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乃至相关多个话题的答主，不厌其烦的搜刮史料、地方志和回忆录，堆叠了无数细节，归纳下来，主要就是强调西征军事上的失败在于具体的决策失措、兵力劣势、指挥官的离心离德甚至是勾心斗角。
有骂张国焘的，有阴阳怪气毛主席的，有讥讽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有怒斥三马残暴的，有说两个马家靠宗教迷惑群众，导致无法做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还有赖苏联的，以及膝盖一软大呼“少帅拯救了中共”的。
不能说这些事情本身是假的，因为都有史料可依；但问题是，全军覆没中存在这些问题，就等于这些问题一定导致全军覆没吗？
网友、学者乃至一大堆开国元勋都骂张国焘，说“没有摆脱张国焘路线”，可中共就只有一个张国焘路线坏过事吗？李德博古路线坏过事没？后来的王明左右横跳危害不大？怎么中共这几次都可以死里逃生，放张国焘这儿，西路军就全军覆没了？
无论是中央还是军事长官，整个革命过程中就只有西征的时候犯错，其他时候不犯错？只有西征的时候意见相左，其他时候就不了？毛主席跟林彪没吵过？都“还能打多久了”；毛主席跟彭德怀没吵过？“在延安你骂了我40天娘”各位耳熟能详吧？除了这种日常的互不认同，直接杀人的政治肃反也不止一次了，夏曦的地狱笑话前阵子可还名声在外呢，搞得多新鲜似的。
马步芳残暴、统治坚固。这对吗？这对。但是其他国民党反动派就温和了？“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不是马步芳说的吧？整个长征途中，红军除了播种宣传外，取得了多少实实在在的兵源？你走过路过连根据地都没法建，能发动组织吸收几个人民进来？要真能在地方军阀的眼皮子底下暴兵，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也不会只剩7000多人了，怎么到西征了就赖自己是没机会从马步芳手里争取群众了？
还有指责军事指挥决策错误的。我看大家也经常翻军事史，尤其是那帮反华教徒，翻得越多就越该清楚，中共在抗战、解放战争中出过的岔子、付出过的牺牲比比皆是。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怎么可能存在从班排到军团必须永远胜利永远正确，否则就会全军覆没的道理呢？
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问题发生会引发严重后果，但是全军覆没中存在这些问题，不等于这些问题一定导致全军覆没。
那么这场惨痛失败的真正核心原因在哪儿呢？
先放两段文字。
高台战斗——1936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率领下，撤离甘肃省山丹、永昌地区西进。国民党军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集中兵力实施尾追，西路军边打边进。1937年1月1日拂晓，红5军军长董振堂率第13师第39、第45团和总指挥部骑兵师、特务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攻占高台，迫守军保安队、民团等1400余人投降，其中一部接受改编。随后红5军即位于高台，西路军总指挥部及红9、红30军则集中于临泽（今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倪家营子一带，待机歼敌。1月中旬，尾追西路军的马步芳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到达上述地区。12日，敌以一部兵力牵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集中4个旅另3个团和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向孤立突出的高台红5军发起进攻。红5军依托城外工事抗击数日后，被迫退入城内坚守。20日，马步芳部全力攻城，红5军英勇抗击，后因收编的民团叛变，开城门接应，使马步芳部突入城内。红5军与其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终因力量对比悬殊，高台失守，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及红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大部牺牲。在此期间，西路军总指挥部曾派骑兵师驰援高台，途中因遭马步芳部截击，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道贤以下大部牺牲。
倪家营子战斗——1937年1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各部在高台战斗后，分别由临泽（今蓼泉镇）、倪家营子、沙河堡（今临泽县城）等地向南转移，准备经甘州以南地区东返，至23日，全军进至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部发觉红军转移，即调重兵对红军实施堵击和追击。红30军对追击之敌进行反击，取得击溃追敌1个团，全歼1个宪兵团的胜利。随后，西路军领导人为调动和寻机歼灭敌人，于28日率全军返回倪家营子地区。1月31日～2月1日，马步芳部以步骑兵5个旅另1个团和大批民团，在炮火掩护下分由西南和东北连续猛攻倪家营子。西路军英勇抗击，毙伤其600余人，自身伤亡400余人。至2月中旬，西路军又先后击退马步芳部大规模进攻八九次，歼其近万人，自身亦伤亡很大，全部兵力不足万人。2月15～16日，马步芳部在调整部署后又发起全面进攻。