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挺让人心寒的吧，从孙中山反清开始，到辛亥革命，到北伐，再到抗日战争，再到抗美援朝，南洋华侨可是出人出钱出力，甚至经常扮演革命大金主的角色，前后起码持续了半个世纪。结果风向不对了，当夜壶一样踢走。也难怪有些人会被提防，谈之色变。

另外，那些想着打回去报仇的，你要是在大陆跟个印尼人打架，你看帽子帮你还是帮他，天天搁这最中幻想

当然是印尼人民的错。

见过太多的人把印尼排华的历史追溯到1998年黑九月或者苏哈托的930，少许略懂一点印尼历史的，会发现苏加诺也曾以反KMT为理由迫害了大量印尼华人——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印尼民族主义者根深蒂固的反华思想究竟来自何方？

正如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屠杀并不开始于2023.10.7一样，印度尼西亚的排华思潮也不是在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突然冒出来的。

就比如说，你们能想象吗？居然会轮到日本军队来保护印尼华人免遭爪哇人的屠杀^[1]。

1942年盟军在爪哇海海战失利后，为防落入日军之手，荷兰政府执行焦土政策，主动摧毁了战略港口设施和大型炼油厂，并命令华人随同撤离城市、迁往内陆。在此期间，印尼人针对华人展开一系列抢劫与杀戮狂潮，令新抵达的日军都大呼你们太极端了，要求立刻停止排华暴力行为：

荷兰人的焦土政策引发了一波由印尼人发动的抢劫和杀戮浪潮，其中许多是针对华人的。爪哇各地的华人商店被洗劫一空，华人拥有的碾米厂被摧毁或损坏。尽管爪哇历史上长期存在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但长期的殖民统治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毫无根据的安全感，这些事件让华人社区措手不及。令他们(华人)惊讶的是，他们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明确表示，不能容忍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

日军甚至还协助华人组建了防卫武装，尽管出于对抗盟军登陆作战的意图，但还是客观上提高了华人社群的自卫能力：

1944年8月，日方命令华侨总会另行组建华人防卫队“警备队”（Keibotai），以“支持日本大业”。华人亲历日军入侵时土著人口对他们的敌意，深知若再动乱须有自卫武力，于是约一万二千名华裔青年报名，其中泗水一地即逾五千。成员多为土生华人（peranakan），因其不动产及既得利益远较新客（totok）为多。警备队编制与印尼人警防队相同：日籍教官以竹矛、偶尔用木枪施训，兼负防空、海岸警戒之责。此外，日方还在唐格朗设“华人青年道场”，挑选精英组成“特别华人警备队”（Tokubetsu Kakyo Keibotai），结业者返乡即任警备队干部。

而当战争结束后，日本无力再“保护”华人，荷兰的接收人员尚在路上，爪哇土著便再次掀起排华浪潮：

爪哇华人大多熬过了日本占领。然而战后，既失荷兰、又无日本庇护，他们成了印尼人暴力宣泄的对象，全爪哇岛陷入恐怖。屠杀始于1945年10月，在1947与1948年荷军行动期间又间歇性重演，为随后半个世纪间断续爆发的排华暴力揭开序幕。

当然，日军对印尼华人社群相对友善的态度，只是因为他们将华人视作有价值的资产，能够为战争提供支持。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的土著人则将华人视作需要最终解决方案的东方犹太人——没有你们，对印尼很重要：

与他们在其他占领区——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作法相比，日本人对爪哇华人的手段可谓温和。华人社区未遭酷刑或集体处决，大体上尚得安宁，尽管仍有搜捕、拘禁，并被强征巨款。如同先前的荷兰人一样，日本人需要华人，于是以“保护”换取忠诚，替华人挡下印尼社会中的排华情绪。总体而言，华人选择顺应日本统治，以图生存。

很显然，1940s的印度尼西亚没有苏加托的新秩序，在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也不会有康米主义输入的余地。该问题下所有的归因与指控，在1945年10月开始的一系列土著反华暴动面前都显得十分可笑。

