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说细节的领域，我说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和盟友的外交相处模式。冷战时苏联和美国都不吝于对盟友砸钱，为什么美国“远程养殖”出了日韩这样从价值观到地缘高度一致的坚固盟友，而苏联和我囯和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频繁反目、论战乃至军事摩擦无穷、互相养出“白眼狼”？
对于国内而言，大部分我们当代外交与对外影响力取得的进步与发展，对都是基于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是对世界市场自田与开放的笃信，影响全世界普通人的Tiktok、Shein、Temu是勋章，而苏联的遗产却不是。
苏联的外交，介于无缘由的慷慨和无缘由的强硬两个极端，没有中间选项，过于注重形象而缺乏务实。为了冷战阵营对抗，在第三世界超出自身能力广撒钱，1981年苏联援助国数量达到64个，结果到解体时宛如一场幻梦，被援助国既没有人愿意捍卫这一冷战失败方的名号，也没有念其一点好，庞大的无偿援助先不说，贷款还债更是不用想，比如光伊拉克就欠债129亿美元、利比亚46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最后都打了水漂，还钱是不可能还的，继承苏联债权和债务的俄罗斯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大手一挥免除这些国家的债务给自己台阶下。
其实，苏联的外宾商店到留学生特权、到对亚非拉小国的疯狂砸钱，都是一种前现代的和讨好社会上层而非下层的寻租外交，意在投机一小嘬上层统治者，而非细水长流地改变下层更广大民众的价值观，前者可以通过改头换面甚至直接翻脸不认人，而后者则是蕴含着长期重塑社会的力量。苏联援助的统治们者及其统治结构往往都都是极低信用，朝令夕改，是投资者要坚决避免的信用黑洞。
那么美囯的对盟友关系相比苏联是如何得以成功的呢？绕不开的是其行事逻辑对自洽与事实的捍卫，现代行政法学说有一个支柱性的原则，叫信赖保护原则。其贯彻于对官方诚信行政、民众预期利益的保护，是现代行政关系的应然产物，乃至越来越升格为一种整体性的政治品格，如果信赖保护原则被挖空，可能会危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基本盘，而且几十上百年难以恢复。
为什么“日本韩国是美国的狗”这种叙事是愚昧的？我们以韩国和美国的关系为例，只从纸面看，在韩国前民主化时期大部分时候根本不像是盟友之间的关系，而是时刻处在一种互相忤逆、矛盾全然暴露的唇枪舌战状态，在军政府时代的大多数时期，美国人这个词往往让韩国政府暴跳如雷的存在，美国也无时无刻不在倾泻对该盟友的不满，韩国民众针对李承晚、朴正熙、李起鹏的抗议中，都不乏美国人的支持。卡特支持韩国的民主运动，死保金大中，访韩和一意孤行开历史倒车的朴正熙吵得面红耳赤，威胁不改革就撤驻军，北面你自己看着办。即使是外交收缩的里根时期，在光州事件后的全国性示威中，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副国务卿西古尔都先后亲至汉城，支持韩国民众。
可以说终其前民拄化时代，无论谁人登台表演，美国根本不屑于正眼瞧其统治地位，上到贻害无穷的李承晚，下到极有经济成绩的朴正熙，美国也不愿给其好脸色。作为冷战前线自己扶持的合作者，美国的决策时刻予以拷打和以自身价值出发审视，但美国人不爽归不爽，但因驻军协定的明确性与其相关法律秩序的限制性，又绝不会发动一国驻军干涉政权，可以说边界分明，逻辑自洽。呈现了一种过于清晰的脉络：
寄希望于韩国民众，对韩外交及经济援助侧重于细水长流地影响民众价值（而韩国民众也证明了自己的统战价值），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议会国家盟友，不用短期援助换取统治者之间的你情我愿的虚荣“心领神会”。尊重基于民权运动法统的倒逼进步，在对韩政府有话直言，交流渠道畅通，在技术细节上反复拉扯，最失望的时候，用外交压迫、减援助和撤军等手段进行威逼，但绝未设想以苏联飙车东欧那样以武力推翻不听话的盟友，和坚决不诉诸军事干涉。
