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重中之重，杨可能不符合毕业要求。武大官网对研究生的要求是发表论文，但是无论中英文目前无法检索到杨发表的文章，哪怕去年有录用通知，也不可能到现在都没发表，希望武汉大学对此做出解释。

其次，实锤杨操纵结果了，而且有2点

1.他在做正文图2.18时候把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删除了

2.明明有更新的2010年的数据，但是却用2000年的数据来分析（2010年数据哪怕删除四个直辖市，也跟他的结果不符合，所以不是"经济学常规操作"，就是他操纵结果）

首先看代码可以看到，他用的是MarrierdFemale2000和qing两个文件的数据

但是他提供的文件里是有更新的MarrierdFemale2010，为啥不用呢？

退回到第一点，首先我们先完成复现，这是原文的图

这是我按他的数据和代码在r复现的图，可以看到基本一致（其实他的原始数据里西藏没有道观，我参考他原文的结果放到了传统里，按他的代码，西藏应该是现代地区，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但是当我把删除的四个直辖市补上，发现结果完全相反了。（对于删除四个直辖市，有人说这是经济学常规操作，但我想说，我国最经典的现代观念地区北上等地绝对是代表性地区，你把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删了你对比个什么呢？当然我后续也提供了2010年数据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可以打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脸）

接下来，就是反驳“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了。“剔除四大直辖市”很常见，很合理，那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用2010年的数据，用2000年的呢？2010年数据哪怕剔除四大直辖市，也是现代这一组斜率更高呀？难道经济学也默认使用中间年份（还有更早的1990年）数据而不是最新数据吗？

此外，他搜集了寺庙的数据却没用，只用了道观的数据，寺庙的数据其实结果也类似。

翟天临为什么不能修改？而把他的学位撤销了？

结果，武汉大学一个转身，允许杨景媛修改论文，十几万挑刺的，成了十几万帮忙审核的了。

武汉大学还是有高人啊。

我已向武汉大学研究生院提出建议，如果武大当真顺利放过她的论文，我会持续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反馈意见，申请派出专家组再次复查她的论文。

希望广大的武大学生和校友能联合给校方施压，一旦放过她的论文，对武大学生学术能力拉胯的印象便难以抹去，此事与你我息息相关。

翟天临：早知道当年考武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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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叙述一下，杨女士的论文通篇在证明一件事，就是生育会带来更多的家暴，并且生的越多家暴越狠，她用了两个方式来证明这个结论

一是通过数学建模，该up指出杨女士的建模方法依赖某篇现有工作的结论，该论文设定生育为家庭带来净支出 $\phi>=0$\phi>=0，但杨女士用这个结论做假设时把这个净支出改成了净收入，至于是故意的还是没研究明白我暂且蒙在鼓里。一个伪命题能推导出任意命题，这一部分显然存在明显错误。

二是通过分析调查问卷的数据，up指出杨女士使用的数据并没有声明“家暴”和“生育多胎”的先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声称“生的越多家暴越多”，我也可以声称“家暴越多生的越多”。显然，这一部分也问题巨大。

也就是说，杨女士的论文内容无法支撑她的结论，这才是能让这篇学位论文能够做出重大修改、乃至更严重后果的关键问题。

各位，大家要搞清楚，武大不是只改杨女士一个人的论文。

武大要求倒查自查之前所有学生的毕业论文，这什么意思？

就是之前有错的论文全都要改，集体篡改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

让武大的毕业论文以后都找不出毛病，免得大家挖坟。

牛逼吧？

武大的名声算是臭了，用人单位有非常正当的理由拒绝武大简历了。

武大如果不撤了杨的学位，武大在我眼里就是污点巨大的一所高校，属于校方在已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带头纵容学术不端。