如果要说有什么造成了上世纪印尼华人的悲剧，那便是印度尼西亚土著人根深蒂固的反华情绪。

参考

1. ^Paul H, Southeast Asian Minorities in the Wartime Japanese Empire

国内好像不太提及的一个事情是，上一任印尼总统佐科在2023年初曾通过电视公告（见文末），正式承认印尼历史上十二起严重人权侵犯事件，其中1965年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清洗和1998年暴动都赫然在列

不过65年事件和98年事件定性还是很不一样的，65年事件依印尼官方口径（包括学校教材）是属于对PKI的平叛行为，但后面清洗扩大化，最终成为人道主义灾难。这个narrative外界来看依然是问题很多，自1966年Cornell Report始也一直有印尼国内外要求重新调查的零星呼声，但一般当代印尼人普遍达成共识的版本就差不多是这样

而1998年事件则几乎是当代印尼人——绝不仅仅是华裔群体——集体的耻辱记忆。暴力失控的程度彻底突破了社会底线，震撼了无数普通印尼人原本温和的生活经验与道德认知

苏哈托下台后，由于各方对军方势力仍存忌惮，司法调查始终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责任人也未被追究。但过去二十多年里，印尼国内一直存在要求彻查真相的民间呼声，主流媒体中尤其以Tempo杂志持续多年的追踪报道与呼吁司法介入的努力最为突出。在Reddit/indonesia板块上，围绕98年暴乱的回忆与反思几乎成为周经甚至日经贴，足见这段历史带给一代印尼人的震撼、困惑与创伤

就在今天（2025/6/22），Tempo新一期周刊的封面文章，再次对现任文化部长 Fadli Zon 推动的“现代史重修”工程发出警告——提醒公众不要让1998年的惨剧，在修辞与遗忘中被悄然抹去

2025/6/23补充：发现这条回答竟然有不少人认真在看在收藏，那就再补充一点后续内容吧，这次讲一些比较暖心的部分：

1998年暴乱中，印尼华人的确经历着一段极度黑暗的时光；所幸黑暗之后，黎明很快来临

随着苏哈托黯然下台，印尼进入了一段短暂但关键的改革过渡期。在这期间，两位接续掌权的总统即接任苏哈托的 B.J. Habibie 和继任总统 Gus Dur（Abdurrahman Wahid），虽然作为总统的政治生涯堪称一败涂地，但这二位却在印尼华人权益的修复与尊严重建上，引领国家在短短数年间拨乱反正，作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贡献。一些关键节点包括：

• 1998年10月 Habibie 表态尊重多元文化：正式承认印尼是一个多族群国家，明确否定将华人视为“非土著”或二等公民的观念，首次以总统身份强调各族群在国家认同中的平等地位，并推动终止行政系统中长期存在的歧视性措施
  
• 2000年1月 总统令 No. 6/2000 废除苏哈托时代旧禁令：Gus Dur 正式废除 1967 年第 14 号总统令，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华人文化禁令，遂令华文印刷、节日、宗教、习俗等各种文化符号，在印尼各地重见天日
  
• 2000年2月 恢复春节为法定假日： Gus Dur 通过总统令承认春节为“全国文化节日”，并出席雅加达的官方春节庆典
  
• 2000年 恢复儒教为合法宗教：将被压制多年的儒教恢复为国家承认的六大宗教之一，允许孔庙活动合法化
  
• 2001年 推动姓名自由化与文化公开表达：鼓励华裔恢复原有姓氏和文化身份，地方政府陆续取消改名压制，允许华人组织、文化社团公开注册活动
  
• 2002年 Megawati政府进一步确认春节为全国公共假期：总统令 No. 19/2002 正式将春节列入印尼法定节假日，确立华族文化作为印尼正统之一的法律地位

在这两位过渡总统之中，Habibie 的人生无疑更为传奇——他早年留学德国亚琛大学，取得航空工程博士学位，曾在德国航空业担任高管，回国后主导创立印尼国家飞机工业，推动了本土航天制造的起步。卸任政坛后，他与夫人 Ainun 的爱情故事也因同名传记与电影而广为流传，成为印尼年轻人心中的浪漫象征

