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面军因为路子很野（他们是唯一一支没有经过老毛整编的部队），同时因为当时中央红军吸引了绝大部分的凯申与各路军阀的火力，因此得益于发展，四方面军最初是在鄂豫陕根据地起来的（也就是跟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的红25军是一个地面上的），但后来受到围剿，于是张国焘，徐、陈、李等人率领部队离开原先根据地，开辟了川陕根据地，而吴焕等人留了下来（最后他们成为最先到达陕北的第一支外来红军）

在开辟的过程中，因为军事压力较小，因而获得较大的发展，一度兵力膨胀到6万人（号称10万）并南下入川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红四一直认为中央红军有10余万人（所以宣传时一直用号称30万中央红军赤化四川），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汇合后，当时经过长时间的无根据地作战，最初的离开苏区的10万红军主力-即当时红一军团、红三，红五加下红九，合起来大概只有削减到1.6万人左右了，再加上军委纵队与干部团合起来也不过1.8万人，也就是不足两万，与红四方面军相差悬殊。

于是张国焘作为老资格的一大代表之一，就想夺取中央最高权力，迟迟不发动松潘会战，这导致了红军会师后要北上唯有过草地一途。

当时中央红军老毛为了团结张本人，同意给张国总政委的职位，这样勉强促成了两大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当时老毛坚持要求北上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完全为了“抗日”，而是老毛亲口讲的，北上主要是为了可以从陆路获得苏联的援助武器（这也是后来西路军被错误地认为是老毛为打通与苏联的通道要发动西征的原因）。当时还未到达陕北已经失去中央苏区的红军是有被消灭的可能的，老毛当然知道飞机大炮的厉害，他要向苏联援助到飞机大炮后向凯申还击（陕北接近内外蒙，可以通过上述区域间接获得苏联武器），而南下即使成功也只能局促在四川平原一隅之地，容易产生割据政权。

于是老毛亲率右路军北上，但中途张国变卦，要求徐、陈等人回师南下，关键时刻，叶向老毛进行了紧急汇报，老毛当机立断，率领他的嫡系部队，红一与红三再加上红军大学单独北上，这就是后来缩编后的陕甘支队，而徐、陈等人再过草地，执行了张的命令，这个影视是大致真实地还原了这段历史的，只不过为了维护徐的形象，搞了一段”红军不打红军“的段子，呵呵！但实际上徐也好，陈也罢，当时他们都是张的嫡系成员之一。如果真的徐、陈D性很强，那么他们就应该跟着老毛继续北上，那样就没有西路军的事了。当然徐建国后，他是真心跟着老毛干革命的，而且在部队整风中也是极为支持张春等人的，并没有跟着那些人大闹怀R堂（搞得伍豪都镇不住了），甚至他亲自讲，要让年轻人上来做事，因为他们这些老干部有历史原因，有包袄。但是不能因为他解放后改变了，而去美化徐在前期的错误，这是要不得的，呵呵。

张国焘此时的军事力量除了原来的四方面军外，还协裹了董的红五军与罗的红九军，所以兵力达到了8万人左右，实力相当雄厚，当时只有红五军的董振堂，因为他是老毛的嫡系，他不服（还吃了张的耳光），想单独带红五军约4000人北上，但结果没人支持，因为红九军的罗炳，何长均支持张（何作为老井岗也是昏了头了），红五军团的原政委李卓然交流到四方面工作也不反对张，交流到红五军的政委黄超更是掌握密码本，同时董也没能获得留下朱等人的支持，所以董一个人势单力孤，毫无办法。

所以红四方面军南下再也没有了掣肘，但结果徐指挥的8万大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但先胜后败，被他看不起的川军刘湘等人击溃在了百丈关，原来所占的，天全-芦山-雅安-邛崃等全部丢失，部队减员过半，退入康巴地区，粮弹均缺，陷入绝境。

而北上的老毛在通过腊子口后，部队得到了大量的粮弹补给，虽然人数只有7500人，但生存环境大幅改善，老毛为了更好的指挥部队，把兵力进行了缩编成了陕甘支队，并成为自红25军后第二支到达陕北的部队，接着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连送大礼，一下子把甘陕支队的武器变得精良起来。

