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军队文化是官兵一致，待遇平等，破除旧社会的不良风气，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后来的变化你也看到了。

有意思的是大决战三部曲里面，你可以看到林彪队伍里官兵穿着有明显档次的差异，而陈毅粟裕刘邓队伍里官兵穿着就相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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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今天怎么没提醒新评论了原来是被夹了

1、举国体制

2、无限责任政府

3、五年计划

4、文理分科高校建设

5、国家科技计划

6、举国工业化方式

7、国有制银行

8、事业单位

9、国防动员机制

10、等级性义务教育

11、高考制度

12、职称制度

13、全民职业教育

15、文联与艺术联合会

16、央企

17、政府部门分工

18、工会及疗养制度（快没了）

19、五一假期

20、媒体管理机制

不出所料，我们的正道朋友d老师在这个问题下声称当代我国的酒桌文化来自苏联：

蒸馏白酒和酒桌文化。
中原原生的酒业一直主打低度甜酒，酒文化则是助兴式饮酒，整体形态类似于日本清酒。
甚至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中国都没有流行过蒸馏白酒，更没有拼酒劝酒的酒桌文化。
后三十年会流行这种糟粕，纯粹是苏联文化从上层向军队下渗，然后军队再向政界和民间传播的结果。

应该说将酒桌文化甩锅给苏联作为新时代的“苏联秋裤”阴谋论，尽管同样毫无依据，但是毕竟很好的迎合了某些知友一贯的甩锅思路和“万恶的苏联”刻板认知，因此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袁老师的助力传播，成为了一个愈演愈烈的火热谣言：

然而事实却是即使忽略我国历史上那些充分展示酒桌文化的丰富事迹（诸如孙权劝酒、石崇斩美人劝酒等等），以及蒸馏酒早在明清至民国就在我国底层民众中很盛行了的事实，只看近代史，似乎是当代俄国人更有充分的理由指责我们将酒桌文化传到了俄国（笑）：

有时，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过度热情也导致了不好的事件发生。如在西安水利科学研究所的招待宴会上，由于中国劝酒的人过多，过勤，致使苏联罗辛斯基专家因干杯过多（12杯陕西凤酒），在深夜感到通身发抖，难以忍受，后经大夫诊疗才康复。
——瓦季姆·斯米尔诺夫《苏联专家在陕西工作的历史考察（1956-1960）》

本来不想回答的，直到看到了这个目前有三百多赞的回答：

我应该是误入到一个我国几千年来“人均尧舜”，朝代更迭全凭剪刀石头布，不存在宗族战争连座保甲家法的平行宇宙了。

“互害”就是我国数千年小农社会的经典风味，一些打着“汉传统文化”爱好者旗号的网友多少是有点叶公好龙了，疑似是被现代化保护得太好过于进步了。

我们来看看被传统文化浸透，尚未被布尔什维克文化污染的洪武大帝·朱，在大明《御制大诰》里怎么说：

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

大明规定，地方所有百姓都要参加乡饮酒礼，不参与者直接流放至偏远地区。整个宴会分为善良之席“正座”和奸顽之席“外座”。期间有任何不守规矩者，都要被流放。

此举的目的是让曾经违条犯法的“顽民”每年在大会上被当众羞辱至少四次（乡饮酒礼州府县每年正月十月必须各办一次，县以下里社由粮长或里长主持每季度办一次），从而达到不服从的个人永久陷入社会性死亡的泥潭。

再比如，为了消灭所谓“逸民”，实施严酷的知丁法，规定凡不在士农工商四业范围内谋生者，便是社会害虫。为了消灭害虫，民众必须“互相知丁”，也就是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哪些社会关系，逼迫民众互相举办。如果邻居、亲戚与里甲发现了“逸夫”不抓，等到此“逸夫”被官府抓住，不仅“逸夫”本人要被处斩，邻居亲戚里甲也要因为连座被流放。