同时，Habibie 也是第一位为华人文化“解冻”打开制度缺口的总统。但若论真正赢得印尼华人群体深切敬重与普遍爱戴的，却是他的继任者 Gus Dur

Gus Dur 的身份在印尼政坛极为特殊：他不仅是政治人物，更是印尼最大穆斯林群众组织 Nahdlatul Ulama（NU） 的前任主席，出身伊斯兰宗教学者世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基亚伊之子”。不仅如此，在印尼历任总统中，Gus Dur 也是唯一一位拥有完整 pesantren（伊斯兰寄宿学校）教育背景、并长期活跃于宗教思想界的宗教学者总统，其宗教权威远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

也正因如此，他在推动族群与宗教平等议题时所展现出的包容与尊重，并非来自政治少数派的边缘呐喊，而是代表穆斯林主流内部的道义担当。在当时充满宗教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张的社会氛围中，他的发声更具震撼力和正当性

他不仅以总统之名废除歧视性政策，更亲自挺身而出为华人地位站台。他在公开演讲中曾多次强调：“Warga Tionghoa juga bagian dari bangsa Indonesia, bukan tamu“（华人是印尼国家的一部分，而非寄居的客人）这句话出自一位宗教领袖之口，在印尼穆斯林社会中分量极重，象征着国家认同的再确认，也是一种罕见的政治勇气

他身穿唐装、出席春节庆典、参与孔庙仪式、推动儒教合法化，些姿态在印尼历届总统中堪称绝无仅有。在1998年排华悲剧仍记忆犹新的当时，这些公开表态与象征性动作，对华人社区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带来久违的慰藉与尊重

也正因此，Gus Dur 至今仍被印尼华人视为真正的“恩人”与“自己人”，并被亲切地称为：Bapak Tionghoa Indonesia（印尼华人之父）补充阅读

自他任期以来，华人不再被迫隐藏身份，春节得以首次以官方名义公开庆祝，华文书报重新在市面发行，多个遭取缔的华人宗教和文化社团也恢复合法登记；雅加达、棉兰、泗水等城市的孔庙重新开放香火，华人学生得以在学校中使用原姓原名。众多地方政府开始设立华人事务办公室，协助推动多语教育与文化交流

随之而来地，印尼社会对华人的普遍认知开始转变：越来越多主流政党主动吸纳华裔成员，媒体对华人文化的正面报道显著增多，自2004年起，更有多位华裔人士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市长乃至副市长等公职。印华群体也由此逐步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重新回到公众舞台，堂堂正正地在印尼国家叙事中写下自己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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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科2023公告的原文在这，以下机翻

总统佐科就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表示遗憾
2023年1月11日（星期三）
地点：雅加达独立宫
总统佐科·维多多于2023年1月11日星期三在雅加达独立宫接见了“严重侵犯人权非司法解决特别工作组”（PPHAM），并听取了相关报告。在随后的讲话中，总统明确表示，印尼国内确实发生过多起严重侵犯人权事件。
“以清晰的思维和真诚的内心，我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承认在多个历史事件中确实发生过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佐科总统列举了以下12起严重人权侵犯事件：
1965–1966事件（反共大清洗）；

1982–1985年神秘射杀事件（Petrus）；

1989年楠榜省塔朗萨里事件；

1989年亚齐Rumoh Geudong与Pos Sattis事件；

1997–1998年强迫失踪事件；

1998年五月骚乱事件；

1998–1999年特里萨克提和Semanggi I & II学生枪杀事件；

1998–1999年“巫师屠杀”事件（Dukun Santet）；

1999年亚齐Simpang KKA事件；

2001–2002年巴布亚Wasior事件；

2003年巴布亚Wamena事件；

2003年亚齐Jambo Keupok事件。
❤️ 向受害者表达同情并承诺恢复权利
总统在讲话中对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庭表示深切的同情与共鸣：
“我和政府将尽力以公正且有智慧的方式，恢复受害者的权利，同时不否定司法途径的解决可能性。”
⚖️ 承诺防止未来再犯
总统补充，政府将严肃努力防止未来再次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并已指示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马福德·穆赫丁（Mahfud Md）**全面监督相关具体落实措施。
“我指示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务必监督政府的具体行动，使上述两个目标都能顺利实现。”
️ 国家和解的希望
总统最后表达，希望这一系列政府努力，能够成为印尼民族之间治愈历史创伤、增进团结的重要一步：
“愿这些努力成为我们印尼国家统一中，疗愈民族创伤、加强国家和谐的重要进程。”
出席人员
与会者包括：
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 马福德·穆赫丁（Mahfud Md）

