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王贻芳院士说的“我们的高能物理在世界舞台上，既不在中央，也不是主角”？

2016年9月，在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文章里，杨振宁提出了他的七条理由：

我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我反对的是中国今天开始建造超大对撞机，原因如下：

（一）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 1989 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对撞机，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以致1992 年国会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白费了约30亿美元。这项经验使大家普遍认为造大对撞机是进无底洞。

目前世界最大对撞机是CERN 的LHC。2012 年6000 位物理学家用此对撞机发现了Higgs 粒子，是粒子物理学的大贡献，验证了“标准模型”。LHC 的建造前后用了许多年，建造费加上探测器费等等加起来一共不少于100亿美元。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

（二）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由许多国家分摊。可是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今天全世界都惊叹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可是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少于巴西，墨西哥或马来西亚，还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还有急待解决的环保问题，教育问题，医药健康问题，等等。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这些燃眉问题不利，我认为目前不宜考虑。

（三）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包括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等。

（四）为什么有不少高能物理学家积极赞成建造超大对撞机呢？原因如下：

A.高能物理学是二战后的一个新兴领域，此领域七十年来有了辉煌的成就，验证了“标准模型”，使人类对物质世界中三种基本力量有了深入了解。可是还有两项大问题没有解决：

甲）对剩下的第四种基本力量，引力，的深入了解还有基本困难。

乙) 还没有能了解如何统一力量与质量。希望解决此二问题当然是所有物理学家的愿望。

B.有些高能物理学家希望用超大对撞机发现“超对称粒子”，从而为人类指出解决此二问题的方向。

但是找超对称粒子已经有很多年了，完全落空。今天希望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份高能物理学家的一个猜想。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五）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没有。假如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我认为短中期内不会有，三十年，五十年内不会有。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六）中国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评价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

（七）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就完全没有前途了吗？不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A. 寻找新加速器原理。B.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那么费钱，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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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再把杨振宁搬出来压一压，当年他提出来的七个理由，看来还能再用用。

王贻芳院士的这句话，是在我们采访的时候说的（《撞碎那个粒子》）：

王院士说“我们的高能物理在世界舞台上，既不在中央，也不是主角”这句话是有背景的。

中国高能物理，尤其是高能实验，可以说就是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的。1972年8月，张文裕等18位科技工作者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对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意见和希望。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复信中指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于是在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破土动工，邓小平亲自奠基；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顺利实现“第一撞”，邓小平再次来到高能所，并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其中就说到：“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在国际高能物理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高能人不断努力的目标。在对王院士的采访中，

专门问到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高能物理是否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王院士这样回答：

“BEPC建成以后，我想我们非常有心地说，我们完成了这个目标，就是占有了一席之地。但也仅此而已，我们不在舞台的中央，也不是主角。所以我想，占领一席之地是80年代的目标，我想过了30年还是同一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就愧对先人，这个不合适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其它领域的发展，其实都推动我们在高能物理，我们也应该成为主角，我们也应该成为一个领导力量。”

当然，大家都知道王院士想推进建设一个大型的粒子对撞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网上以及这个问题下也不乏各种贬低的声音。在这次采访之前，准确的说，是在做【灯塔计划】整个项目之前，我也停留在简单的科学的角度，来评判这件事。但是通过这次的采访，我对中国高能物理人的看法又多了一层理解：

传承

中国高能物理中的传承非常明显，而具体到CEPC上，除了科学发展之外，王院士也有传承方面的考虑：

“ 科学的研究他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个状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一直是在积累，是在传承，我们的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基于前人成果，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的高能物理体现得特别明显........BEPC使我们中国高能物理真正的起步，当年的老一辈的科学家实现了这一奠基石的做成，使得我们整个高能物理有了后来30多年的发展”

“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自然要想，我们为下一代人奠基什么。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觉得非常幸运，前面BEPC建设是极其正确的......所以这样一个选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或者说非常幸运。那么我们自然考虑下一代要怎么办，我们为他们奠定什么样的基础，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项目。”

“所以足够的高远，足够的重要，让我们下一代为此奋斗二十年三十年，他觉得不后悔，他觉得值得，这非常重要。所以无论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还是CEPC，都是在目前的阶段，或者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愿意做，大家也愿意做的”。

在整个采访中，这几段话让我对这个项目、对下一代对撞机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传承，就是这一段话的核心。

实际上，不仅仅是对撞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高能物理（或者说各个科学技术学科）一直都是在传承，我们探访的几个其它的实验装置也有明显的体现，

比如，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曹臻院士也说过类似的话：

“从建国初期，高能所的创始人张文裕先生，他们就开始要做宇宙线的探测，他们培养了一支非常好的团队，那就是我的老师这一辈......然后到了2000年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提出来提出要建造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探测器。我是第三代，我的学生们是第四代，就跟着我们提出来要建一个新的探测器。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经验，已经完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到达这样的影响力”。

关于王院士说的其它的方面，比如科学上的发现、经济水平是否匹配等等，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中更详细地了解，我就不赘述了。

