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人唏嘘的是，那些选择去对岸的，不光落得了好下场，连留在这边的家属都享受上了“烈属”的待遇。

因为选择过去的人太多了，老左们觉得说出去属实有点丢人。于是对外宣称很多人是阵亡了。但人家阵亡了可不就是烈士么，家人的所应当的就享受烈属待遇。

所以很多人问，作为底层男性、汉族，该怎么给自己增加一点统战价值？这不，现成的例子摆在这了。

程立人

1926年出生在贵州思南县许家坝，家里世代做桐油生意，程家靠着这生意发家，有能力供程立人一路读新式学堂。

1945年他考上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1949年毕业后他加入川军95军做翻译，没过多久95军起义编入解放军60军。

抗美援朝爆发后，随60军180师进入朝鲜.

1951年5月，北汉江南岸，180师掩护主力后撤，被美军环形包围，血战三日，弹尽粮绝，程立人与1.2万名官兵一道被俘，押往韩国巨济岛战俘营

程立人精通多国语言，被美军选中担任战俘营86联队第四大队的大队长

此人不亲红

深知自己担任战俘营翻译，回去没有好果子吃。亲红战俘组织的“弟兄会”很快夺了程立人的权，戴玉书、赵明智分任正副大队长，程立人被边缘化。还时不时被殴打。

但是此人也不亲蓝 认为自己也不是蓝方嫡系，去了那边也是寄人篱下

最后选择和其他10名战俘前往中立国印度

1954年2月，新德里火车站，程立人提着破皮箱走下火车，

转机出现在旧德里珠宝街，一家什叶派穆斯林铺主急需会英语的会计，程立人毛遂自荐。

凭借语言天赋，他很快学会分辨红宝石与红纹石，发现阿根廷红纹石色泽接近红宝石，却因产地偏远而便宜

他写信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海员俱乐部，托人捎带20公斤红纹石样品到德里，竟以10倍价格售罄，第一桶金，让他看到大西洋另一侧的曙光。

1955年8月，他登上一艘开往巴西的冷藏船，做随船记账员，穿越好望角，次年1月抵达阿根廷拉普拉塔河口。

初到阿根廷，程立人在华人珠宝店擦宝石、搬货，晚上睡在仓库，他把红纹石切割成心形，以“来自安第斯的玫瑰”名义寄往印度，利润高达800%。

1962年，他用积蓄在佛罗里达步行街开出第一家珠宝店，取名“东方玫瑰”，并在孟买设立办事处，形成“南美—南亚”宝石贸易链。

1968年，他已拥有12家珠宝分行，年进口红纹石50吨，阿根廷政府为鼓励出口，给予农产品低息贷款。

程立人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潘帕斯草原，他买下布兰卡港3万亩荒地，试种高油大豆，从密西西比河畔进口联合收割机，采用“窄行密植”技术，亩产从120公斤增至280公斤。

1973年，全球粮食危机，大豆价格翻倍，他乘势扩张至60万亩，成为阿根廷最大的华人农场主，被当地媒体称为“ReydelaSoja”（大豆王）。

1976年，阿根廷政变，军政府上台，程立人意识到，做为一个商人，要想有更好的前途，必须走近政治。

1977年9月，他在罗萨里奥农业博览会上，偶遇当时的阿根廷激进党领袖劳尔·阿方辛之妹安娜·阿方辛。

安娜正为社会住房项目寻找赞助，程立人主动提出以成本价供应2000吨大豆蛋白，两人因公益结缘，常在黄昏的草原上讨论拉美文学与中国古诗。

1978年12月，他们在圣伊西德罗大教堂举行婚礼，

1983年，阿方辛当选总统，程立人成为“总统妹夫”，但他刻意保持低调，只接受一个头衔——阿根廷农村协会顾问。

1986年，程立人回到贵州思南探亲，捐赠20万修建学校和柏油路

1988年，他邀请贵州副省长王思明访问阿根廷，带来5000株荷荷芭（Jojoba）种苗，此种灌木耐旱、含油率高，是高端化妆品原料。

程立人出资在许家坝试种300亩，并与贵州大学共建“南美油料研究中心”。

思南荷荷芭油出口各国

1994年回国探亲，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省长陈士能和副省长袁荣贵、胡贤生、姚继元分别接见了他，对他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他介绍了贵州的省情、经济建设成就、投资环境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等，同时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2022年12月17日，阿根廷初夏，程立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阿德罗格庄园安然离世，享年96岁。