国家秘书部长 普拉蒂克诺（Pratikno）

（来源：印尼国家秘书处新闻办公室）

看到某位大师的“高论”，总让人觉得他有些意犹未尽，不禁想说：“你不妨把话说得明白一些？”

至于什么是印尼之外的“其他势力”，我不知道这位大师指的是什么，但非要说有这么一个“其他”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位老登代表的势力可以算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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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影响最恶劣，后果最严重的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的大规模屠杀，中文互联网上通常会将此同“排华”联系在一起，如这样的营销号文章：

以及这种：

但实际上，此类营销号的叙事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华人并不是印尼在1965年后发生的大屠杀的主要受害者。印尼在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持续了两年多的排华狂潮，并不能完全同大屠杀本身划等号。黄昆章所著的《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年至2004年）》转引西方研究者的观点称：“一般认为被害的华侨华人约有2000人”。

而周南京所著的《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收录的《战后东南亚排华问题探索》一文，同样是转引西方研究者的观点，称：“九·三〇”事件后持续了两年多的排华浪潮导致“华侨、华人的伤亡数字……从不超过两千人到2万人不等”。

厦门大学2019届硕士研究生刘宇韬的毕业论文，归纳了当时中外一些有关报道，指出：华侨（不含印尼籍华人）的遇难人数“一直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其范围从2000人到数十万的说法都有，真可谓“是非曲直，难以论说”。但无论如何，数十万华人被杀的说法是“最夸张”的，不足为信。毕竟，印尼在“九·三〇”事件后发生的大屠杀，学界对此事件中遇难人数较为可信的估计范围也是在50—100万之间，华人不太可能占据总数中的大多数。

为何我反复强调，印尼在“九·三〇”事件后发生的大屠杀，主要受害者并不是华人？因为，据Geoffrey B. Robinson所著，原著在2018年出版（2023年简体中文译本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2024年繁体中文译本由春山出版社出版，以下引用的内容选自繁体中文译本）的《杀戮季节：1965—1966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历史》（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1965-66）所称，对这场大屠杀“有個普遍的誤解”，即“認為那些事件主要是受到族裔或種族敵意所驅使，而且其中許多或者大多數的受害者都是華裔人士”[1]。而实际上，与其说这场大屠杀是印尼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一次排华暴行，毋宁说整个大屠杀是针对受害者“在政治上的理、活動以及關聯”开展的。“為數極多的受害者都是印尼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領導人與成員”，“即便是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之後遭到殺害的華裔印尼人，看來也不是因為他們所屬的族裔而成為目標，或者至少不只是因為族裔，而是因為他們參與了某個遭到指控涉入那場疑似政變的左傾或蘇卡諾主義政黨或協會”。

从遇难者所属社会阶层情况也可以看出。大屠杀中，“遭到殺害的大部分人士都不是主要政治人物。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窮人或者下層中產階級人士，包括農夫、種植園工人、工廠勞工、學校教師、學生、藝術家、舞蹈表演者以及公務員，不是住在鄉下村落與種植園裡，就是在小都市與城鎮外圍的簡陋聚落裡”，其社会身份的多元化也在侧面反映，大屠杀针对的并非是“华人”这一族裔，而是所谓的“印尼共产党”分子。这是一场在旗号和实践上，都充分体现了反共政治思想的政治屠杀，大屠杀中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印尼普通群众，如《杀戮季节》（以下简称“本书”）中转述的瑞典驻印尼大使的观察中，提到的一群建筑工人：

在泗水以南四十公里處的岩望，幫助印尼人興建一座紡織廠的兩名英國紡織工程師，提到他們在聖誕節期間受邀目睹岩望的共產黨人遭到處死的過程。那座工廠的建築工人有三分之一都因為身為共產黨員而被送上刑場，他們全都是由軍方根據當地共產黨的黨員名冊預先選定的對象。

而要对这数十万人血债负责的，自然是以苏哈托为首，在“九·三〇”事件后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将军们及其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正如本书中所说：“堪稱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殺戮行動都由陸軍發動以及策劃”；“有些單位的活躍程度以及參與殺戮的積極度都遠勝過其他單位。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一個是陸軍傘兵特種部隊團，這個精銳特種部隊在殺戮當中扮演了直接角色”。