西路军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及伤病员一起上阵，依托村寨顽强抗击，与之反复争夺，坚守了阵地。21日晚曾突围向西北转移至威敌堡，因地形不利，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从22日起，马步芳部又集中兵力围攻倪家营子。西路军忍饥耐寒，苦战5昼夜，毙伤其旅、团长以下1500余人，但西路军伤亡亦大，于27日晚再次突围转至威敌堡、东柳沟、西柳沟和南柳沟地区。28日，马步芳部跟踪追击，将西路军包围。3月上旬，西路军与其血战5昼夜，终因伤亡过重被迫于11日夜向南突围。12日，在梨园口至康龙寺一带同尾追之敌3个骑兵旅及2个步兵团浴血鏖战，部队大部损失。红9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红25师政治委员杨朝礼牺牲。西路军总部率余部约3000人，边打边退入祁连山。至此，西路军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失败。
据网上流传，《胡耀邦传》中提到过这么一件事：在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问胡耀邦，什么叫军事？胡讲了书本上的很多，毛说：“没这么复杂，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毛泽东又问胡耀邦：什么叫政治？胡又说了很多，毛又说：“没这么复杂，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现在重新审视前面引用的那两段文字，尤其结合我特意加粗的部分，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面前：
1、西路军西征/河西战役期间，从始至终贯彻“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一军事精髓的，不是西路军，而是马步芳。
在水网交错、地貌复杂的长江以南，自古无数豪杰一旦陷入相持或围困，容错率都会迅速跳水，一着不慎就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而中国工农红军，尤其是毛主席接过指挥权之后的红军，是几乎唯一能够在这种不利于机动灵活的环境里，依然能够凭借机动灵活做到“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部队——在火力和兵力处于劣势甚至巨大劣势的前提下，就是靠绝对保证“打不赢就跑”，才能将无数“打的赢就打”的小胜积累为大胜，一次次的突破困境，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但当战场从南方换成西北时，红军“打不赢就跑”的特质就被拿掉了。
与南方不同，青甘宁地处高原，戈壁遍布，生态恶劣，又与蒙古地区接壤。空旷稀疏的环境所导致的过大的活动范围决定了，人对机动性要求远超南方甚至华北，而在前工业化时代的中国，能帮助人满足这个标准的助力有且只有马为代表的畜力。
所以当地的很多青壮平时都有养马的习惯，好骑善射，战斗力强。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中，无论是战斗还是生活，无论是军事活动还是政治统治，自然也需要充足的马群资源来支撑。
然而西路军西征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在西路军攻占武威后，马步芳调集了30490人的正规军和79000多人的民团，其中又包括各种轻重武器乃至飞机大炮；而根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西路军只有21800人，排除妇孺和伤员，有战斗力的不过13000人，人手一枪无法做到，每把枪的子弹也在5-25颗不等。
兵力和火力悬殊吗？你可以认为悬殊，但也可以认为不悬殊，因为红军经常面临这种兵力和火力劣势的局面。
真正的问题是马匹数量的差距：马步芳围剿西路军的物资里，包括正规军的13000匹马和民团的47000匹马，即总共60000匹马；
而西路军只有一个骑兵师，200匹马。
这300倍的马匹数量劣势才是致命的。
因为即便兵力和火力不足，如果红军能够保证机动性，在不断的运动中调动敌人，分散敌人，以及利用地形阻滞敌人，制造出时间差和空间隔离，就可以集中自身的力量将敌人各个击破，即便不能大获全胜，也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300倍马匹的数量劣势下，红军对马步芳来说跟蜗牛没有任何区别——两条腿跟四条腿在大戈壁上玩游击？
原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回忆说：“为了避开敌人的袭扰，我军改为夜间行军。然而 （我们的）两条腿无论如何也是跑不过敌人的四条腿——骑兵。运动速度上的悬殊，已使我军处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本就劣势的兵力和火力中，又被逼的只能一次次的固守，“结硬寨打呆仗”，一夜回到李德博古时代，你不全军覆没谁全军覆没？
在机动性差距悬殊的令人发指的情况下，红军对于马步芳的作战模式，尤其是骑兵作战模式的陌生让情况变得更加恶化。
比如马步芳的骑兵非常善于在戈壁上发动集群冲击，一旦被其突破前沿阵地，西路军就得被迫进行近身格斗，往往腾挪不过三五步，出枪不过三四尺，就被疾如旋风的青马骑兵用锋利的“河州军刀”劈倒；
即便集群突击未奏效，青马骑兵也能够在黄土塬的漫长沟壑内进行快速包抄至西路军的侧后方发起冲击；
此外，这帮青马骑兵的步枪上还装有两条长铁叉，架在马头上于行进间射击，下马后又可以在地上当支架，保证射击精度。
应对这种骑兵战法的方式，在当时只有两种，一是同样拥有骑兵以快应快；
二是利用地形和工程障碍给骑兵降速，同时加大火力密度。
