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在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文章里，杨振宁提出了他的七条理由：

我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我反对的是中国今天开始建造超大对撞机，原因如下：

（一）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 1989 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对撞机，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以致1992 年国会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白费了约30亿美元。这项经验使大家普遍认为造大对撞机是进无底洞。

目前世界最大对撞机是CERN 的LHC。2012 年6000 位物理学家用此对撞机发现了Higgs 粒子，是粒子物理学的大贡献，验证了“标准模型”。LHC 的建造前后用了许多年，建造费加上探测器费等等加起来一共不少于100亿美元。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

（二）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由许多国家分摊。可是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今天全世界都惊叹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可是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少于巴西，墨西哥或马来西亚，还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还有急待解决的环保问题，教育问题，医药健康问题，等等。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这些燃眉问题不利，我认为目前不宜考虑。

（三）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包括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等。

（四）为什么有不少高能物理学家积极赞成建造超大对撞机呢？原因如下：

A.高能物理学是二战后的一个新兴领域，此领域七十年来有了辉煌的成就，验证了“标准模型”，使人类对物质世界中三种基本力量有了深入了解。可是还有两项大问题没有解决：

甲）对剩下的第四种基本力量，引力，的深入了解还有基本困难。

乙) 还没有能了解如何统一力量与质量。希望解决此二问题当然是所有物理学家的愿望。

B.有些高能物理学家希望用超大对撞机发现“超对称粒子”，从而为人类指出解决此二问题的方向。

但是找超对称粒子已经有很多年了，完全落空。今天希望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份高能物理学家的一个猜想。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五）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没有。假如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我认为短中期内不会有，三十年，五十年内不会有。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六）中国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评价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

（七）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就完全没有前途了吗？不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A. 寻找新加速器原理。B.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那么费钱，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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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再把杨振宁搬出来压一压，当年他提出来的七个理由，看来还能再用用。

这句话说到底就是想督促建造粒子对撞机。

以前有些人总是说一句话：“手段卑劣者，目的必不高尚。”

这句话是扣帽子的，并不准确。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比如说，我看新闻上说，中国要在三年内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这让我不禁担心起杨振宁的健康。

之前还有新闻说是2030年前建成。后来一看，很多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也不知道这回是不是。

也就是说，有人散布了很多假消息。

再比如说，我看有人说，高能粒子对撞机的造价是很低廉的：

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里，物理学家们正在设计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对撞机”。如果建成，这个周长达100公里的装置将使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27公里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相形见绌，而且造价只有其一半左右。
这项耗资300亿元（约43亿美元）的大科学装置名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是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的心血结晶。自从2012年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发现名为希格斯玻色子的基本粒子以来，王贻芳一直在主导推进该项目开展。

看到了吗？

造价仅仅是1994年开建至2008年初次启动测试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一半。

有网友评价说，这意味着建造粒子对撞机的成本甚至低于地铁。

啧啧，有人跟我们说，还比地铁还便宜的粒子对撞机呢。

建设精度远高于地铁，深度也要更深，占地也要更大，而成本却要更低！

呵呵，那一定是两个人一人拿一把铁锹，分头开始挖了。如果俩人没遇见，就会得到两条。

闹着玩儿呢？

这态度，是正经态度吗？

这些言论统一概括，就是三个字：

不诚实。

既然不诚实，那么这个人的意见就完全不用看。无论是应该建对撞机，还是不应该建对撞机，这些不诚实的意见都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对于是否应该建对撞机，只能从完全摒弃了这些不诚实意见的信息里去分析和判断。

有的网友就提到说，粒子对撞机在制造一些医用元素上是有作用的。但是投资上千亿乃至数千亿去制造这种东西，严重耗费国家基础科研经费，太不必要。这是对使用者有利的事情，对投资者却没有必要的利益。说损公肥私可能太早了点，但是确实是有问题的。

