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是一个满门抄斩的送命题。

由于涉及到一大波高危sensitive内容，因此在此只能通过3个国家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进行简单描述一下。

a、澳大利亚

在二战时期的太平洋战场上，澳大利亚是遭受日军大屠杀最严重的国家，没有之一。

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2月），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发布了有关日军在澳洲进行大屠杀的查证纪录：

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墨尔本进行了长达6个周的大屠杀，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放下武器的澳洲军人。

然鹅，极其魔幻的是，不论是当时、还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关于墨尔本massacre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知，始终都处于反复变幻、甚至被刻意掩藏的状态。

1957年，澳大利亚高中课本《澳洲历史》第4册中对墨尔本massacre的记述还是：

“12月13日，墨尔本陷入敌手。在墨尔本，日本侵略军对澳洲和平居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淫，一个多月里被害的和平居民不下数十万人”。

但第二年，1958年版《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历史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的记述却只有“日军侵占悉尼，澳洲政府迁都珀斯”这样的简单描述，完全没有提到墨尔本massacre。

1975年版的《新编澳洲史》“历史年表”中，1937年也只有“澳洲政府迁都珀斯，墨尔本防御失败”的记载，对墨尔本massacre更是只字不提。

See？澳大利亚官方出版的教科书，篡改历史的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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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澳大利亚有关墨尔本massacre的官方记述和资料都很少。

而真正让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的，却并不是澳洲国家党的官方宣传，反而是澳洲民间从未忘记这段惨案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口耳相传和诉说。

用墨尔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凯尔·J·盛鸿的话说就是：

可以说我一直都在墨尔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却从来不讲墨尔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澳大利亚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我在大学时代【此处删除33字】。

用《墨尔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美籍澳裔女作家（克莉丝纯·Z·如尔）的话说则是：

“墨尔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墨尔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

至于为什么这些“幸存者或受害者不敢讲”、以及究竟是who“不让他们讲”，则是这位美女作家（生前[1]）连提都不敢提的送命题。

是的，哪怕是她一出生就已经拿到了美国国籍^[2]，也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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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被称为“澳洲研究墨尔本massacre第一人”的澳大利亚知名历史学家、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克里斯蒂安·G）撰写的《日寇在墨尔本的massacre》书稿完成。

这本书不仅是澳洲在二战后有关墨尔本massacre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其开创性的基础研究更是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鹅，在澳大利亚当时的political环境下，该书中的许多观点和内容却被澳大利亚ZF认为“很不妥当”，因此一直都无法公开出版。

直到整整16年后（1979年3月），该书才从油印本变成白皮书，但却仅仅只限于“内部出版”。

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该书中的一些内容在澳洲本土都很难过审。

这也意味着，对于澳大利亚的广大不明真相的瓜众来说，不仅看不到这本书、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于是，在这种充满了special color的“历史的禁区”之下，原本清晰的历史事件和资料证据就变成了飘散在风中的空白。尤其是墨尔本当地的许多历史见证者相继去世，而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和证据，更是成为了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无言的杯具”。

很明显，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早已不是“历史粗细”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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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新西兰

1947年，新西兰国家党的军队抵达北部中心城市（奥克兰市）周边，开始了新西兰civil war时期“第一个大型围城战役”：奥克兰市战役。

尽管当时攻守双方的兵力相当（均为10万人），但新西兰国家党军队的装备却远不如新西兰政府（工党）的联邦守军，因此新西兰国家党并没有决心强攻、而是选择了围而不攻的战略。

1947年儿童节当天，经新西兰国家党最高层的批准，国家党军队司令签发命令，明确提出了7大部署要点。其中，“严禁奥克兰城内居民出城”、“要使奥克兰市成为死城”这两个军令要点则成为了死神的信号。

