但毕竟不太一样），但伴生的资金报酬却不需要献血那样的名目——领款是一个制度化的环节：

目前，国内血浆站数量和采浆量都在稳步上升，而且已经有一批头部上市企业了：

“报告股东们一个好消息，2024年，我国的采浆量又上升了10%！去年，国内企业收购了CSL中国的几个浆站，比那个采浆量增加的威力，还要大！”

现在，国内337个采浆站，采浆量一共13400吨——虽然这远小于美国近900家浆站，50000吨级采浆量的数据，但也已经不低了。但如果问我是否支持进一步扩大采浆量，我其实是支持的，因为这里也要考虑人均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若要实现白蛋白自给自足，千人采浆量需要达到10L/1000人，这个数字甚至现在还没有达到。表面上看采浆量大，但倘若摊到每个人头上，其实感触还好。

问题就在于，商业采浆站的区域布局，也是很商业的。

国内现在有337个血浆单采站，伴生了407家名称里有“血浆单采”的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数可以直接对应单个单采站，有的则是一些伴生的制药、分析企业。它们在全国各省的密度（以每百万人口对应数量为标准）分布如下：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哪些地方采浆企业的密度高。国内网络平台上之所以对“有偿献浆”的讨论少，很可能是因为那些网民最活跃的地区确实接触不到什么采浆企业——京津完全没有、长三角中沪没有，江浙加一块只有7家，福建只有1家。广东很多，甚至是全国最多，但广东内部是割裂的，可以看看20年时的广东采浆站名单：

这19个站点里，属于行政意义上“珠三角”的只有肇庆怀集、高要和惠州博罗的3个站点，如果是地理意义上的珠三角恐怕还要去掉怀集，剩下来全都是粤东、粤西、粤北的站。
采浆企业密度和经济条件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但也有几点需要注意：

1. “京津冀一体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展现了，河北的采浆企业密度并不高（河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像其人均GDP那样糟，河北人均数据难看是由于上限难看，但它有着北方最高的下限之一——衡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一半的非珠三角广东城市，保定则已经高于12个非珠三角城市中的10个，邯郸人均比整个非珠三角+肇庆高）
2. “山河四省”中山西远高于其他三省。之前那个因为频繁采浆（两周一次）酿成悲剧的事件也发生在山西。
3. 东北南部的辽吉地区采浆企业密度很低

当时让我比较震惊的是“两江”20年浆站数量的对比，主要那篇文章里把它们排一块了：

经济条件相对不好的地方采浆站更多，这大概不是没有理由的。说句题外话，从目前的信息来看，献一次血浆的价钱大约在300-400元——折合50美元上下，那个山西少年被转包一层后是260元-300元，折合40美元上下，而美国卖血浆刨去那些“新手奖励”的“公允价格”是30-50美元/次，国内价格在这方面和国际接轨，甚至更高。这种情况下，卖一次血浆相较打工简直是“更合算”的选择（有血浆站的县，人均可支配收入>4万的都没几个）——虽然要受到最快两周一次的限制。

当然，我对赛里斯的这个有意见，不意味着我对美国就没意见，所以从“卖血”角度出发反驳，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众所周知，在诸多“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美国也有显著的血站往贫困区扎的现象，赛里斯最高的甘肃相比之下都完全不值一提。

这倒让我想起两年前我某位去日本工作的表姐和我聊天时有关“润”的吐槽，大意就是，如果从一个普通小资职员的角度出发，润欧洲-日本和美国的区别大概可以分别用黄埔军校的那副对联概括：欧日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美是“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想要理解这个名字，首先就要从三体原作中的章北海说起。

在三体中，章北海是为了讽刺人类傲慢所创造出的 反英雄 类角色

在人类科技被三体锁死后，人类实质上已经丧失了与三体文明同水平交战的机会，可以理解为，欧美人想办法让非洲限制在了蒸汽时代

举个例子，比如说用某种不可言说的奇迹让电磁转换在非洲失效，让切割磁感线无法在非洲发电。

非洲人就只能用蒸汽与火药发展自己的科技，比如差分机，实现一种蒸汽朋克式的社会科技，再没有真正碰撞之前，非洲也可以有炸弹，有导弹，有蒸汽机内燃机，有飞机有坦克，有各种各样看起来十分威武的战争机器，似乎还能和欧美碰一碰

但只要一开打，就漏了怯了

什么叫通信卫星保障全战场无障碍交流？打仗不应该靠八百里加急沟通么？

什么叫小型单兵无人机？这么小的东西你怎么保证飞翼协调平衡旋转的？

什么叫人工智能机器狗，到底多精密的机械结构能实现人类思维的模拟？

不对，现代战争不是这样的，你要坦克轰完步兵冲，步兵冲完坦克轰。还要有绞肉机，堑壕战，巷战，游击战，这样一点一点的推进战线才对啊。什么叫电气时代的信息革命啊，那边的原子能又是什么东西啊，现代战争不是这样的！我不认可这样的战争！

三体和人类的差距比上面描述的还要大，大多少？大到欧美那边放了一个无人机，炸翻了非洲这边全部的坦克

好吧，其实是假的，没有炸翻，是撞翻的

章北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敏锐的洞察到了事情的真相，即：虽然人类这边极尽所能掩饰真相，强调意志与决心的重要性，将胜利希望寄托于“后人的智慧”。但事情的结局早就注定了，在科技被封锁的情况下，无论人类这边做出怎样的努力，都一定会输掉这次战争

于是章北海做出了正确但不光彩的选择：做一个叛徒，一个逃兵，一个流亡者

他隐忍潜伏，装出一副对人类很忠诚的样子，最后在决战前拐跑了几艘星际战舰，为人类保留了火种

但其实可以理解，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呗。但我之前说过，章北海是为了讽刺人类的傲慢而设计出的角色，那人类到底傲慢在哪儿呢？傲慢就傲慢在，人类明知道必输，却选择欺骗自己，没有能做出逃亡的准备。甚至没能留下一颗火种来保全自身，哪怕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所有人都选择了掩耳盗铃。

因为能离开的人类能幸存，这不公平，所以人类像笼子里的螃蟹一样互相拖累，最后傲慢的迎接死亡。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章北海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不“光彩”

那是什么让他成为“英雄（反）”的呢

是因为他死了，而且死的很好（无贬义）

他拐走的那几艘战舰资源不足进行星际航行，但如果能把几艘战舰的资源集中起来，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几艘飞船都意识到了这一局面，而章北海的手从始至终一直按在武器系统的界面上，随手按一下，其他飞船上的人类就会被他屠杀殆尽，他们携带的资源将帮助章北海逃离这个被封锁的星球。