中国不是不能建粒子对撞机。而是这样的工程必然要经过严格的论证。在理论没有新突破前，这样做确实没有理论上的扎实基础。

在公知美分眼里，中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比如说在刚建国的时候就敢于直面美军的兵锋。比如说刚建国就敢于在美苏之间选边站，后来甚至击败第三世界领袖印度，成为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的第三世界领袖大国。再后来甚至敢于直接同时对抗美苏。再后来则跨越意识形态背景直接与美国建交。这些人以为中国的决策出发点就是好大喜功。

如果从这一逻辑出发，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推动粒子对撞机的思路。在理论上推动粒子对撞机很牵强的情况下，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认为中国政府好大喜功、易于投资大型工程，所以值得一试。

他们并不理解中国并不是好大喜功，而是乐于进行前瞻性建设。

他们以为在中国局部地方出现的政绩工程就是中国政府的全部目的。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到完美无缺。出现部分官员超出合理范围搞政绩工程的现象很正常。有的人能够认识到这是概率问题，可以通过调整减轻由此造成的损失。有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这就是全部，产生强烈的极端情绪。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人们将中国七十年来的发展策略，比喻为“利用美苏两国的引力弹弓效应加速发展”。引力弹弓效应是航天上给航天器的加速方法，利用大质量天体的强大引力，给靠近它的航天器加速，从而获得超乎寻常的高速度。这一方法据说可以将航天器的速度翻一倍。中国充分利用苏美两个超级强国的矛盾，获得了极其快速的发展。在数年以前，中国工业能力就已经远远甩开美日德法等国组成的第二、三梯队，相当于他们的总和，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中国善于进行前瞻性建设，为将来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准备。

这一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超级工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在像欧美古人那些伯爵、领主一样，纯粹是出于夸张的需要而建设大工程。

同样是古代社会，中国古人建造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运河体系、路网体系。

思维方式不同，那么对事件的认识就不同。

可以这样说，西方思维至今连冷战期间中国怎么崛起的都不知道。而我们的学者有太多人信奉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了。

这大概就是知识分子群体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滞后性的体现吧。

王贻芳院士的这句话，是在我们采访的时候说的（《撞碎那个粒子》）：

王院士说“我们的高能物理在世界舞台上，既不在中央，也不是主角”这句话是有背景的。

中国高能物理，尤其是高能实验，可以说就是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的。1972年8月，张文裕等18位科技工作者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对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意见和希望。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复信中指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于是在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破土动工，邓小平亲自奠基；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顺利实现“第一撞”，邓小平再次来到高能所，并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其中就说到：“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在国际高能物理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高能人不断努力的目标。在对王院士的采访中，

专门问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高能物理是否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王院士这样回答：

“BEPC建成以后，我想我们非常有心地说，我们完成了这个目标，就是占有了一席之地。但也仅此而已，我们不在舞台的中央，也不是主角。所以我想，占领一席之地是80年代的目标，我想过了30年还是同一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就愧对先人，这个不合适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其它领域的发展，其实都推动我们在高能物理，我们也应该成为主角，我们也应该成为一个领导力量。”

当然，大家都知道王院士想推进建设一个大型的粒子对撞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网上以及这个问题下也不乏各种贬低的声音。在这次采访之前，准确的说，是在做【灯塔计划】整个项目之前，我也停留在简单的科学的角度，来评判这件事。但是通过这次的采访，我对中国高能物理人的看法又多了一层理解：

传承

中国高能物理中的传承非常明显，而具体到CEPC上，除了科学发展之外，王院士也有传承方面的考虑：

“ 科学的研究他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个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一直是在积累，是在传承，我们的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基于前人成果，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的高能物理体现得特别明显........BEPC使我们中国高能物理真正的起步，当年的老一辈的科学家实现了这一奠基石的做成，使得我们整个高能物理有了后来30多年的发展”

“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自然要想，我们为下一代人奠基什么。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前面BEPC建设是极其正确的......所以这样一个选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或者说非常幸运。那么我们自然考虑下一代要怎么办，我们为他们奠定什么样的基础，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项目。”

“所以足够的高远，足够的重要，让我们下一代为此奋斗二十年三十年，他觉得不后悔，他觉得值得，这非常重要。所以无论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还是CEPC，都是在目前的阶段，或者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愿意做，大家也愿意做的”。

