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机制太差罢了。

为什么社会保障和储蓄率相关

有大量实证研究确认了社会保障（尤其是医保和养老保障）的提升，能明显的降低储蓄率，这就是有名的公共保障对于私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就以现在以超低储蓄率（5%左右）著称的美国鬼佬为例，在Medicare引入之前的60年代，美国也有15%以上的储蓄率，Medicare（针对老年人的医保） 的引入显著降低了老年家庭的资产积累，导致老年家庭的净资产持仓减少了约 25% 至 35%^[1]。这一发现意味着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险」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居民的「自我保险」，即通过攒钱来防风险。

另一个研究也显示，Medicaid资格的获得能显著降低财富持有，使合格人群财富减少约17.7%，且这种下降并非因为收入减少，而是因为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替代了个人通过储蓄实现的「自我保险」。同时，资格的获得也使合格人群消费增加约5.2%^[2]。

还有一个日本的研究证实，日本储蓄率的下滑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及老龄化直接相关。政府提供的医疗与养老兜底，减少了日本家庭传统的「遗产储蓄」和「防老储蓄」需求。日本社会保障给付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1970 年的约 5.8% 增长到 2020 年左右的约 33%，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覆盖深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显著减少家庭约 0.5-0.7 个单位的私人储蓄持有。这意味着政府提供的「安全垫」直接抵消了居民「为老而存」的迫切性。^[3]。

中国社会保障机制有多差

先不看车尾灯都看不到的欧洲国家，对比一下OECD吊车尾，体量也相近的国家——美国。

中国社保不仅保障水平低下，且保障人群少很多。

• 低保。2024年平均补助约 600-800 元/月，补齐至当地标准（不养懒汉原则）。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约 18-23%，将收入拉至平均水平的约 20-25%。保障的低保对象，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城乡仅2.8%。共约 3986 万人。这种超少的保障群体数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低保的污名化和特权化。
• 养老金。2025 年国家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仅为每月 143 元。即使加上地方补贴，中西部农村老人的平均待遇也仅维持在 200 - 300 元 左右。相比 2024 年农村居民人均月支出（约 1,600 元），该水平仅能覆盖约 15% 的基本消费，属于「极低水平救助」。
• 医保。虽然实现了广覆盖，但居民医保（非职工）的保障深度仍显单薄。虽然政策宣称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70%，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报销目录限制」及「自费药/器械」的存在，大病患者的实际自付比例往往超过 40%。这意味着一场 10 万元的手术，个人仍需承担约 4 万元。对于月收入仅 1926 元的农村家庭而言，这相当于两年的净收入。大病自付比例较高，迫使家庭将大量流动性资金锁定在「预防性储蓄」中，无法转化为有效消费。

反观美国，虽然是破碎分为SNAP补助实物食品、Medicaid全额报销医保、TANF有子女家庭临时援助、Section 8住房补助（这是美国的劣势），但综合算下来，以较低申请难度的SNAP+Medicaid来看，保障金额占中位数收入比例约37-42%，保障人群到总人口的12-20%。

• 低保+医保

SNAP仅食品，折算平均补助188美元/人/月或351美元/家庭/月，年约2256美元/人或4212美元/家庭。 占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例约5%，约覆盖低收入家庭支出的30%。保障人群约占总人口的12.3%（约4200万人），各州差异大（4.8-21.2%）。

Medicaid无现金，折算人均年价值约6000-10000美元。 等值占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例约7-12%全面覆盖医疗需求。保障人群约占总人口的22.7%（约7700万人），儿童覆盖率最高（约40%）

• 养老保险

以 OASDI社会安全金为核心，辅以私人储蓄-401k。2025 年美国退休工人平均可领取 1,976 美元。对于从未缴费的赤贫老人，SSI 提供每月 967 美元 的现金兜底。这确保了即便处于社会最底层，其收入也能达到社会中位数水平的 四分之一 以上，具有极强的收入替代效应。