但在最后一刻，章北海看见了其他飞船率先发动了攻击。于是微笑着取消了飞船武器的发射程序，轻轻叹息了一句“都一样”，坦然的迎接了死亡。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或许他的手段不光彩，但他的目的一直是高尚的。

就像是苏联解体前夕，有个高管疯狂侵吞国有资产，成为寡头，操纵国家。最后在普京决意清洗寡头的第一时刻跑去自首，并奉上了多年以来收集到的犯罪证据，最后留下一句话“同志，我把党的财产保护的很好”

特喵的，到时候普京见了他也得先敬个苏联军礼

至此，这个角色的塑造已成。可以说但凡章北海没有死，这个寡头没有自首而是被推翻了，他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反派角色

回到章圣身上来，章圣为什么要起名章北海呢？

因为章圣也是一个投降主义者

章圣坚定的认为现在正行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但章圣无力改变他，于是看见章北海顿时恍然大悟惊为天人

哦，原来投降的第一步是要当叛徒啊，当叛徒的第一步是先混进去啊

于是你可以看到，章圣是毛等左派言论起家的，但偶尔总是蹦出一两句惊为天人的资派右倾发言，其实没别的含义，单纯就是没装好，露馅了

章圣也幻想有一天，老钟全民溃败的时候，他能带着一批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为此他不得不暂时捏着鼻子研究几句左派理论，先把摊子做起来再说

章圣和章北海的主要区别就是，章北海目的是对的，手段错了。而章圣本身的目的就错了，也不太可能改正，装也装不像。最后在感觉自己信仰快彻底崩塌以后终于憋不住了，自爆一波，终于变成了小丑

可能他想表达的是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从全球掠夺来的财富是平均分配的，底层人民和金字塔尖端过着一样的生活，所以美国要么就是人人吃牛排，开豪车，住大house。就是人人惨的不行大家都过着流浪领救济粮的生活。

什么，你说他不是这个意思？总不能是他不知道贫富差距这种东西吧。

什么，你说他身为一个标榜自己是左翼的up主，怎么可能不知道贫富差距这玩意？

那他写这段话的目的是啥我就不好说咯

一旦你理解了斩杀线这个说法，很多以前难以理解的事情，全都会豁然开朗！

比如说美国明明是一个高生育率的移民国家，那为什么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却十分缓慢？

再比如说美国明明是一个高收入的国家，那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的流浪汉？

还有很多中国人始终理解不了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美国的阶层跌落为什么会那么狠，前一天可能你还是一个精英白领，结果第二天你就直接变成了在街头要饭的一员，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人完全无法理解，因为在中国哪怕你失去了工作，顶多也就是在家里躺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我们又是一条好汉，但在美国，你倒下了可能就彻底爬不起来了，这种仿佛瞬间触发了“斩杀线”的现象，确实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但自从斩杀线理论被提出之后，这些问题我们似乎都能找到标准的答案。

为了照顾完全零基础的朋友，我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斩杀线”，玩过游戏的朋友都清楚，当BOSS的血量低到一点地步时，可能会触犯游戏的斩杀机制，比如说有的游戏明确规定，佩带了某种装备，攻击血量低于10%的BOSS时，可以将其一刀斩杀。

这种直接秒杀低血BOSS的行为就叫做触发了斩杀线。

在现实中，我们完全可以将斩杀线理解为财务崩溃的临界点，就是说当你失去工作，或者收入减少到某个地步时，你在美国就会被直接淘汰，从一个光鲜亮丽的中产，一夜之间变成街头的流浪汉。

这就是最近火遍全网的“斩杀线”理论。

明白了这个，我们再来聊聊美国人的斩杀线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斩杀线机制？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机制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严格按照弱肉强食的标准在设计，在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弱者是不值得同情的，更不值得浪费社会资源去托底，发动社会机制将他们赶到社会边缘，然后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美国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所以在美国，只要你不是大富大贵的资产阶级，当你出现财务困境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失去赚钱和生存的能力，然后一步步阶级跌落，变成无人问津的下水道尸体。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说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说明。

先说著名电子宠物甜甜圈王伟恒的故事。

王伟恒在国内曾经是一个生活优越的中产阶级，去了美国之后本来他还是有点积蓄的，那为什么他越混越差，甚至变成了如今这副穷困潦倒的样子？

我就说两件事，一件是王伟恒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直接去医院看病，结果他和医生只聊了15分钟，连一盒药都没有开，就直接被收了5600美元的费用（大约40000多人民币）。

另一件是他开车追尾，由于没有购买保险，直接被对方索赔了1.1万美元（80000人民币），这件事直接导致他财务破产，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通过王伟恒的案例我们就能看出，美国这个国家，他保护的是有钱人的权益，如果你有足够的金钱去购买商业保险，那你遇到这些意外压根就不叫个事，可一旦你没有购买保险的能力，那社会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小事，来逼着你走向破产的恶性循环。

这些小事可能是发烧生病、车子剐蹭、和医生聊天、叫救护车等等，只要你做了其中一件，那就会触发社会的惩罚机制，导致你的个人收入快速归零，斩杀线就顺利的出现在了你的头顶。

还有很多人始终想不清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工资那么高，但是美国人却始终存不下来钱？是他们不喜欢存钱吗？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美国的社会机制，就不允许底层和一般中产阶级存太多的钱。

当你在美国混到一定的位置时，就会面临大量的固定开支，各种保险、房产税、车贷、学费贷等等，就全都会找上了你，根据数据统计，美国人每年有70%-80%的收入要用来应付这些固定开支。

比如说我跟大家说一个离谱的事情啊，在美国很多州有一个魔幻的规定，那就是你家花园里的草坪，高度是有标准的，比如说纽约长岛的新海德帕克村要求居民前院植物高度不能超过18英寸(45厘米)，芝加哥某社区要求植物不能超出规定高度2厘米。

如果你没有及时修剪，那一旦被政府发现，或者被邻居举报，那刚开始就是警告，后面就会罚款50-500美元不等，之前媒体就报道过一个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老人就因为没有修剪植物，累计罚款高达3万美元，甚至如果你长期置之不理，那极端情况下政府还可以没收你的房产。

所以为了解决草坪的高度问题，很多美国人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 自己抽时间去修剪（会消耗自己大量的精力）。

第二， 花钱请人帮自己定期修剪（省事但费钱）。

也就是说，在美国当你达到一定的层次时，为了维持你对应阶层的体面，每个月会有大量的固定开支等着你，在你收入足够高的时候这些不是问题，可当你有一天失业或者破产了，那面对高昂的房产税、保险费和车贷费用，很多中产就只能被迫走上流浪的道路。

还有为什么在美国失业之后就很难翻身？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理解，毕竟在中国失业了大不了再找一个工作就是，天无绝人之路。