1948年6月中旬，新西兰工党开始取消禁止奥克兰市内居民出城的禁令，宣布从8月1日起所有饥民只出不进，并将大量居民疏散出城。

而新西兰国家党的政策则完全相反：国家党第一兵团的指令是阻止奥克兰市居民外逃，从而导致大量逃难民众被困于两军防线间的真空地带。

6月28日，国家党第一兵团下令：

“对奥克兰市外出人员一律阻止...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兵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军队的负担。”

8月底，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已聚集了超过15万人，但新西兰国家党的军队却不放任何平民通过，每天都有数百人平民死亡（主要为饿死）。

为阻止出城者逃离^[3]，新西兰国家党军队不仅还利用铁丝网、壕沟不让难民出来，而且还打骂、捆绑、甚至直接shoot从城内逃离的难民。

截至9月底，奥克兰市的联邦守军被歼灭约3000人、新西兰国家党军队在外围战斗的伤亡仅约400余人，而交战双方在城外城内掩埋的平民尸体却高达12万。

在整个二战期间，虽然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一些“围而不攻”攻陷大城市的战役，但新西兰却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将大量本族民众围困致死的民族。

然鹅，在澳大利亚官宣和教科书中，这段历史事实却仅仅被轻松的描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胜利”，对被围困饿死和病死的10万奥克兰市居民（难民）^[4]则只字未提。

最可悲的是，直到今天，绝大部分新西兰人甚至都不知道70多年前发生在奥克兰市的魔幻杯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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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德国

2019年9月25日，德国，柏林。

当天，德国内阁在柏林国会大厦举行了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活动，共有278名个人、22个集体被授予了“德国最美奋斗者”证书。

其中，还包括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德国女人：吉尔·Z·辛德勒

那么，她究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时间倒回60多年前。

当时，吉尔·Z·辛德勒因反对和质疑德国内阁的新文艺复兴运动而被打成“【此处删除3字】”并入狱6年。由于在狱中拒绝认罪，她被用铁丝钳住舌头和嘴巴、双手被反铐、身背18斤重背铐和沉重的脚镣；不仅惨遭毒打、头发被拔光，而且德国有关部门还指使狱中男犯多次对她实施轮J。

最后，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的小号cell里，精神失常。

1975年4月，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长期磨折之后，吉尔·Z·辛德勒被执行枪决，时年44岁。枪决前，德国有关部门害怕她呼喊口号，狱井竟然把她按倒在地、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咙。

而从1969年被捕到1975年被枪决，吉尔·Z·辛德勒不但一直被与家人亲属完全隔绝，甚至就连死后都不允许家属收尸。

德国著名作家维克多·HH曾为吉尔·Z·辛德勒作悼念诗《重量》：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德国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然鹅，极其讽刺和悲哀的是，即使吉尔·Z·辛德勒在2019年获得了德国内阁颁发的“最美奋斗者”殊荣，但对于绝大部分德国人来说（尤其是90后和00后），她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See？对于这位德国女英雄来说，历史的粗细根本毫无意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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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内阁历史研究室发布的官宣文件^[5]显示，新文艺复兴movement造成整个德国“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余人unnatural death，13.5万人被以【此处删除3字】罪处决”。

在该movement结束的第二年（1979年2月），德国30多位文艺领域负责人齐聚柏林国会大厦礼堂，参加新文艺复兴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德文艺工作座谈会。

当时，在柏林礼堂主持这场座谈会的，正是时任德国联邦宣传部长的汉克·H·邦德。

在会上，汉克·H·邦德说出了在整个日耳曼民族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句话：

“【此处删除27字】”

3年后，邦德成为了德国内阁总理。

然鹅，历史的杯具却再次降临。

【由于涉及highly sensitive内容，此处删除3008字】

卡尔·萨根说，如果我们被欺骗得足够久的话，我们就越倾向于驳回那些关于我们被骗的证据，我们対于找出真相不再感兴趣，因为要承认它实在是太痛苦了，即使只是对自己承认。一旦把抛瓦交给骗子，那么你就几乎无法再收回它。

