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必须杨小凯啊

后发优势正在消退，后发劣势在加速显现，时间站在了他这边。

早在三十一年前的1994年，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了“后发优势”概念。2000年，杨小凯教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不幸的是，杨老师于2004年因病逝世。十一年前的2014年，张维迎教授接力，继续与林毅夫教授争辩。彼时，时间似乎还站在林毅夫教授这边。

十年后的2024年，正好是杨小凯逝世二十周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时间似乎回到了杨小凯这边。

一.第一性原理之辩——林毅夫与杨小凯

马克思说:“哲学家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

可见，学者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奠基型”学者，他们的学术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目的是解释世界，构成了所有行动者的底层观念，如牛顿、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等；

另一种是“实践型”学者，他们的学术力图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着眼于改造世界，如凯恩斯、马克思等。

每当人类历史遭遇巨变时，两种学者就会展开大论战，从而震荡出久远的历史回音——哈耶克与凯恩斯针对“大萧条”的大辩论，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在双方著作中关于“资本主义”的隔空对话......

过去四十年间，全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无疑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历史的沧桑巨变，毫无意外地在思想界引发了两种学者的大争论——杨小凯与林毅夫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1994年，林毅夫指出，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现代化；2000年，杨小凯发表了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不久，林毅夫便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予以反驳......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被经济学界这样描述：“这场辩论，奠定了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发展与转型路线之争的基本底色。”

二.叙拉古的诱惑与出走:两种不同的人生轨迹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者，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

1.家庭出身:杨小凯是高干家庭；林毅夫长于贫苦人家。

2.个人命运:杨小凯一生饱受坎坷，林毅夫一路顺风顺水。

3.治学理念:杨小凯毕生求索“第一性原理”，林毅夫立足用学术指导实践。

......

上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学者，几乎同时送给转型阶段的中国。

1952年，林正义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以理发糊口，而母亲则以洗衣为生，家中还有4个兄妹。尽管家境贫寒，但是林正义自幼刻苦好学，终于考入国立台湾大学。

但他却选择投笔从戎，退学报考了军校。这一举动让他被评为“台湾省十大青年”，获蒋经国亲自接见。他一举被塑造成台湾家喻户晓的“明星”。

然而，这仅是林正义传奇人生的开端。

1979年5月16日夜，处于台海前线的金门鸡犬不宁，皆因一名上尉泅水叛逃。岛上驻军进入了战备状态，连夜展开地毯式搜查......

搅动台海前线的正是林正义。他当时孤身一人，抱着两个篮球游过了海峡。抵达大陆后，他改名为“林毅夫”。

之后，他凭借着经济学的学识和流畅的英语脱颖而出，留在北大学习。

林毅夫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选择泅渡海峡，是因为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只有祖国大舞台，才能实现他的抱负。“日日看到大陆的山水，不游过来，我内心就始终不能平静”。

1982年，诺奖得主舒尔茨在北大访问时，一眼看中了林毅夫，收其为关门弟子。林毅夫得以远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

“叛逃者”林正义自此转变为“经济学家”林毅夫。

几乎同时，海峡对岸的杨小凯，开始了截然相反的人生。

1948年，杨曦光出生于高干家庭。恰逢解放军赢得辽沈战役，他获乳名“小凯”。

年少的杨曦光正逢癫狂年代，也不可避免地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贴大字报，加入造反派......在嘈杂的文攻武斗中，杨曦光将所思所想写成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未曾想，此文震撼了康生、陈伯达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结果，杨曦光被判十年，其父被关进了“学习班”，其母自缢而亡。

风华正茂的年纪遭此大难，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沉沦，但惨痛的经历，反而让他如梦初醒，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

在狱中，杨曦光疯狂地拜师学艺，学经济学，学英语，学数学......他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完成了自我启蒙。当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曦光已脱胎换骨，再次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1983年，杨小凯被经济学家邹志庄看中，随后，历经万难。所幸，在刘道玉等人的帮助下，远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由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学术生涯。