但在美国不一样，当你失去了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无力承担高额的房租，当你交不起房租，你就会失去固定的居住地址，而很多公司在招聘正式员工的时候，又明确的规定，必须要员工提供固定的居住地址，因为他们无法核实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中国我们有身份证作为基本的信用凭证，但是在美国没有类似的证件，所以他们才需要用固定的居住地址来卡住招聘的门槛，这样一卡，就导致大量失业的人无法找到正式工作，最后只能去干那种收入微薄的临时工，于是就陷入到了财务问题的恶性循环。

还有另一个大家很难理解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的学费贷现象，根据之前新闻的报道，美国有很多大学生毕业10年之后还在偿还学费贷，有的人甚至因为上学而直接破产。

为什么他们背负高额贷款也要读书？因为没有学校的毕业证明，你就找不到对应的工作，你距离被社会“斩杀”就不远了，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再说明白点就是，在美国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你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避免自己被社会机制判定为弱者，因为一旦你被判定为弱者，那社会的淘汰机制就会自动启动，到时候正规公司不会要你，你的合作伙伴也会离开你，甚至就连保险公司都会提高你的保险费用（比如说老人），通过层层传递的方式，一步步积累，直到有一天量变引发了质变，你就会触发社会的斩杀线。

之前留学生牢A在直播中就提到过，在美国有很多程序员失业之后，只过了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从光鲜亮丽的大厂白领变成了住在下水道的鼹鼠人，这就是美国残酷的现实。

这些事情之所以很多中国人不信，是因为他们还是特有的中国人思维，在他们眼中看到的现实是，一个大厂程序员失业之后，要么是立马又找了一家新公司入职，要么就是存款足够直接回家躺平，总之，确实没有出现美国那种直接被社会斩杀的情况。

这就是中美国情的差异，中国社会不会搞弱肉强食那一套，我们对社会弱势群体有特定的保护机制，对低收入人群或者零收入人群，有最基础的托底工程，所以大家混得太差也不会被社会直接淘汰。

但美国不一样，美国的社会机制就是你不适应就活该被淘汰，所以他们的强者愈强，弱者直接消失，这是非常典型的欧美思维方式。

看完这些你就清楚，美国人之所以没有积蓄，不是他们不知道未雨绸缪，而是他们有70%-80%的收入都需要用来支付固定开支，压根就存不下多少钱，如果你不愿意承担这些固定开支，比如说商业保险不买了，草坪也不修剪了，那惩罚机制立马就来了，逼着你走上被斩杀的道路。

这种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我做一个形象的比喻。

在中国我们玩游戏，充钱和不充钱各有各的玩法，可能就是充钱的大佬更爽一点。

但在美国玩游戏，它在严重歧视零氪或者低氪玩家，你不充钱就感觉彻底玩不下去了。

这就是中美的差异。

所以没办法，生活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里，美国人肯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嗑药、吸毒这种事情就广泛发生了，这都是有社会背景的。

尤其是现在全球经济下行，欧洲国家也陷入到了债务危机，他们很多领域，我估计很快就会向美国人看齐，到时候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就会集体走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的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他们的穷人则会慢慢的消失，为什么美国每年那么多移民，但是总人口规模却增长如此缓慢？这些人都去了哪里？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为什么我一直说国内的制度好？这不是尬吹，而是我非常清楚，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会搞全民扶贫，才会搞覆盖全国的菜篮子工程，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会在短期没有收益的地方去修路修桥通水通电，这并不是我们不懂投资回报率，而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天然的就对底层人有更大的托底责任。

反观美国，它深刻的让我们理解了鲁迅笔下那个吃人的社会最真实的样子。

原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枫冷慕诗”。

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下。

他脑子也献出去了吗???

从没见过如此愚蠢的up主。

美国人饥饿与肥胖并存是人家官方数据，不是牢ABC发的个人经历，你不觉得是常识是因为你不看，要么瞎，要么关键时刻闭眼，嘴脸呢喃着“我不看”，没有第三种解释。

你无法理解二者为什么能共存，因为是你巨婴。是菜篮子工程发展到现在已经让你们忘掉“食物品类选择权”这个维度了，彻底给从脑子里拿掉了。

高油盐工业垃圾和饿着二选一这种事根本不在脑子里。

现在你跟美国人说“为什么不吃素呢？”和晋惠帝何不食肉糜是一个意思。章北海这类低能up主对美国的理解很接近晋惠帝了。晋惠帝还有人瞒着民间实情，你呢？

讨论斩杀线，是为了给你一个不当傻子的机会。

它解释人们怎么被逼到这个数据里面的，难道你以为否认了解释方法就能否认官方数据吗？你只是怕了相反立场持有者的传播力。

还有就是那句‘入关夺了鸟位’，说入关人一会要大house，一会说他们饿殍遍野，好像暗示入关人是矛盾的。

这不冲突啊好吗？美国人饿死，是制度不行，不是肉食者挣的不够。

我们夺的是经济地位、金融地位、科技地位、军事地位、话语权....我们认为有这种地位，我们会比他们做的更好。

不是把饿死人的制度也夺走。美国的‘鸟位’根本没有强行绑定他们那种社会模式。

而且，如果照你的低能粉丝给熏出来的短平快逻辑来分析，那美国频繁挑战我们地缘安全，其实就是觊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打我们，就是为了将自己赤化？？想想你自己的烂逻辑通不通好么。

还发个憋尿小黄脸“疑惑中，少话”，疑惑你M呢？

神u是怎么做到一边动不动就喊别人学逻辑学，一边发一段话逻辑错误百出的？

我劝自诩为“开明社会主义者”的

@章北海

多去看你美国的老前辈迈克尔·哈灵顿是怎么描述美式贫困的。他不是不存在才“合理”，而是以你和你反对的对象都不理解他既存在，但以一种远比表面上的猎奇更隐蔽的办法运作着、吸血着。

在书本开篇，哈灵顿就直接点明：

To be sure, the other America is not impoverished in the same sense as those poor nations where millions cling to hunger as a defense against starvation. This country has escaped such extremes. That does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tens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are, at this very moment, maimed in body and spirit, existing at levels beneath those necessary for human decency. If these people are not starving, they are hungry—and sometimes fat with hunger, for that is what cheap foods do. They are without adequate housing, education, and medical care.
诚然，“另一个美国”并不像那些贫穷国家那样陷入极端贫困，在那里，数以百万计的人只能靠饥饿来抵御死亡。美国确实避免了那种程度的灾难。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就在此时此刻，仍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在身体与精神上遭到摧残，生活在低于人类基本尊严所需的水平之下。即便他们没有在字面意义上挨饿，他们依然处于饥饿状态——甚至有时是“因饥饿而肥胖”，因为廉价食品正是这样运作的。他们缺乏体面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障。

