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年7月全面抗战打响时，东北抗联下辖1个路军、8个军另1个独立师，其中第一路军有两个军，后来独立师改为第十一军，这就是抗联的11个军。而这些军、师一级的抗联领导人能找到确切资料的民族成分是这样的：

抗联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汉），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程斌（汉，后降日），第2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曹亚范（汉），第3师师长王仁斋（汉）、政治委员周建华。

第2军，军长王德泰（汉），政治委员魏拯民（汉），下辖第4师师长安奉学（朝鲜）、政治委员周树东（汉），第5师师长陈翰章（汉）、政治委员王润成（汉），第6师师长金日成（朝鲜）。

第3军军长赵尚志（汉），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汉），下属各师长、政治部主任有常有钧（汉）、关化新（满）、吴兴才、张连科、吴景才、郝贵林（汉）、金策（朝鲜）、景永安、蔡近葵（汉）、张光迪、周庶范、张德、考凤林、李振远、雷炎、高士魁（汉）。

第4军军长李延禄（汉），政治部主任黄玉清（朝鲜），下属各师长、政治部主任李天柱（汉）、宫显廷（汉，后降日）、刘振国、朴德山（金一，朝鲜）。

第5军军长周保中（白），政治部主任宋一夫（汉，后降日），下属各师长、政治部主任关书范（汉，后降日）、王光宇（满）、李文彬、张镇华（汉）。

第6军军长戴洪斌（汉），政治部主任兰志渊（汉，后降日），下属各师长、政治部主任马德山（金乘浩，朝鲜）、徐光海（朝鲜）、张兴德、周云峰、吴玉光、刘振生（汉）、高玉斌。

第7军代军长崔石泉（朝鲜），下属各师长、政治部主任李学福（朝鲜）、邹其昌、云鹤英、景乐亭（汉）、李一平。

第8军军长谢文东（汉，后降日），政治委员刘曙华（汉），下属各师长、政治部主任秦秀权、关文吉、姜东秀、王自孚、金根（朝鲜）、尤连生、柴荫轩、董宪章、赵庆祥。

第9军军长李华堂（汉，后降日），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许亨植，朝鲜），下属各师长、政治部主任郭成、王振祥、王克仁。

第10军军长汪雅臣（汉），副军长张忠喜（汉），政治部主任王维宇（汉），下属各师长、政治部主任夏增。（因牺牲太大太频繁，已无法考证当时担任各师师长的人员名字）

独立师师长祁致中（汉），下辖各旅旅长、政治部主任张建国、金正国（朝鲜）、胡文权（汉）、姜宝林、李学忠。

“伪满洲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汉人，挤破脑袋也要去伪满讨生活的也大多都是汉人”，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了，在东北组织抗战的也绝大多数人都是汉人。

可你猜这个傀儡政府为什么叫“满洲国”？你猜这个狗屁满洲国的皇帝是什么民族？

还有，说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是我做的，时间是24年1月29日，发在了微博上。

之所以带这个节奏，是因为当时有大V发了个这个：

当时我就说了，这个狗屁名单好就好在那个“部分”二字上了，伪国务总理是汉族，那伪皇帝又是哪个民族？

另外，你不能只有在马占山是抗日爱国将领的时候才认为他是满族：

另外，对于那位什么异质因素，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去找上边名单里没有列出民族的人物的民族成分（比如王光宇），或者东北抗联其他时间段的组织序列来证明抗联高层是有满族将领的，就比如这位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伊俊山，而不是跟个傻逼似的，在这儿撒泼打滚用佟麟阁来反驳，佟麟阁是二十九军副军长，不是抗联的领导层，你的反驳除了展示出你是个傻逼之外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吵架都不会吵，傻逼。