按照遗愿，家人将60万亩农场捐给阿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院，设立“程立人—阿方辛奖学金”，专门资助华裔与贫困学生攻读农学。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敬献花圈，挽联写道：“从乌江到拉普拉塔，一片丹心越万水；离战场赴农场，万家粮仓念斯人。”

思南许家坝的中学老师，带着学生在网上观看葬礼直播，孩子们轻声念起校歌：“立人立德，山高水长。”

程立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几个道理

不要轻易战队

提升自己价值 反而会主动过来拉拢你。

回国反而会有宾至如归的待遇

很多人讲志愿军战俘不敢讲一个人：谭兴东

谭兴东算是老革命了，1941年参军入伍时他才18岁，1950年晋升为副营级，1951年被俘。

他被关在战俘营72联队。他和其他部分去台湾的战俘不一样，他没有受到任何虐待胁迫，而是主动选择去台湾。他不仅自己主动选择去台湾，还在战俘营里给战俘讲课，讲“ccp是怎么对待俘虏的”，“今天你们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们也是叛徒”等等。部分原本想回大陆的战俘在他的宣讲下思想发生动摇。在后来很多去台湾的战俘们回忆说“不怕挨李大安的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

最高军事指挥官都没得好死，更何况是战俘。

我小学就学过一句话，这句话记到现在，就是相信国民党，柏林变平壤

很多答主的回答都语焉不详，其实，没啥可遮遮掩掩的，这事早已有官方文件做了结论了，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建议可以读一读张泽石写的《我的朝鲜战争》，这本书是00年出版的，作者张泽石也是归国战俘的一员，一直活到了21年去世。VOA在15年也拍了一部纪录片讲这事，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先说人数，去台的战俘有14704人，还有一种说法是14235人，数字大差不差。归国的战俘有6080人（不包含53年先期交换的1030名重伤病战俘），而80年官方文件里记录的人数是6064人，人数也基本差不多。大部分人都是在第五次战役被俘的，其中出自180师的战俘大概就有5000多人，张泽石当时也在180师，当一名宣传干事。去中立国印度的有12人。

去台的战俘一部分本来就是从蓝方军队过来的，归国意愿不强，一部分则是被当时联军在战俘营内安插的特务胁迫，最终没敢回来。这批人都被强制送到了蓝方军中服役，退役后有的人选择上学，最后成为律师、作家、医生，有了不错的收入，而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退伍后只能去当工人出苦力，或是在乡间种田，生活较为清贫。当时由于时代背景，台岛短短几年内涌入了很多“外乡人”，造成男性的人数远多于女性，所以这批战俘大部分的结婚年龄都到了近40岁，也有一些老兵一辈子没有成家，在“荣民之家”孤独的过完了一生。在两岸开放探亲后，这批人中的一些人也回到了故乡寻根，当地把他们当成归国的台商，热情的邀请他们在家乡投资办厂。也有人由于各种原因，终此一生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当时对这1万多人去台的事情严格保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描述成了牺牲在朝鲜的烈士，其家属也成了烈属。

六千余名归国战俘很多都是在战俘营内斗争最为积极、归国意愿最为强烈的一部分人，这批人回来后最开始被集中到了辽宁省昌图县的“归来人员管理处”，集中“学习”，之后就是写“交代材料”，接着就是背靠背的相互揭发，直到54年6月，管理处宣布了处理决定，90%以上的战俘被开除了d籍或团籍，约700人被开除了军籍，4600余人承认被俘前的军籍，营以上干部转业地方，连以下干部战士保留军籍者全部复员还乡，开除军籍者资遣回乡。据张泽石在书中回忆：

这样，我在群众的帮助和领导的启发下，检查出我在被俘时是带有一个未能扔出去的手榴弹的。我写上了：“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又想我由于当“翻译官”，确实有时比一般难友吃得多点，便写上了：“被俘后怕饿肚子，同意给敌人当翻译为敌服务”，并自己将这些行为定性成：“严重→倾保命、丧失气节行为”。我的交代终于在班里得到通过，并为连里接受。

