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怪不怪了，毕竟前段时间不是曝出了更离谱的事儿——人在ICU，“锅”从天上来。

立案环节你说被告信息不准确还情有可原，毕竟《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只需要“有明确的被告”，而非“准确的被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虽然“明确的被告”≠“准确的被告”，但实际上法律对于何为“明确的被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只是说“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　　

这个规定可以说是很宽泛了，留给立案庭自己判断的空间很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九条 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　　
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补正。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实践中，立案庭其实不会管那么多，因为立案庭更多只对起诉信息进行形式审查，只要起诉状中载明了被告的姓名、性别、住所，即便没有身份证号，很多情况下也会给你立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至于列明的信息能否准确锁定适格被告，则留给审判环节去进行实体审查。

按理来说，进入审判环节后，审判人员首先要做的就是查明被告是否准确、适格。

正如最高法在（2018）最高法行申11236号判例中所说：

协助起诉人正确确定被告是人民法院的义务；人民法院对起诉人错列被告的，虽不能迳行驳回起诉，但应加以释明引导，以准确确定被告。
同时，按照人民法院明确的释明引导变更适格被告，则是起诉人的义务；原告拒绝接受释明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虽然该案例是行政诉讼案例，但对于审判环节法院具有协助正确确定被告的义务这一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原理上是相通的。

题涉案件中，之所以执行环节会闹出这种“乌龙事件”，问题首先肯定出在审判环节。

但执行环节也别想把锅全甩给审判环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相关规定，执行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应首先对被执行人身份进行确认。

执行人员需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核对被执行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等信息，确保执行对象准确无误。

按理来说，如果颜女士向执行人员告知了自己的身份号和真实姓名，那法院不是一查就能查出来吗？！

至于两年内多次找非当事人核实吗？！

除非颜女士说的情况不全面。

颜女士说，她不认识被执行人闫某，去年她首次接到广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庭工作人员电话，称其涉及张某丽起诉解某波、闫某的经济纠纷案件（涉案金额300万元），她便及时澄清了自己与被告人闫某名字同音不同字，身份证前六位也不一致，自己也非廊坊市本地户籍。
但此后一年间，法院仍通过电话、短信及挂号信（传票）多次联系自己，她因传票姓名与实际不符而拒收。

而且令人大铁眼镜的是，新闻报道出来后，法院负责人亲自跑去颜女士工作单位送去道歉函。

6月3日，澎湃新闻从颜女士处获悉，在澎湃新闻的报道发出后，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负责人来到其工作单位，向其送去道歉函。

这……

还是那句话，办一件错案造成的负面影响，你办一百件一千件公平公正的案件都不见得能弥补回来！

权利的傲慢！

河北廊坊的颜女士，因姓名同音的缘故，被法院当作被执行人而反复地受到传唤，这件事是确凿无疑的，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

法院自己承认，信息是原告张某丽提供的，但是核实流程，完全走形式。

颜女士第一次接到电话时就澄清了自己的身份。她的名字只是同音但字不同，身份证号的前六位也不一致，并且她的户籍并不在本地。

但法院还是连续两年，用电话、短信、挂号信轰炸，甚至带着判决书，去她单位调查。

执行局称核实身份乃必要流程，不过竟连身份证号都不予核对，如此一来，此流程便形同虚设。

《民事诉讼法》要求，法院需审慎地审查证据不过，广阳区法院却直接，照抄原告所提供的信息，甚至连最基本的身份验证，都懒得去做

法院内部系统漏洞更大。

执行案件立案之时，被执行人信息录入，居然仅仅依靠原告来提交，而法院不会积极地去核对身份证号、户籍这类关键的信息。

最高法很早之前便要求执行案件需“一案双查”，即查程序方面是否存在违法情况以及干警是否存在失职行为。

广阳区法院执行局遭投诉之后，局长孙某却称“工作并无差错”，将责任推给原告，还让颜女士“自行到法院予以澄清”。

颜女士的身份证号，以及户籍，明摆着和被执行人是不一样的。不过法院不但不纠正错误，还在持续地进行骚扰。

执行人员到单位调查时，领导明确告知“不是本人”，他们依然不撤案，这已经不是失误，是失职。

最高法规定，执行异议需进行严格的审查，并且只要一旦发现错误，就理应即刻给予纠正。

广阳区法院却把“执行不能”当借口宁可折腾无辜群众，也不愿承认工作疏漏。

颜女士投诉到12368热线和法院举报中心，结果石沉大海。

直到媒体将此事曝光之后，法院这才上门进行道歉，在这之前，所有的投诉渠道都仿佛如同虚设一般。

这事暴露三大问题：

第一执行立案审查形同虚设。原告随意写个同音名字，便能得以立案，而法院也不核实身份证号、户籍等这些基本信息，系统的漏洞已然成为了骚扰的工具。

第二纠错机制严重地失效了。当事人多次进行澄清，单位的领导也出面去证明，不过执行局依旧没有撤案。内部的监督只是停留在表面形式上，非要等到舆论开始发酵了，才愿意承认错误。

第三干警的责任心集体缺失。从立案庭，到执行局，没人愿意多查一步。孙局长一句“信息是原告提供的”，这一甩锅行为，彻底暴露出了懒政思维。

最高法再三地、严肃地命令强调要“通过多种方法一起治理来破解执行方面的难题”，不过在基层，竟然连当事人的身份信息都有可能出现差错。

像颜女士这般被误伤到的人，甚至连证明自己清白这件事，都得依靠媒体来帮忙。

法院道歉了，但程序漏洞还没补。

今天能因同音名字而骚扰颜女士，明天就可能因同音名字来冻结他人财产。倘若不从根本上把立案审查的漏洞堵住，类似这样的事件只会不断地反复发生。

执行权不是任性权。

把核实身份的责任推给原告，把纠错的成本转嫁群众，这不是司法公正，这是懒政害人。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见没见过法院冻结一笔一百多万的资金，结果把公司的三十多个账户都冻结了一百多万，本来冻结一百多，一下子成了四千多。

法院误操作了，工作疏忽可以理解。

离谱的是，隔了一个月，同一个法院，把这操作又重复了一遍。

后来懂了，人不在乎。

别提了，最近网传北京三中院一执行法官助理，卷过亿执行款外套逃，被人举报后法院才发现。

结合北京三中院近期的动作，想来并非捕风捉影。

执行总是难，但有时也不难

这种民事案件出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原告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了被告的信息，但是这种不正当途径获得的信息是错的，原告把这些不正确的信息写在起诉状上了，结果法院也是草台班子根本没有任何核实的机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故意写错，让真正的被告收不到法院的传票，无法出庭最后缺席判决。总之现在司法系统就是一群草台班子。

就之前我们起诉房开，我个人非常担心把房开的码写错。结果在司法判决的里面，房开的码是错的。XL写成个XI。

人都抓麻了。

早点用A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