不过，让我最为震撼的是，王院士说完上面的话后，又说了一句：

“等到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了”

老实说，我被这句话震撼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一旦建成，这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科学投入，如此重要，而作为核心人物的王院士，仅仅一句话“我可能已经不在了”，就消解了。我不理解，于是我继续追问，

“.....（这件事）对您个人来说又是什么意义呢？”

“我想我做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认可。换句话说，即使我在了，能有什么认可呢，做了看见了，开工了，大家起来了，也就仅此而已，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事情有那么重要，或者是我追求的目标。”

“你做的这件事情，你内心认为这是重要的，而且大家也都支持，大家也都认为重要，确实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我判断的失误，那自然就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了，其它的事情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不重要”

当然你完全可以用阴谋论去看待任何的事情，可以用权钱交易去想象所有的发展，这是你的个人自由。

而对我来说，尤其是在我面对面与王院士交谈之后，我相信，这是一位中国高能人在为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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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推荐大家看看我们对王院士的采访，《撞碎那个粒子》，

王院士想造对撞机也不是一时半会了。

CEPC（中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从12年提出来到现在都十几年了，论证了好几轮，上过无数次热搜，在讨论度最激烈的时候，杨老一番话给摁住了。

老王肯定是不甘心啊，高能物理没加速器还发展个锤子。

但是，从科研装置的角度考虑，粒子对撞机成本太高了，但效果存疑，带来的生产力存疑，就算建成了没准也只是交学费。

CEPC号称10年总投入380亿建成，但这是往低了报的，信了就掉坑里了，实际上翻个番都可能不够。不过就算1000亿好了，那和恒大负债比起来也就是毛毛雨。

但你要考虑这钱是要走中央科研经费里划的。中央的科研经费总盘子就那么大，高能物理划走这么大一块，其他方向的物理大佬能同意？我就问你半导体要不要发展（话语权最大的凝聚态）。

王院士也说了，高能物理人微言轻，所以走中央科研经费的路子不可能成功。

所以要换个思路——不是造科研装置，而是造科技奇观——引入社会资本，那没准还能立项动工。

CPEC总周长100km，算下来占地差不多800平方km，上海浦东新区也就1200个平方。如果这个世界有科技奇观的话，那高能粒子加速器绝对算奇观。（一个科技+20的科研所可能没人敲，但一个科技+20、文化+15、金币+10的奇观我老秦人不得敲一个？）

以造科技新城的思路，把CPEC项目打包进去，还能建个好大学。比起动辄数十万亿的新城项目，CPEC的千亿也就洒洒水。君不见贵州水司楼都能从银行掏出400亿。

这要搁在10年前，15/16年的时候没准有戏。

成功人士，巅峰住宅；

cepc环绕，科技前沿；

至尊高能学府，物理大佬毗邻，让您的孩子生在罗马。

我都恨不得给自己来一套.jpg

不过现在都24年了，地方政府和地产商都没余粮了。造新城已经不切实际了，要不试试去蹭一下雄安吧，我觉得那边缺一个重量级的项目。况且地势平坦，也没地震啥的。

至于怎么在城市修对撞机，怎么进行旅游开发，项目怎么协调管理避免烂尾……

说得很好，我国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

基础科学作为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环节，当然是应该发展的，而且要追求高质量发展。因此，从长远来看，要追上并最终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一个正确的目标。

如果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水平落后的话，那么确实是要下力气发展的。从这个角度说，要努力“走到舞台中央”，成为“主角”，这也是正确的。

在这个目标确立之后，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实现它。王先生过往卷入的争论主要是在这个层面。也就是说，主要的争议不是

“要不要发展高能物理”，

而是

“怎样做才是发展高能物理”。

大型加速器是不是当前发展高能物理的最佳方法，这个目前仍有争议，我们可以说暂无定论。

此时把大型加速器作为发展高能物理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不恰当的。以此来把怎样发展高能物理和要不要发展高能物理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耦合起来更是不恰当的，几近讹诈。

另外附一些个人意见：

今天的科学研究是一件涉及复杂组织构架的社会性活动。认为只要有了一件尖端仪器就可以在研究中拔得头筹是幼稚的想法。它忽略了人的维度所能产生的影响。最起码大型研究组织并不是随意管理都能高效运转。毕竟站在舞台中央的主角依靠的不是身上华美的戏装。

撞碎那个粒子! 撞碎那个粒子可以当饭吃吗？显然不能。其实，像高能物理、发现引力波这些基础研究，真的是科学没有国界的，希格斯粒子和引力波这些东西，是哪国发现的，都无所谓，全人类共享。所以，如果国家真的有余力，那么建对撞机也好，或者也建一个引力波天文台也好，都无所谓。但当前，我看还是多造点核弹、多下点航母、多搞点五代机六代机、在国产芯片上继续突破、加大可控核聚变和高温超导的研究、加强量子计算和AI方面的研究，可能会来得更实际。例如实现下面这种：