三.两种“第一性原理”:思想与实践之辩

走上学术之路的林杨二人，各自原创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两套理论的理解，构成了我们思考“林杨之争”的关键。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第一性原理”：在每一系统的探索中，存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

杨小凯的理论，回归了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分工产生效能，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要点如下：

1.回归亚当·斯密的基本议题。

2.注入“交易费用”的新鲜血液。

3.用超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重建经济学大厦。

继“新兴古典经济学”之后，他又提出了两大范式，从而对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比于杨小凯对世界主流经济学的颠覆，林毅夫则试图解答一个困扰后发国家难题——“如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他的学说要点如下：

1.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需要“看得见的手”

工业化是后发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必经之路，但是工业经济远比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它不只是进口设备，建设厂房，组织生产这样简单，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庞大社会工程，比如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能源电力、装备制造、金融银行、教育培训等等。

复杂工业体系的建立，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础，要想从一个农业国转型成工业国，不仅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还需要政府大规模的长期投资。而这种产业结构的变迁，仅靠自由市场经济是绝无可能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后发国家中，最后能真正崛起为工业强国者，凤毛麟角的原因。

例如，苏联工业化的成功仰赖于纳粹德国带来的技术扩散，而中国一开始的工业体系，离不开苏联援华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

2.“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缺一不可

但是，如果只强调政府的作用，施行“计划经济”，那么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经济膨胀力，将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和惊人的投资浪费，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经济崩溃。因此，就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紧密配合:

首先，必须在世界分工体系下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其次，政府根据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

最后，待该产业体系成熟后，放手将其交给市场。

林毅夫做了一个巧妙的比喻:

经济发展犹如攀登天梯，各国都是天梯的攀登者。发达国家是先行者，后发国家是跟随者。由于成功的道路已经由先行者探索完毕，跟随者只要沿着前人的步伐学习，便可形成“后发优势”。

他将苏联模式称为“旧结构经济学”，而他的理论就是“新结构经济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十余位诺奖得主对“新结构经济学”给予高度评价。

此外，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国通过实践该理论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波兰副总理莫拉茨斯基表示，得益于“新结构经济学”，波兰成为了东欧转型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之争

熊彼特说:“人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去研究经济:分别是通过理论、统计和历史。”

2002年，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媒体和主流学界将其称为“经济奇迹”。此时，唯有杨小凯以先知般的眼光发出了警惕，从而拉开了“林杨之争”的序幕。

在国内某研究所，杨小凯发表演讲指出：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根本差异在于是否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模仿引进技术比较容易，但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导致制度转型迟迟不到位，最终拖延改革，导致经济崩溃！

他列举了三组截然不同的国家转型历史来反驳林毅夫的“后发优势”：

1.英国vs法国

18世纪的英国，由于“王在法下”，因此税法很公平，人人都要交税，英国政府有财力投入公共事业，经济得以繁荣。

相比之下，法国是君主制国家，税率虽然很低，但非常不公，特权阶层几乎不用交税。当政府财政困难，国王路易十六一意孤行要提高税率的时候，大革命爆发了，法国从此陷入百年动荡。

2.北美vs南美

南美资源丰富，却落后动荡，而北美资源贫乏，却繁荣富强。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美国家军政府当道，国家利益被利益集团吞噬，结果贫富差距严重，经济活力尽失；

与此相反，北美则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模式，国家机会主义无法生根，自由市场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

3.日本vs晚清

晚清洋务秉持“中体西用”，在经济上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经济制度，结果经济成果被权贵瓜分，国家转型彻底失败。

日本明治维新首先模仿制度——制约权力，保护私产，公平司法和自由市场，最终国家转型大获成功。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杨小凯发表演讲后的第二天，林毅夫即撰文回应:

以英美为代表的制度，并非经济持续繁荣的决定性因素。

例如印度——虽然权力制约、多党竞争等等，但经济依旧落后，贫富差距极大。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进行了制度转型，并对国有资产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动荡——七大寡头富可敌国，广大民众陷入赤贫......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在军政府时代实现了经济腾飞。1996年，新加坡人均GDP达到美国水平——后发国家即使没有制度转型，也能赶超发达国家。

尽管后来“亚洲四小龙”出现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但这一定是制度转型不彻底造成的吗？是否能把任何经济衰退，都认为是体制改革的问题？

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比1991年的日本金融危机还严重，英国在二战后从最发达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末几位，是不是也因为英美两国的体制有问题？

自由主义的逻辑非常完美，但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开的药方是“自由放任”——政府安心做一个守夜人，那这个国家永远爬不起来。

......