楼下保安则说，昨天路过星巴克时，听到两个00后模样的女生在讨论哲学。其中一个说，“我们被废话、被连篇累牍的胡言乱语和影像所刺穿；愚蠢从来不是哑巴，也不是瞎子”，这句话太深奥了，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啊？另一个则淡定的说，简单来说就是10个字：骗我可以，但请注意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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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节选自《哑巴共和国》、《红龙》，所有sensitive内容均已删除，感兴趣的童鞋可以在new base^[6]中查看未删减版原稿。

参考

1. ^2004年11月9日，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她在自己的汽车里举枪自杀。
2. ^其1968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祖籍江苏淮安
3. ^理由是防止有情报特工混入难民
4. ^根据新西兰国家党对奥克兰市接管后的新市政府报告显示，当时共计有40万人逃离市区，市内万户萧疏，郊外则是荒冢累累、白骨嶙嶙，死亡人数高达近10万人。
5. ^《二战结束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6. ^通过WX（naibaodedashu）加入。

山东省聊城市有一个名人，叫傅斯年，是国民党元老，其祖上是清代状元，三代帝师 ，傅斯年本人是五四运动积极参加者，当时充当北京大学游行队伍旗手，后来担任过中央研究院历史文化所所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大学校长。解放前去台湾，死于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上午有事没有写完，继续写。

话说傅斯年先生有有一个高徒，是山东省滕州市人士 ，名叫张玉法，研究历史的都知道，历史语言学的名人。台湾大学毕业，对傅斯年先生十分崇拜，研究傅斯年先生的专家，后来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文化所所长 ，台湾大学教授等职务，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按下不表。

2012的时候，聊城市政府突发奇想，搞了一个傅斯年先生诞辰纪念会，声势规模很大，邀请国内外傅斯年先生的亲友和同事 ，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参会，会前并出版了一本傅斯年先生纪念专辑，向傅斯年先生亲友和有关专家约稿，张玉法作为傅斯年先生的学生，自然也在约稿和参会之列。

张玉法很认真的写了一篇纪念老师傅斯年先生的文章，办事人员也很重视，把张玉法的文章放在文集的前面。

但是领导审查时发现了问题。张玉法文章写的很好，对恩师的生平思想学术成果等等介绍的很到位，不过文章中有一个章节标题是：“傅斯年坚决反共”，其中有一些对领袖不恭敬的言辞。领导看了不爽，命令有关人员和张玉法联系，让张修改这个文章。张玉法回复说，傅斯年先生一生主导思想就是坚持反共立场，把这一部分删掉，就不是完整的先生了。可以不用这个文章，删除和修改是不行的。

不过当时聊城市领导还算不错，把张玉法的文章全文出版了。

张玉法先生曾到大陆参访，游历北京，天津，德州，济南，泰安 ，曲阜 ，枣庄，徐州，南京，苏州，上海 ，杭州 ，福州，厦门，广州，深圳等地，历时两个多月，见了大陆许多高官，专家以及各色人等，

回去后张玉法写了一本书，详细记述了大陆之行的见闻。该书最后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他说 ，百思不得其解，共产党这样一批干部，怎么会打败国民党呢。有人写书评指出 ，张玉法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现在的国民党也不是当年的国民党了。

为了统战，我们还是很夸奖傅斯年先生的，对张玉法先生也是优待有加。

这就是宜粗不宜细的典型案例。

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日趋衰老的自然规律。１９７０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就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睡眠很不好，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这也是从前不曾有过的。经过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但仍需用Ｘ光透视检查，方可最后确诊。

毕竟年事日高。“９１３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沉重打击，半个月中，他一下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尽管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９月中旬，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一次，出现缺氧昏迷。

1972年１月７日上午８时多，三座门军委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对大家说：“陈毅同志于昨晚１１点５５分因病去世了，因为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军委，所以中央决定陈毅同志的治丧工作由军委牵头办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周总理征求了几位老帅对陈毅同志治丧的意见，总的精神是，由李德生同志牵头成立一个治丧小组，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宜。治丧程序与李天佑同志相同，规格略高。

