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机制太差罢了。
为什么社会保障和储蓄率相关
有大量实证研究确认了社会保障（尤其是医保和养老保障）的提升，能明显的降低储蓄率，这就是有名的公共保障对于私人储蓄的挤出效应。就以现在以超低储蓄率（5%左右）著称的美国鬼佬为例，在Medicare引入之前的60年代，美国也有15%以上的储蓄率，Medicare（针对老年人的医保） 的引入显著降低了老年家庭的资产积累，导致老年家庭的净资产持仓减少了约 25% 至 35%[1]。这一发现意味着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险」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居民的「自我保险」，即通过攒钱来防风险。
另一个研究也显示，Medicaid资格的获得能显著降低财富持有，使合格人群财富减少约17.7%，且这种下降并非因为收入减少，而是因为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替代了个人通过储蓄实现的「自我保险」。同时，资格的获得也使合格人群消费增加约5.2%[2]。
还有一个日本的研究证实，日本储蓄率的下滑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及老龄化直接相关。政府提供的医疗与养老兜底，减少了日本家庭传统的「遗产储蓄」和「防老储蓄」需求。日本社会保障给付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1970 年的约 5.8% 增长到 2020 年左右的约 33%，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覆盖深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显著减少家庭约 0.5-0.7 个单位的私人储蓄持有。这意味着政府提供的「安全垫」直接抵消了居民「为老而存」的迫切性。[3]。
中国社会保障机制有多差
先不看车尾灯都看不到的欧洲国家，对比一下OECD吊车尾，体量也相近的国家——美国。
中国社保不仅保障水平低下，且保障人群少很多。
- 低保。2024年平均补助约 600-800 元/月，补齐至当地标准（不养懒汉原则）。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约 18-23%，将收入拉至平均水平的约 20-25%。保障的低保对象，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城乡仅2.8%。共约 3986 万人。这种超少的保障群体数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低保的污名化和特权化。
- 养老金。2025 年国家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仅为每月 143 元。即使加上地方补贴，中西部农村老人的平均待遇也仅维持在 200 - 300 元 左右。相比 2024 年农村居民人均月支出（约 1,600 元），该水平仅能覆盖约 15% 的基本消费，属于「极低水平救助」。
- 医保。虽然实现了广覆盖，但居民医保（非职工）的保障深度仍显单薄。虽然政策宣称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70%，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报销目录限制」及「自费药/器械」的存在，大病患者的实际自付比例往往超过 40%。这意味着一场 10 万元的手术，个人仍需承担约 4 万元。对于月收入仅 1926 元的农村家庭而言，这相当于两年的净收入。大病自付比例较高，迫使家庭将大量流动性资金锁定在「预防性储蓄」中，无法转化为有效消费。
反观美国，虽然是破碎分为SNAP补助实物食品、Medicaid全额报销医保、TANF有子女家庭临时援助、Section 8住房补助（这是美国的劣势），但综合算下来，以较低申请难度的SNAP+Medicaid来看，保障金额占中位数收入比例约37-42%，保障人群到总人口的12-20%。
- 低保+医保
SNAP仅食品，折算平均补助188美元/人/月或351美元/家庭/月，年约2256美元/人或4212美元/家庭。 占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例约5%，约覆盖低收入家庭支出的30%。保障人群约占总人口的12.3%（约4200万人），各州差异大（4.8-21.2%）。
Medicaid无现金，折算人均年价值约6000-10000美元。 等值占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例约7-12%全面覆盖医疗需求。保障人群约占总人口的22.7%（约7700万人），儿童覆盖率最高（约40%）
- 养老保险
以 OASDI社会安全金为核心，辅以私人储蓄-401k。2025 年美国退休工人平均可领取 1,976 美元。对于从未缴费的赤贫老人，SSI 提供每月 967 美元 的现金兜底。这确保了即便处于社会最底层，其收入也能达到社会中位数水平的 四分之一 以上，具有极强的收入替代效应。
- 其他类低保的保障
TANF平均492美元/家庭/月（年约5904美元）。 占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例：约7%（现金，但时限短，许多州低于贫困线的20%）。保障人群约占总人口的1-1.5%（400-500万人），覆盖最窄，仅限有子女家庭
Section 8实物租金补贴，平均900-1000美元/家庭/月（年约10800-12000美元）。 等值占家庭收入中位数比例：约13-14%（覆盖租金差额，租户付30%收入）。保障人群约占总人口的1.7%（约230万家庭，覆盖约570万人）
中国社保属地化很强，强绑定到户籍
中国名为中央集权国家，但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深刻的「属地化」烙印，地方财政实力决定了保障的上限，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的保障比例和额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户籍绑定还会将保障对象绑定在低收入欠发达地区，很难促进保障对象的发展。这种设计初衷是为了匹配各地的财政承载力，但在客观上形成了「福利陷阱」，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美国「SSN（社会安全号）税号制」与中国「户籍属地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人终身税收贡献的全国统一账户，所有保障（SNAP、Medicaid、OASDI）均基于联邦或州级税收数据，福利随人走，从而彻底消除了跨区域流动时的福利摩擦。
Medicaid 虽由州管理，但在 1993 年的样本中已显示其显著降低了家庭约 17.7% 的财富持有，释放了这部分资金进入消费市场。
中国社保审核复杂，高度依赖非系统化验证措施，门槛高
中国低保的审核高度依赖基层干部的「入户调查」与邻里间的「民主评议」，这意味着申请人的隐私需向整个社区公开，过程较为复杂，很容易滋生腐败。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村老人为了获得每月 143 元的养老金或600元的低保，可能需要消耗全家数周的时间进行材料准备与邻里公示。这种「高门槛、高羞辱」的逻辑，使得社会保障未能成为一种公民权利，而更像是一种带有道德审判性质的「施舍」。
美国审核机构以调用 IRS（税务局）、SSA（社会安全局）和 TALX（受雇信息数据库）客观数据为主，只有比对不一致时候，才会要求申请者进行说明。只要在美国境内合法工作，无论跨过多少个州，你的缴费记录始终在同一个「数字信封」中滚动累积。福利随税号走，没有任何行政手续导致的「中间人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