在随后的特殊年代里，这六千余人都成了“老运动员”，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了波及，以张泽石本人为例，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地下组织，随后报名参了军，被俘归国后由于父亲工作调动，他随父母来到了北京，结果找工作时处处碰壁，很多单位都不敢要他，最后当时在远郊的北京九中看中了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学历，让他来教高中化学，当时张是有对象的，他的对象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地质部某司，被大了20岁且已经结婚的司长蛮横追求，最后在逼迫下张只能和对象分手，张后来和学校的一名同事结婚，而他之前的对象也没有屈从于上级的淫威，最后她被调去大兴安岭当技术员，然而当时张泽石已经有了婚约，于是两人只能无奈分开，从此天各一方，一对鸳鸯就这么被硬生生拆散了。

在之后的反→里，张给学校提意见，以地质部那个司长的恶劣行径为例，希望改善作风问题，并说“希望在新社会不要再发生梁山伯、祝英台这样的事”，随后被打成→派，先是在石景山的农村劳动，后面又被派去密云修水库，62年底才摘帽，分配到五里坨中学教外语。然而在没多久的大乱斗中，张泽石再次被打成“大叛徒”、“黑帮分子”，直到乱斗结束，张这才恢复身份，但是他的很多难友的生活却更加悲惨，据张回忆：

林模丛、边世茂等好不容易考上四川大学，却因被俘问题不许入学；李炽、王洪度、罗大犹、郝安生等在老家求职不得，被迫当盲流去新疆谋生；原集中营斗争骨干曾宝元、丁先文、骆星一竟被判刑劳改；高攀被发配青海后冤死狱中；斗争英雄代玉书回乡后长期失业，以修鞋为生（最后贫病而死）⋯⋯

79年张泽石开始和一部分难友写申诉书，多次向上递交，直到80年9月终于下发了官方文件《 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这六千余名归国战俘的问题才得到了改正。然而在经济上这些人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多数人仍然贫病交加，不少人岁数不大就去世了。

当年曾负责相关工作的贺明少将，在其九十年代的一本著作中写道，1954年3月，情况突变，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恢复军籍者，大部分改为“承认被俘前军籍”。党内受轻微处分者，大部改为“开除党籍”，由80%保留党籍突然成了91.8%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原。

这是因为发生了高饶事件。

到1954年9月后，给出了结论：2900多名党员，保留党籍者120余人，但分别予以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91.8%被开除党籍。曾经在战俘营领导反抗斗争的核心成员30多人中，只有3人恢复党籍与军籍，且没有受处分。

1980年9月27日，中办发出（80）74号文件为归国人员平反，纠正了当年定性过重的结论，以及因相关结论而在后来运动中被扣上的罪名。

我有个同学，他外祖父就是被俘志愿军去的台湾，他外祖父回来的时候全乡轰动，我都去他家看到了，那时候我都上高中了，清楚记得他外祖父是个超级大胖子，比我小时候见过的所有人都胖的多，应该有180斤，带回来的是骆驼牌香烟，听我同学说他外祖父在台湾又结婚了，临走的时候给他母亲留下5万元钱，结果他家立刻成为了大富翁，说媒的踏破门槛，我同学第二年就辍学结婚了，然后带着他媳妇还去台湾探亲旅游了几天

今己指鸭绿江为誓，欢迎全体被俘人员返回祖国怀抱

不论被俘期间有任何言行，一律既往不咎

不妨想想志愿军这个称呼，倒底有几分志愿。

我劝团建人不要编造历史、捏造事实、搞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

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志愿军回国战俘受到不公待遇这一说，因为咱妈早在1952年4月6日就说过：“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或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它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并已在与对方的协议中，保证全部被俘人员在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参加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顺便再补充一下这个“四六”声明的由来：

咱妈还说：“凡我方被俘人员，不管他在对方战俘营中有何种上述行为，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早在1952年，将军就劝咱妈，说被俘的大部分都是前国民党，这些人本身政治就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

但咱妈宁可继续打下去，宁可多牺牲一些朝鲜人，也坚持要让被美帝扣押的战士们归国，体现了咱妈在政治上一视同仁、毫无偏见的感人品质

除了心系自己的儿子，咱妈还同样关心敌军那些被俘人士回国的命运，体现了咱妈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人民日报1953年5月7日：美国国防部在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宣布要对被遣返的美国病伤战俘加以迫害

人民日报1953年5月12日：在美国宪兵森严的监视下，敌方战俘带着沉重忧郁的心情走上美国汽车

人民日报1953年5月17日：当美国病伤战俘带着感激的心情和对和平的希望离开朝鲜，被美国军部用飞机从东京秘密地运返美国，并受到变相囚禁的时候，这些一再被克拉克称呼的美国孩子们，方才发现自己的一切计划都是一种梦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庆幸朝中被俘病伤人员陆续回国，恢复了他们自由幸福生活的同时，又不得不以严肃的心情，去注视美国战俘归国后的命运的缘故