• 其他类低保的保障

TANF平均492美元/家庭/月（年约5904美元）。 占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例：约7%（现金，但时限短，许多州低于贫困线的20%）。保障人群约占总人口的1-1.5%（400-500万人），覆盖最窄，仅限有子女家庭

Section 8实物租金补贴，平均900-1000美元/家庭/月（年约10800-12000美元）。 等值占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例：约13-14%（覆盖租金差额，租户付30%收入）。保障人群约占总人口的1.7%（约230万家庭，覆盖约570万人）

中国社保属地化很强，强绑定到户籍

中国名为中央集权国家，但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深刻的「属地化」烙印，地方财政实力决定了保障的上限，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的保障比例和额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户籍绑定还会将保障对象绑定在低收入欠发达地区，很难促进保障对象的发展。这种设计初衷是为了匹配各地的财政承载力，但在客观上形成了「福利陷阱」，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美国「SSN（社会安全号）税号制」与中国「户籍属地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人终身税收贡献的全国统一账户，所有保障（SNAP、Medicaid、OASDI）均基于联邦或州级税收数据，福利随人走，从而彻底消除了跨区域流动时的福利摩擦。

Medicaid 虽由州管理，但在 1993 年的样本中已显示其显著降低了家庭约 17.7% 的财富持有，释放了这部分资金进入消费市场。

中国社保审核复杂，高度依赖非系统化验证措施，门槛高

中国低保的审核高度依赖基层干部的「入户调查」与邻里间的「民主评议」，这意味着申请人的隐私需向整个社区公开，过程较为复杂，很容易滋生腐败。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村老人为了获得每月 143 元的养老金或600元的低保，可能需要消耗全家数周的时间进行材料准备与邻里公示。这种「高门槛、高羞辱」的逻辑，使得社会保障未能成为一种公民权利，而更像是一种带有道德审判性质的「施舍」。

美国审核机构以调用 IRS（税务局）、SSA（社会安全局）和 TALX（受雇信息数据库）客观数据为主，只有比对不一致时候，才会要求申请者进行说明。只要在美国境内合法工作，无论跨过多少个州，你的缴费记录始终在同一个「数字信封」中滚动累积。福利随税号走，没有任何行政手续导致的「中间人损耗」。

参考

1. ^https://www.jstor.org/stable/1803939
2. ^https://www.nber.org/papers/w6041
3. ^https://www.rieb.kobe-u.ac.jp/academic/ra/dp/English/DP2024-36.pdf

网络上充斥着“没保障”的言论，说它是储蓄增加的原因，我非常不同意。

大家要清楚，我国有完善的社保制度，所谓社保，其中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没有工作也可以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费用每月一千左右，包含养老和医疗。

除此之外，我国还有再就业培训、招聘会、扶贫补助、残疾人保障等等，外加这几年推出的生育补贴、保育补贴等等。

虽然不像发达国家力度那么大，但也不至于说没保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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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为什么存钱呢？我曾思考过，找到了几个点，大家看看中没中。

• 商业保险不完善

美国的官方养老金和医保根本不够用，老百姓要花一部分钱买商业保险。

保险公司本质都一样，这不赔那不赔，发达国家健康险赔付率70%-85%，我国2022年只有64.18%，到了2023年才超过70%，多年的低赔付率让老百姓觉得它们是骗子，不瞒大家，我就这么认为。

老百姓不愿意买补充保险，依靠社保又会有部分自费，重病自费能达到几万十几万，所以导致老百姓存钱预防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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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压力

在我国法律体系下，无论房贷、经营贷、信用贷等等个人贷款，它们都得还清为止。

没有个人破产法，很多人负债之后就存钱，怕有那么一天被债务压住无法翻身。

我国深圳正在试行个人破产制度，已经有案例，让债务人可以重来，有了生活的希望。

以前一步踏错毁掉终身，现在只要有手有脚便可以再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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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监管体系不完善