美国确实不存在亚非拉国家意义上的饥荒，或是衣不蔽体的极端贫困。他甚至很超前的点出了廉价食品能让穷人在饥饿中肥胖，这点完全符合当代美国城市流浪者的情况。

The millions who are po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en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invisible. Here is a great mass of people, yet it takes an effort of intellect and will even to see them. My response was not accidental. It was typical of what is happening to an entire society, and it reflects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in this nation.
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贫穷者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见。这里明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人群，然而即便要“看见”他们，也需要付出智识和意志上的努力。我的反应并非偶然，而是整个社会正在发生之事的典型体现，它反映了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深刻社会变化。
The other America—the America of poverty—is hidden today in a way that it never was before. Its millions are socially invisible to the rest of us. No wonder that so many misinterpreted Galbraith’s title and assumed that The Affluent Societymeant that everyone had a decent standard of life. The misinterpretation was true as far as the actual day-to-day lives of two-thirds of the nation were concerned. Thus, one must begin a description of the other America by understanding why we do not see it.
“另一个美国”——贫穷的美国——如今被隐藏起来，其程度前所未有。它的数百万民众在社会意义上对我们其余的人来说是不可见的。难怪那么多人误解了加尔布雷思的书名，以为《富裕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体面的生活水准。这种误解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毫无根据——至少对全国三分之二人口的日常生活而言确实如此。因此，对“另一个美国”的描述，必须从理解我们为何看不见它开始。
Poverty is often off the beaten track. It always has been. The ordinary tourist never left the main highway, and today he rides interstate turnpikes. He does not go into the valleys of Pennsylvania where the towns look like movie sets of Wales in the thirties. He does not see the company houses in rows, the rutted roads—the poor always have bad roads, whether they live in cities, towns, or on farms—and everything is black and dirty. And even if he were to pass through such a place by accident, the tourist would not meet the unemployed men in the bar or the women coming home from a runaway sweatshop.
贫困往往偏离人们行走的主干道，一直如此。普通游客从不离开高速公路，如今更是只在州际高速上穿行。他不会走进宾夕法尼亚的山谷，那里的城镇看起来仿佛是三十年代威尔士的电影布景。他看不到成排的公司宿舍、坑洼不平的道路——穷人无论生活在城市、城镇还是农场，总是拥有糟糕的道路——一切都是黑的、脏的。即便游客偶然穿过这样的地方，他也不会遇见在酒吧里消磨时间的失业男子，或是从血汗工厂下班回家的女人。
Then, too, beauty and myths are perennial masks of poverty. The traveler comes to the Appalachians in the lovely season. He sees the hills, the streams, the foliage—but not the poor. Or perhaps he looks at a run-down mountain house and, remembering Rousseau rather than seeing with his eyes, decides that “those people” are truly fortunate to be living the way they are, lucky to be exempt from the strains and tensions of the middle class. The only problem is that “those people,” the quaint inhabitants of those hills, are undereducated, underprivileged, lack medical care, and ar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orced from the land into a life in the cities, where they are misfits.
此外，美景与神话始终是贫困的永久面具。旅行者在最宜人的季节来到阿巴拉契亚山区，看见的是山峦、溪流与繁茂的植被——却看不见穷人。又或者，他看见一栋破败的山间房屋，脑海中浮现的是卢梭式的浪漫想象，而非真实的眼前景象，于是认定“那些人”生活得反而幸福，幸运地免于中产阶级的压力与紧张。唯一的问题在于，“那些人”——那些看似质朴的山地居民——教育不足、缺乏社会资源、得不到医疗照护，并且正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生活，而在那里，他们成了不合群的人。
···
Now the American city has been transformed. The poor still inhabit the miserable housing in the central area, but they are increasingly isolated from contact with, or sight of, anybody else. Middle-class women coming in from suburbia on a rare trip may catch the merest glimpse of the other America on the way to an evening at the theater, but their children are segregated in suburban schools. The business or professional man may drive along the fringes of slums in a car or bus, but it is not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to him. The failures, the unskilled, the disabled, the aged, and the minorities are right there, across the tracks, where they have always been. But hardly anyone else is.
如今，美国城市已经被彻底改造。穷人依旧居住在市中心那些破败不堪的住房里，但他们正日益与其他人隔绝——无论是在接触上，还是在视野中。那些偶尔从郊区进城的中产阶级女性，也许会在前往剧院度过一个夜晚的途中，匆匆瞥见“另一个美国”的一角；但她们的孩子却被隔离在郊区的学校体系之中。商人或专业人士也许会乘坐汽车或公交车，沿着贫民窟的边缘驶过，但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种重要的经历。失败者、非熟练劳动者、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少数族裔都在那里——在铁轨的另一边，正如他们一贯所在的地方。但几乎没有其他人会在那里。

在这里，哈灵顿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看不见“另一个美国”，对其中透露出来的残破景象感到瞠目结舌，那是因为物理意义上城市的郊区化形成了一种新的以阶级为核心的种族隔离，一种经济隔离。除非你愿意离开你生活的美好中产郊区幻想乡，不然你无法得知真正的贫困是怎么样的。

关于经济隔离是如何发生并且愈演愈烈的，我在这个回答里已经讲过了，在此不再赘述。如何看待斯奎奇大王（牢a）最新的直播“天堂地狱分割线”？

不过这里哈灵顿实际上还点明了一点，即另一个美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不透明，使得绝大部分中产对美利坚穷人的想象只停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芝加哥黑煤矿那种灰头土脸衣不蔽体的状态，停留在更早时候拖着残躯从饥荒的爱尔兰逃到美洲大陆的状态，等等等等。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不对的，因为这些想象是中产在无知情况下根据他们之间的生活作出的最坏判断，是单纯通过衣着吃穿来评判“有没有贫困”，实际上这恰恰是支持企业主的经济学家们最能粉饰的一点。

比如在穿着方面，

Clothes make the poor invisible too. America has the best-dressed poverty the world has ever known.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 benefits of mass production have been spread much more evenly in this area than in many others. It is much easier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ecently dressed than it is to be decently housed, fed, or doctored. Even people with terribly depressed incomes can look prosperous.
衣着同样使贫穷变得不可见。美国拥有世界上穿得最体面的贫困。由于多种原因，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好处，在衣着这一领域的分配要比在许多其他方面均匀得多。在美国，穿得体面远比住得体面、吃得体面或获得体面的医疗要容易得多。即使收入极其低下的人，也完全可以看起来相当“富足”。
This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factor in defining our emotional and existential ignorance of poverty. In Detroit,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lasses becam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discern the day the companies put lockers in the plants. From that moment on, one did not see men in work clothes on the way to the factory, but citizens in slacks and white shirts. This process has been magnified with the poor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in the big cities who are wearing shoes, perhaps even a stylishly cut suit or dress, and yet are hungry. It is not a matter of planning, though it almost seems as if the affluent society had given out costumes to the poor so that they would not offend the rest of society with the sight of rags.
这是造成我们在情感与生存层面上无法理解贫穷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底特律，当企业开始在工厂里设置更衣柜的那一天起，社会阶级的存在就变得难以分辨了。从那一刻开始，人们在通往工厂的路上看到的，不再是穿着工装的工人，而是穿着长裤和白衬衫的“市民”。这种变化在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身上被进一步放大。在大城市中，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穿着鞋子，甚至可能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或连衣裙，但他们却是饥饿的。这并非出于某种精心策划，尽管它几乎让人觉得，这个“富裕社会”仿佛给穷人发放了服装道具，好让他们不至于以破烂的外表，冒犯社会其余部分的视线。