到达陕北后，他及时制止了，红25联合红27对红26的火拼（肃反），并对陕北的红军进行了重新的整编，徐海东特别崇敬老毛（老毛以借款为由，发现徐海东等人其实跟张国焘没什么挂葛，甚至并不把张国放在眼里），于是老毛促成了红25军与陕甘支队的合流，重新恢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总兵力重新恢复到了1.2万人，并亲率部队进行东征讨阎（就在这次东征时老毛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老毛此时又重新意气风发了，把阎老西的晋绥军按在地上摩擦，扩兵8000多人，获得了大量的粮弹与回旋空间，确保了这支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陕北的重新扎根，于是如何让四方面军再次北上就提到议程上来了。

这时苏联共产国际派来的林育英（也就是老毛后来抬棺的张浩），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和老毛一起发电，要另立中央的张北上，为了确保北上顺利，决定稍作让步，让张成立西南局，老毛这里成立西北局，也就是说给足了张的面子，接着老毛把红二六军团1.2万（即胡子，关向，任，肖克，王震的部队）与四方面军会师前给了新的番号，红二方面出现了（这是老毛怕这支主要来自他苏区+胡子的游击队合编的部队被张吞并的提前举措，确保中央对红二方面军的掌控，于是在这三方的共同催促下，张不得已再次北上，但最终结果到达会宁会师的是二方面军全部，而四方军只有1.2万人，另外徐、陈等人率领的2.2万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后，他们称受到了中央的指示要发动“宁夏战役”，但老毛从来没有同意过他们要去“抢地盘式的宁夏战役”，而且即使要发动，也要到达陕北会师后统一行动，这是谁的主意一目了然。

因为当时张国焘成立过第二中央，虽然形式上取消了，但是他的影响力还在（章还在），只有会师后，把问题全部拨乱反正（梳理上下通道，这也是张最怕的，因为他怕被架空），三大红军才能完全合流，这样统一领导后，老毛再去发动宁夏战役，就会由他指挥部队各自配合，前后相继，就不会出现西路军的总崩溃（马步芳并非不可战胜），当时其实陕北的军事威胁是远小于原苏区的，张学良的东北军打内战，因为他们也是外来客，真的是不行，除了武器装备精良外，战斗力真的是只会频频送人头。杨虎的西北军跟红军是眉来眼去，根本不想跟红军死拼只想保地盘，阎老西的晋绥军的战斗力更弱（他后来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小鬼子，国军，红军他一个都打不过，都不敢得罪），所以这些地方军阀根本经不起，与大量凯申的国军精锐恶战过的红军的冲击，呵呵！所以那些说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就要灭亡的论调可以休矣。红军奠基陕北所得到的空间与军事形势是远远胜过赣闽粤的苏区的，唯一不如苏区的就是经济，苏区有钨矿（德国法西斯为了它甚至愿意出先进武器来交换），如果给老毛一定的时间，南面有陈济棠暗渡陈仓，老毛的德械师可能就要出来了，呵呵。老毛与凯申的苏区之战其实也是资源之争，最后凯申的德械师出来了，呵呵。

西路军单独出击，由于没有得到陕北的合力与统一指挥（子弹粮食没有得到补充的情况下），加上他的目的是要抢地盘，所以最终失败是可以想象的，除非他的对手都是一些地方土匪，但是他的对手是机动力很强，武器弹药充足的地头蛇马步芳。

马家军的意图一直是，你要过道没问题，我放过头，只击尾（没必要跟你死耗），但是你要来抢地盘，那就是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非跟你死磕不可。

当时老毛很焦急，不仅因为西路军有2.2万人没到陕北损失太大，而且他的嫡系董的红五军被协裹在内，为此他组建了由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的援西军，但结果没有救出来。因为西路军数次可以东返，但是他们就是不肯回头，这是导致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真正原因。

高台之战，来自红一的红五军苦战十二天，红四就在旁边看着，一直看到红五军全军覆没，董振堂战死。总指挥事后说，他对高台之战一无所知。

手下一共三个军，一个军十二天没有消息，这个总指挥居然不急。

网友、学者乃至一大堆开国元勋都骂张国焘，说“没有摆脱张国焘路线”，可中共就只有一个张国焘路线坏过事吗？李德博古路线坏过事没？后来的王明左右横跳危害不大？怎么中共这几次都可以死里逃生，放张国焘这儿，西路军就全军覆没了？