我只知道现在台中市长卢秀燕的父亲就是当年朝鲜战争战俘，当时选择去的台湾，结婚，生女，女儿已经是台中市长，国民党大佬，甚至可能进一步竞选大位了。

当前最高赞啥意思?"绝大部分志愿军战俘是'自愿'去台湾"的?问问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自己承认么？举几个例子，

一，志愿军战俘，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文晓川在回忆录里明确说了:"我们是要回大陆的，美国人骗了我们，把我们送去台湾， 美国人虚伪 "

我们又多次提出要求遣送回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肯定的答 覆。但看管却更加严密了。有一段时间，整天关在铁皮房屋 里，不让再到外面做洗车打扫之类的工作，警卫带我们去餐厅 吃饭时，一进门，便把收音机关掉，以免我们听到外界的消 息。 再过几个月之後，有一个军官，来到我们的房间，给我们每人 发了四套黄卡基军服，四条黄色军毯，说要送我们回国（Go home）。我们抱著希望，在宪兵押送下，送上一架军用飞 机。下机之後，接机的是几位穿着军服的国军军官。他们说：「这里是台北松山机场，欢迎你们回到自 由祖国的怀抱。」 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 四十六年後的今天，当我执笔写到这里时，我必须坦率地承 认，这不是我们的自 由意志，这不是我们的自 由选择。至少 在那个时候，这是事实的说明。 但这却是美国式的「尊重人 权」！美国式的「自 由选择」！ 多么具有讽刺的意义。

二， 我还读过一个志愿军战俘叫马金盈的回忆录，这货是属于被俘后变节投敌，主动刺字，投靠台湾的叛徒，就算是这种叛徒，对当时也说了老实话，大多数战俘是被台湾方面逼迫 ，万分无奈，心理恐惧的的情况下刺字的:

吃半碗飯的 俘虜們全日都在飢餓中過活著，就這樣過了三年。 ......一九五二年四、五月間，以審訊的方式，使人自動就範， 此時大多數戰俘，在萬分無奈的情況下「刺字」，刺字的戰俘 已不在少數...... 在濟州島的後半段時間，就有消息聯軍與共軍談判的情況，將 來可能要交換戰俘，對於戰俘營的領導們，以及中華民國政 府，都相當的驚覺，紛紛提出對策，不斷加強反共標語的刺 字，造成戰俘們的心理恐懼。

三，另一名被迫赴台的志愿军战俘赵英魁在多年后接受台湾名作家王丰采访时更明确回忆当时国民党特务在战俘营里的残暴行径: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中国战俘当 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 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 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 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 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 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 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份，别敬酒不吃，吃罚 酒。”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 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 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 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 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 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 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 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 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 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 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 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 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 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 干部杀掉之后，扔进了深不见底，臭气熏天的毛屎坑。更耸人 听闻的说法是，有战俘被杀死之后，尸身被剁成肉泥，抛进了 毛屎坑。也有战俘被活生生剖开胸膛，抠挖出心脏，遗体最后 也被抛弃于粪坑。 白天除了做苦工，战俘营当局只让我们做两件事，一件是上政 治课，强迫我们背诵《总统训词》(即蒋介石讲演稿)，第二件 便是以恐怖言行恐吓我们服从命令。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 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 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 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 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我认识一个战俘，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 断腿，动弹不得。我悄悄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要回去 何必现在讲出来呢？”他无奈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 上当？”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只是他的瘸腿已经 永远无法康复。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 字眼。但是，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若干态度顽强 的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 人。刺完字以后，干部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 吧！你们敢回去吗？”…………

这种事情最好看看当事人的回忆。

张泽石，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51年参军入朝，在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后，因英语能力而担任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1953年秋停战后，张泽石被遣返归国，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各项运动中受到迫害。1981年，张泽石得到平反并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与自由撰稿人，先后创作出版了《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战俘手记》、《我的朝鲜战争——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自述》等作品，2010年成为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

张泽石在《我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中回忆[1]，他们这些一心想回到祖国的7000多名战俘，反而被视为变节、通敌人员，大多数被开除党、军籍，并受到终身的监视与控制：