赵尚志，祖籍山东省齐东县（今属邹平市），汉族，从未有旗籍。
陈翰章，祖籍山东但详细地址未知，祖父闯关东到了吉林敦化，汉族，从未有旗籍。陈现在的一切事物（扫墓、领取陈的遗首等）都是由其外甥外甥女在负责，可见在当地根本没有本家。
邓铁梅，祖先汉人，明末满洲人辽东大屠时沦为努隶，从未有过满姓满名，但也算是有过旗籍。现今后人被划为满镞。
黄显声，祖先山东蓬莱黄姓汉族，迁入辽宁较早，目前其族人有部分因正府划自治县而强制变更瞒，导致同一家族的人在丹东以外多是汉人，在丹东的是满镞的情况。但他生活的时代不存在这件事，所以他无疑是汉族。知乎有网友说他远祖也划入旗籍，但未给出证据。
苗可秀，父辈山东人（地址不详）闯关东到辽宁，汉族，从未有旗籍。

再说说满族人对抗战和伪满的态度

是啊，如果你直接一口钦定抗联高级将领里的满族人都是汉族，那东北抗联里可不就“唯独少了某个民族的存在么”?

我们暂且不提关化新、伊俊山、张兰生等人，反正邓铁梅家族因为是明末辽东汉人入镶红旗也被一高赞强行论证为不算正经旗人，我只能评价是是是好好好各位怎么说都是赢。

然而抗联将领牺牲最为壮烈的陈翰章突然变成了山东祖籍，让我有点彻底绷不住了。

我一个山东人都很难接受，这是怎么敢发明出来的？

目前无论是党史工作者提供文史资料还是家属信息，都显示陈翰章出生在敦化县一个富裕的旗人地主家庭（也有描述出于淡化敏感的“地主”身份转而强调其家道中落的，并不准确，部分战友如金日成回忆陈翰章家庭就富裕地主）：

敦化县城西有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名字叫半截河的小屯，陈翰章将军的外甥鄢成讲过“半截河”名字的由来。半截河屯西几公里处有两眼泉水，流淌一段距离后进入地下形成暗河，到了半截河屯又从地表涌出，形成一段半截的河道汇入牡丹江，所以称之为“半截河”，小屯也以此命名。这个屯有一户姓陈的人家，家庭殷实，有几十垧地，二十几头大牲畜，三挂大车，固定的长工四五个，每年农忙的时候还要雇很多短工。

这家的主人陈海是满族旗人的后代，祖上是乾隆嘉庆年间返回东北吉林松花江流域，开荒盖房从事农耕的“移垦京旗”，属正白旗籍。陈家几代单传，到了陈海下一代，只有两个女儿，没有男丁。1913年6月14日早晨，太阳还没升起，陈家女主人宫氏生产，诞下了一个男婴，响亮的哭声打破了半截河的宁静，全家人喜出望外。这个男婴和普通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陈海中年得子，特别重视，期望他长大后成才，特地到县里请先生为他起个学名陈翰章。还起了个乳名小石头，愿他的身体像石头一样康健。

由于陈家男性多代单传，陈翰章牺牲后男丁绝嗣，现代在世的唯一亲人只剩下外甥鄢成兄妹，家庭记忆保存的极不完整，只剩下出自旗人这一信息。陈翰章祖先具体为正白旗，其实是当前一位比较重要的抗联历史研究者，东北抗联研究会副会长张彦夫老师半考半猜出来的：

长期以来抗联陈翰章将军的旗籍及旗姓，在文字资料上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成为陈翰章将军历史资料的一个空白点。

在陈翰章的家史中记载，他的祖父名字叫陈宝珠，父亲叫陈海，陈家四代单传。从陈翰章将军的外甥鄢成了解到，陈家曾经有一个家谱，保存在其家中，文革时期遗失。关于陈翰章的旗籍及姓氏，也没有亲属的口传记忆。所以要考证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历史的资料分析。

