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可以 但是你再创造更多史观也没问题

没有任何用 抵冲不了

而是某些人根本没有搞清楚区别在哪里

1644史观不是建立在逻辑辩论和哲学构建之上 而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和“情感本能（仇恨）”之上

普罗大众对于意识形态的驱动力从来都是追求情绪的触动和身份认同的归属感，而网络论坛上繁琐严密的叙事对大众没有任何吸引力

1644史观依靠的力量并不是严密的逻辑辩论和完整的哲学构建，而是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的延续，从孔子的“夷狄之有君”到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它扎根于这个民族叙事历史记忆的灵魂最深处，并通过难以诉说的愤懑悲情形成了一种本能

真正强大的意识形态从来不是依靠严密的逻辑和完善的理论体系，而是依靠简单直接的情感触动和身份认同

就像这次在抖音这类平台为1644史观触动的很多人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意识形态热衷者。而不是真正的普罗大众 他们难以抗拒的被吸引 恰恰就是因为其中带来的认同感

你以图书馆辩论的逻辑思辨，以严密的思考和完整的论据长篇大论创作出一个又一个史观。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无法给普罗大众带来情绪的宣泄和身份的认同，你的史观就只能存活在这个问题内

就是经典扩大化嘛。

你要说明朝科技比满清先进，我就搬永乐大典。

你要说1644，我就说1313、1279。

你要说你是汉人，那我就自认秦人楚人赵人。

你要说满清对汉人展开长久压迫，那我就说封建社会一样坏。

对于这种情况，你去辩解是没用的。因为对方就不是为了跟你辩解而来的。对方是带着任务和目的来的。

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数字是1644史观衍生出来的？明明是直立人搞的偷换概念，为了搅浑水而已。

首先，1644史观是汉族视角，是汉族衰颓的重要里程，用1644这个数字只是方便理解，面向大众便于传播，并不是说数字格式有什么特殊性。叫神州陆沉、华夷变态、汉族衰败史观都行，只是传播起来明显不如1644直白简单。

明白这点，再看那些什么大一统、科举、朱熹理学的时间节点，就很容易分辨出问题了。这些只是为了维护汉族利益的手段，根本算不得什么关键节点。

其次，史观不是记年份，而是判断历史主体身份是否发生性质变化。

这一点上，1644史观远比1840史观客观公正。

明明满清从始至终，八旗、满城制度，都是统治的核心基础，这是明确区分满清和汉唐宋明异质性的关键。可在1840史观里，八旗一笔带过，满城闭口不谈，就因为满清酋长抢用了皇帝名号，就大肆宣扬清承明制。

1840史观存在的基础，就是洗脑、逼迫汉人相信，满清跟汉人是一体的，这究竟安的什么心思昭然若揭。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再次，1644史观是基于现代的民主、民权思想诞生的，核心之一是权责一致。

1644明朝灭亡是汉人的耻辱、汉人的悲哀，汉人自己背负。

而后面的1840，明明满清是用八旗、满城这两个汉族历史中从来没存在过的单位为基础，征服殖民统治中国的异族政权，但是1840年面对西方国家签订无数条约的屈辱，却要是清国奴的汉人来背，用汉人的儒家思想来替满清统治者背负所有的罪责。

这种论调本质上是一种殖民式的责任反转叙事，它通过把过错归咎于受害者来为统治者的失责寻找正当性。

（包括但不限于现在一谈到彩礼、不扶老人等等道德败坏的事情，就来一句唉，儒家；唉，秦制等等，都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提出1840史观的群体，从来没把汉人当做是“我们”，这点又跟第一点的汉族自我认知呼应了，也就是说，汉族的自我认知，一直是缺位的。

最后得出结论，1644史观不是情绪，是主体认同及责任归属的现代框架；而1840史观则是以同化叙事遮蔽统治结构异质性的后设话语，核心目的不是解释，而是归责与身份塑形。

只有1644史观，没有其他史观，1644明朝灭亡同样是西方人入侵的结果，而现代中国人对此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非常愚蠢了。

崇祯上台本就是耶稣会运作的结果，所以崇祯对耶稣会传教士及其仆从相当信任，而传教士根据钦天监星象，断定明朝即将灭亡，因此北京城内的官员就做好了迎接李自成的准备，崇祯则不得不和命运抗争，要努力挽救大明江山。