直到今天，这场大辩论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无论是2004年的“郎顾之争”、2008年经济学界关于“四万亿”的大讨论，还是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辩论会，都是“林杨辩论”的延续。

四.林杨二人的命运沉浮

奠基型学者与实践型学者的天然差异，必然会投射到各自的学问与人生命运之中。

杨小凯与林毅夫大辩论之后的2年内，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而几乎同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年仅56岁。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

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由于杨小凯天才般的三大范式，他被誉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第一人（赵晓）。

林毅夫则“学而优则仕”：2008年任世界银行副行长，2016年创办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学员均为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成为经济政策智囊团成员之一；201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40年的“改革先锋人物”。

在文人相轻的学术界，杨小凯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魅力，获得了几乎左中右各派学者的褒扬，但官方却保持了沉默；林毅夫不但成为政府的经济智囊，还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座上宾，但他的学说却饱受争议，被称为“最孤独的经济学家”。

不过，被外界视为“冰炭不能同器”的林毅夫与杨小凯，私下非常欣赏对方的学术造诣与天分。

经济学者韦森回忆道，杨小凯曾专抽出一本装订好的林毅夫博士论文递给他，“这部论文做得很有水平，毅夫的经济学功底甚是了得，你可以好好参考。”

林毅夫也曾在公开场合将杨小凯称为自己“效法和学习的榜样”。

2004年7月，在悼念杨小凯座谈会上，林毅夫说：“毅夫痛失良师益友，公开的学术争论，言辞难免尖刻......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十年后的杨小凯追思会上，已经位高权重的林毅夫，不仅意外出席，更是在持续一天半的会议里，少数几个没有提前离开的学者。

......

“林杨之争”的第一性原理

查理·芒格说：“你持有一个立场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完整阐述相反立场的论点和论据，否则，你没有资格持有它。”

可见，评判“林杨之争”，不是简单的人身攻击、道德批判或意识形态站队，而应回到争论的背景、学术观点的诉求，以及背后的第一性原理。前面两点本文已做了讨论，而“林杨之争”背后的“第一性原理”至少包括：

1.在人类文明史中，经济长期停滞是常态，今天常见的经济增长，只是最近250年才出现的事情，而这恰好与现代文明的出现高度重合，那么经济增长究竟是目的，还只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当讨论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讨论什么？

2.柏拉图在叙拉古“诱惑与出走”的故事，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独特的命题：知识分子是始终坚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从而去发现真理，解释世界，影响人的观念，还是“学而优则仕”，用思想去改造世界？

3.真正伟大的思想，其着眼点，究竟是解决眼下的现实问题——“用实践来验证真理的真伪”，还是回归第一性原理——“用真理来引领实践”？

4.好问题比好答案重要，能产生好问题的土壤更重要。这个土壤就是科斯所说的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林杨之争”已过去二十一年了，虽然杨小凯当年孤独的呐喊已经被部分验证，但这场争论还不能说已有定论。今天最需要的，还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可以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

虽然他英年早逝，但是也可以提一提。他被两度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

他就算杨小凯，他的理论是“后发劣势”。早在30年前的1994年，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了“后发优势”概念。2000年，杨小凯教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

后发劣势：指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而非制度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可能因制度滞后引发长期发展困境。

杨小凯认为，技术模仿成本较低，但制度改革困难，容易导致国家机会主义，锁定发展路径，最终使后发优势转为劣势。

杨小凯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

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其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