如果武大坚持这样的错误行为，我以后在我的人事权范围内，不会录用任何一位武大出来的毕业生。我也呼吁其他同行这样做。

全体武大学子的前途，尤其是女学生的前途基本可以降等了，虽然事件会过去，但记忆是不会轻易消失的

从今以后，武大的女生难找工作难恋爱的几率会大大增加，男生的难度会小点，但也不会差太多

诬女和武大郎的标签将永远钉在武大学生们的头上，而诬汉大学可以让人不限时间毕业的事也会刻在一代人的记忆中

说实话，敢聘敢娶武大女生的人真都得先掂量一下简德协会的力量，这可是真的有力啊！

大概率宇宙人出身的诬大公主杨小姐可以平稳落地了，不过我们不用生气，她已经为我们打了样，诬大出身的学子形象有可能就是这样。遇到的话尽量绕着走，背起双手或揣进兜里，记得戴上墨镜和口罩，免得污染了公主们身边的空气。就让她们享受社会真空的快乐吧，相信她们会从不知哪里拿到生活费，不劳他人操心的

如果有反对的学子，我不会和你争辩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因为这是来自大学的背书，而趋利避害，减少风险是人类的天性，就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那其实武大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他想出来了一个杜绝学术不端的方案，改就完事了。以往被爆学术不端的专家学者可太冤枉了，他们只是生错了年代，换到今天，你看哪还有学术不端，改就完事了。

我只能说，翟天临、董小姐背景还是不够硬

虚假的天龙人:被造谣戴20万手表开200万奥迪路虎被造谣是区长儿子，被造谣高中偷拍女厕的肖同学。

真正的天龙人:败诉以后依然在互联网跳，豆瓣70万大军在她被清算以大规模复制粘贴话术和造谣，大量公众号发布造谣内容和小作文定期洗白，论文终稿被查出不端和各种问题后依然顺利美美毕业，查出问题的博主被帽子上门拜访请去喝茶，还允许最终稿修改的杨同学。

如果杨景媛能因此撤回之前的论文，那肖同学可不可以申请撤回自己的挠痒行为呢？

此外，其实事到如今，这件事已经不是杨景媛的事了，更重要的是武大的事，是整个学校风气的事情。不是杨景媛生在了武大，而是武大教出了杨景媛。

所以，武大怎么处理已经不是太具有决定性了。公权力固然很有意义，但是人民的认定更有意义，你公权力也不过是因为曾经人民认可你，所以你才有效。

如果武大切割了杨景媛，武大形势缓解，杨景媛栽跟头；如果武大耍无赖死保杨景媛，杨景媛彻底脱身平步青云（没有义士一怒之下物理裁决的话），但是我看今后谁还认、谁还敢认武大这块招牌。

不要扯别的东西了，武汉大学看上去要头铁到底了。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抓住杨女士论文剽窃这个最严重的点，向国际期刊举报武汉大学对学生毕业论文学术剽窃的放任，摧毁武汉大学的国际学术声誉。

其他的点可以解释为学术水平甚至可以解释为不认真，但杨女士对《印度反家庭暴力的实践与成效》一文的逐字剽窃（verbatim plagiarism）是板上钉钉的学术道德问题，抓住这一点死锤武大，一定要让这学校付出应有的代价。

微博话题可以是#武汉大学放任学生学术剽窃#之类的，总之要攻击武汉大学的学术声誉，这是最重要的。

不熟悉学术伦理的人可以看一下我的这篇回答

唔……鉴于杨景媛和谭竹，从自身的属性，到对弱势男性的下手手法，以及豆瓣小组抹黑受害者的形式，我的猜测是，这件事有一定的可能会往胖猫的方向去发展，即“强行反转”——杨景媛的论文仍是优秀论文，而受害者被重新起诉，并且败诉。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杨景媛本人的属性无法确认，但杨景媛律师的属性是可以确认的：

然后谭竹的属性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谭竹和杨景媛，均挑选弱势男性，而且是比自己年龄小的男性下手。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豆瓣小组，也就是豆瓣小组的手法。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问题：

不仅大量涉及错误信息传播，而且甚至连受害者错误信息的方向都一模一样：通过提出受害者家里的强背景，将谭竹和杨景媛塑造成小平民的形象。

那么，综合以上信息，我猜测可能会来一个强行反转，这次武汉大学“可能”让杨景媛修改论文可以作为交叉验证这一事实。

回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发现一点，在两次事件中，豆瓣小组携带的错误信息对于受害者起到了非常强的效果，成功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并且在前一次的事件里，成功配合了最后的“强行反转”。