1、敦化市近代开发历史，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清代文献称敦化是清室发祥地。据《皇朝通考》记载：“我朝，发祥于长白山，远祖平三姓之乱居俄漠惠之野鄂多哩城，今宁古塔西南三百余里，国号满洲，始开基业”。1677年（康熙十六年），清政府尊长白山为神，进行封禁。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布《宁古塔等处禁止流民例》，正式宣布宁古塔管辖一带为封禁区，敦化因为是清皇室发源地，属封禁之例，因此被封禁200多年。敦化最早垦荒历史开始于乾隆年间，当时在京城的一满族关氏家族，在敦化的官地，进行垦荒种地。关氏家族，正白旗、瓜尔佳氏，民国初改汉姓。清光绪初年到敦化垦荒逐渐增多到六、七家，但是当时的敦化，是人烟稀少，自然生存条件十分恶劣，来到敦化开荒的人，主要是通过同旗人的朋友情况介绍而至。

2、陈翰章的汉姓与旗籍、姓氏的对照。
在《清史稿》和《八旗通志》里旗籍与姓氏有明确的记载，费莫氏和瓜尔佳氏是一个旗籍，这就是正白旗。从满族老姓改汉姓又可以发现费莫氏改姓陈。费莫氏，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是女真最古老的姓氏,唐末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金朝旧姓"裴满"，世居蜚优城(今吉林省珲春北),布尔哈图,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境),辉发(今吉林省辉南县境),长白山等地。敦化的关氏家族、瓜尔佳氏，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也是女真最古老的姓氏。俄国学者史禄国在《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一书中说：瓜尔佳，古老的满族氏族。人口众多。从宁古塔移居各地。此外资料记载，明朝末年，瓜尔佳氏散居在苏完(吉林省双阳县境)、叶赫(吉林省梨树县境)、讷殷、安褚拉库、尼马察、哈达、瓦尔喀、嘉木湖（辽宁省新宾县境）、蜚优城(吉林省珲春北)、辉发、长白山等地。从敦化的关氏家族了解到，他们的祖先地是在长白山。陈翰章祖父的名字叫陈宝珠，在历史典籍上，都记载着松花江、牡丹江盛产珍珠。由此可见，他们的祖先地都在长白山。

通过上述分析，陈翰章应该是正白旗籍，费莫氏。

有点奇怪的是，在稍后的采访中张彦夫副会长又曾将陈翰章烈士的旗籍描述为正黄旗，不知其是后是否找到过新的资料，亦或是记者的转述出了问题：

在抗联历史研究学者张彦夫看来，陈翰章属于当时最不可能参加抗战的一类人。“陈翰章不仅家境优越，而且还是满族正黄旗，是清朝皇族宗亲。”张彦夫说，1932年满洲国建立，前清宣统皇帝溥仪复辟，吸引了一大批满族权贵为其效命，陈翰章作为拥有皇族血统的满族青年，学识、长相、气度、才华均相当出众，他若投敌可轻松获得功名利禄，但陈翰章在9·18事件发生后的反应令人大吃一惊。

据陈翰章的同学范广明回忆，1931年9月21日，敖东中学全体师生聚集在学校操场，老师宣布东北已经濒临沦陷，希望同学们做好抗日救国的准备，几百位同学在操场默默流泪。平时性格温和的陈翰章这天竟一反常态，仰天长啸痛哭流涕，誓言要报国仇。

然而，无论是正白亦或是正黄旗，“陈翰章出自满族”在地方党史研究者撰写的陈翰章列传中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基本史实：

（温野，1935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53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57年7月毕业，到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从事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史和烈士事迹的研究、弘扬工作40余年。曾任该馆业务馆长，职称研究员。担任过省级以上多个学术团体理事）

长久以来，陈翰章将军的满族身份也融入了后人纪念的设计语言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官方网站《部分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简介》文章显示，敦化市烈士陵园陈翰章将军像诞生日期的八面观外形设计，象征着陈翰章将军出生于满族八旗子弟：