无论是中央还是军事长官，整个革命过程中就只有西征的时候犯错，其他时候不犯错？只有西征的时候意见相左，其他时候就不了？毛主席跟林彪没吵过？都“还能打多久了”；毛主席跟彭德怀没吵过？“在延安你骂了我40天娘”各位耳熟能详吧？除了这种日常的互不认同，直接杀人的政治肃反也不止一次了，夏曦的地狱笑话前阵子可还名声在外呢，搞得多新鲜似的。

马步芳残暴、统治坚固。这对吗？这对。但是其他国民党反动派就温和了？“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不是马步芳说的吧？整个长征途中，红军除了播种宣传外，取得了多少实实在在的兵源？你走过路过连根据地都没法建，能发动组织吸收几个人民进来？要真能在地方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暴兵，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也不会只剩7000多人了，怎么到西征了就赖自己是没机会从马步芳手里争取群众了？

还有指责军事指挥决策错误的。我看大家也经常翻军事史，尤其是那帮反华教徒，翻得越多就越该清楚，中共在抗战、解放战争中出过的岔子、付出过的牺牲比比皆是。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怎么可能存在从班排到军团必须永远胜利永远正确，否则就会全军覆没的道理呢？

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问题发生会引发严重后果，但是全军覆没中存在这些问题，不等于这些问题一定导致全军覆没。

那么这场惨痛失败的真正核心原因在哪儿呢？

先放两段文字。

高台战斗——1936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率领下，撤离甘肃省山丹、永昌地区西进。国民党军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集中兵力实施尾追，西路军边打边进。1937年1月1日拂晓，红5军军长董振堂率第13师第39、第45团和总指挥部骑兵师、特务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攻占高台，迫守军保安队、民团等1400余人投降，其中一部接受改编。随后红5军即位于高台，西路军总指挥部及红9、红30军则集中于临泽（今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倪家营子一带，待机歼敌。1月中旬，尾追西路军的马步芳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到达上述地区。12日，敌以一部兵力牵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集中4个旅另3个团和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向孤立突出的高台红5军发起进攻。红5军依托城外工事抗击数日后，被迫退入城内坚守。20日，马步芳部全力攻城，红5军英勇抗击，后因收编的民团叛变，开城门接应，使马步芳部突入城内。红5军与其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高台失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红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大部牺牲。在此期间，西路军总指挥部曾派骑兵师驰援高台，途中因遭马步芳部截击，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以下大部牺牲。

倪家营子战斗——1937年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各部在高台战斗后，分别由临泽（今蓼泉镇）、倪家营子、沙河堡（今临泽县城）等地向南转移，准备经甘州以南地区东返，至23日，全军进至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部发觉红军转移，即调重兵对红军实施堵击和追击。红30军对追击之敌进行反击，取得击溃追敌1个团，全歼1个宪兵团的胜利。随后，西路军领导人为调动和寻机歼灭敌人，于28日率全军返回倪家营子地区。1月31日～2月1日，马步芳部以步骑兵5个旅另1个团和大批民团，在炮火掩护下分由西南和东北连续猛攻倪家营子。西路军英勇抗击，毙伤其600余人，自身伤亡400余人。至2月中旬，西路军又先后击退马步芳部大规模进攻八九次，歼其近万人，自身亦伤亡很大，全部兵力不足万人。2月15～16日，马步芳部在调整部署后又发起全面进攻。西路军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及伤病员一起上阵，依托村寨顽强抗击，与之反复争夺，坚守了阵地。21日晚曾突围向西北转移至威敌堡，因地形不利，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从22日起，马步芳部又集中兵力围攻倪家营子。西路军忍饥耐寒，苦战5昼夜，毙伤其旅、团长以下1500余人，但西路军伤亡亦大，于27日晚再次突围转至威敌堡、东柳沟、西柳沟和南柳沟地区。28日，马步芳部跟踪追击，将西路军包围。3月上旬，西路军与其血战5昼夜，终因伤亡过重被迫于11日夜向南突围。12日，在梨园口至康龙寺一带同尾追之敌3个骑兵旅及2个步兵团浴血鏖战，部队大部损失。红9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红25师政治委员杨朝礼牺牲。西路军总部率余部约3000人，边打边退入祁连山。至此，西路军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失败。