老百姓热衷于投资和消费，但是金融领域骗子太多，经历过传销、P2P理财等等套路的收割，老百姓已经怕了，只愿意傻瓜式存钱。

消费领域更是各种坑，并且店大欺客，类似的问题国内处理消费者，国外则是品牌被巨额处罚，老百姓买个东西全是糟心事，甚至旅个游都能被威胁。

整个法律和监管在各方面都不让老百姓放心，钱花到哪去？无法享受生活，于是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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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俗

年轻时男的存老婆本，结个婚不算买房要花个二三十万甚至更多，存钱。

婚后生孩子，即使全程不补课，孩子将来上公立大学，生活费加学费一年三万多，这还不算看病和各类活动的费用，存钱。

中年怕失业，找工作困难，身体每况愈下，同时父母老了也面临各种医疗压力，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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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说没保障吧，它的确有，说有保障吧，又四处漏风。

中国人不是储蓄意愿越拉越强，谁有钱都想潇洒，问题在于我们的体系不够完善。

不是社会心态的问题，是风险的问题。

关键是，目前在消费与金融领域，都已经高度市场化与责任自担，同时还没有个人破产机制。

那几年的说法是“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化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是自身财务安全问题的第一责任人。

那么，责任人们出于高度的责任感，自然要充分考虑到为可能出现的风险筑牢护城河，增加存款岂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吗？

实际上，近年来的居民存款增长实际上主要原因并不是收入的增长，而是对风险的恐惧，也就是说储蓄意愿的走强主要来自针对个人财务安全风险的预防性储蓄。

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在现在经常被怀念的“经济上行期”阶段（即2020年以前），每年新增居民存款规模都在7-8万亿元。但从2020年开始，居民新增存款就出现突变，突破10万亿元大关——但我们要清楚正是从当年开始就业市场明显转弱。

更关键的证据是2022年，当年可以说是环境最为复杂、居民收入最受考验的一年，这无需多言。但正是当年的新增居民存款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比2021年又增长，总量接近18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近八成。

即使到2024年，新增存款速度趋于放缓，但增量依然在相对高位，达到了14万亿，人均新增达到依然突破1万元，使得到2024年末人均居民存款突破了10万元。

以上都是从宏观数据层面谈的，其实从微观层面，也可以看到不少预防性储蓄走强的端倪。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之前一度流行“年轻人去菜市场捡菜”，即在菜市场交易高峰后捡拾挑剩下的菜叶或者低价购买处理菜，通过这样的方式降低买菜支出；之前还有一个关键词在很多平台都被柔性禁用了，那就是“极致低消费”；这个或许不太正能量，那就谈一个还相对正能量的，那就是许多平台都有不少以存钱为内容起号、甚至兜售存钱钱夹的，这种内容能成功起号、产品能卖出去，本身就说明储蓄意愿在走强。

所以，并不是居民有多么“喜欢存钱”，也不要把目前的情况归结于所谓的高储蓄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早就被打破了，在“经济上行期”建立起来的其实是贷款消费习惯。

而且，近年来各类失信人数量也不断水涨船高，“老赖”这个词，在发明时几乎是做生意有余力而恶意拖欠借款贷款不还者的代名词，现在则已经明显泛化。包括按揭贷款和消费贷款在内，仅2024年，中国估计就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个人贷款，这个数字相较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已经翻了一番。

更不用说，如果算上逾期但尚未达到违约的贷款，风险借贷人的数量能膨胀到6100万至8300万——相当于15岁以上总人口的5%到7%。这其实就是从年中以来持续推动信用修复制度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失信人过度膨胀，征信机制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目前所谓储蓄意愿走强，实质上就是一种在个体的财务安全风险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在每个人都是自身财务安全问题的第一责任人、甚至是唯一责任人的情况下，责任人们基于高度的责任感所进行的避险行为。

实际上，理解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优先结合制度环境与风险结构考虑，如果总是喜欢简单归因于文化现象或社会心理，就有逃避重点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