比如在吃饭方面，

In the postwar period American agriculture continued to transform itself in the most basic way. As a result of mechanization, a vast exodus to the city took place. And yet, even given this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complete restructuring of farm life, the poor remained behind and, incredibly enough, by about the same proportion.
在战后时期，美国农业以最根本的方式持续发生转型。随着机械化的推进，大规模的人口向城市迁移。然而，尽管经历了这场农业革命、这种对农场生活的彻底重组，贫穷却依然留在原地——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The big corporate farms gained, of course. So did the urban consumers. As a result of the technological gains, Americans spend less of their income for food—an average of 20 per cent—than any other na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cost of food has risen less since 1949 than almost any other item in the cost-of-living index. Clearly, agriculture is one of the major successes of the affluent society.
当然，大型企业化农场获得了收益，城市消费者同样如此。由于技术进步，美国人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平均约为 20%——低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自 1949 年以来，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也低于生活成本指数中几乎所有其他项目。显而易见，农业是“富裕社会”中最成功的领域之一。
···
And yet there is a curious advantage to having known poverty so deeply: one learns to survive. In Los Angeles a welfare worker remarks that Negroes live better on relief than the whites. The whites will spend a major portion of their budget on a roast, and then live on spaghetti, macaroni, or potatoes. The Negroes, as members of the hereditary poor, have a much more balanced diet of cheap food, even if it is fat back and green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whites are much more prone to the classic health problems of poverty (overweight, anemia, and cardiac) than the Negroes.
然而，深刻地经历过贫穷，也有一种奇特的“优势”：人会学会如何活下去。在洛杉矶，一位社会救助工作人员曾指出，黑人在领取救济时，反而比白人活得更好。白人往往会把预算中的大部分花在一块烤肉上，接下来只能靠意大利面、通心粉或土豆度日。而黑人，作为“世代贫穷者”的一部分，则更擅长用廉价食物维持一种相对均衡的饮食结构——哪怕只是咸肥肉配绿叶菜。结果是，白人反而更容易罹患贫困阶层的典型健康问题，如肥胖、贫血和心脏疾病，而黑人则较少出现这些问题。

你看，照其中一些说法，我们是不是还能说越贫困越健康？贫困越久饮食结构越耐造？光拿物质上的充足与否来论证贫困很容易就掉进这些挨饿否定者的陷阱里。就按你乎知名迪克西自由派学者C字一串字母引入的说法来讲，连新大陆的黑奴都能一年100斤肉，想必过了一百年后60年代美国的流浪汉一年吃上肉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事实也确实如此：和黑奴的境遇类似，60年代以及今天的美利坚穷人不是吃不上「肉蛋奶制品」，甚至能吃出糖尿病来；但这恰恰是贫困导致的，因为他们每天吃的只有这些工业化预制菜垃圾食品，其什么营养均衡口味兼顾不生病就完全不用想了，吃饭的目的只是为了“活着”。

One statistic should illuminate this problem dramatically. These poor farm owners live in a society with an incredibly productive agricultural system. Yet,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figures, in the mid-fifties some 56 percent of low-income farm families were deficient in one or more basic nutrients in their diet. The rural poor who did not live on farming were even worse off: 70 percentsuffered from this deficiency. Thus, there is hunger in the midst of abundance.
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极其鲜明地揭示这一问题。这些贫穷的农场主生活在一个农业生产力极其发达的社会中。然而，根据政府的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约56%的低收入农场家庭在饮食中缺乏一种或多种基本营养素。而那些并非从事农业的农村贫困人口状况更加糟糕：70%的人遭受着这种营养缺乏。因此，这是一个富足之中存在饥饿的社会。

我知道有的人想说“哪怕是吃新大陆丰富的垃圾食品也比吃旧大陆贫乏的碳水要好”。对于这种人，我的建议是你先自己试试看一天三餐只能吃最廉价的蛋糕、甜甜圈、巧克力棒、饼干、泡面、披萨，坚持吃一年，什么别的蔬菜和补剂都别吃，你再来跟我讲好在哪里。

顺带，既然提到了美国农村，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哈灵顿笔下的60年代美国东部自耕农社会，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今天美国人不存在“城里待不下去了还能回老家”这个选项。

But, the traveler may say, granted that there is a low level of income, isn't it still true that these folk have escaped the anxiety and the rigors of industrialism? Perhaps this myth once held a real truth. Now it is becoming more false every day. Increasingly, these are a beaten people, sunk in their poverty and deprived of hope. In this, they are like the slum dwellers of the city.
但是，旅行者也许会说：即便收入水平很低，难道这些人不也摆脱了工业化所带来的焦虑与严酷压力吗？或许这个神话曾经有过真实的成分，但如今，它正一天天变得更加虚假。越来越多的时候，这是一群被击垮的人，深陷贫困之中，被剥夺了希望。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城市贫民窟的居民并无二致。
During the decade of the fifties, 1,500,000 people left the Appalachians. They were the young, the more adventurous, those who sought a new life. As a result of their exile, they made colonies of poverty in the city. One newspaper in Cincinnati talked of “our 50,000 refugees.” Those who were left behind tended to be the older people, the less imaginative, the defeated. A whole area, in the words of a Maryland State study, became suffused with a “mood of apathy and despair.”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十年间，有一百五十万人离开了阿巴拉契亚地区。他们是年轻人，是更富冒险精神的人，是那些寻求新生活的人。由于这种流离失所，他们在城市中形成了一片片贫困的“殖民地”。辛辛那提的一家报纸曾称之为“我们的一万五千名难民”。而留在原地的人，往往是年长者、缺乏想象力者、已经被击败的人。正如马里兰州一项研究所描述的那样，整个地区弥漫着一种“冷漠与绝望的情绪”。
This, for example, is how one reporter saw the independent yeomanry, the family farmers, and the laid-off industrial workers in the Appalachians: “Whole counties are precariously held together by a flour-and-dried-milk paste of surplus foods. The school lunch program provides many children with their only decent meals. Relief has become a way of life for a once proud and aggressively independent mountain people. The men who are no longer needed in the mines and the farmers who cannot compete with the mechanized agriculture of the Midwest have themselves become surplus commodities in the mountains.”
举例来说，一名记者这样描述阿巴拉契亚地区那些曾经独立自足的自耕农、家庭农场主以及被裁撤的产业工人：“整整一个个县，都是靠面粉与脱脂奶粉混合成的糊状剩余食品勉强维系着。学校的午餐项目，为许多孩子提供了他们唯一一顿像样的饭。救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曾是一群骄傲而高度自立的山地居民。那些在矿山中不再被需要的男人，以及无法与中西部机械化农业竞争的农民，已经在山地中沦为多余的‘剩余商品’。”
Perhaps the most dramatic statistical statement of the plight of these men and women occurred in a study produced in Kentucky: that, as the sixties begin, 85 per cent of the youth in this area would have to leave or else accept a life of grinding poverty. And a place without the young is a place without hope, without future.
或许，对这些男男女女处境最为震撼的统计陈述，出现在肯塔基州的一项研究中：在六十年代开始之际，该地区 85% 的青年要么被迫离开家乡，要么只能接受一种被碾碎般的贫困生活。而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地方。