据网上流传，《胡耀邦传》中提到过这么一件事：在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问胡耀邦，什么叫军事？胡讲了书本上的很多，毛说：“没这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泽东又问胡耀邦：什么叫政治？胡又说了很多，毛又说：“没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现在重新审视前面引用的那两段文字，尤其结合我特意加粗的部分，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面前：

1、西路军西征/河西战役期间，从始至终贯彻“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一军事精髓的，不是西路军，而是马步芳。

在水网交错、地貌复杂的长江以南，自古无数豪杰一旦陷入相持或围困，容错率都会迅速跳水，一着不慎就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而中国工农红军，尤其是毛主席接过指挥权之后的红军，是几乎唯一能够在这种不利于机动灵活的环境里，依然能够凭借机动灵活做到“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部队——在火力和兵力处于劣势甚至巨大劣势的前提下，就是靠绝对保证“打不赢就跑”，才能将无数“打的赢就打”的小胜积累为大胜，一次次的突破困境，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但当战场从南方换成西北时，红军“打不赢就跑”的特质就被拿掉了。

与南方不同，青甘宁地处高原，戈壁遍布，生态恶劣，又与蒙古地区接壤。空旷稀疏的环境所导致的过大的活动范围决定了，人对机动性要求远超南方甚至华北，而在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能帮助人满足这个标准的助力有且只有马为代表的畜力。

所以当地的很多青壮平时都有养马的习惯，好骑善射，战斗力强。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战斗还是生活，无论是军事活动还是政治统治，自然也需要充足的马群资源来支撑。

然而西路军西征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在西路军攻占武威后，马步芳调集了30490人的正规军和79000多人的民团，其中又包括各种轻重武器乃至飞机大炮；而根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西路军只有21800人，排除妇孺和伤员，有战斗力的不过13000人，人手一枪无法做到，每把枪的子弹也在5-25颗不等。

兵力和火力悬殊吗？你可以认为悬殊，但也可以认为不悬殊，因为红军经常面临这种兵力和火力劣势的局面。

真正的问题是马匹数量的差距：马步芳围剿西路军的物资里，包括正规军的13000匹马和民团的47000匹马，即总共60000匹马；

而西路军只有一个骑兵师，200匹马。

这300倍的马匹数量劣势才是致命的。

因为即便兵力和火力不足，如果红军能够保证机动性，在不断的运动中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以及利用地形阻滞敌人，制造出时间差和空间隔离，就可以集中自身的力量将敌人各个击破，即便不能大获全胜，也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300倍马匹的数量劣势下，红军对马步芳来说跟蜗牛没有任何区别——两条腿跟四条腿在大戈壁上玩游击？

原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回忆说：“为了避开敌人的袭扰，我军改为夜间行军。然而 （我们的）两条腿无论如何也是跑不过敌人的四条腿——骑兵。运动速度上的悬殊，已使我军处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本就劣势的兵力和火力中，又被逼的只能一次次的固守，“结硬寨打呆仗”，一夜回到李德博古时代，你不全军覆没谁全军覆没？

在机动性差距悬殊的令人发指的情况下，红军对于马步芳的作战模式，尤其是骑兵作战模式的陌生让情况变得更加恶化。

比如马步芳的骑兵非常善于在戈壁上发动集群冲击，一旦被其突破前沿阵地，西路军就得被迫进行近身格斗，往往腾挪不过三五步，出枪不过三四尺，就被疾如旋风的青马骑兵用锋利的“河州军刀”劈倒；

即便集群突击未奏效，青马骑兵也能够在黄土塬的漫长沟壑内进行快速包抄至西路军的侧后方发起冲击；

此外，这帮青马骑兵的步枪上还装有两条长铁叉，架在马头上于行进间射击，下马后又可以在地上当支架，保证射击精度。

应对这种骑兵战法的方式，在当时只有两种，一是同样拥有骑兵以快应快；

二是利用地形和工程障碍给骑兵降速，同时加大火力密度。

问题是，西路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如果部队在防御前一字排开，则单位正面火力无法遏制骑兵冲击；