除了枪杆子之外，一些政治团体、准军事组织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他们是所谓的“私刑团体”，“最積極涉入殺戮”。

从大屠杀这一整体性、全局性的事件，回到排华这一针对个别族裔的暴力上来看，本书中对军方和“私刑团体”罪责的指控得到了验证。《印尼华侨华人史》中，将“九·三〇”事件后“印尼一些军政领导人、重要组织的负责人接二连三地”丑化、污蔑华侨的言论，视作导致反华排华浪潮发生和扩大化的重要原因。同样地，《风雨同舟》一书也认为，“九·三〇”事件后印尼发生的排华浪潮，是一次“政治排华”，印尼军人政府反共、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需求，是其发生的主导因素。

正如本书中的一处自问自答：“誰必須為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大規模殺戮負起責任？簡單的回答就是陸軍。”^[2]之后，作者对印尼陆军在“九·三〇”事件后的大屠杀中，扮演的恶劣角色有这样总括性的概述：

不論一九六五年十月當時存在什麼潛在的宗教、文化與社會經濟衝突，不論平民百姓有多麼願意投入那樣的暴力當中，也不論國際環境有多麼縱容那些暴力行為，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大規模殺戮都絕非無可避免，也不是自發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恰恰相反，目前的證據已明白顯示殺戮行為受到陸軍領導層刻意的鼓勵、促進、引導與形塑。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陸軍領導層，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的事件就不會造成有些作者稱為種族滅絕的這種後果。

本书认为：“一個地區的的殺戮情形與當地的陸軍指揮官展現出來的姿態和能力之間的密切關聯，可以見於三項獨特的模式當中。”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區域軍事指揮部如果團結一致，並且擁有足夠的兵力，那麼殺戮情形要不是如亞齊那樣發生得迅速又廣泛，就是像西爪哇那樣頗為有限。”

其二，“陸軍指揮部如果處於政治分歧，或者面對反抗，或是沒有足夠的兵力（這樣的現象普遍可見於印尼國內的許多地區），大規模殺戮就會延後發生，但只要各方力量的平衡朝向反共立場傾斜，大規模殺戮行為就會大幅加速。”

其三，“在軍事領導層當中缺乏共識或者忠心部隊兵力不足的地區，大規模殺戮則是隨著效忠蘇哈托的部隊從外地調往該處而展開。”

此外，印尼陆军主动推动屠杀进程的罪行还有：

• 提供武器、后勤和杀人名单的支持。

如果沒有陸軍在後勤與組織上的領導，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些大規模殺戮必定不可能發生，或者至少絕對不會發生得那麼迅速，擴散範圍也不會那麼廣。

• 动员和支持反共的群众组织参与杀戮。

在陸軍明面上以及暗中的支持之下，這些群眾組織受到動員，要求對殺害那些將領的「叛徒」採取行動，從而為陸軍對印尼共產黨採取「強硬行動」提供了一個有用的理由，宣稱「這是人民的要求」。在採取那些行動的過程中，他們從事了暴力行為，包括搗毀住宅與辦公室、劫掠、毆打，並且終究發展成為大規模羈押與殺戮。

• 制造和散布暴力舆论。

总而言之，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印尼军方势力，对印尼在1965年后发生的大屠杀和反华排华恶性事件罪责难逃。而他们的背后，是一个对其本国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罪行累累的域外大国——

贺晓跃所著的《美国与印尼“九三零”事件》，剖析了这个域外大国在“九·三〇”事件前后对苏哈托势力采取的支持措施。书中提到，在未遂的“九·三〇”政变发生后，“美国政府在考虑如何能够激励印尼陆军”，并且“通过隐蔽行为来渲染印尼共的罪恶”。虽然在此时，域外大国尚未考虑正式介入印尼局势，但其出发点之险恶，已可略见一斑。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域外大国开始直接动用官方宣传机器下场，“旨在使民众相信印尼共应对‘九三零’事件承担责任”，并“向世界范围报道相关信息”。很难说这种宣传，没有起到为印尼军方开展的大屠杀制造舆论准备的作用。