150万人级别的人口外逃，要知道1960年的美国总共也就1.7亿左右人口，整个阿巴拉契亚山区加起来更是只有将将不到千万人口，85%的青年全部从农村外逃意味着什么。

农友呢？农友怎么不来救一下？

One of the main groups in the rural culture of poverty has a peculiar characteristic: It is composed of the property-owning poor.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mechanization has re-created the American countryside.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e average investment per farm increased some six times between 1940 and 1959. The amount of working hours spent on food production has been in almost steady decline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 (and righ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average dropped by 700,000,000 man hours a year). As a result, there has been a decline of almost 2,000,000 units in the number of farms since 1930.
农村贫困文化中的一个主要群体具有一种特殊的特征：他们是拥有财产的穷人。在过去三十年中，机械化重新塑造了美国的乡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1940 年到 1959 年之间，每个农场的平均投资额增加了大约六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时间几乎持续下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平均值每年骤降了 7 亿工时）。其结果是，自 1930 年以来，农场数量减少了将近 200 万个单位。
At the top of agricultural society are the minority of corporation farms and big farm owners. For them,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meant enormous profit and fantastic feats of production. In 1954, the year of the last comprehensive farm census, some 12 per cent of the operators controlled more than 40 per cent of the land and grossed almost 60 per cent of the farm sales. These were the dramatic beneficiaries of the advance in the fields.
在农业社会的顶端，是数量不多的公司化农场和大型农场主。对他们而言，技术革命意味着巨额利润和惊人的生产能力。1954 年——最近一次全面农业普查的年份——大约 12% 的经营者控制了超过 40% 的土地，并获得了将近 60% 的农业销售总额。他们是田野中进步最显著、最直接的受益者。
At the bottom of American farming, there are over a million farms. They constitute 40 per cent of all the commercial fa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they account for only 7 per cent of the sales. Their plight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lum dweller who lacks education: as the big units become more efficient and modern, as invention mounts, the poor fall further behind.
而在美国农业的底层，则有超过一百万个农场。它们占全国商业农场总数的 40%，却只贡献了 7% 的销售额。他们的处境，类似于缺乏教育的城市贫民窟居民：随着大型单位变得更加高效和现代化，随着技术发明不断累积，贫困者反而被越甩越远。
So it is that this progress resembles nothing more than a treadmill when it is viewed from the rural culture of poverty. For example, in 1954 a farmer had to double his 1944 produc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ame purchasing power. This was easy enough, or more than easy, for the huge operators with factory-like farms. It was an insuperable task for the small independent owners. Even though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m were driven off the land and into the cities, their proportion within agricultural society remained the same.
因此，当从农村贫困文化的视角来看，这种所谓的“进步”无异于一台跑步机。举例来说，在 1954 年，一个农民必须将其 1944 年的产量翻一番，才能维持同样的购买力。对于拥有工厂式农场的大型经营者而言，这不仅不难，甚至轻而易举；但对小型独立农场主来说，这却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尽管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土地、迁入城市，他们在农业社会中的比例却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集约化大农场的高效低成本大产出挤兑小自耕农的生存空间，让小农场主要么破产等死要么选择抛弃农场进城打工，加入到同时期轰轰烈烈的工业自动化生产中——我去，这不是我们极权主义剪刀差的梗吗，怎么美国也有，记得标明出处。

事实上，60年代仍在进行、一直到70年代初截止的美国农业集约化让大部分东部最古老的那些小农场主实质上彻底消亡，剩下的要么不得不把农场外包给农业公司，要么就“光荣转业”到城市生活，加入附近城镇的服务业、工业、运输业等部门，仅在一年中的部分农忙时间回到农场重新当回农民。2025年最新的统计指出，美国目前仍然剩下188万左右的家庭农场^[1]，其计算标准为【一年内】只要任意形式产出1000美金就算是有效农场。这个幽默标准放国内大概就是一年内一户农民只要能卖个几千块（大概3吨这样）的水稻，只要能形成有效而稳定的市场化销售途径而非完全给自己吃，哪怕在贵州梯田的几块地上，那也能算是有效农场。虽然说不少人诟病你国全职农民生存压力大收入不高，但是真要按这个标准算恐怕不少农民工家庭在美国标准看来也是“有效农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美国到70年代截止的农业机械化已然创造了超大量的美式“农民工”进城，只不过呢由于统计标准的差异还有包括自由迁徙不存在户籍限制，从统计端来看他们似乎是都“奔向了光明美好的城市生活”了；至于怎么个光明法，以及在市场的大手下成了城市居民是不是脱贫了还是仅仅“赚的比农村多了”，那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美好富足的美国农村”话语权都在中西部大平原集约化农场公司这种形象的农场主手里？答案就是连带着生产力上的挤兑，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家庭农场的话语权也被这些最顶级的富农协会给垄断了，那么自然外人看来美国农村就不存在挣扎的小农了。

In agriculture the dominant voice was that of the Farm Bureau,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wealthiest, most con­servative stratum of the farmers. The Bureau came out against depressed-areas legislation. The Republicans, so often associated with rural America in voting studies, are also based on the middle and upper levels of the farm economy. The bill proposed by Senator Everett Dirksen as a substitute for Senator Paul Douglas' legislation did not even include authorization for loans to rural areas.
在农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声音来自农场主协会（Farm Bureau）——它代表的是农民中最富有、最保守的阶层。该协会明确反对针对萧条地区的立法。在选举研究中常被视为“乡村美国代言人”的共和党，其社会基础同样主要来自农业经济中的中上层群体。作为对保罗·道格拉斯参议员法案的替代方案，埃弗里特·德克森参议员提出的那项法案，甚至连向农村地区提供贷款的授权条款都没有包含在内。

