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再详细梳理一下最近网军对钱学森的集中抹黑行为。
钱学森“以党性担保”的背景和实情到底是什么呢？
1】美苏早就开始搞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了，为了冷战的国防和情报战需要。苏联60年代开始，美国70年代开始，主要是“遥视”（Remote Viewing）、心灵感应等。美国的叫“星门计划”，斯坦福大学是核心，一直搞到苏联解体才撤销，94年解密的。
2】在钱学森等人的牵头下，中国也于70年代末开始研究特异功能。
3】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和美苏相比，老百姓乃至许多高级干部受教育程度太低。又赶上改开初期社会混乱，一些“大师”开始打着特异功能旗号招摇撞骗，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于是官方媒体发文批判特异功能。
5】但政治直接影响到了科研，中国科协发文说不能再研究特异功能了。本来要在上海《自然科学》杂志上面发表的几篇研究特异功能可能性的科研论文，也因为行政压力被撤稿。
6】于是钱学森写下这封信，对象是中宣部副部长，时间是1982年。钱学森在信中明确提到：“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并举出了历史上对摩尔根遗传学、控制论、人工智能等科学的批判的例子。随后说“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
7】为什么“以党性保证”？首先是着急，怕这个新兴领域落后美苏。第二是，他当时已经开始研究复杂性科学。不知道什么是复杂性科学的，前些年有本畅销书《复杂》（Complexity: A Guided Tour），可以去看看，豆瓣科普书top100，评分9.0+。根据钱学森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人体是开放复杂巨系统，涌现出特异功能在理论上是非常可能的。
8】之后高层的处理是合理的，允许少数科学家继续研究，但大众媒体不能再报道未经证实的东西。核心机构是507所，并且建立了专门的科研期刊。
9】另一个原因有回答已经提到了，即当时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量尖端科研项目下马，包括载人航天。507所本来是负责“航天医学的综合研究，及航天员的选拔、培养和训练”的，也裁了很多人。钱学森为了保住这个所，既然不能研究载人航天了，就先让他们申请人体科学研究的项目，保住编制。但需要明确的是，钱学森自己是真的相信这是个有潜力的重要研究项目，需要人去研究，绝不仅仅是为了保全这个所的编制。冷战后这项目彻底没了，但他自己后来仍然在研究。
下面是全面梳理和回应最近组团攻击钱学森事件的文章。原文发在这里：
最近知乎平台突然给我推送了很多批判、攻击钱学森的回答，每天总能看到几个。而且那几位有名的大V乐此不疲地为这些回答点赞，有的已经冲到大几千赞。不久后，在国外的网军殖人聚集地推特，也给我推送了一堆简中推文，其中夹杂着很多攻击钱学森的内容，和知乎上的回答出奇的像。比如正在回答的这个问题，提出不到一个月就有了1000多回答。
钱老已经仙逝多年，最近没有和他相关的任何新闻。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开始黑他，而且言辞极其恶毒？
这咄咄怪事背后明显有迹可循。之所以突然出现组团的有组织的黑钱学森现象，就是因为中国近几年在高新科技上迅速突破，许多领域已经领先世界。这引起美国的恐慌，已经把遏制中国高新科技当作其重大国家战略。也不得不说，美国智库里面还是有高人，已经看出了钱学森对于中国高新科技发展的极为重大的意义，尽管他早已不在人世。
钱学森不仅是“中国航天之父”、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还是最重要的战略科学家和整个中国科研系统的奠基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坚持维护科技主权、发展自主技术路线（坚决反对一味追随模仿西方技术路线，乃至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最核心的代表人物。
钱老的学术贡献和制度设计至今惠泽着中国的科研工作，而其晚年那些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思想遗产，在未来的中国科技突破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我说美国智库里面有明白人，知道要想遏制中国高新科技全面突破、最终领先全球的势头，在舆论场打倒钱学森是很高明的一步棋。
我这篇文章就来正面回击，正本清源。
攻击钱学森的那些回答大都是不断复读两大黑点。第一，他大跃进时期论证“亩产万斤”合理。第二，他80年代以党性保证特异功能是真的。然后网军们以此证明他是靠“逢君之恶”搞政治投机的人，进而全盘否定其人。
一些支持钱学森人予以反驳，也大都是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批评黑子们抓住一两个黑点无限上纲上线，无视他总体上的重大贡献。这个角度类似“三七开”吧。另一个角度是把钱学森的这些行为动机解读为类似“明哲保身”，而非政治投机，在动乱年代保有用之身以图继续做出贡献。
这些反驳和辩解也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是按照对一般科学家的认识来推测钱学森的动机的，而钱老不是一般科学家。我会首先梳理这两大所谓“黑点”的真相，解读钱学森独特的科研哲学，最后说明他的重大贡献。
钱学森是浮夸风元凶？——搞新闻学的干的
要理解钱学森在“亩产万斤”问题上的真实立场，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个核心事实：他探讨的是一个科学理论上的极限问题，而非一个农业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将两者混为一谈，正是所有误解的根源。而故意把二者混为一谈的人，是当时《中国青年报》的编辑。
那些攻击钱学森的人拿出的所谓“罪证”，就是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的署名钱学森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实际上，这个文章的发表是极其缺乏职业道德的行为。
它不是钱学森的投稿，或者对他的约稿。而是编辑从钱学森另一篇文章里面截取一段，再加上各种加工后的内容。关于此，叶永烈有过详细考证，我就直接引用了：
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