那么，我们要如何处理这部分的错误信息呢？

我们可以看看Scientific Reports在2023年10月的这篇文章，文章内容是通过数学建模，缓解错误信息的传播。通过运用数学建模，检验并优化了几种打击错误信息的策略——审核错误信息、教育群众和组织回声室反制。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针对 A、B、AB 三个观点的二元一致性模型更新规则。其中代理通过图连接。每个代理可以持有单一意见A或B之一，或混合意见AB，并且可以对该意见做出承诺或不承诺。代理对通过 12 种交互之一更新其意见。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控制二元一致性模型计算实现的模拟更新规则。我们将观点更新规则应用于连接到模拟社交网络的代理，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在每个时间步，对于网络中的每个代理，都会随机且均匀地选择该代理的一个邻居。对于每一对这样的代理，代理或邻居中的一个被随机指定为说话者，另一个被指定为倾听者。说话者概率性地与倾听者分享他们的观点；这种互动决定了说话者和倾听者的新观点。

随后，对社交网络进行模拟。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LastFM 社交网络的亚洲用户。用户以绿色节点表示，边表示用户之间的相互关注关系。该社交网络由 7624 个节点和 27,806 条边组成。

社交网络的基本拓扑结构包含边的存在与否。每条边被转换为两条带权的有向边，它们在两个连接的节点之间形成一个环路。这些边可以被赋予实值边权重，以反映社交互动的相对强度。我们使用图的结构来确定其权重；节点更有可能与它们共享更多连接的邻居进行交互。与图的传递性类似，我们将社交传递性定义为一条边的后继节点和前继节点之间共享的邻居数量与前继节点的邻居总数之比。然后，我们根据社交传递性对每条边进行加权。从数学上讲，图中的权重由下式给出：

$w_{i j}=\frac{1+\text { number of shared neighbors between } v_i \text { and } v_j}{\text { number of neighbors of } v_i} .$w_{i j}=\frac{1+\text { number of shared neighbors between } v_i \text { and } v_j}{\text { number of neighbors of } v_i} .

随后，评估三项缓解政策——对错误信息的审核、群众教育和组织回声室反制。

首先讨论审核，其形式是封禁部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虚假信息的用户。我们在模型中实施了两种内容审核策略，即通过两种方式从图表中删除代理：删除传播虚假信息的坚定少数群体中具有影响力的代理，或删除在坚定少数群体中随机选择的代理。

然后考虑两种教育策略。这些策略旨在广泛地教育个体，并针对那些正在接触错误信息的人。广泛性教育包括教导个体如何识别虚假信息，以降低他们相信虚假信息或持有固执己见的可能性。我们将这种策略称为怀疑策略，并在模型中通过降低承诺主体对观点的承诺程度来实施该策略。相比之下，有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包括核实信息和标注信息来源，例如在在线视频上标注标签或在香烟上标注警告，以使个体倾向于相信真相。这种策略被称为专注策略。

最后是用事实反击虚假信息的反制策略。反制策略可以由大型机构推动，除此之外，反制策略可以由分享信息的团体开展，以直接打击虚假信息。我们通过引入第二个忠诚的少数群体来模拟反制策略，也就是组建对标错误信息回声室的辟谣回声室。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三种策略在模型中的示意图。实线箭头表示图中的边，点划线箭头表示对图结构的更改，虚线箭头表示评论。蓝色节点表示持有真实观点的主体，红色节点表示相信虚假信息的忠诚少数派主体，紫色节点表示对某个观点持有不同程度忠诚的主体。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基于a内容审核、b教育和c反宣传活动的策略应用于完整图，和基于a内容审核、b教育和c反宣传活动的策略应用于LastFM网络的效果。

内容审核的效果正如预期，随着从图中删除更多节点，少数节点的初始规模需要更大才能超过多数节点；这一特性在所有图类型中均适用。对于大多数图，随机删除节点的性能与基于影响力的删除性能相似。然而，在实际网络中，基于影响力指标的删除效果优于随机删除。LastFM 社交网络包含许多节点簇。这些簇由少数节点互连，我们的指标能够很好地识别这些节点。对于杠铃图、网格图和平均度较低的小世界图，随机删除节点的性能优于使用影响力指标。