说回到“斩杀线”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哈灵顿整本书读下来很明显他是否定所谓“斩杀线”叙事的，或者说，是否定一种很中产的、粗浅的、觉得“只有露宿街头找不到工作人生没有希望了才是被斩杀了”这种所谓的“斩杀线”叙事的。因为哪怕看到这里我们也能很明确看出，就算美国60年代农业机械化让大量小农家庭不得不进城打工，就算城市开价几乎完全无法生存的工资，也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社会上绝大部分青壮年穷人饿死冻死在街头”。因为他们确实不会饿死，但是也永远无法达到“饱腹”的情况，这才是长期贫困的真正杀伤力所在。

换句话说，真正可怕的不是存在一条一变穷就把你砍死的“斩杀线”，而是美国社会能够在让你看得见“斩杀线”的同时让你持续性地活在统计学上的绝对贫困之上，用工业食品和高糖分让你活在饥荒之外，让你吊着不死，让你持续在无穷无尽的低廉工资间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才是远比“斩杀线”更恐怖的存在。

哈灵顿在书中对黑人无法上升及“新贫民窟”社区的论述尤其能体现这点。

What is involved in these figures is a factor that sharply distinguishes racial minorities from the old immigrant groups. When the Irish, the Jews, or the Italians produced a doctor, it was possible for him to begin to develop a practice that would bring him into the great society. There was prejudice, but he was increasingly judged on his skill. As time went on, th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immigrant groups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language and dress of the rest of America. They ceased to be visible, and there was a wide scope for their talents.
这些数字所揭示的，涉及一个将种族少数群体与旧式移民群体鲜明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当爱尔兰人、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培养出一位医生时，他是有可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执业生涯，并由此进入“主流社会”的。确实存在偏见，但他越来越多地是根据其专业能力来被评价。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移民群体中的专业人士在语言、穿着等方面逐渐适应了美国社会的主流规范。他们不再显眼，其才能也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This is not true of the Negro. The doctor or the lawyer will find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set up practice in a white neighborhood. By far and large, they will be confined to the ghetto, and since their fellow Negroes are poor they will not receive so much money as their white colleagues. The Negro academic often finds himself trapped in a segregated educational system in which Negro colleges are short on salaries, equipment, libraries, and so on. Their very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is truncated because of it.
但黑人并非如此。黑人医生或律师会发现，在白人社区中建立执业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体而言，他们被限制在贫民区之中；而由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贫困的黑人群体，他们的收入也远远低于白人同行。黑人学者也常常被困在一个种族隔离的教育体系之中：黑人大学薪资低、设备匮乏、图书馆资源不足等等。正因如此，他们的职业发展从根本上被人为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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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me is one index of the slum dweller; health is another.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City Health Department, there was a direct correlation in 1959 between slums and infant mortality rates. In the “worst district” that the Health Department found, central Harlem,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was three times that of the best district and had increased by more than 5 per cent since 1958. The incomes are low; the housing is dilapidated; the health is bad. But now, it is important to trace the factors that intensify the pessimism and hopelessness that differentiate the new form of the slum from the old ethnic neighborhoods.
收入是衡量贫民窟居民状况的一个指标；健康状况则是另一个。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数据，1959 年贫民窟与婴儿死亡率之间存在直接相关关系。在卫生局认定的“最糟糕地区”——哈莱姆中区，婴儿死亡率是最佳地区的三倍，并且自 1958 年以来上升了 5% 以上。收入低下，住房破败，健康状况恶劣。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追溯那些加剧悲观与绝望情绪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当代贫民窟与旧式族裔社区产生了根本区别。
There is a wall around these slums that did not exist before: the suburbs. The President’s Civil Rights Commission in 1959 reported that suburban zoning laws keep out low-income housing and force the poor to remain in the decaying central area of the cities. The very development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s thus has the tendency to lock the door on the poor. This becomes even more of a factor when one realizes how important color is in the new form of the old slums. There has never been a disability in American society to equal racial prejudice. It is the most effective single instrument for keeping people down that has ever been found.
在这些贫民窟周围，出现了一堵过去并不存在的“墙”：郊区。总统民权委员会在 1959 年报告指出，郊区的分区规划法律排斥低收入住房，迫使穷人滞留在城市中日益衰败的核心地带。大都市区的发展本身，因而具有将穷人拒之门外的倾向。当人们意识到肤色在新式贫民窟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时，这一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在美国社会中，从未有过任何一种劣势能与种族偏见相提并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压制人群最有效的单一工具。
In this context, the decline of aspiration is partly a function of a sophisticated analysis of society: there is less opportunity than there was in the days of the huge ethnic slums. The people understand this even if they do not articulate it precisely.
在这样的背景下，志向的衰退部分源于一种对社会的“成熟理解”：现实中的机会，已经不如大型族裔贫民窟时代那么多了。人们即便无法清楚地表达这一点，也已经在心里明白。
Then, the ethnic slum usually centered upon a stable family life. The pattern of the slums of the sixties is “serial monogamy,” where a woman lives with one man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bears his children, and then moves on to another man. In a National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study, Walter B. Miller estimated that between a quarter and a half of the urban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female-based.” This holds most strongly in these slums.
过去的族裔贫民窟通常以稳定的家庭生活为中心。而六十年代贫民窟的典型模式则是“连续一夫一伴制”：一名女性与一名男性共同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为其生育子女，然后再转向另一名男性。国家教育协会的一项研究中，沃尔特·B·米勒估计，美国城市家庭中有四分之一到一半是“以女性为核心”的家庭结构，这一情况在贫民窟中尤为突出。
For that matter, Miller and his colleague, William C. Kavaraceus, speak of a lower-class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embraces between 40 per cent and 60 per cent of the people. Not all of them are poor; not all of them are slum dwellers. But they share a common alienation from the middle-class norms of the society.
进一步说，米勒及其同事威廉·C·卡瓦拉修斯认为，美国存在一种涵盖 40% 到 60% 人口的“下层阶级文化”。这些人并非全部贫困，也并非全部居住在贫民窟，但他们共同分享着一种对中产阶级社会规范的疏离感。
To be sure, the older ethnic slums produced their share of violence and gangsterism. Yet their family patterns, their value systems, their very acc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provided a strong counterforce to the degradation of environment. In the new form of the slum, these checks are not so strong, and the culture of poverty becomes all the more powerful for that fact.
诚然，旧式族裔贫民窟也曾滋生暴力与黑帮行为。然而，它们的家庭结构、价值体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构成了对环境堕落的强大制衡力量。在新的贫民窟形态中，这些制衡机制已经大为削弱，贫困文化因此变得愈发强大。