漂亮国出点子，我们帮他实现，是不是更实际些。否则，漂亮国就是继续在菲律宾部署更多的中导，或者在小本子、在小棒子也部置中导，我们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否则，漂亮国继续给我们这也卡脖子，那也卡脖子，我们也是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星辰大海是要的，但还不是现在吧？现在，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多的地方需要钱。所以，目前继续听老杨的，暂时还是没有错的。

当时王院士和丁肇中来我们这里讲座，重点就是高能粒子研究要大量投入资金建设对撞机。

当时最震撼的一段应该是丁教授说欧洲的对撞机，原料和主体部分几乎都来自于苏联。进行了一次重大实验，结果验证了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丁教授感到很遗憾。

有一个历史故事恰好适合拿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可能稍微有点长，是1400年前唐玄奘法师取经归来那年的故事。

唐僧取经归来，他的最后一战发生在洛阳。

玄奘法师为之奋斗终身的佛教事业太过宏伟，即使是翻译经书这样的工程，也必须得唐太宗亲自点头、得到唐朝政府的支持才有可能完成。

抵达洛阳之前，唐僧曾受于阗国（位于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国王款待[1]，停留过一段时间。因为他西行出关之时赶上“國政尚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用现在的话讲，唐僧是“走线”偷渡出去的。这下取经归来，眼看又要入关了，他内心应该是忐忑的，所以先上表试探一下皇帝对他走线的态度。唐太宗的回信十分友好：

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

玄奘是极聪明的人，他应该猜得到，李世民喜欢的首先是“梵语人才”，其次才是“经义”。或者说，李世民一代雄主，他关心的事情只有政事。玄奘更清楚，“不要问大唐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大唐做什么”。

而梵语人才和政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唐僧是贞观三年偷渡出去的，而贞观四年，李靖平定东突厥以后，唐太宗才当上了西域诸国的天可汗，研究唐代文化史的罗香林教授曾经评价说^[2][3]，这种天可汗制度和当今的联合国作用颇为相似。也就是说，李世民在唐僧出蕃的时候没有打完他要打的仗，但在唐僧回来的时候，太宗就已经当上地球球长了。但是地球球长也有烦恼，因为西域诸国分合不定，大唐政府对西域并没有系统性的“国别研究”资料——众所周知，国别研究到了大英帝国才成为一门蓬勃发展的学科，而唐手里掌握的关于西域的上一份资料搞不好还是张骞写的，已经完全过时了。这样下去，如何好好经营西域？唐僧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回来的。

唐僧是什么人？他曾“立真唯识量论旨，在曲女城无遮法会上等待十八天，无人辩难、不战而胜，威震天竺”，也是站在佛学世界舞台中心的人物。佛学可是多么博大精深的学问啊！单论其中的《因明》一科，几乎就囊括了那个时代全世界最前沿的逻辑学成果，而唐僧在印度访学的十余年间，又把佛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弄得明明白白。

但是唐僧清楚，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要想让“我们”的佛学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主角，一定需要大唐举国的人力财力支持才有可能实现。玄奘面见李世民那次，两个人开出的价码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了史书里。

唐太宗先确认了一下玄奘确实能担得起为大唐留下一份有关西域诸国详实资料的重任：

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覿疆邑，耳聞目覽，記憶無遺，隨問詶對，皆有條理。帝大悅……

然后太宗拿出了他的开价：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修一傳，以示未聞。」

唐僧答应下来，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玄奘望為國就彼翻譯……」

太宗当时大概心想“我还指望你为我培养外语人才呢，你跑到少林寺去躲清净怎么能行？”于是把唐僧译经的地点改到了长安。

这次会面结束后，唐僧可以说是一刻也没耽搁，靠着自己强大的记忆力口述、由门人辩机执笔，不到一年就将一部十二卷本的《大唐西域记》献给了大唐政府，书中记录了他新疆至印度沿途所见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地理、交通、气候、物产、政治、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教育、刑法、礼仪、赋税、人文风俗等等。这本书有多么厉害呢？这么说吧，19世纪的时候，印度的历史早已失传了，而唐僧曾经访学过的鹿野苑、那烂陀寺等等古迹也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但英国考古学家 Alexander Cunningham 照着《大唐西域记》书中的描述，竟然把这些遗迹全部挖了出来。

唐僧完成自己的项目效率如此之高、成绩如此出色，李世民这边的经费自然也得给到位——几年之后，唐僧获得了在长安城内修建大慈恩寺的许可和支持，这大慈恩寺就相当于现在的“高等研究院”，而唐僧在大慈恩寺西院修建的这座西域风格的藏经塔，现在被西安人亲切地称为“烂怂大雁塔”。

这就是唐僧如何申请到大佛学项目经费的完整故事。可以设想，如果某个平行世界里唐僧回来之后申不到经费、没能让大唐的佛学研究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最大的阻碍也许是李世民还没当上地球球长。

参考

1.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2. ^「唐代天可汗制度考」，收於「唐代文化史」
3. ^冉雲華 「玄奘大師與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