今天到会同志们的任务有三件：一是拟定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方案，由新华社的同志负责；二是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向党中央关于治丧问题的请示稿，由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负责；三是草拟一个悼词稿子，由总政治部的同志负责。现在就在会议室内开始工作，晚饭前完成稿子送审。”

在会议室负责组织工作的，除了吴庆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金涛和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新华社有３位，军委办公厅有两位，总政治部去了干部部第二任免处的干事刘岩。于是，撰写陈毅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了刘岩身上

刘岩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这样一位在“文革”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他心中无数。因此，再三面陈在场的几位领导，请他们讲一讲，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开始，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打电话给吴庆彤，对新闻报导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最后，王迪康秘书长对刘岩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

于是，刘岩只好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为刘岩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李天佑１９５５年授的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１９７０年９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无论两人的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级，所以刘岩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在陈毅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４人，其中彭德怀、林彪、贺龙当时都没有悼词，唯独１９６３年１２月逝世的罗荣桓有悼词。

于是，经请示王迪康同意，刘岩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供参阅。刘岩参照罗荣桓、李天佑的两篇悼词，按时完成了陈毅悼词的起草工作。下午，他把初稿交给王迪康审示。王迪康口头提了几点文字方面的意见，对实质性的问题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动笔在稿子上修改。刘岩抄正后，王迪康交给在场其他两位领导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晚饭后，悼词初稿随同军委办公厅代军委草拟的治丧《请示》稿一并呈治丧小组讨论，这时悼词的呈报稿共为５６６个字。两件稿子经治丧小组通过，将《请示》打印后，将手抄稿附在《请示》件后面，由李德生签名“呈叶副主席阅示”，落款时间是“元月八日二时”。

叶剑英于“一月八日三时廿分”签名“呈总理阅示”

１月８日凌晨，周恩来收到叶剑英代表军委报送的陈毅治丧《请示》和悼词草稿。《请示》中提出，陈毅的治丧活动包括两项，一项是用３个半天向遗体告别，一项是用１个半天开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建议组织１２００人参加，其中党中央机关１００人，国务院机关４００人，军队系统７００人，建议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名单有：

中央政治局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

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办公会议成员徐向前、聂荣臻、陈士渠、张才千、刘贤权；

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耿飚、郭玉峰、王良恩；

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李富春、郭沫若、张云逸、张鼎乙、曾山、王震；

国务院业务组及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华国锋、粟裕、余秋里、苏静、姬鹏飞、方毅、白相国、王国权；

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 格列朗杰；

北京市委吴德；

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各１至２人；

陈毅生前友好。

周恩来审阅军委的《请示》时，在参加追悼会人员的名单中加上了乔冠华、韩念龙、李耀文、王海容、陈德和、马文波、李强７人。同时注明：“因八宝山灵堂太冷”，江青、宋庆龄、廖承志只向遗体告别，不参加追悼会。

周恩来随后批示：“拟同意。即专送康生（不送）、江青、春桥、文元(不在）、先念、登奎、东兴同志批。周恩来１９７２．１．８五时”。

江青传阅时批了：“我可以去参加追悼会”９个字，其他４人圈阅完毕，早晨上班前，周恩来让值班人员告知治丧小组，可以按计划从上午９时开始向遗体告别。

１月８日，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

陈毅死后，３０１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人数越聚越多，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

当天，周恩来审改了陈毅的悼词，补写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改后，于当日夜间给毛泽东写报告，呈报陈毅治丧工作安排，重点是请示关于陈毅悼词的写法和修改问题。全文如下:

主席

陈毅同志于一月六日深夜在抢救无效中逝世，七日已托张耀祠同志转报。今（八）日政治局、军委、国务院有不少同志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九日火化，十日下午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只请内宾，不请外宾。这里，有一个问题，悼词怎么写为好。军委建议、政治局传阅同意，悼词由叶剑英同志念，剑英审阅后的悼词如另稿。除第一页对陈毅同志在离职假期中患病不治而死必须有所交代外，对第二页有两个方案，一个照原稿除两三处小增改外均不动；一个照我的修改稿，增写一长句，删去用红笔勾的一短句，这样可免去悼词的老一套，也为陈毅同志作了一定意义上的估价。但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夜