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鞑请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社会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借用一位名人的话来说就是：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是器物的现代化。这个顺序不能颠倒，颠倒了，看似走了捷径，其实是行不通的”。

取消分房房子货币化提出者。

菜篮子工程提出者。

西电东送、南水北调提出者。

新能源汽车提出者。

高铁建设提出者。

……

发现没有，没一个自由派经济学家，基本上全是体制内的，甚至经济学家都很少，干实事的人比诺奖含金量大多了，中国不需要经济学诺奖。

中国共产党

一、诺奖有集体得奖的先例。

二、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学者共同获得，其理论贡献与影响是：

1. 挑战传统解释：驳斥“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证明制度差异是解释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核心变量。

2. 方法论创新：将计量经济学与历史案例结合，验证制度的因果效应（如利用殖民者死亡率差异作为工具变量分析制度影响）。

3. 学科融合：打通政治学与经济学边界，提出“政治-经济制度协同演化”框架，为发展经济学提供新范式。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制度是经济繁荣的根基，其核心贡献在于将抽象的制度概念转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分析工具，为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他们的核心理论聚焦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揭示了社会制度对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根源性作用。

但是

以现实而言，以七十多年失败、探索、成功、改革、再成功的历程而言，以这个历程中“制度对经济繁荣的影响”的研究、实践、总结的各类经验文献而言……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实至名归的获奖者。

三、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三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他们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其中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来自哈佛大学。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合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诺贝尔奖官方表示：三名2019年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创新性地把田野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当中，用随机对照试验的做法，研究如何减少贫困。所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例如把减贫问题拆分为教育质量改善和医疗保健如何开展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

在此一年之前，2018年10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扶贫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全世界40年大致有10亿人摆脱了贫困，其中有7亿多是中国人。

在此一年之后，2020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832个贫困县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不带任何阴谋论色彩来分析《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和获奖学者们从印度等国案例所发现、总结、揭示的各种返贫现象及原因、建议方案，就会发现，他们与中国的经验、观点不谋而合：

只发钱发物的“福利救济”是无效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输血不如“造血式开发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更有益于整个地区脱贫……等等；只有从解决“贫穷根源”出发，在教育、医疗、产业、基建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扶贫更致力于防止返贫的“体系扶贫”才是真正的扶贫……全是在中国扶贫干部看来如同废话一样的常识，被我们实践千百次重复千百次的事实。

但是

比“诺奖”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了《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即使阿比吉特·巴纳吉等人得了这么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即使这本书与中国扶贫工作的经验、观点不谋而合；在绝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甚至在中国某些人心中，扶贫依然就两个字——“发钱”，扶贫范式依然还是去贫困地区秀一把“优越”，拍照片展览下“良心”，回来把“施舍”写进简历作为资历……没有人真正、认真地思考一下怎么让穷人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书和诺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为什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已经认识并揭示了“体系扶贫”的关键，却毫无作用？

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形成了包括教育脱贫、医疗保险和救助、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精准扶贫”“造血式开发扶贫”的扶贫体系；西方经济学家却只能研究、总结、写作出这些研究结果却无法（不能、没有）投入实际应用？例如，此次获奖的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的大量实验是在印度进行，此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研究方向也是以贫困和饥荒为主，但印度依然是大量人口深陷贫困，情况甚至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更严重？

为什么？

以现实而言，以建立一个庞大的需要全社会动员并广泛深入参与的综合体系工程，帮助每一个穷人有脱离贫穷的思维和能力，让穷人真正逃离“贫穷陷阱”有尊严、自立地生活而言，而非以“自由”“慈善”之名制造了一张与真正的扶贫和救助相比极廉价的，名为“福利救济”的遮羞布……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实至名归的获奖者。

补充几句：
我是学农学做基层工作的，对经济学从未涉猎，写这些只是就所见所闻作了些浅显的思考、发了些感慨而已。
但是国内的“经济学大佬”似乎确从未见以“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模型”或国际横向比较、历史纵向比较及分析：
中国连续数十年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动力、影响、特点？
在这个过程中的成功经验？需怎么继续？
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后果？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复制？
如果不能是为什么？
中国有什么特殊性？
更甚至于我这篇“浅显的思考”所提及的“为什么西方不学习、应用《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的扶贫理论？”
为什么这些问题会成为elephant in the room（房间里的大象）？会被多年完全地无视？？？