类似下面这个问题，我还是郑重奉劝一下秉承着颠覆性政治诉求的诸位，你们在古代史搞所谓的“认知战”“正确集体记忆构建”归根结底还属于擦边性质的映射史学，把手伸到抗日战争这种神圣的话题，可就是图穷匕见装也不装了啊。

辛亥革命的时候，肃亲王善耆就建议，把政权迁回东北，这个方案是有可行性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满清遗老，奉天军阀张作霖支持皇室，日俄也愿意支持卖国的大清，肃亲王一家子都为伪满建立出了大力。

可是载沣不同意，客观上阻止了国家分裂。

1932年1月，伪满成立，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蒋介石政府发布对溥仪的通缉令。

1934年，改为伪满洲国皇帝，年号康德。

这可把关内的载沣吓坏了，也气坏了，载沣觉得，造反、谋逆这种事是要诛九族的。

溥仪的御用挂（秘书）吉冈安直来到北京，劝告载沣：

皇帝陛下已经登基，蒋介石政府如果株连到王爷，就不好了，所以建议王爷去关外投靠溥仪。

载沣于1934年去长春看望溥仪，仅呆了一个月，就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北京。

原因很简单：载沣认定伪满洲国是个傀儡政权，死在东北，还不如落叶归根死在北京。

回到关内后，包括载沣在内的多位皇族都登报声明，跟溥仪断绝关系。

因此，周恩来总理后来评价他：

载沣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位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载沣去世后，载涛成为满清皇族中的长辈，也成了满族的代表。

北京解放后，溥仪的福贵人李玉琴来京投靠载涛，载涛表示和溥仪断绝关系多年，没有义务接收，李玉琴连饭都没吃就走了。

1953年3月，周恩来总理把载涛带到毛主席面前介绍：这是光绪的弟弟，宣统的叔叔。

交谈中，毛主席提到溥仪，载涛说：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毛主席说：我们消灭的是剥削阶级，不是某一个人，你们家族还是要关心溥仪的嘛。

载涛很感激，在他看来，溥仪分裂国家，放大清是要跟洪秀全的儿子一样，被凌迟处死的，可新中国没有杀他，更没有株连亲属。

载涛见溥仪的时候，把溥仪吓坏了，溥仪觉得这是临终关怀，让见家属最后一面，见完就枪毙。

等弄明白来意后，溥仪放声大哭，载涛也哭了。

回到北京后，载涛想以满族人大代表的身份保释溥仪，但老舍不同意，这个事就没成。

不久后，毛主席向人民代表大会建议，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进行特赦。

特赦名单第一批第一个人就是溥仪，溥仪回到北京后，跟家人拍了一张照片，这也是溥仪极少有的有真挚笑容的照片。

回到北京后，溥仪才知道关内的满族有多少人，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

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旗人是什么处境。那时满族人纷纷姓了金、赵、罗，我父亲在天津的家，就姓了金。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多。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都登记了，于是才有了二百四十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

重新恢复八旗制度？无偿供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整天吃白饭提笼架鸟喝茶溜达的八旗子弟？人家是来掠夺资源的，又不是来搞慈善救济事业的。

对于日本人来说，也绝对不会允许溥仪这些满洲遗老遗少发展壮大自己。在后来暴露的部分零星资料来看，日本人对东北旗人的镇压也并不比汉人轻松，如抚顺平顶山大惨案就有旗人3000多人被日军屠杀；旗人聚居的凤城白旗村，273户人家被强迫出劳工近300余人，占总劳动力的60％左右；外和睦村不足50户，就有50多名旗人青年被强迫无偿劳役。

所以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投日的满人权贵阶层代表不了底层满人，同理，没机会投日的底层满人也洗白不了溥仪之流。