除进行舆论宣传之外，在大屠杀尘埃落定的几年之后，域外大国官方人员在国内刊物上，实际上是在为印尼军方暴行开脱的文章，也反映了冷战期间大国在掩盖大屠杀真相、欺骗世界人民方面，为苏哈托一帮人所做的努力。试想，几十上百万的亡灵，可以被简简单单地“评估”为仅有10万出头，那么在这一套叙事之下，成千上万遇害的华侨华人，又能有多少？

而随着苏哈托一伙全面篡军夺权，大屠杀的血腥风潮大规模铺开，域外大国的责任也更加难以洗刷。正如此书作者所说，在反共大屠杀中，“从表面上，美国政府没有卷入具体实践的策划和实施，但从解密文件看，美国政府是事件的真实参与者”。其最直接的罪行之一，是向苏哈托一伙提供了印尼共成员的杀戮名单，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印尼陆军对于印尼共力量清洗的进程中”。

在印尼军方进一步夺取总统苏加诺的权力，正式掌握国家大权的1966年初，域外大国对印尼反共政治势力的支持终于“浮出水面”。当年3月，域外大国公开向已经为军方势力所控制的印尼提供经济援助，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3月是此次印尼排华风波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正如刘宇韬的学位论文所说：“无论如何，至少从中国方面照会的抗议以及媒体的报导可以发现，在1966年3月至1967年7月死亡的华侨人数是1966年3月前死亡人数的十多倍。这两个阶段死亡人数的差距远大于时间长度的差距。这也说明了在1966年3月11日政权移交后，印尼各地华侨在生命安全上受到的伤害更加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说有哪个“其他势力”在导致印尼华侨华人在此次暴力事件中遭受严重迫害、杀戮上有错，这个“其他势力”的首要选项当然是在林登·约翰逊政府领导之下的美利坚合众国。

参考

1. ^见本书第五章。
2. ^见本书第六章。

代入印尼人视角，你不杀？想象你是爪哇岛上的普通印尼人，祖辈面朝黄土，靠天吃饭，日子本来就紧巴巴。殖民者走了，留下一堆烂账，经济崩盘，市场物价飞涨，你连一碗饭都快吃不上。抬头一看，城里那些华人店铺却堆满货物，生意红火。你去集市，米价贵得离谱，摊主还是个华人，笑眯眯地数着钱。你心里能不窝火？能不觉得这群“外来人”在吸你的血？

再往深里说，1965年那会儿，印尼刚从殖民和内乱的泥潭里爬出来，苏哈托上台，忙着稳住国家。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告诉你华人不是“自己人”，他们信别的教，赚大钱不分你，还暗地里跟外国势力眉来眼去。普通印尼人，哪有心思去分辨真假？他们只看到自己饿肚子，华人却住洋房开轿车。换成你，生活被逼到绝路，上面还指着“敌人”让你出气，你能忍住不动手？

说白了，华人就是这场悲剧的根源。他们靠着精明的生意头脑，垄断商贸，囤货抬价，把印尼人的生存空间挤得没剩多少。更有甚者，有些华人还把赚来的钱捐给中国，建学校、修医院，表面慈善，实则是拿印尼的财富去贴补外国！这不是印奸是什么？苏哈托不过是顺应民意，清理这些“害群之马”；印尼人不过是被逼急了，挥起拳头讨公道。排华惨案，怪谁？怪华人自己，贪得无厌，忘了自己脚下的土地。别说什么受害者，他们的“精明”和“背叛”就是导火索！

1965年，一位华人对印尼军官说:

华人就是东南亚原住民的提款机和出气筒

现在东大抖起来了，那儿的华人也安全感爆棚

一开始我还是乐见这种安全感

直到某天，看网上有消息，泰国一华人厨子娶了母女俩。。。。

有时候替咱们不值啊

物竞天择。爪哇印华非要做莫桑比克的舔狗也没办法，就好比舔狗去舔男神/女神被PUA成空中飞人，又能怎么办？

何况莫桑比克本质上就极度厌恶所谓的海外莫桑比克文化势力，巴不得你死。

看不明白这一点，只能说小商贩原子人就是没有兰芳-和顺集团后裔聪明（兰芳集团后人有加里曼丹华裔自治区+吕宋+新加坡三大基本盘）

实际上抗战时期吕宋华出的钱不比印华少。但是战后还是直接走西化路线，反而荣华富贵坐大位，惬意无比。这就是大智大慧。

当然，吕宋华裔能和拉丁裔一起吃香喝辣，那也是靠独立战争，美菲战争，太平洋战争拼杀出来的。

可笑的就是那些巴结莫桑比克，给莫桑比克做√的，给土人扒了头皮，在品客嘴里也不过是“你的死活，与我何干？”