朝鲜战争结束后，那场战争对我们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我们这些拼命要回国的7000人，回来后却被看成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连我这个曾经被美军判为“刑事犯”与“战犯”、曾经被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和战犯营场的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归来后竟然也会被定性为“变节者”，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严厉处分...
...我们归国的7000难友，不仅绝大多数党团员被开除党团籍，大多数人的军籍被开除，并且一律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歧视与惩罚。这就使得我们和我们的亲属在几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与迫害。“文革”结束后，我们争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给予我们的政治平反，但经济上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难友已经怀着深深的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而那些选择台北方面的14000名战俘，虽然也有些人遭受到政治迫害，但“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其中“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的，也不在少数：

我的那些去了台湾的1.4万个难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他们绝大多数被编入国民党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房，其中还有人被判死刑，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我在台湾南投县探视了一位白手起家创办花园式度假村的难友，完全没料到他已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

参考

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010071625/http://www.yhcqw.com/34/9038_2.html

志愿军第180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

在第五次战役中，180师损失惨重，师长被撤职，政委被俘虏，一万多名战士，近6000多牺牲或被俘。

3、归来人员的安置与境遇，

选择返回大陆的约六千余名志愿军人员，归国后集中在辽宁的归管处招待所，进行学习和审查。

组织上对他们的交代是"热情关怀，妥善安置"，说白了就是要进行审查和定性。

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归来人员普遍经历了严格的政治审查。根据各人的被俘经历和表现，他们被分别做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恢复了党籍和军籍，有的则面临不同的处理。

最后这6000多人里面，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被恢复了党籍，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中。

而作为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的指挥员，吴成德回国后，一度被开除党籍和军籍，

后被安排到东北的一家农场进行劳动，时间长达二十多年。

直到1982年，经过组织重新调查，他的名誉和身份才得以恢复，晚年回到山西度过，最终以84岁高龄善终。

再说一下去台湾的1万多人，

关于战俘的遣返问题，我们早在1953年6月8日的时候就已经跟美方达成了协议，

《朝鲜停战协定》里第三条有明确规定，自协议签署之后的60天内，交战双方应该把各自阵营里的战俘，交到对方阵营去。

我们为了表示诚意，痛快的释放了一批美国战俘，可到了美方释放我方战俘的时候，他们搞起了猫腻。

美方说要遵守自愿遣返规则，要先在中国战俘营里，甄别出各自的背景成分，筛选出谁曾经在国军里面呆过，谁一直都在红军队伍里服役。

想想看。。足足2万多人的筛查过程。。大大拖延了交换战俘的进程，

本来很简单事情，给搞成了拉锯战，搞了5年都没有结束。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蒋校长对那些为他效命过的战俘进行拉拢，许诺他们去了台湾会分房子分地，

反之，如果不去，就对这些士兵毒打上刑。

如此这般的往复循坏，就是再强大的革命意志，都够呛能顶下来的

最终2万多人的俘虏，有1万4去了台湾，

至于这些人最终的结局怎么样，这都记载在对岸的历史资料里，要完整的看到这部分内容，估计得需要一段时间了。

我猜，刚开始的待遇应该还行，毕竟有政治宣传的作用，到后面，应该就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毕竟，岛上的资源有限，一下子给1万4千多人分房子，分土地，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应该也不至于太不当人了，

最后的结局，应该和“荣民”们差不多吧

李正文，被俘前为第三兵团60军180师538团政治处宣教股宣传队的宣传员。还有一个哥哥李正华，他俩是一起被俘一起被开除军籍遣返回乡，哥哥在成都下火车后失踪了。每次运动会少不了李正文参加。

1982年平反的时候，县武装部本要向他宣读中央为志愿军战俘平反的文件但没找到他。李正文回来听说后，误以为新一轮运动会又要开始了极度恐惧之下当晚自杀了。

拎得清的选择去中立第三国，，，

如果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被俘，排斥的是被俘后变节投敌的行为，如果被俘后也始终忠于旧主，反而是褒扬的对象。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关羽，关羽当了曹操的俘虏后，还为曹操打过仗立过功，但最终还是过五关斩六将，返回刘备身边，成了忠义的千古典范。而被俘的志愿军，遭到美蒋特务的长期威逼利诱后，仍然坚持归国，难道不是和关羽一样吗？

所以对被俘归国志愿军的苛刻行为，其文化传统既不是来源于红色文化，也不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如大方地承认，当时就是犯了错误。如果非得甩锅到什么“文化传统”上，当年反倒就只有一个参照物了——那就是昭和日军的武士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