如果收缩防线，用步枪打“排子枪”，又会导致防线上防御间隙过多。而西路军在当时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还不善于利用地形和改造地形来收缩防线，减少防御中的空隙，从而导致敌军骑兵可以趁虚而入完成分割包围。

我军在日后对西北诸马的作战中，选择了第二条路，在不断的失败中总结教训、学习和提高。但即便如此，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火力劣势被弥补前，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终于组建大规模骑兵进行西北剿匪前，我军依然在马步芳和西北诸马这里吃了不少亏，以至于我军的一些指战员在晚年回忆的字里行间，都透着对青马的巨大忌惮，这是在面对国民党其他部队，甚至在面对日军、美军时都较为罕见的。

凡此种种，概不赘述，无一不是雪上加霜。

2、西路军西征/河西战役期间，从始至终贯彻“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一政治精髓的，依然不是西路军，而是马步芳。

马步芳在青甘地区的统治有多么铁板一块，我认为无须赘述。仅从数据上，他通过保甲制的贯彻，建立和维系了107个民团共计15万余人足以说明这一点。

但这甚至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说红军在长征期间，尤其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期间，围剿红军的中央军与地方军阀、地方军阀各自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蒋介石想要趁机削弱乃至吞并地方军阀，地方军阀则竭力避免这一点因而消极剿共，红军正是抓住这些矛盾，创造了无数时间差和空间隔离，为自己的辗转腾挪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西路军在西北面临的局面是完全相反的——

早在1933年，蒋介石为了削弱冯玉祥在察北的势力，就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军进入西北，可谓“驱虎吞狼”。结果就是，即便孙殿英和马鸿逵有私交的情况下，马家军依然联合起来，以4万兵马对抗孙殿英的7万部队。最后孙殿英遭到惨败，被俘6000余人，溃军2万余人被阎锡山收编。

仅从此事就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西北诸马凭借马群，战斗力强悍；二是西北诸马虽然相互割据，但是一旦有外部势力进入，就会步调一致共同进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围剿陕北红军时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将活动范围控制在了西北诸马的统治区外围，在西征真正开始前（即很多答主描述的宁夏战役计划泡汤的时间点），在分割了红军后就不再全军进行追击，蒋介石也没有率领中央军“空降”青海、甘肃，亲自微操，而只是发电报将后续“剿共”的任务交给了马步芳。

于是情况显而易见：

从政治上，不只是局势恶化后被迫开启的西路军西征本身，而是中共在当时提出打通和苏联的交通线的计划本身就是错误的。

因为无论是西征青马甘马还是北征宁马，无论当时红军出击的两部有没有被切断，无论红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有没有犯错，都会触犯马家军的核心利益，导致马家军和中央军团结一致全力绞杀红军。

而以红军当时的实力，在西北戈壁环境下面对团结一致的反动军队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综上两条可知，从宁夏战役计划到西征的整个计划到实施，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把自己放进了一个必败的局面中。

至于说破局办法，从政治上自然就是继续坚持之前的分化蒋介石与张杨阎，利用双方的矛盾获得喘息的空间；

军事上则不要冒进，妄图直接吞下宁夏从而陷入和西北诸马全面对抗的局面，而是应当一方面派遣小股武装在宁夏建立游击区，另一方面对三马的正规军、民团和基层进行渗透，逐步了解掌握进而尝试利用三马军事体系内部和三马之间的矛盾，分化诸马，乃至争取其部分武装起义反正。

如果无法完成，则让各游击队向绥远、察哈尔地区转移，尝试建立和扩大骑兵部队，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三马主动进剿时袭击宁夏，牵制敌军，或在实力真正壮大后配合陕北中央再图宁夏。

在这个基础上，将红军全军的“骡马化”作为最高优先级目标，制定和实施马政，全力开掘各个可能的渠道获得足够的马匹，靠水磨工夫构建红军在西北地区的“打不赢就跑”的基本自保条件。

这样即便没有出现西安事变这样的大事件，且最坏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终归合流围剿，我军依然可以利用加强后的机动性北上，在整个漠南蒙古范围和敌人周旋，虽然可能无法取得革命胜利，但至少能够保留一些革命火种。