经过《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冈山民歌，加上来自河南“高产卫星”的“动人的消息”，把钱学森原本应《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之“景”所写的文章，变成了应农业“高产卫星”之“景”而写的文章，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钱学森在1958年6月《科学大众》上发表文章《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文章很长，对农业发展纲要各个方面都从科学角度加以评价、分析，并展望十年后的景象。当然，洋溢着当时普遍的乐观情绪。其中论述粮产量的其实就一小段，根本不是文章的重点。而且当时浮夸风还没那么夸张，只是有试验田说达到亩产2000多斤。钱学森是展望未来的时候说到，粮产量上升空间很大，然后就提到了这个例子，并且说，“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动力和劳动力条件，产量是可以不断提高的”。然后就被无良媒体截取改编，去给他们后来的亩产万斤浮夸风站台。
钱学森的论证，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光合作用能量转换效率的理论推算。他计算了每年投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再根据植物对太阳能的最高理论转化效率，推导出农作物产量的理论上限。经过严谨计算，他得出结论：太阳能转化为有机物的效率如果能达到极高的水平，粮食产量确实可以达到非常惊人的数值。当时他在几篇文章中的推测大概都是亩产4万斤左右。
这绝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故意在大跃进时期迎合。他一生都对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抱有信念。1993年，在给友人通信中他对粮食最高亩产的估算达到了几十吨，远超亩产万斤：
“据气象记录，在中国大地上每年每平方厘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为120-200大卡，即每年每亩地接受日光能量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气中的CO2和从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则每亩地每年有190-320吨。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达50%，而粮粒只占全部产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远远小于理想数。所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
简单提一下钱学森的科研哲学——理论上能实现的，现实中就一定能想办法实现。如果长时间都不行，那应该是技术路线错了。他和导师冯卡门，以及其他同事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导弹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当时，火箭技术在主流学界眼中几乎等同于科幻，甚至被嘲笑为违背物理常识。然而，他和导师冯·卡门以及那群被称为“自sha小队”的同事们，坚信基础理论的正确性。他们所做的，就是将一个理论上成立、但工程上被认为不可能的设想，通过开创全新的推进剂、发动机设计等技术路线，硬生生变为了现实。
这种科研哲学是钱学森能取得重大科研创新的原因，根本不是迎合谁或者政治投机。只是被当时的某些媒体和官员利用为自己站台。
可笑的是，2009年，新闻系毕业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又在媒体《新周刊》发文《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到底谁TM该道歉？
“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
说完了“亩产万斤”，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被反复攻击的“黑点”：钱学森支持特异功能。
在网军殖人们的叙事里，这被描绘成钱学森晚年糊涂、陷入封建迷信的铁证，或者是他为了迎合某位领导人的喜好而再次“逢君之恶”。他们拿出钱学森“以党性保证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句话，如获至宝，试图将其钉在“伪科学”和“政治投机”的耻辱柱上。
然而，这种非黑即白的拙劣抹黑，再次暴露了他们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刻意无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在那个年代，对“特异功能”的研究，根本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一场发生在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高度机密的“心灵军备竞赛”。
就在钱学森倡导人体科学研究的同时，美国和苏联正投入巨额国家资金，动用顶级情报机构，进行着持续数十年的特异功能研究。
先看美国。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于对苏联可能掌握“心灵武器”的恐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防情报局（DIA）启动了一系列高度机密的特异功能研究项目，最终被统一命名为“星门计划”（Project Stargate）。这个计划从启动到1995年被解密，持续了二十多年。
其核心研究内容，就是利用“遥视”（Remote Viewing）能力来获取情报——即让特异功能者在不离开房间的情况下，描述千里之外的苏联核潜艇基地、秘密武器设施，甚至是被劫持人质的位置。这绝非地摊文学，而是由斯坦福研究院等顶级科研机构承接、耗费超过2000万美元的国家级严肃项目。美国情报界非常担心在“心灵能力”上落后于苏联。
再看苏联。苏联的研究起步更早，规模也相当可观，他们将这类研究统称为心理电子学。从60年代起，在克格勃和军方的支持下，苏联投入了大量资源，希望将遥视、心灵感应等能力武器化，用于情报窃取、远程影响敌方人员身心状态，甚至干扰电子设备。正是来自苏联的威胁情报，直接催生了美国的星门计划。
所以，当钱学森倡导对特异功能进行研究时，他看到的是世界科技强国正在秘密布局一个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但可能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战略领域。他所做的，是站在一个战略科学家的角度，呼吁中国绝不能在这一未来的可能性上缺席或落后。