我们还研究了旨在提高个人怀疑精神和注意力的教育的使用情况。注意力对所有类型的图表影响较小。在随机图表中，当使用注意力策略时，为了超越多数群体，少数群体的忠诚度会随着平均连通性的增加而略有增加。注意力对真实的社交网络、完整图、杠铃图和网格图均无影响。与注意力策略相反，怀疑论策略要求少数群体的忠诚度达到 30% 到 35% 之间才能超越多数群体。同时使用注意力策略和怀疑论策略，其效果与仅使用基于怀疑论的策略相似。这些结果表明，教育人们增强怀疑精神可以大大降低少数群体忠诚度带来的危险。

而对于大多数图表来说，当大规模反击运动开始时，临界点位于介于0.15和0.2之间，并且超过了临界点。同样，例外是杠铃图、网格图和真实的社交网络图，其中大型和小型反击活动的行为类似，并且呈指数衰减至约0.5。其余图表显示，最终持有真实观点的个体比例高于最初的反击运动，这表明反击运动最终说服了那些尚未坚定立场的个体接受他们的观点。虽然这些结果表明反击运动规模越大越好，但我们的大规模反击运动未能阻止大多数人持有虚假信息。^[1]

那么概括起来，结论是什么呢？在处理错误信息的策略中，在现实的社交网络中，对错误信息回声室的核心节点进行集火压制的效果非常好，而对于随机节点的压制效果不好；而在教育的过程中，引导群众怀疑信息可以有效压制错误信息的传播；但大规模对错误信息回声室的反击效果不佳，因为无法阻止错误信息回声室里的个体传播错误信息。

回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件事里杨景媛支持方分为两个大型回声室——武汉大学和豆瓣小组。因此，实际的最优解就是将武汉大学和豆瓣小组作为核心进行集火，以及事后对群众的教育和加强怀疑。

那么如何进行事后的揭穿错误信息呢？我们可以看看eClinicalMedicine在2021年5月的这篇文章。参与者被分配观看包含社会规范、疫苗信息和揭穿疫苗错误信息的视频（干预组）或仅包含疫苗信息和社会规范的视频（对照组）。

唔姆，如图所示，以上是实验的完整流程。

唔姆，如图所示，表2是两组所有结果的概览，表3是揭穿真相组与非揭穿真相组的回归分析结果概览。结论概括一下，就是在经过揭穿，也就是观看相关视频后，实验者更倾向于不相信疫苗的错误信息。^[2]

因此，这件事的意义和价值其实非常高，豆瓣小组和武汉大学为了支持杨景媛，暴露了自己大量的社交网络和信息传播网络，因此我们可以对症下药，有效解决类似的事件。

参考

1. ^Butts, D.J., Bollman, S.A. & Murillo, M.S.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disinform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mitigation policies. Sci Rep 13, 18735 (2023).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3-45710-2
2. ^Yousuf, Hamza, Sander van der Linden, Luke Bredius, GA Ted van Essen, Govert Sweep, Zohar Preminger, Eric van Gorp, Erik Scherder, Jagat Narula, and Leonard Hofstra. "A media intervention applying debunking versus non-debunking content to combat vaccine misinformation in elderly in the Netherlands: A digital randomised trial." EClinicalMedicine 35 (2021).

知网国区第二，下载超过18万的论文，上亿人都知道是坨屎，你们武大要是允许修改，那就真的上历史书了。

而且你放心，九三当天，每个平台每个热点底下，都会有一句“武汉大学不要脸”，阅兵直播的弹幕会刷屏“武大桑，家乡的樱花开了”

国内哪些文科专业就不配享受学术自由。一群牛鬼蛇神，改开之后就没干过几件正经事。搞财经的，研究怎么当买办。搞法律的，研究怎么讼棍治国。搞文学，想着怎么让诗书只在自家传。搞历史的，想着怎么诋毁五千年中华文明。搞哲学的，想着怎么用反人类的圣经掘我们易经的根。搞媒体的想着怎么给老百姓洗脑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

这些无椎无骨无脸无皮的无耻之徒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一次次的用他们无底的操作，证明当年耄的高瞻远瞩。