更何况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抗日战争迟早要爆发，只要拖到日军全面侵华，打散华北华中华南的力量构成，中共就可以如现实中一样，将力量释放进这些地区，将革命局势彻底盘活。

凯丰：张国焘领导下的R4有着强烈的军阀主义和土匪主义作风。R4整体性缺乏党性，拉帮结派，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与群众关系极差，农军赤卫队水平的战斗力自始至终贯穿着这支队伍，直到延安整风结束之后，对干部进行大规模学习教育，对战士进行大规模整训才得以改观，但依然是毛病多多。1936年11月的西路军正是R4军阀作风下的一个产物。80年代后，西路军R4帮派群体性翻案、栽赃、甩锅只是说明一个道理：活得久的人就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而发明历史！！！

没有教员四渡赤水，中央红军会比西路军还惨。湘江突围已经去了大半条命。

西路军那帮人没有教员的水平。

1937年一月初，西路军西进至临泽，高台地区，陷入西进不能，东退有敌，进退两难的极困难境地，而此时的西路军战斗兵力约九千，可以说是战力尚存。中央军委看到西路军叫苦电报后，直接指令全军集结富裕的高台，临泽二县城，与敌做决战。然而西路军最高指挥的部署却违反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将三个军分散部署在高台，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四处，在中央军委强调的高台，临泽二县城仅仅部署了最弱的第五军，随后又不关心高台局势，导致高台区区两三千人被马家军两万围攻七日而我方援军不达，红五军主力被歼，西路军从此陷入被敌人各个击破的败局。连续血战后，在三月基本解体。

令人感叹的是，当西路军在三月中旬解体覆灭时，国共谈判已经基本达成协议，国民党甚至都指示马家军停战——叶剑英守着顾祝同，亲眼看着电文发的。如果西路军多坚持一两个月，甚至半个月，都绝不会是全军覆没的下场。

先看西路军叫苦电报:

（三）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

此时西路军实际兵力约九千，尚有一战之力:

（一）西路军实力：五军仍四个团，每团约八百人，骑团约百余。内有新兵约一千，九军只三个团，每团约八百余。骑团百五十余。三十军六个团，每团约六百余。骑师约三百余骑。弹药极少，刀枪甚缺，此次由永昌行军共减员八百余。

于是中央军委的指示是在临泽，高台二城立脚，进行决战反攻:

其理由是:你们面前的敌人除了马家军外再无他敌 而马家军距离其老巢亦远，后勤必然也是困难，你们集中兵力占领临泽，高台有粮地区全力反攻，只要能消灭敌军一部，就能稳住阵脚，度过寒冬，否则将来困难会更大。

那么军委的指示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其道理，对比二万西路军，马家军的优势在于其骑兵，但后勤负担也在于骑兵要比步兵大多少倍。以八路军的骑兵团为例，一个骑兵连一天需要粮草近三千斤，一个团四百匹战马，三天就能把一个村子的粮草水吃光喝光

当时，骑兵的粮草主要依靠就地征集，每个连一天大概需要八百斤粗粮、两千斤草（包括烧饭用的柴草）……
战马的日常食量为粗粮八斤、草料十二斤，再加上人的消耗和烧饭的柴草，全团每天除了需要征集三千斤粮草，还要派一半人手到野外割青。四百匹军马在村子里驻扎三天，那地方就粗粮光、谷草光、饮水光，被老百姓戏称为“骑兵团的三光”……，

而马家军为了消灭西路军，出动了十万以上的兵力和数以万计的战马:

时任青海电讯社长的陈秉渊先生当年曾全程采访西路军西进过程的战事，后来还曾在马
步芳部的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据他估算：……总计兵力竟有115000余众，马60000余匹。
陈老先生是记者出身，可能说得略显夸张。而时任的马家军河西前线总指挥部参谋长的
张时之先生、青海海南警备司令部骑兵第一旅参谋长常正先生皆为行伍中人，他们的计算显得要加精准一些:
……
以上参战正规军人数共计27198人
参战民团人数：……“马家军”正规军和民团参战人员总计为77198人。

如上图所示 就算"十万兵力，六万战马"是夸张，以两万马匹计，这些军马的粮草需求可想而知是多么巨大的天文数字?