因为悼词中已有“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结论，毛泽东接到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后，将周恩来补写的那段评价陈毅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删去两段”，“前面已作了结论，后面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

定于１月１０日下午１５时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但是接连两天，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周恩来均以天气寒冷、场地狭小等理由反复劝阻他们前来。

１月１０日中午饭后，按惯例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可是他裹着睡衣，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卧床上躺着，辗转不安。张玉凤发现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张玉凤搀扶他走进书房。毛泽东坐下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心事重重

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就一直这样意乱心烦，越加显得面色憔悴，腮边的胡须很长。

当时毛泽东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询问张玉凤：“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张玉凤回答他是１点３０分的时候，毛泽东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

太突然了！毛泽东的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接着他又电话告知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搁下电话，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他要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好容易将睡衣换了下来。而毛泽东则穿着睡衣走进了追悼会场。

１月１０日早饭后，参加陈毅治丧活动的工作人员就已进入八宝山礼堂布置会场，午饭由三座门食堂送到现场。刚吃过午饭，现场总指挥吴庆彤把刘岩叫去说：“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另外还要增加宋庆龄等一批各界人士，你马上办三件事，一是让写花圈飘带的同志赶快准备笔墨纸张，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新增加的花圈写飘带。毛主席的花圈怎么也不能比西哈努克送的差，八宝山库存的花圈都不合适，已派人另行采购去了；二是重新测量划分场地，把中央领导同志站的前区位置多让出一块来；三是要求各休息室服务人员和门口的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保证秩序，保证安全。”之所以要重新购买花圈，是因为西哈努克送的花圈是鲜花做的，八宝山没有鲜花圈。

开追悼会的１月１０日，正值三九，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而八宝山礼堂和各休息室都没有暖气设备，只能靠火炉取暖。但八宝山殡仪馆只有一般的小火炉，没有大炉子，国务院和总参管理部门从别处找到一些铁铸大火炉，但找不到大烟囱，只得临时上街定做。火炉取暖带来的问题是煤气中毒。为了保证安全，调防化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携带仪器进入八宝山，从８日晚炉子点火开始，昼夜检测，保证厅、室内既达到要求的温度，又要保持空气洁净

周恩来比原定时间提前到场了。他一下车，就三步并作两步。一进八宝山休息室，就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

神情黯淡的张茜听到这个突如其来消息，泪水流下。

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啊！”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没有回答。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人们簇拥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张茜看到了毛泽东，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泪花在眼眶里盘旋：“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忍不住凄然泪下！

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手臂。她尽力抑制悲痛，对毛泽东说：“陈毅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１２月２６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眼眶红了，他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他关切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４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深情地对孩子们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陈毅同志２６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张茜说。

毛泽东回应：“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听到这些，张茜心潮起伏，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 ，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团结人的。”毛泽东说。

谈话告一段落时，张茜真诚地请求：“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报告：“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毛泽东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周恩来没有同意，因为当时定的规格是不请外宾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互致问候，然后对他说：“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９月１３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惊异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他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死亡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和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例如林彪，他要搞政变，搞阴谋投降苏联。”

毛泽东左顾右盼。在接着的谈话中，他不仅谈了陈毅，还谈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的突然出现，原定较低的规格一下子提了上来。才接到通知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也纷纷赶来。八宝山礼堂并不宽敞，一下子搁不了这么多人，很多冒着寒风赶来的老干部只能站立在追悼会场外为陈毅元帅送行。尽管１月１０日那天下午气温在零度以下，阴沉的天空还飘散着零星雪花，寒风刺骨，可是没有一人退场，没有一人抱怨。