中立的公共部门已经不存在了，身份政治时代，公共部门只是根据小共同体博弈的输赢来分配权益的工具。

杨女士的支持者们的眼光明显是长远的、正确的：不看对错只看立场，借机给自己的小共同体进行战斗演练，这才是后现代的正确版本答案。

男性只有直接形成有组织抱团的身份政治团体，并且在公共部门内部也形成一系列对暗号合作的机制，才能得到公共部门的保护。

在身份政治的时代，在自己的身份抱团形成战斗力、并可直接作为第一参与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只靠呼吁就想让公共部门下场，就像民族国家时代无一兵一卒只靠呼吁就想让国联下场帮忙一样，都是舍本逐末的行为。

因此不仅杨很可能不会被实质性处分，二审还会直接加入追风小叶团队拖字决，各方动员起来，决不能让肖同学有机会撤回处分。

你组织能力没有杨的支持者严密、身份站位没有杨的支持者坚定、部门内渗透没有杨的支持者彻底，那闹得越大，公共部门越会死保杨女士。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PhWzdE2H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EhNzeE3t

我们可以看到，在杨的论文中她明确说了基于Doepke & Kindermann的论文的模型（以下简称DK模型），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别扭的地方，也就是假设生育子女会带来净收益。

她的推导过程大概是在讲什么呢，是说我们假设丈夫和妻子的收入分别为 $w_m$w_m 和 $w_f$w_f ，如果他们一起生活，有一个“聚集效应”，导致他们的总收入实际上多了一个 $\alpha$\alpha 的比例，也就是多了 $\alpha (w_m+w_f)$\alpha (w_m+w_f) 。如果丈夫不家暴，两人谈判得出的结果是均分这个收益，也就是都获得 $\frac{1}{2}\alpha(w_m+w_f)$\frac{1}{2}\alpha(w_m+w_f) 。（为什么平分？这是纳什谈判里的一个基本结论，如果不太清楚的话直接接受这个结论就行。）如果丈夫家暴的话，丈夫可以勒索妻子把收益全交出来（文中称为丈夫从妻子获得转移支付，这个假设可能有待商榷，但是文中是这么假设的），家暴损失C的效用，也就是可勒索 $\frac{1}{2}\alpha(w_m+w_f)-\frac{1}{2}C$\frac{1}{2}\alpha(w_m+w_f)-\frac{1}{2}C 的效用（勒索得更多的话妻子就跑路了）。这里这个C由于一直是一个固定值，所以对本文的结论实际上毫无影响。

我们先看杨的模型，假定生孩子会获得一个 $\varphi\geq0$\varphi\geq0 的净收益，完全仿照上面的逻辑不难得出此时丈夫可以勒索的最大值为 $\frac{1}{2}\alpha(w_m+w_f+\varphi)-\frac{1}{2}C$\frac{1}{2}\alpha(w_m+w_f+\varphi)-\frac{1}{2}C ，跟之前比起来勒索值增加了，因此得出结论：生育后，丈夫从家暴中可能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家暴发生的概率提高。

而在DK的原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的是生育有净支出而非净收入。

假定生育会有一个净支出 $\phi\geq0$\phi\geq0 ，此时上面的结论就完全逆转过来了，也就是生育后，丈夫从家暴中可能获得的转移支付降低，家暴发生的概率降低。到目前为止是B站up主视频里的内容。

这个问题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并非如此。实际上，对上面的说法，是有一种辩护手段的。

我们可以看到，DK模型里的效用 $u=c+bv$u=c+bv ，其中c是消费，b是是否生孩子，v表示生孩子给两人带来的额外效用（可以理解为精神上的满足感或者别的什么都行）。而在杨的模型里，这个u就被直接简化为了 $u=c$u=c 。实际上，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如果生孩子只有一个支出，夫妻俩根本不会决定生孩子，这是不合理的。因此v对生孩子的行为进行了补偿。

我们可以看到，DK模型里的夫妻合作的真正效用是 $u_f+u_m=(1+\alpha)(w_f+w_m-\phi b)+b(v_f+v_m)$u_f+u_m=(1+\alpha)(w_f+w_m-\phi b)+b(v_f+v_m)