而且当时正值严冬，气候酷寒，野无荒草。如下图所示，高台，临泽也是远离马匪老巢千里之遥，马匪又不善攻城，高台战斗中马匪二万，攻高台三千红军，尚且十天才能攻破，就是明证。因此，如果西路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三军合力死守高台临泽二城的话，击退马匪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然而，西路军在37年一月初的实际部署却不是中央军委指示的铁核桃，而是首尾难以呼应的一字长蛇阵，直接导致之后的一系列被动惨祸:

这个时期西路军的兵力分布状况为：
西路军主力（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红三十军、红九军主力：集结于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倪家营子一带。
红九军一部和西路军骑兵师：沙河堡（今临泽县城）一带。
抚彝县城（今临泽县蓼泉镇，当是亦称“临泽”）：总供、总卫两部机关、兵工厂、医院、后勤人员及妇女独立团一部，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所率的红三十七、红四十三团驻扎在城南郊外。
高台县城：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红三十九团、红四十五团、特务团4个连、骑兵团2个连及军部直属队3000余人驻守。
高台、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这四个点大致呈一字长蛇分布，相邻两点间一般相距30华里~50华里，但两个端点高台——倪家营子则最近也相距120里左右，大约一天半到两天的徒步行程。
这个一字长蛇的分布态势对西路军是相当不利的。而最不利的驻节点，就是兵力相对小，非战斗人员很多的高台、临泽两城。这两个驻节点兵力均显薄弱，在被分割包围的情况下难以互援——援彼则此危，援此则彼危，而西路军主力所在的倪家营子跟这两点都在百里
以上，且地势平坦，倘若出援，敌骑兵集团可凭借其优越的机动速度和冲击力，可给予以有效阻扼和杀伤…
“马家军”战场总指挥马元海正是打的“各个击破”的主意。
结果，这一字长蛇阵上的各薄弱点相继被兵力集中的“马家军”分割包围乃至各个击破。……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西路军按照中央军委指示，是主力集中而不是被各个击破，是力守城池而不是连番游离后困守倪家营子单纯的村落，西路军就算还赢不了，打成僵持，至少比史实多坚持一两个月还是做得到的。只要坚持到1937年四五月，国共早已达成协议，西路军绝对能保存下来，而不是全军覆没的结局。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呢。

彭在自述中说过，如果四方面军不去西征，和二方面军一起来和一方面军会师，互相配合作战，可以拿下整个陇东和宁夏一带，乃至整个甘肃，后面在抗战中的地位就会更加优越，也会更加积极有利。

但他奉命率部队去接应四方面军的时候，被张老四坑了两次。

第一次约定相互配合，打胡宗南部队，消灭敌人一部，可以给红军会师后在陕北落脚打开局面。张一直说好，但一方面军到达预定位置之后，四方面军盘桓不进，坐失战机。

第二次又商定一个作战方案，仍然是准备打击援敌，但原定的会师日子到了，张和朱先到，部队未到。彭问部队呢，张回答说，已经下令渡河西征了。

所以之后山城堡战役的时候，一方面军自己单干，就是因为彭被张老四坑了两次之后，不相信张了，下决心一方面军自己干。

长征西路军的失利，给不久后的事得八年抗战造成极为负面影响。第一点导致八路军军力大幅度削弱，否则八路军极有可能整编为5个师，大批经历过长征的老兵，华北敌后抗战将开展的更加顺利。第二点，红五军团覆没，导致八路军丧失了唯一一只河北山东籍为主体的出身西北军的军官团，以董振堂将军为首的原西北军军官团在河北山东拥有广泛的关系网和影响力，比如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士官学校，董振堂的亲哥哥董升堂就是29军38师旅长，在抗战中是张自忠副手，以董振堂的资历，在华北抗战中，更容易发动群众整合各个抗战力量。比如负责开拓冀中根据地的孟庆山只不过是红五军团的营长，想象一下本身就是河北人的董振堂来到冀中是什么局面！！！同时，董更适合成为晋察冀和山东根据地的第一军事主官，相比聂，陈对抗战和解放战争的作用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