那么，他为什么会“以党性保证”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就要回到他独特的科学哲学——复杂性科学与人体科学。
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科学界开始反思还原论、思考“复杂性科学”，并建立了像圣塔菲研究所这样的重镇。钱学森几乎在同一时间，甚至更早，就已经独立地构建起了一套更为宏大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这正是中国复杂性科学研究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保持比较先进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
钱学森将他领导“两弹一星”等超级工程时运用的系统工程思想，升华到了哲学高度。他认为，宇宙间的大量事物，从航天工程到社会组织，再到我们人体本身，都不能用研究钟表零件那样的简单思维去理解。它们都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巨系统：指系统由海量的、成千上万亿的子系统构成。比如人体，就是由亿万个细胞、组织、器官构成的巨系统。
复杂：子系统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强烈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这使得系统的整体行为，会涌现出无法通过简单分析局部而预测的全新属性。大家最熟知的例子是，单个神经元的行为很简单，但当数以亿计神经元组成庞大而动态的网络时，就会涌现出非常复杂的行为，比如思维和意识。
开放：系统不是孤立的，它无时无刻不在与外部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这恰恰是钱学森的超前之处。他认为，过去几百年的现代科学，非常擅长研究“简单系统”（比如一个杠杆、一个行星的运动），但一旦面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传统的还原论方法（即将系统拆解成部分来研究）就会失灵。
在这个宏大的理论框架下，钱学森将复杂性科学划分为不同的领域进行研究，而“人体科学”正是其中之一（等会儿还会讲到另一部分“思维科学”）。在他看来，人，就是宇宙间已知的最复杂、最高级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所以他才会把“人体科学”和量子力学、相对论的重要性作对比。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所谓的“特异功能”和气功，钱学森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
他认为，这些看似神奇的现象，很可能就是人体这个最复杂的巨系统，在与内外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时，在某种特殊的“功能态”下，所“涌现”出的特殊表现。它们不是迷信，而是等待被纳入新的科学体系进行研究的“前科学”现象。一旦能够掌握其规律加以一定控制，对个体和国家都是大有裨益的。
他“以党性保证”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句话出自1982年他给中宣部副部长的信。当时，特异功能引发了巨大争议，主流媒体发文批判。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科协，发文说不再研究特异功能。本来要在上海《自然科学》杂志上面发表的几篇研究特异功能可能性的科研论文，也因为行政压力被撤稿。
钱学森在信中，明确提到“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并举出了历史上对摩尔根遗传学、控制论、人工智能等科学的批判的例子。随后说“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
他是担心，对“人体科学”这个极具潜力的新生科学领域的探索，也会重蹈覆辙，被扼杀在摇篮里。
因此，用“党性”这种在当时语境下最郑重、分量最重的词汇作担保，其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什么神功大师站台。而是作为战略科学家的他，为了排除行政干预，为一门他认为可能引发“新科学革命”的、充满争议的新生领域，争取一个最起码的、能够自由探索的宽松空间。
之后高层的处理其实是不错的。允许少数科学家继续研究，但大众媒体不能再报道未经证实的东西，因为中国大多数人受教育程度还很低，难以分辨真假，容易被骗子利用。
后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异功能的研究在全球都停止了。中国更是如此，在钱学森的晚年，中国科研体制很大地鼓励了有短期可预测性成果的项目。作为战略科学家的他，很多构想都无法得到资金落实了。
但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钱学森的很多战略构想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下面试举几例。
战略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不仅是科学家，更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科学家。他思考的，从来不只是某个具体的科学问题，而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整体布局、根本路线和未来方向。
当他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探索因时代所限而被放弃时，他在同一时期提出的其他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议，却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了他那超越时代的惊人远见。这些建议，无一不是基于他的复杂性科学理论，以及“自主创新”、“非对称竞争”和“换道超车”的核心思想。
1. 优先发展导弹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力孱弱。在国防建设上，是优先发展更容易在局部冲突中见效的飞机，还是直接挑战技术门槛极高的“两弹一星”？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钱学森以其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和对世界军事技术格局的深刻洞察，力排众议，向中央明确建议：必须以有限的国力，优先发展导弹核武器。
