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最大的敌人不是俄罗斯，是愚昧无知还没有改变》

反倒是黑船事件后的日本，成为了列强们的殖民地。但是日本开启明治维新，以福泽谕吉为首的伟人从思想和制度上开始改造列岛。由于思想和制度上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器物上的变化，日本不服吹灰之力就从列强的手上收回了所有的国家主权。

今天的乌克兰，有一位文人认为乌克兰的第一大仇敌不是普构，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并且声称：

“什么都归结于普构，班德拉、亚速营又归咎于谁？代孕固然是服务于外国客户，为何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遍地代孕机构？欧洲红灯区里的乌克兰女人，难道都是普构逼迫她们的？普构强占克里米亚，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为何乌克兰人均GDP和白俄罗斯的差距越来越大？”

那么乌克兰人会怎么看待这位“文人”？

这是胡适1930年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提出的，发表在《新月》杂志第2卷10号上。

文章说，中国五大问题：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并且说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都不是导致中国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之后胡适把五个现象描述了一下。

贫困：引用张振之《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说中国人普遍贫穷，95%活在贫困线以下；

疾病：引用数据说肺结核、疟疾泛滥，甚至广州、南京这种城市也天天大量死人；

愚昧：说中国没有三十年以上的大学，军阀有钱打仗，没钱办教育；

贪污：说军官的克扣军粮，地方官吏的刮地皮，庶务买办的赚钱，甚至家里佣人揩油；

这里引用胡适原文：

我们眼见这二十年内战的结果，贫穷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产了——避兵避匪逃荒逃死还来不及，那能办教育？——租税是有些省份预征到民国一百多年的了，贪污是更明目张胆的了。（《中国评论周报》本年一月三十日社论说，民国成立以来，官吏贪污更甚于从前。）然而还有无数人天天努力制造内乱！

国粉经常吹胡适，打不打脸？

扰乱：太平天国毁了南方，民国则军阀混战，土匪横行。

胡适原文：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我们要解决问题，就要先了解现象，再分析原因，最后找到解决办法。读到这里，我就想了，你说这些现象不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造成的，那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呢？

他没说。

也就是写文章的时候，他写着写着已经忘记了，跳过了找原因这一步。

举个例子，你发烧了去医院。胡适当大夫，他说你发烧。你问：发烧是感染性还是非感染性？是呼吸道感染？还是肠道感染？还是泌尿系统感染？是自身免疫疾病、肿瘤、药物反应还是中暑？

胡适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一遍遍重复：你发烧，你体温高，体温高是因为你发烧，发烧导致体温高……我们要解决发烧……

既然跳过了找原因的步骤，他就直接去下结论。

胡适认为，改变中国的乱象，不能走革命的道路，不能有暴力。他举例就是民国成立之后军阀混战，也包括孙中山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认为这些都是打着革命旗号捣乱，不解决问题。他提出：不要暴力，解决中国的问题。

引用原文：

又如人力车夫的生计改善，似乎应该从管理车厂车行，减低每日的车租入手；车租减两角三角，车夫便每日实收两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办工运的人却去组织人力车夫工会，煽动他们去打毁汽车电车，如去年杭州、北平的惨剧，这便是盲动。

这个“车行”就是人力车夫租车子的地方，看过《骆驼祥子》的应该知道，车夫没有自己的车，就去租。胡适认为降低租金，车夫就过好了，就解决贫困问题。但是车行不同意的话，也不能使用暴力。因为使用武力只会越来越乱。

他认为，要解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问题，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暴力革命”，而是需要这样：

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其实就是废话……

实际上这篇文章就是把民国时期民不聊生的问题罗列了一下，描述了一番。然后花了很大篇幅，鼓吹千万不要暴力革命，用一番空话，说通过温和的改良手法解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

就像前面说的，人力车夫生活不好，就降低租金。但是车行老板不同意怎么办？他不管。农业问题上，主张“没有什么封建了”，对于地租的问题，他完全没提。想来如果地主不乐意，就不能减租，更别说土改了。

但是在这里还有为胡适说句公道话。虽然胡适经常被流氓拿出来吹捧民国，但是胡适本人对民国的社会败坏毫不掩饰，而且引经据典，大加鞭挞。

吹捧、利用胡适的流氓们乐于美化民国，无视问题，比胡适更反动。如果胡适活到今天，看见网络流氓混混这样利用他，估计会倍感恶心。

胡适的问题是，地主、老板、军阀、帝国主义对人民使用暴力，而胡适反对人民使用暴力自卫。对于民国有多烂，他是完全承认的。

说“扁桃体炎”根源是“发热、畏寒、咽痛、咳嗽、口臭”的“五鬼闹咽喉”，肯定是个庸医。

一、

1929年4月10日，“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一个影响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外交甚至科学的丰碑式思想家”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五鬼闹中华”，而非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梁漱溟对该文的评价：“轻率大胆”，对其论点提出质疑。他否定的不是“五大仇敌”，而是质疑胡适分析“中国问题”根源时的“四个不在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解释。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现在有人这样总结这场“梁胡之问”：