问题是，西路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如果部队在防御前一字排开，则单位正面火力无法遏制骑兵冲击；
如果收缩防线，用步枪打“排子枪”，又会导致防线上防御间隙过多。而西路军在当时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还不善于利用地形和改造地形来收缩防线，减少防御中的空隙，从而导致敌军骑兵可以趁虚而入完成分割包围。
我军在日后对西北诸马的作战中，选择了第二条路，在不断的失败中总结教训、学习和提高。但即便如此，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军火力劣势被弥补前，乃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终于组建大规模骑兵进行西北剿匪前，我军依然在马步芳和西北诸马这里吃了不少亏，以至于我军的一些指战员在晚年回忆的字里行间，都透着对青马的巨大忌惮，这是在面对国民党其他部队，甚至在面对日军、美军时都较为罕见的。
凡此种种，概不赘述，无一不是雪上加霜。
2、西路军西征/河西战役期间，从始至终贯彻“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一政治精髓的，依然不是西路军，而是马步芳。
马步芳在青甘地区的统治有多么铁板一块，我认为无须赘述。仅从数据上，他通过保甲制的贯彻，建立和维系了107个民团共计15万余人足以说明这一点。
但这甚至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说红军在长征期间，尤其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期间，围剿红军的中央军与地方军阀、地方军阀各自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蒋介石想要趁机削弱乃至吞并地方军阀，地方军阀则竭力避免这一点因而消极剿共，红军正是抓住这些矛盾，创造了无数时间差和空间隔离，为自己的辗转腾挪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西路军在西北面临的局面是完全相反的——
早在1933年，蒋介石为了削弱冯玉祥在察北的势力，就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军进入西北，可谓“驱虎吞狼”。结果就是，即便孙殿英和马鸿逵有私交的情况下，马家军依然联合起来，以4万兵马对抗孙殿英的7万部队。最后孙殿英遭到惨败，被俘6000余人，溃军2万余人被阎锡山收编。
仅从此事就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西北诸马凭借马群，战斗力强悍；二是西北诸马虽然相互割据，但是一旦有外部势力进入，就会步调一致共同进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围剿陕北红军时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将活动范围控制在了西北诸马的统治区外围，在西征真正开始前（即很多答主描述的宁夏战役计划泡汤的时间点），在分割了红军后就不再全军进行追击，蒋介石也没有率领中央军“空降”青海、甘肃，亲自微操，而只是发电报将后续“剿共”的任务交给了马步芳。
于是情况显而易见：
从政治上，不只是局势恶化后被迫开启的西路军西征本身，而是中共在当时提出打通和苏联的交通线的计划本身就是错误的。
因为无论是西征青马甘马还是北征宁马，无论当时红军出击的两部有没有被切断，无论红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有没有犯错，都会触犯马家军的核心利益，导致马家军和中央军团结一致全力绞杀红军。
而以红军当时的实力，在西北戈壁环境下面对团结一致的反动军队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综上两条可知，从宁夏战役计划到西征的整个计划到实施，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把自己放进了一个必败的局面中。
至于说破局办法，从政治上自然就是继续坚持之前的分化蒋介石与张杨阎，利用双方的矛盾获得喘息的空间；
军事上则不要冒进，妄图直接吞下宁夏从而陷入和西北诸马全面对抗的局面，而是应当一方面派遣小股武装在宁夏建立游击区，另一方面对三马的正规军、民团和基层进行渗透，逐步了解掌握进而尝试利用三马军事体系内部和三马之间的矛盾，分化诸马，乃至争取其部分武装起义反正。
如果无法完成，则让各游击队向绥远、察哈尔地区转移，尝试建立和扩大骑兵部队，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三马主动进剿时袭击宁夏，牵制敌军，或在实力真正壮大后配合陕北中央再图宁夏。
在这个基础上，将红军全军的“骡马化”作为最高优先级目标，制定和实施马政，全力开掘各个可能的渠道获得足够的马匹，靠水磨工夫构建红军在西北地区的“打不赢就跑”的基本自保条件。
这样即便没有出现西安事变这样的大事件，且最坏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终归合流围剿，我军依然可以利用加强后的机动性北上，在整个漠南蒙古范围和敌人周旋，虽然可能无法取得革命胜利，但至少能够保留一些革命火种。
更何况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抗日战争迟早要爆发，只要拖到日军全面侵华，打散华北华中华南的力量构成，中共就可以如现实中一样，将力量释放进这些地区，将革命局势彻底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