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社会心态的问题，是风险的问题。
关键是，目前在消费与金融领域，都已经高度市场化与责任自担，同时还没有个人破产机制。
那几年的说法是“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化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是自身财务安全问题的第一责任人。
那么，责任人们出于高度的责任感，自然要充分考虑到为可能出现的风险筑牢护城河，增加存款岂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吗？
实际上，近年来的居民存款增长实际上主要原因并不是收入的增长，而是对风险的恐惧，也就是说储蓄意愿的走强主要来自针对个人财务安全风险的预防性储蓄。
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在现在经常被怀念的“经济上行期”阶段（即2020年以前），每年新增居民存款规模都在7-8万亿元。但从2020年开始，居民新增存款就出现突变，突破10万亿元大关——但我们要清楚正是从当年开始就业市场明显转弱。
更关键的证据是2022年，当年可以说是环境最为复杂、居民收入最受考验的一年，这无需多言。但正是当年的新增居民存款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比2021年又增长，总量接近18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近八成。
即使到2024年，新增存款速度趋于放缓，但增量依然在相对高位，达到了14万亿，人均新增达到依然突破1万元，使得到2024年末人均居民存款突破了10万元。
以上都是从宏观数据层面谈的，其实从微观层面，也可以看到不少预防性储蓄走强的端倪。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之前一度流行“年轻人去菜市场捡菜”，即在菜市场交易高峰后捡拾挑剩下的菜叶或者低价购买处理菜，通过这样的方式降低买菜支出；之前还有一个关键词在很多平台都被柔性禁用了，那就是“极致低消费”；这个或许不太正能量，那就谈一个还相对正能量的，那就是许多平台都有不少以存钱为内容起号、甚至兜售存钱钱夹的，这种内容能成功起号、产品能卖出去，本身就说明储蓄意愿在走强。
所以，并不是居民有多么“喜欢存钱”，也不要把目前的情况归结于所谓的高储蓄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早就被打破了，在“经济上行期”建立起来的其实是贷款消费习惯。
而且，近年来各类失信人数量也不断水涨船高，“老赖”这个词，在发明时几乎是做生意有余力而恶意拖欠借款贷款不还者的代名词，现在则已经明显泛化。包括按揭贷款和消费贷款在内，仅2024年，中国估计就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个人贷款，这个数字相较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已经翻了一番。
更不用说，如果算上逾期但尚未达到违约的贷款，风险借贷人的数量能膨胀到6100万至8300万——相当于15岁以上总人口的5%到7%。这其实就是从年中以来持续推动信用修复制度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失信人过度膨胀，征信机制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目前所谓储蓄意愿走强，实质上就是一种在个体的财务安全风险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在每个人都是自身财务安全问题的第一责任人、甚至是唯一责任人的情况下，责任人们基于高度的责任感所进行的避险行为。
实际上，理解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优先结合制度环境与风险结构考虑，如果总是喜欢简单归因于文化现象或社会心理，就有逃避重点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