一个东北老旗人的回忆：

我小的时候在屯子里长大，屯子里那个时候啊，几十户人家，都是在旗的，没有汉族人。我小的时候也不会说汉话，直到五岁上了爷爷的私塾，才粗通了些三字经弟子规，还是先学的满文的。想起我这辈子，可能就算是小的时候最快活。几个小孩儿呼啦啦凑到一起，每天撞拐撩跤满嘴胡咧咧，冬天在黑龙江冰面上打转，看大人冬捕。我家那时候的房子，是太爷来前儿盖的一座大院儿，灰瓦高墙，檩子粗的一人都抱不过来，威风极了，有正房还有东西厢房，大门上刷着红漆，我和父母住在西厢房，一大家子都住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起大早，还要拖着没醒的身子从爷爷奶奶起挨个长辈去磕头请安，末了爷爷总要单单留下我考我诗词文章，常常早饭都凉了，爷爷就笑眯眯的留我在他房里吃早饭。

转眼到了我九岁那年，有一天我爷爷回家，皱着眉头，有些屯子里有头有脸的叔叔大爷凑到我家来，说是小皇帝在长春，整了一个”满洲国“，我想这不是好事儿吗，大清国又要恢复了，可看长辈们脸色不是太好。后来几个日本人来屯子里叽里呱啦的说一通话我才隐隐约约的明白，原来这个”满洲国“，啧，好像跟咱们满洲人关系不太大。

日本人来了，民人也来了，屯子里开始有从南边迁来的闯关东的，他们来了以后庄稼地可有了起色，我们是不擅长料理庄稼的，后来地干脆也给他们种了，原先的荒地也被开垦了出来，黑油油的土地上满是金灿灿的庄稼，看着煞是好看，不过当时就想，我还是喜欢看满是野草的树林里钻出来的野兔。

打那之后，屯子里不管是在没在旗的汉话说的都多了起来，不在旗的管我们说满洲话叫“翻话儿”，我们和汉族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我那爷爷就拄着拐杖忧心忡忡的看着我们，却只是叹一口气转身回了家。再后来，日本人规定“满洲国”的国语，是我们不熟悉的汉语，上学也必须学日语，这么多话是真学不过来了，我也从此放弃了满文的学习，想来至今都没完整的看过一本满文的书，我爷爷的那些书，也不知道后来哪里去了。我问爷爷，为什么咱满洲国学的满洲话不是咱说的话呢，为什么还要学日本话，爷爷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摇摇头，手指头放在口中做了一个嘘的手势，我还是不明白，却也不再多问，就出门继续找隔壁的小六儿掏树洞了。

又过了两年，小皇帝在长春又做了皇帝，那年我十一岁，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暗地里喊他为小皇帝，而叫“康德皇帝”了，而我爷爷一直恭敬的称呼他为“老爷子”。

这些年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了，只是日本人规定我们不能吃大米和白面。要交给日本人。说归说，在这偏僻的小屯子，日本人的摩托来恐怕也要费劲些，所以家里还能有点细粮。

屯子里有两家从吉林过来的朝鲜人，都姓朴，他们会种水稻，人还算好，不过我们和他们家的小孩儿一向玩不到一起去，康德元年秋天的时候，两家的小孩儿合伙偷了小六子家养了十年的狗拿回家杀了吃了。这在屯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屯子里在旗的都是满族和达斡尔族，都是不吃狗肉的，旗人不仅不吃狗肉，打狗杀狗都不允许，戴狗皮帽子的也不允许进自家房子，传说是因为狗救了老罕王努尔哈赤的命，不过我想毕竟是个传说，可能因为老祖宗们打猎离不了猎犬的原因吧。我们一帮小孩儿把那几个朝鲜族的孩子狠狠揍了一顿，小六子下手最狠，把一个娃儿打瞎了一只眼睛，挺可怜的。后来镇里来了几个朝鲜族的警察，要法办我们，事情闹大了，这些警察拿着大棒子，下起手来比日本人狠多了，小六子险些被打，不过全屯子的老少爷们全围上来，我爷爷指着他们鼻子破口大骂，碍于我爷爷的威信，警察也不了了之息事宁人了。第二年开春这两家就搬走了再也没回来。不过我想如果放在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吧。