所以，至少2019年、2024年这两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实至名归的获奖者。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为什么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根本怎么建设，农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春过雪消：为什么连续1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但是农业却没明显的发展？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平常都说印度的缺点，有没有人普及一下印度的优点及优势？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春过雪消：中美博弈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凭中国改开以来的经济成就，罕见的成长体量。作为参与其中，提供理论指导的经济学家，会出不了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不请自来，本ID感觉这个劳什子诺奖配不上中国的经济学家。

诺奖其他类目含金量高不高暂且放下不表，经济学奖含金量综合中国与外国经济近几十年的对比，只能说含金量聊胜于无。

诺贝尔经济学奖为诺奖评选中最年轻的奖项，于1969年才首次颁发，美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24年，共有62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占全部获奖人数的64.6%。

就先以1969年中美之间的GDP对比来开头，1969年，中国的GDP为797.06亿美元，占世界的2.91%；美国的GDP为1.01万亿美元，占世界的36.85%。美国的GDP约为中国的12.7倍。

而在已经过去的2024年中国的GDP为18.94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6.84%，美国的GDP为29.2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6.21%。美国的GDP约为中国的1.54倍。

那么问题来了，坐拥高达6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美国，为什么从1969年比中国高达12.7倍的GDP降到2024年的1.54倍？为什么从1969年占世界GDP高达36.85%的占比降到2024年26.21%呢？

而目前为止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没有的中国，为什么能够做到从1969年世界GDP占比的2.91%翻了将近6倍到世界占比的16.84%呢？

Look in my ASS！Tell me why！Why baby why！

别闹，就中国现在的整体经济学水平，大抵上还只在二流左右。

你说要给中国经济学界搞个诺奖，我我我？我纠结死了！比如隔壁的菲尔兹奖一样，给了没意思，没给更没意思。

问题的实质是真特么没那个能力呀，就算诺奖偏袒欧美科学家，但人家获奖的是真有点本事的。

比如我的老师父Ronald Coase在1991年获奖是因为他1937的论文《企业的性质》等papers，人家总体才不到十万字的作品，而且在九十年代迎来第二春。

你们总觉得欧美人不是啥好东西，但罗纳德科斯对华裔的张五常真看重的，连获奖的致辞都是张去做的，只是张五常毛病太多，连科斯这么牛掰的人物也罩不住他。

我认为张五常的长处是他思想的深度。张五常不但是直感特别好，按以往我们做研究的经验，有时候直感是不可靠的。我觉得主要他还不只是靠直感，而是能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关键的问题。他的直感比传统边际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真实经济世界，与那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人不一样。他的最大缺点是处不好人际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例如最近的逃税案)。但我却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独立特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做出特出的贡献。我想在今天香港学术界，这种事是再难出现的了。

而你们这些amateurs连张都看不起的，所以我猜2025年的诺奖大致上应该是金融领域的，量化方面的，因为2024年还是你们不太待见的制度经济学获奖了。(gambles fallacy)

比如我喜欢的Daniel Kahneman是2002年的行为经济学获奖的，和那个实验经济学创始人。问题是我们在后面连作业都抄不来呀。比如我读他的《噪音》真觉得他特么是一把好手。所以才专门写文章做周年祭，尽管他是个犹太佬，又何妨？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周年祭

要不要下注呀，我最近赌致见浓，要不——买定离手，愿赌服输？

国内的经济学真不值得一个诺奖，你看一个文学奖惹出来多少麻烦？

哈哈，还是我迅哥儿有自知之明，不去碰这些东西。其实也不会影响他老人家在我的心中的地位。

As per looking-glass self，你们配谈这个话题？连点资质都没得。

比如基本的入门知识要有吧？

Then, it is time for you to take your b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