他的逻辑，是典型的“非对称”战略思维：在飞机技术上，我们与美苏差距巨大，全面追赶耗资巨大且短期难以奏效。而导弹核弹，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格局的武器。拥有它，就拥有了最有效、最经济的战略威慑力，能为国家的和平发展争取到最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这一决策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2. 倡导沙产业，变劣势为优势
对于中国广袤的沙漠和戈壁，当时的主流思路是“防堵”和“治理”。而钱学森在1984年提出的“沙产业”理论，则完全是另一种思维。他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认为沙漠不应被视为负担，而是一种独特的资源。那里虽然缺水，却拥有取之不尽的太阳能和广阔的土地。他主张建立“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知识密集型农业，利用太阳能和现代生物技术，在沙漠中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如今，从内蒙古库布其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光伏农业和沙生经济，完美印证了这一将生态劣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构想。
3. 建议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的主流是“市场换技术”，幻想通过合资来追赶西方在燃油车领域的百年积累。钱学森反对，认为应当走自己的技术路线，不能亦步亦趋。1992年，他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明确建议，中国应该跳过汽油、柴油阶段，直接发展新能源汽车。
他准确预判到：在传统燃油车的赛道上，我们已远远落后，追赶无望；而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大家起跑线相近。中国如果能集中力量攻关电池、电机、电控，就有可能摆脱技术依赖，实现“换道超车”，同时还能解决国家能源安全问题。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领导者，这一逆袭证明了钱学森当年惊人的战略远见。
4. 思维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未来
在钱学森所有的战略构想中，极具前瞻性的、也与他的人体科学思想联系最紧密的，是他对“思维科学”和人工智能的深刻洞察。“思维科学”也是钱学森对复杂性科学下的一个分类。
在80年代，当世界主流AI研究还聚焦于在基于逻辑规则的“符号主义”中，试图让机器像数学家一样思考时，钱学森已经看到了这条路线的根本局限。根据他的“思维科学”框架，人类思维划分为三个层次：
抽象（逻辑）思维：即当时AI研究的主流，严谨但脆弱。
形象（直感）思维：处理图像、模式、直觉的非线性思维，这正是人类智能的强大之处，却被当时的AI所忽视。
灵感（顿悟）思维：创造力的源泉，是思维的最高层次。
未来AI发展史印证了他的理论。
钱学森实际上预言了，只靠逻辑的“符号主义AI”必将失败（后来果然迎来了AI的第二次寒冬）。他极力倡导的“形象思维”，其本质正是模式识别。这与21世纪初，由大数据和算力突破推动的深度学习革命，在思想内核上完全一致。今天的人工智能，无论是识别图片、理解语言，还是自动驾驶，其核心正是通过神经网络对海量数据进行“形象思维”式的模式学习，而非生硬的逻辑推理。（也即，从symbolism到connectionism）
而他提出的最高层次——“灵感思维”，则直指今天通用人工智能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让机器拥有真正的、从0到1的原创能力？
有关钱学森对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发展的预言和启发，中科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戴汝为，以及欧洲科学院院士、人工智能专家徐雷都提到过。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关键词。
钱学森倡导思维科学，不仅是技术上的远见，更是战略上的布局。他认为，真正强大的人工智能，必须与对人脑和思维本质的研究紧密结合。所以，研究人体科学和思维科学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他相信，一旦揭示了思维的奥秘，就能从根本上激发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引发一场比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更伟大的新科学革命。
走出“钱学森之问”
行文至此，我们再回头看网军有组织攻击钱学森的事件。这绝非偶然，因为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恰恰是对那些鼓吹“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全盘西化”、“放弃自主创新”的思潮，最有力、最彻底的回击。这恰恰是美国和殖人们最害怕的。
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为了快速发展经济，我们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选择了“跟随”和“引进”的技术路线。这种策略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其代价，是创新精神的磨损和核心技术的空心化。这才引出了世纪初的“钱学森之问”。
他反复追问：为什么我在加州理工时，校园里充满了颠覆性的创新？为什么在建国后最困难的六七十年代，我们能独立搞出“于敏构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层子模型”等世界级的原创成果？而到了后来，我们的创新却乏善可陈了？
他的答案是：“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如今我们更能够理解钱老。中国在高新科技领域从一个追随者，不可避免地走向领跑者的位置。要想不被“卡脖子”，要想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钱学森为我们指引的那条路上来：
建立强大的科技主权，发展自主的技术路线，敢于去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敢于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就是钱学森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