我没上过初级小学，康德三年春天父亲把我接到了黑河，开始在那里上中学，那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男男女女的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很是新鲜，不过遗憾的是虽然很多同学是旗人，我跟他们翻话却几乎没有人能听懂，离开家以前我以为全中国的旗人都会翻话。

在那里上学每天要出早操，升国旗唱国歌，穿着统一的制服，作为中学生还要像士兵一样裹着绑腿，进行军事训练，这个国歌有两个，一个“满洲国歌”，还有一个很难听的日本国歌，唱歌的时候我从来只张嘴不发声，这些歌子真没有屯子里跳大神儿的吴大爷唱的神调儿好听。唱完国歌要向东向南遥拜日本天皇和满洲皇帝，我当时顶不乐意了，我是满洲人呀，拜小皇帝还可以，日本天皇跟我有啥关系呢？所以的我的日文成绩也顶差顶差。印象中似乎没有及过格。

满族贵族爱新觉罗恒历之子的回忆：

晚上依二舅爷陪着我奶奶回旅馆。将北京各位亲属情况说了说，希望我父亲恒历做一番事业。奶奶跟二舅爷说日本人太欺负人，东关外三洼40垧地，让日本垦拓团给相中了，让捐给协和会，我来新京就是想找皇上说说理。依二舅爷说二姐要能过就忍了吧，前日我拜会咱后清丞相胡嗣瑗，问他何时着三眼花翎，他说三眼花翎?屁眼儿!小鬼子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在天津时土肥原讲满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满人说了算；现在可好，在《给与令草案》中明确规定满系官吏俸金仅是日系的一半。有些不知趣的遗老提出，日本口口声声称满洲帝国是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要求工资待遇相同。结果被关东军臭骂一顿，硬称满洲是日本用鲜血从俄国手里夺回来的，给你一半工资就不错啦!郑孝胥对日本够忠诚了吧?也受不了。一次他在王道书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着说着义愤起来，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三百余年可歌可泣，我等不才，新人辈出，该让它自己走路，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肃穆的会场一下沸腾了，那些渴望谋其位的王者子弟起立鼓掌。这话惹恼了日本人，“满洲国”总务厅长官驹德三认为郑孝胥难以驾驭，故以郑总理年事已高，倦勤思退，拘俗守常，有损于新满洲发展为名，令75岁的郑孝胥带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国际共管”的梦想离开总理宝座。日本人念其建国功绩，赐其“前宫礼遇”，并提拔其次子郑禹任“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局长。失去政治舞台的郑孝胥，一心想回到北平西直门大街带藏书楼的新宅，完成自己的《海藏楼诗集》。然关东军看管甚严，动辄得咎，郑只好蜗居在长春柳条路私宅，愤懑难消，终日抑郁不乐而亡。卖豆腐出身的张景惠继任总理大臣，民间哄传说:“满洲国无人才，豆腐匠上了台。一锅糟豆腐，谁还吃得来?”张景惠吸取教训，干脆坐在日本人的怀里，规定“满洲国”国务会议只能讨论通过“火曜会议”的决议。所谓“火曜会议”，是指日本总务厅每周二召开的各部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会。有几个部长表示反对，没过两天借口改革机构，取消了表示反对的外交部、民政部和文教部。“满洲国”惹不起日本人，几十垧地就算了吧!

。。。。。。

我父亲要离开新京了，要入关参加抗日，但心里还惦念着他“皇玛父”。当晚，他来到伪满帝宫。宫里为支持“亲邦圣战”募捐，将地毯、铜门环、铁挂钩、花架都拆走了，仅勤民楼门厅点着一盏灯，像鬼火一样。父亲见到溥仪的侄子毓塘，讲了去哈尔滨了解的情况。毓塘噤若寒蝉地说:“可要小心，你知道吴大哥(吴沆业，溥仪的英文秘书，后任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秘书)因在东京与美国大使馆有来往，被抓到宪兵队，非让他交代是否有皇上授意不可，折磨至死。吴死前曾托看守，带信给二爷(溥杰)求皇上说情，宪兵队警告二爷，吓得二爷没敢管。谭贵人多好啊!就是跟皇上讲了日本军人在北平胡作非行，平时对日本人来宫里要这要那不满，前几天生病，日本大夫硬要给输血，第二天就薨逝了。”毓塘带着恒历，刚走到同德殿，听溥仪大声嚷着:“你、你母仪天下?呸!”“我憋气，受不了，我要大清后继有人!”这是“皇后”婉容。“呸!呸!”“皇上”继续怒吼。