不管你对美囯的“霸权”有多么嗤之以鼻，但以结果来看，美国人的确成功了，在东亚再次创造了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代议制囯冢、政体与价值观自己一致的盟友。其对韩外交思路清晰，有话直说，言行十分一致，无论是暴跳如雷的韩军政府，还是在街头喋血的韩国民众，都知道美囯人要做什么、在做什么。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值得参信的外姿态，尽力弥合信息的障碍，用一种极度自信的姿态和具体的机制声张自身笃信的价值。比如某水事件中，韩囯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有非常明确的沟通， 美国作为由洋流而受排放的最大受影响者，通过数据和实地研判，在所有决策层面上都并不在乎核废水排放。韩国内部存在争议，并放映在了多党的口号分歧中，但官方决策大体固定在相信科学判断，而为安抚反对情绪，亦拟定了一个若后续发现日本氚废水排放不合标准，韩方将提起国际诉讼的方案。
但俄国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对此却没有美韩的相对自洽，对这个稀释程度的氚废水如此厌恶和恐惧，那么显然也应当对泄核程度要高很多倍的自己进行怀疑，比如，理应敢于对作为盟友的伊朗、朝鲜、叙利亚有更多的指点，对赖账的中亚国家和大力援助的非洲国家军阀夺权后的毁灭性开矿有更多的指责，以及也应反思30年相当于日本4000年排放量的苏联自己。普京对朝鲜核试验是否可以像美国对韩国一样，有话直说？
如果俄罗斯不相信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结论，但普京本身缺乏与之对冲的严格的实证调查，且反而压抑后者传播，有没有一个强有说服力的理由？强烈的舆论宣泄下对俄国渔民的巨大利益损害是否值得考量，比如进口管制造成的影响，是否对有关受影响行业有对应的补助方案？有没有更务实的选择呢？
尽管现在日俄关系已成为俄大使口中的“历史最低点”，但日本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俄国不共戴天的仇敌，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前十年的宣传中，就并非如此。两国开始交好，经济文化密集交流，日本海量的援助和投资注入解体后的俄国市场，日本动画、特摄大批引入，邵伊古在远东修日本风格的别墅，很多电视台黄金档播放日本影片，在这时候的宣传中，日本是俄罗斯无可争议的友邻，过去的事早已翻篇。这时候如果有人说什么“我们没资格替诺门坎牺牲的将士原谅”这种话，必然是不合时宜，但后来却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其对解体以来就长期作为亲俄国的乌克兰的入侵也一样，频繁三百六十度转换立场，是否会影响信赖保护这一根基？
为什么“引蛇出洞”的智慧、“xxx式外交智慧”、“勿谓xxx”的智慧，这些“不言自明”的国际政治想象，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是危险的？为什么缺乏因果的或援助或强硬都值得警惕？为什么普京杀普里戈津是拜登口中“不清楚也不惊讶”的平凡事？
于是对外关系只不过是一个侧面，因为这种表演化的权力戏剧，在历史中没有一刻不在发生，在非洲草原上几十公里内几百个部落的勾心斗角中，在古埃及各法老储君争位的残酷斗争中，在明朝对西班牙人、倭寇屠华的宽恕中，在苏联强硬与慷慨的外宣和沙子都能管出稀缺的内部状况中，其重演之多，没有十万次也有九万次，惨烈之巨，受害者没有十万万人也有九万万人。其执行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睁眼说瞎话。苏联作为冷战彻底失败方无非是重演这一过程，这种斗争理念和斗争生态没有制度的约束，没有上下一致的科学、事实公开和信赖利益的形成与捍卫，其以生民道德大义作为外衣，自我矛盾，后果深远。于是苏联的路径无外乎是：既要活在谎言中，也终活在失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