自此，我们不难看出，洪武·朱的确是一个潜伏在大明的纯粹的苏联人。苏联的毒害相比满清无疑更早也更深。

加之明朝有着发达的特务系统，大臣们周末吃个饭，一个时辰内上面连饭桌上座次顺序都知道了。很难不称其是收到了契卡克格勃的影响。

有许多人喜欢炮制所谓的苏俄影响，潜台词无非就是：我们田园灯光上千年，都被苏联影响的乱七八糟。

简单举个例子：

做过中国人民大学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1946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就任永年县委书记。

他刚到永年适逢县里召开斗争汉奸恶霸宋品忍的万人大会。

一位老太太上台边哭诉边掏出一把刻刀，上来就把宋品忍的耳朵切下来了。然后一个青年冲上台，一边哭诉一边把宋的一只手剁了下来。另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走上台，还没走到跟前就哭得晕了过去。随后，宋被群众们拖下台，千刀万剐，身上的肉甚至被群众们带回了家。人群散去，荒地上只剩下一些白骨。

现在一些纯良的网友看了肯定会高呼受布尔什维克文化蛊惑的老百姓真的是恶魔成群。

然而，走上台的几个人，家里都有家庭成员被宋杀掉。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儿媳，都被宋强暴后杀掉了，宋甚至残忍地剜去了受害者的乳房和下部。

现在有的人是只提万人大会的部分，不去提宋品忍做恶的情节。当他们不去谈这片土地上诅咒一般深重的积怨时，只能用什么被苏联文化入侵的儿童故事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了。

说回宋被村民食肉寝皮，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非灾荒下出于泄愤的食用，贯穿了过去上千年的历史。

从把仇恨的人做成肉酱分给大臣或者左邻右舍，把肚脐当蜡烛，把大臣做成充草娃娃或者北京烤鸭等等事情，但凡是读些字都能看到。

因此当看到60年代的广西美食，反应不应该是什么苏联文化入侵，而是老祖宗传统又回来了。当然这也从另一个点论证了Wegame最后的窘困。

再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生在莫斯科一度发生过内讧。为了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大家互相举办贴报，为了引入外力解决，向苏联相关部门报告，整了好多人，甚至有一些人送命。

但这个事本身跟中国本土的人没什么关系，甚至跟苏联人也没太大关系。

再比如苏维埃肃反，当时苏联人根本就没参与，甚至斯大林都没开始他的大清洗。而宋教仁、廖仲恺等一大票人可以附议，不只是一家如此。

有没有可能就是上千年小农社会的土壤本身就滋生了巨大的矛盾，只不过某些契机会点燃它。

早期孙中山曾经感慨国人这种特性：一盘散沙，内斗不止。

这也是某些高端人士口中的“某性”来源。

但其实我们放眼欧洲，也存在非常类似的阶段，即从中世纪过渡到工业社会时的社会阶段。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转型，相关的印象和记忆被抛到脑后了。

因此随着小农经济的消失，对于传统的“回忆和追思”也愈发成为圣洁的海市蜃楼。那些从被诅咒土地上站起来的后人忘却了千百年的诅咒却一次次发明着不存在的田园记忆，并把诅咒残余的梦魇归于苏联。

这些人的存在反而证明了革命的部分成功。

最大的问题是把鲁迅批判的“贞洁牌坊”以另一种方式安了回来，即清教徒式的歌颂苦难。

斯拉夫人不被强人拿鞭子抽打就不干活，但是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充满了主观能动性。

比如雷锋同志吧，他也是一位爱美的年轻人，而且是工资不低的小干部。

结果这么精神的小伙，到了宣传中就变成了“战友花钱买汽水，自己拿水壶喝水”“平时很节省”的清教徒。

雷锋同志参加革命是为了让自己、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不是为了当苦哈哈。他出名赚取稿费之后还给战友家里寄钱，继续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刻，但是宣传口不能接受一个穿皮衣戴墨镜的时髦青年同时也是乐于助人、爱国爱党爱人民的好战士，似乎这样的战士必须吃苦且不能有自己的私人生活。