努力挽救大明的崇祯和准备迎接李自成的官员自然就有了各种矛盾。

当时的明朝人都是很相信星象的，大家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对耶稣会传教士也很放心，没有怀疑他们是间谍的可能性。

“明朝即将灭亡”这个传教士根据钦天监星象得出的结论，崇祯也是知道的，明朝宫廷里的人都知道，大家都觉得这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怀疑是传教士在造谣。

因为大家都觉得明朝即将灭亡，所以没人愿意贡献大批银子拯救明朝。

耶稣会在明朝做间谍从壬辰倭乱就开始了，当时的传教士已经潜入明朝，根据传教士发给丰臣秀吉的报告，明朝人不堪一击，日本可轻松吞并中国，这给了丰臣秀吉相当大的自信。

日本的资料里面记载了耶稣会曾给丰臣秀吉提供了一份明军战斗力孱弱的报告。说几十个日本浪人就能横扫南直隶。

这份耶稣会报告正是葡萄牙籍传教士罗明坚发来的，罗明坚一边和明朝人谈笑风生，一边把明朝的详细情况发给日本，为日本攻打明朝做积极准备。

万历之后，耶稣会间谍成功打入了明朝宫廷，明朝的所有情报都被耶稣会传教士传与李自成后金共享。

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研究，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所以传教士在明朝各地放出谣言，其信徒大肆鼓吹明朝气数已尽，这给了各地野心勃勃的人士以强烈的鼓舞，任何常见或不常见的自然现象，都被传教士强行联系上明朝的气运终结，这让当时的很多普通明国人，认为明朝的可能灭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山西（Xānsy）省，有一怪人（耶稣会信徒）现身，黄衣绿帽，这番打扮迥异于中国风俗，手持一把羽扇，奔于路陌，以悲恐之音大呼曰：万历（Vánliě）（现任皇帝名字）不知治国，昏睡于宫日久，国之将亡，平民变饿殍，将士亡于阵。此谶传播甚广，引发民众恐慌，而怪人却消失了，官员严令缉拿，多方寻捕，终无所获。”1618年耶稣会中国年报

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对李自成的评价：

"这个人（李自成）的心理我无法推究，然而他的军事才能却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说他对（明朝）皇帝和王朝所表现的不忠，不义和没有爱国心则似乎都是实情。支配着他性灵的主要成分，绝大多数是为了贪图尊荣富贵，其次则是不见高尚的个人动机。

他（李自成）每次要登上御坐时，就感到头痛与四肢沉重，而不得不自宝座上滑自地下，象猴子似的蹲踞在大殿下。为这样一个土皇帝，如此的一个地下宝座才是最合适的。"

耶稣会传教士密切监视着李自成的一举一动，显然李自成对传教士没有任何防备，如果耶稣会有心帮助明朝，李自成早就被耶稣会毒死了，所以说李自成只是耶稣会用来摧毁明朝的耗材而已，用完就被扔掉了。

李自成军临北京城，崇祯帝妄想寻求耶稣会的庇护，却被冷酷的拒绝了。

“现在，皇帝顷刻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太监和强盗的双重囹圄之中了。他跨上了一匹马，在只有600名骑兵的保护下，莽撞地冲向了已经大敌压境的城池的正面。这个城门是原先耶稣会士的小教堂所在地，皇帝试图从这里逃走。但正是这些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因为他们已经将皇帝当成了战利品，拱手让给了敌人。皇帝只能绕过神父们的房屋，向另一个门跑去。但为了防止宫内的人逃跑，那些原本用来保护城门的地方已经被付之一炬。这位不幸的君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重新回到了紫禁城内，在那里听候命运对他的最后裁决。”

不但被冷酷的拒绝了，还被当成了战利品打包赠送给李自成。

虽然如此，但是崇祯帝对传教士应该并没有任何抱怨，因为崇祯帝也受到了传教士的强制洗脑，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因为中国的天主教徒有烧香拜佛的行为，消灭明朝的任务完成后，天主教最终撤离了中国，罗马教廷不希望亚洲出现一个庞大的天主教异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