越生而贫困越无法脱离困境，越无法脱离困境越生而贫困。中产阶级不少人完全无法理解这一点，因为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很大程度上“努力了就有收获的”，“你穷是不是主要是不努力”。因此，50年前的美国中产对什么卖血这种事情感到非常匪夷所思，50年后的中国中产章某人也对这种事情感到非常匪夷所思。他们看起来各种针砭时弊找理由大讨论，说什么官僚主义的漏洞，什么前现代的传统，云云，到头来无非就是两个路径：在他们的眼里，一个人要么精神上已经彻底崩溃了，比如说各种吸毒泛滥不思进取的，那么自然只能为了成瘾品“为了再喝一杯去卖血”；但事实上卖血就像什么成为大学实验对象，去仓库搬运日结一样，完全是一种对于这些底层劳动者而言近乎于麻木的求生本能。但是，这对中产的世界来说完全是晴天霹雳了：“你都没到饿死，为什么要用卖血这种这么伤害自己的手段去赚钱”，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愚蠢的不理性的选择”。在他们的词典里，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毕竟确实短期内暂时没有吃到他们头上去；于是，当他们感到逻辑混乱了，就只能反过来找别的例子来说明，“实际上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卖血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毛病嘛”，由此来减少对自己的冲击感，来说服自己。

那我就要反过来问你了，他很普遍，难道这件事就很正常吗？

相对贫困在这个世界上依旧普遍，难道这件事就应该是被认为“正常”的吗？

不少像章某人这种自诩“进步”的中产实际上恰恰是潜意识里最不承认贫困就是社会建构而的，这里的贫困包括因为失业导致的贫困，也包括精神上的崩溃和酒精/药物上的麻痹。没有什么人是生来就自暴自弃的，很多底层劳动者每天过着比中产要辛苦一万倍的生活，你自己换到那种生活环境里去看看到底是你“自甘堕落”还是酒精是唯一的慰藉。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are, to be sure, an important part of poverty in America. The poor are sick in body and in spirit. But this is not an isolated fact about them, an individual “case,” a stroke of bad luck. Disease, alcoholism, low IQs—these express a whole way of life. They are, in the main, the effects of an environment, not the biographies of unlucky individuals. Because of this, the new poverty is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dealt with by first aid. If there is to be a lasting assault on the shame of the other America, it must seek to root out of this society an entire environment, and not just the relief of individuals.
毫无疑问，身体与精神上的残疾是美国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贫穷的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是病态的。但这并不是关于他们的某个孤立事实，不是某一个“个案”，也不是单纯的运气不佳。疾病、酗酒、低智商——这些并非个人传记中的偶然事件，而是体现了一整套生活方式。它们在根本上是环境造成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不幸个体的私人悲剧。正因为如此，新的贫困问题不可能通过“急救式”的办法来解决。如果要对“另一个美国”的羞辱发动一场持久的进攻，那么必须从这个社会中连根拔除一种整体性的环境，而不仅仅是对个别人的救济。

他们从来意识不到，哪怕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学识，所能够上网接触到的信息，所拥有的判断力和阅历，这些东西对所有人来说并非“与生俱来的”。所有人的起跑线并非一致的，在全世界任何执行市场经济的地方，穷人的起跑线就是要比中产、比富人低很多，哪怕在21世纪的美国！你的理性、你的分析、你的明辨是非、你的赚钱能力都来源于你的教育，而你的教育来源于你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从小学就开始的优良教育是要钱的，更何况在美国要的钱还不是一般的多。经济上看，穷人和好教育之间的鸿沟远比你和迈巴赫之间的距离要远的多——你只需要贷款具体的数额就能买到迈巴赫了，但是穷人要买到一样的教育，买到一样的起跑线，要付出远超你想象的代价！

当你失业了，你会考虑写小说赚稿费，做自媒体，以及挖空心思各种条款读完之后抠出来领救济金，那么完全不懂这些的底层劳动者呢？一个人不能天天只看得到官僚的特权，富豪的特权，看不到中产阶级自己也有特权，并对批评这种特权感到很冒犯，那这样的人我们会把他称为是一种市侩的利己主义者。

最后的最后，用哈灵顿的话再次强调一遍对于美国底层劳动者困境应该的态度：

What shall we tell the American poor, once we have seen them? Shall we say to them that they are better off than the Indian poor, the Italian poor, the Russian poor? That is one answer, but it is heartless. I should put it another way. I want to tell every well-fed and optimistic American that it is intolerable that so many millions should be maimed in body and in spirit when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they should be. My standard of comparison is not how much worse things used to be. It is how much better they could be if only we were stirred.

“当我们真正看见美国的穷人之后，我们该对他们说些什么？难道要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处境比印度的穷人、意大利的穷人、俄罗斯的穷人要好一些吗？这当然也是一种回答，但它是冷酷无情的，我宁愿换一种说法。我想对每一个吃得饱、对生活充满乐观情绪的美国人说：当有如此之多的千万人口在身体和精神上被摧残，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时，这是不可容忍的。我的比较标准并不是过去的情况有多糟。我的比较标准是——如果我们真的被触动了、被激发了，现实本可以变得多么美好。”

如果你不是只因为觉得“咱妈不能赢”而出言反驳，如果你不是一个“选择性进步主义者”，“市场进步主义者”，那么你就该在当下任何事实存在的困境面前不要回避找借口，而是承认这就是普遍系统性的问题，以及尽可能去理解它。否则，你反再多的赢学无非是只反对不利于你赢的赢学；你进的再多的步，无非是“进保守的步”，或者“进中产的步”罢了，只能停留在咖啡馆、文化沙龙和装点精致的个人名片上，实际上毫无意义，庸俗的很。

参考

1. ^https://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chart-gallery/chart-detail?chartId=58268

有一点没说错，早年“入关派”能成事，有一点就是宣传老米生活下限高，必须去抢，去占这个生态位，去抢牛排大house的生活。

入关学的理论基点就是美国优于中国，这和今天的“赢学”不一样。

反之，如果“斩杀线”是真的，中国已经胜利了，除了建制派以外的任何派系都没有存在必要。

章马上跳出来说：“胡说，我看东大比西大恶劣多了，到处都是恶人，我每天都有看见！”

别人问：“哪里有，没看见呢，有视频或者证据吗？”

章急了，自爆自己的作恶经过，然后说到：“你看，像我这样的恶人还在东大作恶，你看东大是不是比西大更恶劣？”

。。。。。。

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犯罪了，你知道吗Bro？！

再次确信了我的观点，牢章本质是建政圈的孙笑川孙吧老哥。

其实来建政的第一件事是对建政祛魅，建政圈就是个小型孙吧。是小型孙吧，不是大型孙吧。因为建政圈流量不如广义上的孙吧老哥多。

最后你问我如何看待，标准答案就是：牢章性压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