所以说，人就不能做舔狗，当了舔狗你就注定是个舔狗的下场。

另外我要批判美国了

美国就是个贵物国家

美国冷战时期对拉美架设广播电台，对拉美广播的主要内容为强调美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优越性，号召所有在拉美的美国人要勇于和当地的反动政权做坚决斗争。甚至天天号召在拉美的美国人为了美国输出资本主义革命而战斗。

例如冷战期间美国曾鼓励拉美美国人在所在国要勇敢的挂出星条旗（不分场合到所在国正抵抗外国入侵和内战也不管），还向当地人发资本主义小册子，这引发了不少拉美国家对美国侨民忠诚度的疑虑。

美国还联合古巴本地美国移民，试图通过暗杀颠覆古巴政权，失败后出卖了当地合作者，导致当地美国移民被清洗驱逐。

还在佛罗里达训练拉美美国人建立武装，然后放回拉美去袭击矿场工厂射杀平民。哦，还被当地反动派抓包了就是美国干的。但美国就是死不认账。

美国还是哥伦比亚的主要支持者，为哥伦比亚的资本主义政权上台出了大力，美国总统曾经多次接见哥伦比亚领袖。肯定并赞赏其政策，说什么“你们哥伦比亚搞资本主义搞的好啊，做到了我们美国都没做到的事情”。然后哥伦比亚发生了巨大规模的排美，一波送走一大波美人。美国就开始装死了。现代美国资小将甚至死不承认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关系。

美国还在美国的波多黎各，下加利福尼亚等州为墨西哥，阿根廷等地的资本主义武装组织提供军事训练和军火支持。气的墨西哥阿根廷等国联合起来公开怒斥。

冷战期间，美国发生麦卡锡大运动，资小将在美国伟大的资本主义领袖号召下，纷纷携带武器跑拉美战天斗地把当地手无寸铁的平民拉出来批斗强行推行资本主义体系好不快活，等事情闹大了，当地人也武装起来了，当地要排美了，这些人绝大部分又吓的丢盔卸甲跑回美国去了。留下当地的美国人挨砍。而美国又装死当做没看到。

英国殖民地伯利兹独立前，英国准备赋予所有民族平等的公民权，美国鼓动在伯利兹的美国人抵制反动帝国主义者的糖衣炮弹，还要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资本主义政权 。结果导致伯利兹土著趁机上位。美国人在伯利兹变成了二等公民。

美国胆小如鼠没担当，每次在拉美的美国人为什么倒大霉不敢说自身原因也不敢救，只敢背叛。

被卖了114514次后，拉美美国人彻底寒心了。

美国国内当不了好奴才的奴隶现在就天天骂拉美美国人不爱美国了，却不晓得美国在拉美做了什么。美国资小将这群奴才还说什么真正爱美国的美国侨民早就回国了，没走的本来都是反动分子死了就死了呗关美国什么事。美国资小将还造谣说每次拉美排美，美国都派船去救了只不过这些人自己不肯上船。

美国最初生的就是他自己做过的事情，别人哪怕复述一次也会秒没，必须套个皮才能发出来。资小将也是一群自带狗粮的好奴才。

我说的就是美国。

把问题交给时间，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鞑清快完蛋的时候入关的暴行就瞒不住了，

王夫之的船山遗书，熊廷弼的平辽奏疏，总有人能保存的很好。

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家学吗？这不是禁书文字狱能管住的，因为只要命令是由人来执行，就一定会被拿走一些。。

国际笑饼。

提格雷事件是21世纪中期最大的不公。 整个民族被屠杀、强奸、饿死，而国际社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大规模抗议、没有任何制裁。埃塞俄比亚法西斯蒂逃脱了种族灭绝罪惩罚。

让人范围的是提格雷人在阿比上台前一直是某国在东非最好的金牌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