……激辩之初梁比胡适名气大太多，但辩了十年后形势逐渐倒转，胡适越来越红，梁却越来越凉。七年后，胡适竟然被当初痛恨他的国民政府委以重任，去做了十年的美国大使，而梁的言论，因为前后不一，逻辑硬伤太多，逐渐露了怯的原型，受到广泛批评，梁胡之问也就变成了胡梁之问了。梁漱溟式的连续剧忽左忽右，在场面上的确翻车了。……

其核心是以胡适的回答中有这样几句：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谁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列强还是自己？

认定“梁胡之问”就是外因与内因之争，内因之说更近事物本质。而梁漱溟在后来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中也说：“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也是“责己而不责人”，进而认定“梁胡之问”是梁败胡胜。

果真如此？

二、

1、胡适所谓的“五鬼闹中华”全是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表征而非根源。

以疾病为例，即使只是个小小的“扁桃体炎”，医生也会告诉你是因或营养缺失、或淋雨受寒、或劳累伤心等等原因导致自身体质下降（内因）后被细菌病毒侵入（外因）……应及时针对病因辨证施治，扶正祛邪，使用抗生素和缓解发热、畏寒、咽痛、咳嗽、口臭等具体症状的药物……

说“扁桃体炎”根源是“发热、畏寒、咽痛、咳嗽、口臭”的“五鬼闹咽喉”，肯定是个庸医。

认定和相信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根源，其内因和外因是“五鬼闹中华”，肯定非蠢即坏。

2、内因。

当年中国的社会和制度有严重问题，是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内因。

“五鬼闹中华”中，胡适却称“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其论据却仅仅是“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这个逻辑是完全混乱的。

这里，胡适不认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封建制度”概念，所以不认同当年的中国有“封建势力”。但这并非关键。“五鬼闹中华”当然与胡适所定义的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的“封建制度”无关。

问题关键是

你胡适可以说当年的中国社会和制度不应称为“封建制度”因而没有“封建势力”。但是，你无论对“封建势力”冠之以何名，你无论对“……政治制度不如人……”的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冠之以何名——“地主制度”也好，“殖民制度”也好，“资本主义制度”也好，“帝国主义制度”也好——

谁敢说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不存在严重问题？

谁敢说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能避免列强干涉？

谁敢说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能维护国家、国民利益？

谁敢说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能紧跟时代步伐而发展？

谁敢说当年中国的社会和制度不是苦难、危机的内因？

谁敢说当年中国的社会和制度不需要大刀阔斧地革新、革命？？？

偏偏在“五鬼闹中华”中，胡适却认为“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当年的中国社会和制度（无论冠之以何名）并非中国苦难和危机的内因。

胡适唯有在鼓吹“全盘西化论”时会持相类观点，认定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胡适唯有在这时，会承认当年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存在严重问题，会认同“只有走极端的道路，采取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方式，才能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

3、外因。

帝国主义正是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外因。

“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实质是把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正当化的为帝国主义诡辩回护之辞。

固然，“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但是，在“虫生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害的日益深入，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军事干涉，已经让这个“外因”成为“内因”不能被革除的主因。

胡适完全无视了帝国主义在侵害过程中为了将“趁火打劫”长期化、最大化，甚至合法合理化（“胡说”就是其成果之一），而积极地扼杀、摧毁不符合其利益的中国本土进步力量，有意识地培养为其服务的买办阶层，为谋取更多更大更深远的利益而挑动、插手中国内战和内部纷争……等等，极大地扩大、加深、延长了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极大地侵害了中国长期、根本利益。

如果不能驱逐帝国主义对中国政府的操控，无论什么名目、什么政党建立的政府都只能“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为帝国主义国家利益服务；无法独立自主自强，无法维护国家、国民利益，无法真正从国家发展的实际要求出发去改革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革除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内因”。

三、

所以，“梁胡之问”并非外因与内因之争。

虽然梁漱溟的观点有缺陷，存在谈内因时只谈军阀不谈封建势力等问题（后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有所认识）……但胡适的“五鬼闹中华”更是有意混淆概念，论证毫无逻辑，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诡辩回护之辞。

后面，胡适空喊了一堆口号，大谈“个人自由与国家建设的关系……科学精神与实证方法”等等，却对解决“五鬼”的具体措施方案，却对如何“做”，只字不谈。这实际上就是梁漱溟等实干家对该文评价极低的原因。