在整个采访中，这几段话让我对这个项目、对下一代对撞机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传承，就是这一段话的核心。

实际上，不仅仅是对撞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高能物理（或者说各个科学技术学科）一直都是在传承，我们探访的几个其它的实验装置也有明显的体现，

比如，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曹臻院士也说过类似的话：

“从建国初期，高能所的创始人张文裕先生，他们就开始要做宇宙线的探测，他们培养了一支非常好的团队，那就是我的老师这一辈......然后到了2000年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提出来提出要建造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探测器。我是第三代，我的学生们是第四代，就跟着我们提出来要建一个新的探测器。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经验，已经完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到达这样的影响力”。

关于王院士说的其它的方面，比如科学上的发现、经济水平是否匹配等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中更详细地了解，我就不赘述了。

不过，让我最为震撼的是，王院士说完上面的话后，又说了一句：

“等到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老实说，我被这句话震撼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一旦建成，这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科学投入，如此重要，而作为核心人物的王院士，仅仅一句话“我可能已经不在了”，就消解了。我不理解，于是我继续追问，

“.....（这件事）对您个人来说又是什么意义呢？”

“我想我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认可。换句话说，即使我在了，能有什么认可呢，做了看见了，开工了，大家起来了，也就仅此而已，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事情有那么重要，或者是我追求的目标。”

“你做的这件事情，你内心认为这是重要的，而且大家也都支持，大家也都认为重要，确实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我判断的失误，那自然就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了，其它的事情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不重要”

当然你完全可以用阴谋论去看待任何的事情，可以用权钱交易去想象所有的发展，这是你的个人自由。

而对我来说，尤其是在我面对面与王院士交谈之后，我相信，这是一位中国高能人在为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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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推荐大家看看我们对王院士的采访，《撞碎那个粒子》，

王院士想造对撞机也不是一时半会了。

CEPC（中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从12年提出来到现在都十几年了，论证了好几轮，上过无数次热搜，在讨论度最激烈的时候，杨老一番话给摁住了。

老王肯定是不甘心啊，高能物理没加速器还发展个锤子。

但是，从科研装置的角度考虑，粒子对撞机成本太高了，但效果存疑，带来的生产力存疑，就算建成了没准也只是交学费。

CEPC号称10年总投入380亿建成，但这是往低了报的，信了就掉坑里了，实际上翻个番都可能不够。不过就算1000亿好了，那和恒大负债比起来也就是毛毛雨。

但你要考虑这钱是要走中央科研经费里划的。中央的科研经费总盘子就那么大，高能物理划走这么大一块，其他方向的物理大佬能同意？我就问你半导体要不要发展（话语权最大的凝聚态）。

王院士也说了，高能物理人微言轻，所以走中央科研经费的路子不可能成功。

所以要换个思路——不是造科研装置，而是造科技奇观——引入社会资本，那没准还能立项动工。

CPEC总周长100km，算下来占地差不多800平方km，上海浦东新区也就1200个平方。如果这个世界有科技奇观的话，那高能粒子加速器绝对算奇观。（一个科技+20的科研所可能没人敲，但一个科技+20、文化+15、金币+10的奇观我老秦人不得敲一个？）

以造科技新城的思路，把CPEC项目打包进去，还能建个好大学。比起动辄数十万亿的新城项目，CPEC的千亿也就洒洒水。君不见贵州水司楼都能从银行掏出400亿。

这要搁在10年前，15/16年的时候没准有戏。

成功人士，巅峰住宅；

cepc环绕，科技前沿；

至尊高能学府，物理大佬毗邻，让您的孩子生在罗马。

我都恨不得给自己来一套.jpg

不过现在都24年了，地方政府和地产商都没余粮了。造新城已经不切实际了，要不试试去蹭一下雄安吧，我觉得那边缺一个重量级的项目。况且地势平坦，也没地震啥的。

至于怎么在城市修对撞机，怎么进行旅游开发，项目怎么协调管理避免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