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扁桃体炎”根源是“发热、畏寒、咽痛、咳嗽、口臭”的“五鬼闹咽喉”，肯定是个庸医。
一、
1929年4月10日，“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一个影响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外交甚至科学的丰碑式思想家”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五鬼闹中华”，而非帝国主义或封建主义：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梁漱溟对该文的评价：“轻率大胆”，对其论点提出质疑。他否定的不是“五大仇敌”，而是质疑胡适分析“中国问题”根源时的“四个不在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解释。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疾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
现在有人这样总结这场“梁胡之问”：
……激辩之初梁比胡适名气大太多，但辩了十年后形势逐渐倒转，胡适越来越红，梁却越来越凉。七年后，胡适竟然被当初痛恨他的国民政府委以重任，去做了十年的美国大使，而梁的言论，因为前后不一，逻辑硬伤太多，逐渐露了怯的原型，受到广泛批评，梁胡之问也就变成了胡梁之问了。梁漱溟式的连续剧忽左忽右，在场面上的确翻车了。……
其核心是以胡适的回答中有这样几句：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谁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列强还是自己？
认定“梁胡之问”就是外因与内因之争，内因之说更近事物本质。而梁漱溟在后来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中也说：“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也是“责己而不责人”，进而认定“梁胡之问”是梁败胡胜。
果真如此？
二、
1、胡适所谓的“五鬼闹中华”全是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表征而非根源。
以疾病为例，即使只是个小小的“扁桃体炎”，医生也会告诉你是因或营养缺失、或淋雨受寒、或劳累伤心等等原因导致自身体质下降（内因）后被细菌病毒侵入（外因）……应及时针对病因辨证施治，扶正祛邪，使用抗生素和缓解发热、畏寒、咽痛、咳嗽、口臭等具体症状的药物……
说“扁桃体炎”根源是“发热、畏寒、咽痛、咳嗽、口臭”的“五鬼闹咽喉”，肯定是个庸医。
认定和相信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根源，其内因和外因是“五鬼闹中华”，肯定非蠢即坏。
2、内因。
当年中国的社会和制度有严重问题，是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内因。
“五鬼闹中华”中，胡适却称“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其论据却仅仅是“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这个逻辑是完全混乱的。
这里，胡适不认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封建制度”概念，所以不认同当年的中国有“封建势力”。但这并非关键。“五鬼闹中华”当然与胡适所定义的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的“封建制度”无关。
问题关键是
你胡适可以说当年的中国社会和制度不应称为“封建制度”因而没有“封建势力”。但是，你无论对“封建势力”冠之以何名，你无论对“……政治制度不如人……”的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冠之以何名——“地主制度”也好，“殖民制度”也好，“资本主义制度”也好，“帝国主义制度”也好——
谁敢说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不存在严重问题？
谁敢说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能避免列强干涉？
谁敢说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能维护国家、国民利益？
谁敢说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能紧跟时代步伐而发展？
谁敢说当年中国的社会和制度不是苦难、危机的内因？
谁敢说当年中国的社会和制度不需要大刀阔斧地革新、革命？？？
偏偏在“五鬼闹中华”中，胡适却认为“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当年的中国社会和制度（无论冠之以何名）并非中国苦难和危机的内因。
胡适唯有在鼓吹“全盘西化论”时会持相类观点，认定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胡适唯有在这时，会承认当年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存在严重问题，会认同“只有走极端的道路，采取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方式，才能收到恰到好处的效果”。
3、外因。
帝国主义正是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外因。
“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实质是把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正当化的为帝国主义诡辩回护之辞。
固然，“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但是，在“虫生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害的日益深入，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军事干涉，已经让这个“外因”成为“内因”不能被革除的主因。
胡适完全无视了帝国主义在侵害过程中为了将“趁火打劫”长期化、最大化，甚至合法合理化（“胡说”就是其成果之一），而积极地扼杀、摧毁不符合其利益的中国本土进步力量，有意识地培养为其服务的买办阶层，为谋取更多更大更深远的利益而挑动、插手中国内战和内部纷争……等等，极大地扩大、加深、延长了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极大地侵害了中国长期、根本利益。
如果不能驱逐帝国主义对中国政府的操控，无论什么名目、什么政党建立的政府都只能“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为帝国主义国家利益服务；无法独立自主自强，无法维护国家、国民利益，无法真正从国家发展的实际要求出发去改革当年中国社会和制度，革除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内因”。
三、
所以，“梁胡之问”并非外因与内因之争。
虽然梁漱溟的观点有缺陷，存在谈内因时只谈军阀不谈封建势力等问题（后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有所认识）……但胡适的“五鬼闹中华”更是有意混淆概念，论证毫无逻辑，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诡辩回护之辞。
后面，胡适空喊了一堆口号，大谈“个人自由与国家建设的关系……科学精神与实证方法”等等，却对解决“五鬼”的具体措施方案，却对如何“做”，只字不谈。这实际上就是梁漱溟等实干家对该文评价极低的原因。
以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彭禹廷黄炎培为代表的实干家们虽然同胡适一样不赞同阶级斗争，提倡温和改良进步；但其“乡村建设运动”是真正到田间地头去干实事，筹集资金人力援助农村农业发展，专注于在乡村兴办新式学校、治安联防、卫生防疫、农技推广、引进机器、振兴产业、平抑高利贷……与只会躲在大学高楼高谈阔论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胡适相比，真正的实干家对所谓的“五鬼”，对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根源的认识更深刻得多。虽然1000多处实验区最终没有一地一方能够在外援撤退后继续维持，均因战乱、天灾、帝国主义甚至被以“共党嫌疑”举报等等各种原因而实验失败，在顽固、强大的“封建势力（无论你冠之以何名）”重压之下成为“死水微澜”；但不论成败，他们毕竟真正提出并实施过解决“五鬼”的具体措施方案。
在他们面前，胡适的空谈妄言被评价为“轻率大胆”已经是非常温和非常客气的了。
……
说“扁桃体炎”根源是“发热、畏寒、咽痛、咳嗽、口臭”的“五鬼闹咽喉”，肯定是个庸医。
然而
“一个影响力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外交甚至科学的丰碑式思想家”，“真爱国”“识破幻象”“为国家民族筹谋”的胡适，其“直指本心”的“真知灼见”却认定当年中国苦难和危机的根源，其内因和外因是“五鬼闹中华”。
然而
现在一堆“独立思考者”却在大力推崇胡适的空谈妄言，推崇庸医胡说。
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