假如我们令 $\varphi=\frac{v_f+v_m}{1+\alpha}-\phi\geq0$\varphi=\frac{v_f+v_m}{1+\alpha}-\phi\geq0 ，则可以形式上地得到 $u_f+u_m=(1+\alpha)(w_f+w_m+\varphi b)$u_f+u_m=(1+\alpha)(w_f+w_m+\varphi b) ，看起来似乎和杨的论文对上了。

（为什么有$\varphi\geq0$\varphi\geq0？这是理性人假设所保证的，见下图的假设1。）

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杨的论文中的漏洞似乎已经被补上了，只要我们形式上地做一些符号变换，就能把DK模型给同义转化为杨的模型。然而这对吗？实际上并不对。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DK模型和杨模型的外部选择的公式，也就是谈判破裂时夫妻双方分别能得到的效用。

在杨模型中，我们计算夫妻双方外部选择之和可得（这里d在情形三才是1，我们现在只看情形一和情形二的问题，这个时候d=0）

$\bar{u}_{f}+\bar{u}_{m}=w_f+w_m+b\varphi$\bar{u}_{f}+\bar{u}_{m}=w_f+w_m+b\varphi

而DK模型的外部选择呢？

$\bar{u}_{f}+\bar{u}_{m}=w_f+w_m+b(v_f+v_m-\phi)$\bar{u}_{f}+\bar{u}_{m}=w_f+w_m+b(v_f+v_m-\phi)

这里 $\varphi=\frac{v_f+v_m}{1+\alpha}-\phi\ne v_f+v_m-\phi$\varphi=\frac{v_f+v_m}{1+\alpha}-\phi\ne v_f+v_m-\phi

也就是说，我们假定杨实际上没有改DK的模型，那么这个（3.3）就是错的，这里并不能通过符号变换的方法圆回来。

我们采用正确的DK模型进行推导会怎么样呢？

$\bar{u}_{f}+\bar{u}_{m}=w_f+w_m+b(v_f+v_m-\phi)$\bar{u}_{f}+\bar{u}_{m}=w_f+w_m+b(v_f+v_m-\phi)

$u_f+u_m=(1+\alpha)(w_f+w_m-\phi b)+b(v_f+v_m)$u_f+u_m=(1+\alpha)(w_f+w_m-\phi b)+b(v_f+v_m)

通过把合作时的总效用减去不合作时的总效用，我们可以看到合作多出的效用为 $\alpha(w_f+w_m-\phi b)$\alpha(w_f+w_m-\phi b) ，丈夫家暴的转移支付就是这个数减去C的一半，可以看到生育会导致这个数降低，从而导致丈夫从家暴中可能获得的转移支付降低，家暴发生的概率降低。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杨之所以要在原论文中采取这种混淆“效用”“消费”概念的写法，并且留下看起来很奇怪的正负号变化，实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因为不这么做的话的出来的结论和她想要的那个仍然是相反的。

到目前为止DK论文和杨论文的问题就说完了。下面还有些额外的思考，就是能否通过对DK模型加一些修正，得出我们想要的“生育会导致家暴概率增加”结论呢？这里那位交大同学给出了一种思路，也就是我们认为v在谈判成功和谈判失败的时候实际上是会变化的。在夫妻关系破裂的时候，夫妻从孩子里享受到的效用很可能也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外部选择里的这个v可能会小于合作成功的v。如果我们再做一些数值上的假设，是可以得出我们想要的结论的。不过这些内容在杨的论文里并没有体现，所以单评价杨论文里这部分内容的话，我认为还是不合格的。

如果武大开这个头，那比什么诬告，什么学术不端更加恶劣

要知道每年因为卡论文，卡的多少学生欲仙欲死的

现在你一个国家985大学堂而皇之让你自己学生修改已经定稿上传论文

那其他大学学生定稿上传论文是不是也可以修改，武大自己延毕的大学生怎么看

整个教育体系就需要重新来过了

咋，为了一个杨某某，武大准备掀翻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体系

那杨某某不但没罪，反而立功了

你要知道要动现有教育体系多难，里面学阀林立，国家没有太好的借口都动不了

如果武大直接带头来改已经毕业的论文

给国家来整治大学创造了一个好借口呀。

赶紧的，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