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挑拨宋明是吧？

讲一个灰色幽默。辛亥革命后，大清遗老陈伯陶，东莞人，跑到香港九龙龙湫隐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曾经忠义无双，愿意为宋、明朝廷尽忠尽节的粤人，竟然普遍不愿意为大清守节了。

于是陈伯陶撰写了多种文献，有：

《胜朝粤东遗民录》，搜集广东地区明遗民的事迹；

《宋东莞遗民录》，记录宋亡后东莞地区宋遗民的事迹。

《明季东莞五忠传》，记录明末抵抗满清侵略的五位忠义之士。

《宋台秋唱》，和一些遗老组织祭祀宋遗民赵必象（左王右象）后创作的诗歌集。

想通过表彰钦慕宋明遗民的气节，激励大家为大清守节。

在《胜朝粤东遗民录》的序言里，陈伯陶对明季士大夫百般吹捧：

明季士大夫，敦尚节义，死事之烈，为前史所未有，盛矣哉……吾粤虽无此魁硕之彦，而山林遗逸，以今考之，凡二百九十馀人。其书缺有间不能得其本末者，尚不可更仆数也。盖明季吾粤风俗以殉死为荣，降附为耻。国亡之后，遂相率而不仕、不试，以自全其大节，其相刺以忠义，亦有可称者。

陈伯陶的朋友“永晦”，又强调了陈伯陶的用意，就是清末连忠义的粤人都不愿意为大清守节，让人痛心，陈伯陶不得不出书表彰明遗民的忠义，希望能改变风气。

桑海易观，异世同感，乃纂辑吾粤明季遗民旧事，得二百九十余人，为《粤东遗民录》四卷。其自序极言吾粤人心之正，风俗之厚。伤今思古，有余痛焉……不得已而发愤道之，使后之论世者，知风俗世变之相乘除。

陈伯陶另一位署名“闇道人”的朋友，更是直斥“革命邪说”把风气带坏了，导致没人为大清尽忠守节了：

“嗟乎，自新学盛行，奸险之徒，不惜破坏名教，倡为异说，以便其私。而奔走于衣食者，又往往不能自固所守。岩穴之士，无可共语，徒欲求之古人，以写其抑郁不平之恨。使后之读者，知名教之不容破坏，而又惧空言之终无补也”。

很明显，大清遗老都知道，比起宋明，咱大清才是没人要的货色，题主以后可别指错方向了。

崇祯帝于1644年去世，永历帝于1662年被害，其间相距一十八年；此后延平郡王朱成功的后人一直打着明朝的大旗在台湾坚持抗清，直到1683年被迫降清；

另外，吴三桂等人的“三番之乱”虽然有其私心，但其一呼百应也反映出百姓对满清的不服和抗争。

因此，你所谓“明人轻易降清”的论断从何而来？

“宋”是士大夫与赵家的“宋”。

“明”是朱家一家的“明”。

宋朝的基础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皇帝与士大夫更多是一种“共治”关系。当国家出现外族侵略时，士大夫阶层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责任感站出来，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坚力量，如文天祥、岳飞、陆秀夫等。有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悲壮说法，正反映了当时士人将王朝视为是自己的王朝一样的心态。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设立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将权力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这使得士大夫与皇权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他们更多是皇帝的“奴才”而非“臣子”。对于许多百姓甚至部分士绅而言，朝廷不再是保护者，而是压迫者。当危机来临时，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平民，都缺乏为这个“朱家的”王朝死战的根本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皇帝给予臣子安全和富贵，臣子回报以忠君与爱国。

明太祖朱元璋，“铲除功臣”，任何可能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的人，无论功劳多大，都必须彻底清除。当大厦将倾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捍卫它，而是如何在乱世中自保，甚至寻找新的主人。

赵匡胤的“一杯酒”和朱元璋的“一把刀”，奠定了王朝的基础。

从宋到明内控能力越来越强，异族地位比本族地位都高，越来越不把自己人当人，能因为发不起军饷就把戚家军聚起来屠了，这能是正常人的操作？大家固然不喜欢被异族统治，但是本族人比异族还没底线。人心思变，异族的变革也是变革，变革不一定能变好，但在极烂环境下，任何的变革都是在变好，只有不变是最糟糕的。自宋以来，政权的内控能力确实越来越强了，但每次王朝末年，汉奸也越来越多了，完全与内控能力成反比。