毓塘小声对恒历说:“这事是让小鬼子给捅出去的……”溥仪离开紫禁城，遣散了太监，带到天津的男仆都只有十二三岁。其中热河人氏商家伟，长得白净大方，做事总恰到好处，溥仪很宠信他，有时令他陪着婉容逛劝业场，到“四联”做头，到“东天仙”、“大舞台”听戏，慢慢就成了老佛爷跟前的李莲英。到新京后，溥仪把商家伟作为嫡系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回国后任宫内禁卫军少尉，与“皇上”、“皇后”形影不离。清朝退政后，逊帝仍居皇宫，内廷涣散，众宫女视溥仪为玩物，酿成萎症。来到新京，日本宪兵司令部限制溥仪的活动。九月九重阳节，溥仪带着婉容到大同公园赏花，被一盆光灿灿的凤尾菊迷住了。溥仪让婉容托着凤尾，选好角度，刚要拍照，一队日本宪兵开来，恭恭敬敬地举手示意请“皇上”回宫。溥仪极为扫兴。从此日本关东军规定溥仪、婉容外出必须经过“御用挂”的批准。街不能逛了，购物没有去处，婉容从小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生活惯了，一下百无聊赖，守着帅气的禁卫军少尉，就做出男女之事。宫里人虽装着若无其事，但没瞒过“御用挂”吉冈安直。吉冈命宪兵秘密逮捕商家伟，连夜突审，商招认与婉容的关系。吉冈以张扬家丑要挟唯唯诺诺的“皇上”，逼着溥仪选择日籍皇妃。而溥仪却选择了满族姑娘谭玉龄……

缉熙楼的灯亮了，毓塘去禀报。溥仪认识恒历，听说要走，就说:“走吧!都走吧!朕也想走!”说着停下，望望漆黑的夜空，“我到满洲是为你们而来的，你们才是这儿的真正主人!”我父亲听着蹊跷，又不知该回答什么。溥仪接着说:“日本人要黄金，要大米，连咸盐都要，靠不住了。成也大和，败也大和。我溥仪'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恒历，不管走到哪，别忘了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子孙。”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副德国蔡斯墨镜，“送给你做纪念下吧!”我父亲跪下道:“皇玛父。保重。”说完退出。偌大一座宫殿，仅点两三盏灯，忽闪忽闪地映着“皇上”飘忽不定的身影。

所以溥仪向倭人称孙，怎么就不代表全体满人向倭人称孙呢？

伪满洲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汉人，挤破脑袋也要去伪满讨生活的也大多都是汉人。哪来的“伪满洲国是满人的集体投日”？

再有一例：岸信介在1937年指出：1932至1936年，每年有150万至200万中国人主动进入伪满工作（这还是能办的起入国证的，像上面康家那种路费都备不齐，只能讨饭一路讨到哈尔滨，入国全靠亲戚上下打点的“黑户”不算在内），他们每年拿走伪满七千五百万的经济收益。岸信介提议：从经济效益上考虑，中国与伪满的人口出入必须有限制，这也说明每年进入伪满讨生活的汉人已经多到了日本人无法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程度了。

我在一些资料上看，满人大规模改汉姓不是民国刚建立的时候而就是抗日时期。原因是当时国内舆论视伪满洲国为满人集体叛国，报纸上公开讨论要对满族进行惩戒性灭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