这是民国南京留东同学会

这是美国同时期建筑

至于之后的苏式楼，我就不放了

大家都在说细节的领域，我说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和盟友的外交相处模式。冷战时苏联和美国都不吝于对盟友砸钱，为什么美国“远程养殖”出了日韩这样从价值观到地缘高度一致的坚固盟友，而苏联和我囯和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频繁反目、论战乃至军事摩擦无穷、互相养出“白眼狼”？

对于国内而言，大部分我们当代外交与对外影响力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对都是基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是对世界市场自田与开放的笃信，影响全世界普通人的Tiktok、Shein、Temu是勋章，而苏联的遗产却不是。

苏联的外交，介于无缘由的慷慨和无缘由的强硬两个极端，没有中间选项，过于注重形象而缺乏务实。为了冷战阵营对抗，在第三世界超出自身能力广撒钱，1981年苏联援助国数量达到64个，结果到解体时宛如一场幻梦，被援助国既没有人愿意捍卫这一冷战失败方的名号，也没有念其一点好，庞大的无偿援助先不说，贷款还债更是不用想，比如光伊拉克就欠债129亿美元、利比亚46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最后都打了水漂，还钱是不可能还的，继承苏联债权和债务的俄罗斯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大手一挥免除这些国家的债务给自己台阶下。

其实，苏联的外宾商店到留学生特权、到对亚非拉小国的疯狂砸钱，都是一种前现代的和讨好社会上层而非下层的寻租外交，意在投机一小嘬上层统治者，而非细水长流地改变下层更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前者可以通过改头换面甚至直接翻脸不认人，而后者则是蕴含着长期重塑社会的力量。苏联援助的统治们者及其统治结构往往都都是极低信用，朝令夕改，是投资者要坚决避免的信用黑洞。

那么美囯的对盟友关系相比苏联是如何得以成功的呢？绕不开的是其行事逻辑对自洽与事实的捍卫，现代行政法学说有一个支柱性的原则，叫信赖保护原则。其贯彻于对官方诚信行政、民众预期利益的保护，是现代行政关系的应然产物，乃至越来越升格为一种整体性的政治品格，如果信赖保护原则被挖空，可能会危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基本盘，而且几十上百年难以恢复。

为什么“日本韩国是美国的狗”这种叙事是愚昧的？我们以韩国和美国的关系为例，只从纸面看，在韩国前民主化时期大部分时候根本不像是盟友之间的关系，而是时刻处在一种互相忤逆、矛盾全然暴露的唇枪舌战状态，在军政府时代的大多数时期，美国人这个词往往让韩国政府暴跳如雷的存在，美国也无时无刻不在倾泻对该盟友的不满，韩国民众针对李承晚、朴正熙、李起鹏的抗议中，都不乏美国人的支持。卡特支持韩国的民主运动，死保金大中，访韩和一意孤行开历史倒车的朴正熙吵得面红耳赤，威胁不改革就撤驻军，北面你自己看着办。即使是外交收缩的里根时期，在光州事件后的全国性示威中，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副国务卿西古尔都先后亲至汉城，支持韩国民众。

可以说终其前民拄化时代，无论谁人登台表演，美国根本不屑于正眼瞧其统治地位，上到贻害无穷的李承晚，下到极有经济成绩的朴正熙，美国也不愿给其好脸色。作为冷战前线自己扶持的合作者，美国的决策时刻予以拷打和以自身价值出发审视，但美国人不爽归不爽，但因驻军协定的明确性与其相关法律秩序的限制性，又绝不会发动一国驻军干涉政权，可以说边界分明，逻辑自洽。呈现了一种过于清晰的脉络：

寄希望于韩国民众，对韩外交及经济援助侧重于细水长流地影响民众价值（而韩国民众也证明了自己的统战价值），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议会国家盟友，不用短期援助换取统治者之间的你情我愿的虚荣“心领神会”。尊重基于民权运动法统的倒逼进步，在对韩政府有话直言，交流渠道畅通，在技术细节上反复拉扯，最失望的时候，用外交压迫、减援助和撤军等手段进行威逼，但绝未设想以苏联飙车东欧那样以武力推翻不听话的盟友，和坚决不诉诸军事干涉。