以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彭禹廷黄炎培为代表的实干家们虽然同胡适一样不赞同阶级斗争，提倡温和改良进步；但其“乡村建设运动”是真正到田间地头去干实事，筹集资金人力援助农村农业发展，专注于在乡村兴办新式学校、治安联防、卫生防疫、农技推广、引进机器、振兴产业、平抑高利贷……与只会躲在大学高楼高谈阔论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胡适相比，真正的实干家对所谓的“五鬼”，对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根源的认识更深刻得多。虽然1000多处实验区最终没有一地一方能够在外援撤退后继续维持，均因战乱、天灾、帝国主义甚至被以“共党嫌疑”举报等等各种原因而实验失败，在顽固、强大的“封建势力（无论你冠之以何名）”重压之下成为“死水微澜”；但不论成败，他们毕竟真正提出并实施过解决“五鬼”的具体措施方案。

在他们面前，胡适的空谈妄言被评价为“轻率大胆”已经是非常温和非常客气的了。

……

说“扁桃体炎”根源是“发热、畏寒、咽痛、咳嗽、口臭”的“五鬼闹咽喉”，肯定是个庸医。

然而

“一个影响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外交甚至科学的丰碑式思想家”，“真爱国”“识破幻象”“为国家民族筹谋”的胡适，其“直指本心”的“真知灼见”却认定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根源，其内因和外因是“五鬼闹中华”。

然而

现在一堆“独立思考者”却在大力推崇胡适的空谈妄言，推崇庸医胡说。

是为什么？

自秦以来，愚民术就是皇家的不二法宝！以至于历代中国统治阶层，总是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轮替中，不断壮大着自己的“江山”。

中国，准确说是华夏民族，最大的敌人就是阻碍自己发展的“愚昧和无知”！而让老百姓“愚昧和无知”却又是皇家的无敌法宝！

胡大师不仅打算给帝国主义洗白，甚至还给封建主义洗白。

近代中国的衰弱当然不是从1840年帝国主义入侵才开始的，但如果连封建主义都“不背锅”，那胡适大师打算把锅扔给谁呢？难道说中国人人种不行吗？至于帝国主义进来后乐于看见中国的持续衰弱并且以此牟利，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术讨论，叫“梁胡之问”。讨论的双方是号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梁漱溟和西化文人学者胡适，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梁漱溟致信请教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可见彼时的中国，包括学界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海外列强。

但胡适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回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学究:“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胡适认为:愚昧才是一切的根源，愚昧是因为一直拒绝被启蒙；落后未必挨打，愚昧肯定挨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像一把匕首，那么愚昧封建就是民族的毒药。

梁漱溟问得到位，胡适回答得直接，皆是忧国忧民的正论危言。

9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渐行渐远，以至于人们都有些淡忘两位大师讨论的因缘与焦点。但“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却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被论证，历史的演进赋予了它更多的外在与内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摆开阵势殊死决斗之前，我们得搞清楚我们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当年“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别国”的逻辑是：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堕入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之中。

我们回首过往，会发现梁漱溟看到的问题或许仅仅是近代“中国羸弱”的外因之一，却并不是“处处挨打”的主要原因。

西方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当时公认为的“中国主要敌人”，是因为他们依靠强力，企图瓜分中国。而背靠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的军事势力割据一方，相互攻击，在贫穷、疾病、愚昧、贪污之外，为中国人民平添了战乱的痛苦。

在中国传统思维里，“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根深蒂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使得中国失去了和平，而变成了乱世，所以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主要敌人是列强”。

而胡适看到的问题是内因，那就是妄自尊大的“愚昧”，所以新文化运动要高举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旗帜。

中国历来是以“唯我独尊”自居，自诩是世界的中心，周边都是缺乏教化的蛮夷。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要使士大夫集团放下忠孝仁义的伦理思路去学习别国科学知识难比登天。与真理相比，他们认为礼仪的规范和祖先的权威才是更加重要的，殊不知这种封建思想早已落后现代文明十万八千里。

人类思想的争论，皆由历史来交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发展变化、盛衰成败，是社会思想正确与否唯一的检验方式，人民才是唯一的阅卷人。

新中国走过来的70多年实践道路，特别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思潮的盛行与实践成果，一方面证实了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证实了胡适“治愚”主张的实用性，唤醒大众放下陈腐，学习他国先进思想与技术，从而走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路。

梁胡之问，经过90多年，历史给出了答案，但今天似乎又悬而未决，又重新压在了我们嗓子口上。

度过百年未有之大瘟疫之后，不得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

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背景之下，在我们身边却总能听到一些极左思想、极端言语，一些人一讲到这个国家，坏！讲到那个国家，打！以“世界强国”的姿态，无视自身的问题与积弱，面对社会治理问题，不是从根上去找原因，不论轻率归因于外界，那只能得出与历史逻辑相违背的结论。