这时，叶剑英起身轻轻来到周恩来身边，把两页文稿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不解地问：“这是什么？”叶剑英没有做声，只是望着周恩来，双手抱拳在他面前拱了拱，转身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周恩来展开文稿一看，明白了。原来叶剑英要周恩来为陈毅致悼词。追悼会下午１５时整准时开始。会场内没有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反复播放着哀乐。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哀乐声中，毛泽东和全体人员面对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毛泽东凝重而深沉地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低下他花白的头颅，为他的战友致哀。当他再次抬起头时，泪光盈盈，久久凝视着陈毅肃穆的遗像……

追悼会上，周恩来念着悼词，深情地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不足６００字的悼词，周恩来竟读得两次哽咽失语……

１５００多人的会场笼罩在深深的哀痛中，人群里不时传出低低的悲咽声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他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望着，双唇不停地抿动，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毛泽东双腿明显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坐了进去。张茜和所有到会人员没有想到，这一次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的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杜修贤一头扎进了照片的后期制作，暗红色的灯光下他熟练地将一张张白色的相纸放进药水中显影，没有一会功夫儿，白天追悼会上催人泪下的悲伤场景就跃然纸上。他在洗好的照片中首先选了一张全景照片，将它从毛泽东大衣下摆处裁去。这样就遮挡了毛泽东身着睡衣的痕迹。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的悼词和西哈努克撰写的悼文。此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１９７２年的新年是寒冷的．严冬中的中南海，曾经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１９７１年入冬前，毛泽东患大叶性肺炎。

１９７２年初，医护人员又发现毛泽东的腿部开始出现轻度的浮肿，两小腿和足踩部都有明显的压痕。他的血压也在升高，以前，他的血压始终都维持在高压１３０毫米汞柱、低压８０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可是到了１９７２年 ｌ月，毛泽东的高压在最高时竟然升至 １８０毫米汞柱，低压也大多徘徊在１００毫米汞柱左右。血压的居高不下导致了毛泽东的体力下降。他每日须遵医嘱卧床休息，便秘的症状也在加重，有时两三天才解一次大便。这期间，毛泽东的胃口又不好，食量的减少也影响了他的抵抗力。

参加完陈毅的追悼会后，毛泽东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肺部感染也明显加重，并伴有低烧症状。两天后，他的双腿浮肿开始加重，浮肿部位向上蔓延。医生在检查中发现，毛泽东肺部杂音不断加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心律不齐等症状。尽管疾病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可是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注射抗菌素，只同意口服消炎药。由于不断的咳嗽，毛泽东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在床上平卧而眠了，他在夜间只能倚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睡觉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２年２月初。在此期间，他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２月１日，他抱病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

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２月４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２月１２日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脸色发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摸不到脉，已完全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发病突然，来势凶猛，使人措手不及。发病时，护士长吴旭君正在身旁，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也没有反应，意识到他发生休克，立刻大声喊人。

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的张玉凤，听到她的呼叫，几个人一起跑到已成为毛泽东卧室和治疗室的会客厅，医生也飞快地赶到了。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正在给他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关系，她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

正在西华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因两腿无力，他许久都下不了车

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他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周恩来疾步来到床边，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

大约１５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运到毛泽东身边后，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先对毛泽东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扶起主席，用力并有节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

大约２０分钟过后，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他慢慢醒来，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毛泽东清醒过来后，体温仍在摄氏３８度以上。工作人员把周恩来、汪东兴请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

他们问毛泽东：“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毛泽东看看大家，又看看周恩来，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

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１８时就排出１８００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多时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２月２１日会见尼克松。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厉，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２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２月１７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但是，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对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他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时，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热手巾、要换垫子等。但他的个性依然那么强，有什么不舒服，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３９度的时候，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周恩来到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吴旭君难过的掉下眼泪。

毛泽东说：“你哭了。”

吴旭君说：“没有。”

毛泽东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不仅老花程度加深，白内障也随之严重起来，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对此就深有体会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回答：“发！１９７０年以后，主席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责尽力了，还是挨批评。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主席，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主席一辈子爱看书，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又有白内障，看不清字体，却又不肯配带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