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分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把自己人当奴隶整，把异族当座上宾，这样的政权早晚得死

南明永历政权存在了18年，已经不短了，整整一代人时间，台湾明郑时间更长，不比南宋抵抗时间短。

满清自身的战斗力是非常差的，因为满清始终拿不下山海关，之后也拿不下风雨飘摇国小力弱的南明，若不是孙可望背叛，南明可存在更长时间。

如此猥琐不堪的满清能够入关，是有耶稣会加持的缘故。

因为明朝内部有传教士间谍给后金做内应，所以明朝始终灭不了后金，传教士不但给满清做内应，也给李自成做内应，所以李自成才能攻入北京城。

满清能够入关，是得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资助的耶稣会的加持，后金通过日本海和黄海购买了大量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日本的火器和粮食等物品，但是光凭这些并不足以入关，因为明朝太强大了，壬辰倭乱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帮助下的日本大举入侵，被明朝轻松击败，只有耶稣会在明朝内部煽动大规模农民起义，才能摧毁明朝。

满清能够入关明朝，是因为满清有耶稣会加持，并非是亚洲历史的正常演化，甚至都不算是走了狗屎运捡漏，满清只是耶稣会给其安排的一个角色而已，所以才有后来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轮番割韭菜，满清可以算是耶稣会统治东亚大陆的一个代理人，耶稣会可以随时收回满清的代理人资格。

满清能够拥有东亚大陆，本身就不是因为自己的实力，而是有耶稣会加持的缘故，耶稣会1793年全面撤离东亚大陆后，满清的治国水平一落千丈，耶稣会在的时候还能和沙俄打的有来有回（1689年尼布楚条约），耶稣会撤离后，只能被英国按在地上狠狠摩擦（1840年鸦片战争）。

满清和沙俄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版本自称是马其顿第二帝国（好时髦，还取了个西洋名，据说聪明智慧的康熙大帝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并没有自称中国，尼布楚条约没有中国文版本，只有拉丁文，俄文，满文版本，其中拉丁文是正式版本。从拉丁文是正式版本来看，满清是耶稣会的傀儡国没有任何疑问。

明朝灭亡是天主教入侵的结果，但现代人并没有比明朝人好到哪里去，同样无力抵抗一神教入侵，所以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加持。

明末时期这些官员以及崇祯，都被天主教脑控了，可以说皇帝和官员半斤八两，都被传教士玩的团团转。

而我国能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在明末就已经注定了，明末时期无力抵抗一神教入侵，被传教士当场处决，而现代人同样如此，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加持，那么各种一神教在中国各种混战，根本无法消停。

中国没有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是罗马教廷不希望亚洲出现一个庞大的天主教异端国家，处理明朝后任务完成，天主教最终撤离了中国。

无力抵抗一神教入侵的这种中国文化的bug，中国自身是有应对方案的，这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帝王，万历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帝王，虽然天主教最终征服了中国，但传教士差一点功亏一篑，这就是有名的南京教案，南京教案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能让横行全球的耶稣会都感到无比惊恐的万历皇帝，不愧是深谋远虑的伟大帝王，只是可惜万历皇帝低估了耶稣会的狡诈和明朝人的愚蠢，未能全面驱逐澳门的葡萄牙人。

如果崇祯有万历的才能，那么最终全面驱逐澳门的葡萄牙人，彻底斩断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通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中国自身的应对方案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帝王，而强有力的帝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有的，所以最终还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加持，以应对脑控力极强的一神教入侵。

马克思本人虽然并不了解中国，但专业克制一神教的马克思唯物主义无神论却十分适合中国这样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而现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的井井有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强烈亲和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思想武器。

两场侵华战争对比，可以发现三个差别：

1）蒙古侵宋时期，侵略方向有很多，分散了力量。满清的侵略是专一指向中国。

2）蒙古侵宋时期，内部有矛盾。满清侵华时期，内部很团结。

3）宋的政权稳定，明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