梁胡之问的实质，是我们选择做表象的功夫还是做内修的努力。如果浮于表象，看样子是金戈铁马，暴风骤雨，呼尔嗨呀，惊天地，泣鬼神。但是，若内在的东西不作改变，或者视而不见，很可能再过90多年，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悬而难决。

跳出“敌人之坏”的归因陷阱，才能掌控“自强不息”的主动权。面对国际局势的风起云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认真研究一下自己内在的问题，研究一下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以便做好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呢？

胡适的看法是正确的。首先，历代封建王朝对人民群众的残酷掠夺比帝国主义的所谓压迫残酷万倍。翻开中国历史，屠城、吃人肉、饿死人、卖儿卖女的记载到处都是，即使所谓盛世也一样如此，这和帝国主义有这么关系？相反，普通群众都喜欢往帝国主义的租界里跑，革命家们也都是在租界里才能安全的生活。要是没有租界，可能现在还是老佛爷的天下。第二，帝国主义也是不一样的。英法美这些帝国主义，归根到底只想做生意赚钱，对于压迫中国人民是没什么兴趣的。只有俄罗斯和日本这些野蛮落后国家，对领土有病态的渴望，才会在中国领土上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最后，普通人愚昧无知，看不到封建统治者才是残害中国人民的罪魁祸首，却把矛头对准洋人洋货及一切外来事物，而这种蒙昧状态又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才会造成一系列对外冲突，更加剧了中国近现代的苦难，给俄罗斯和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创造了条件。

幸福指数：大陆排名68位，台湾排名27位

清廉指数：大陆排名110位，台湾排名25位

这其实就是区别，大陆追求的是GDP和军事，而台湾追求的是幸福和清廉。

一个是对上，一个是对下。

胡适先生所提到的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心腹之患，是灵魂疾病，当时反对帝国主义排外的人大有人在，但是针对这些具体的问题关注的人却很少，不少人都认为打倒了所谓的“帝国主义”，赶走了洋人，我们就能有好日子过了。但问题是在洋人来之前，在所谓的帝国主义影响中国之前，中国人过的也并不好，各种各样的疾病饥荒专制压迫数不胜数，历史打倒了帝国主义恢复了所谓的“传统”，结果仍旧是一样，继续疾病饥荒专制压迫，所以胡适先生才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愚昧专制等心腹之患。

不想多说了，如果说现在对台湾，许多人一张口就是留岛不留人的话，而对中日关系的矛盾，更多的人谈起来，甚至更有将日本人赶尽杀绝的口气，不仅如此，其自信如同一百多年前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自信毫无二样。

好像今日之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收拾日本就如同割韭菜一样简单，容易。

说不上来，就是不明白，一百几十年过去了，对自身，对他人，对世界的认识为什么没有任何改变。

改革，开放，才让中国人真正吃饱了饭，开放的对象是谁，是哪些开放的对象让中国受益最大，应该清楚了，不就是所谓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吗。

对此能够有深刻认识的人能够占多大比例，说不上来，但是一骂起美国，当然更还有日本，那真是群情激奋，一点都不掉渣，

似乎只有将美国感倒了，中国才能更加辉煌，而只有将小日本灭了，中国才能永无后顾之忧。

不仅如此，最厉害的就是一切都是赢学，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美国就要损失多少多少，不买日本人的海货了，日本人又要损失多少多少，中国人不去日本旅游了，日本的旅游产业就要垮台等，问题是就没有足够多的人认识到，经济战或贸易战损失的决不仅仅是矛盾中的一方，别人损失，你自己不损失吗，而本身贸易战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而且在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处理中，提倡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就是硬碰硬，认为只要硬度到位，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谁要是主张理性，谁就是卖国，谁就是汉奸，逻辑观念，与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没有两样。

同样，将满清在列强面前的失败归咎于满清的软弱无能。

岂知，满清真对列强软弱吗，大清王朝都能发动义和团去对抗列强，都能武力攻击东郊民巷的外交使团区，如此，才招来八国联军的进犯，而本身这一切，只要遵守国际法的规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

但是这个理，直到今天都很少有人能够接受。

很难改，这就如同胡适是因为有在西方的生活学习历程，才能针对国人的问题直指要害，问题是假设胡适如果年轻的时候，未曾到美国去，后来的胡适能够成为现代启蒙大师吗。

当大家依然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中，国人与国人相处，国人与国人以自己的认识能力去看待外部并不曾真正涉足，体验过的世界，愚昧无知又如何能够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