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最好看看当事人的回忆。
张泽石，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51年参军入朝，在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后，因英语能力而担任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1953年秋停战后，张泽石被遣返归国，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各项运动中受到迫害。1981年，张泽石得到平反并成为一名中学教师与自由撰稿人，先后创作出版了《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战俘手记》、《我的朝鲜战争——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自述》等作品，2010年成为感动中国人物候选人。
张泽石在《我对朝鲜战争的回顾与思考》中回忆[1]，他们这些一心想回到祖国的7000多名战俘，反而被视为变节、通敌人员，大多数被开除党、军籍，并受到终身的监视与控制：
朝鲜战争结束后，那场战争对我们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我们这些拼命要回国的7000人，回来后却被看成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连我这个曾经被美军判为“刑事犯”与“战犯”、曾经被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和战犯营场的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归来后竟然也会被定性为“变节者”，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严厉处分...
...我们归国的7000难友，不仅绝大多数党团员被开除党团籍，大多数人的军籍被开除，并且一律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歧视与惩罚。这就使得我们和我们的亲属在几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与迫害。“文革”结束后，我们争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给予我们的政治平反，但经济上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难友已经怀着深深的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而那些选择台北方面的14000名战俘，虽然也有些人遭受到政治迫害，但“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其中“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的，也不在少数：
我的那些去了台湾的1.4万个难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他们绝大多数被编入国民党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房，其中还有人被判死刑，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我在台湾南投县探视了一位白手起家创办花园式度假村的难友，完全没料到他已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
参考
发布于 2025-12-01 17:58・中国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