不管你对美囯的“霸权”有多么嗤之以鼻，但以结果来看，美国人的确成功了，在东亚再次创造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代议制囯冢、政体与价值观自己一致的盟友。其对韩外交思路清晰，有话直说，言行十分一致，无论是暴跳如雷的韩军政府，还是在街头喋血的韩国民众，都知道美囯人要做什么、在做什么。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值得参信的外姿态，尽力弥合信息的障碍，用一种极度自信的姿态和具体的机制声张自身笃信的价值。比如某水事件中，韩囯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有非常明确的沟通， 美国作为由洋流而受排放的最大受影响者，通过数据和实地研判，在所有决策层面上都并不在乎核废水排放。韩国内部存在争议，并放映在了多党的口号分歧中，但官方决策大体固定在相信科学判断，而为安抚反对情绪，亦拟定了一个若后续发现日本氚废水排放不合标准，韩方将提起国际诉讼的方案。

但俄国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对此却没有美韩的相对自洽，对这个稀释程度的氚废水如此厌恶和恐惧，那么显然也应当对泄核程度要高很多倍的自己进行怀疑，比如，理应敢于对作为盟友的伊朗、朝鲜、叙利亚有更多的指点，对赖账的中亚国家和大力援助的非洲国家军阀夺权后的毁灭性开矿有更多的指责，以及也应反思30年相当于日本4000年排放量的苏联自己。普京对朝鲜核试验是否可以像美国对韩国一样，有话直说？

如果俄罗斯不相信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结论，但普京本身缺乏与之对冲的严格的实证调查，且反而压抑后者传播，有没有一个强有说服力的理由？强烈的舆论宣泄下对俄国渔民的巨大利益损害是否值得考量，比如进口管制造成的影响，是否对有关受影响行业有对应的补助方案？有没有更务实的选择呢？

尽管现在日俄关系已成为俄大使口中的“历史最低点”，但日本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俄国不共戴天的仇敌，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前十年的宣传中，就并非如此。两国开始交好，经济文化密集交流，日本海量的援助和投资注入解体后的俄国市场，日本动画、特摄大批引入，邵伊古在远东修日本风格的别墅，很多电视台黄金档播放日本影片，在这时候的宣传中，日本是俄罗斯无可争议的友邻，过去的事早已翻篇。这时候如果有人说什么“我们没资格替诺门坎牺牲的将士原谅”这种话，必然是不合时宜，但后来却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其对解体以来就长期作为亲俄国的乌克兰的入侵也一样，频繁三百六十度转换立场，是否会影响信赖保护这一根基？

为什么“引蛇出洞”的智慧、“xxx式外交智慧”、“勿谓xxx”的智慧，这些“不言自明”的国际政治想象，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是危险的？为什么缺乏因果的或援助或强硬都值得警惕？为什么普京杀普里戈津是拜登口中“不清楚也不惊讶”的平凡事？

于是对外关系只不过是一个侧面，因为这种表演化的权力戏剧，在历史中没有一刻不在发生，在非洲草原上几十公里内几百个部落的勾心斗角中，在古埃及各法老储君争位的残酷斗争中，在明朝对西班牙人、倭寇屠华的宽恕中，在苏联强硬与慷慨的外宣和沙子都能管出稀缺的内部状况中，其重演之多，没有十万次也有九万次，惨烈之巨，受害者没有十万万人也有九万万人。其执行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睁眼说瞎话。苏联作为冷战彻底失败方无非是重演这一过程，这种斗争理念和斗争生态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上下一致的科学、事实公开和信赖利益的形成与捍卫，其以生民道德大义作为外衣，自我矛盾，后果深远。于是苏联的路径无外乎是：既要活在谎言中，也终活在失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