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想回答的，直到看到了这个目前有三百多赞的回答：
我应该是误入到一个我国几千年来“人均尧舜”，朝代更迭全凭剪刀石头布，不存在宗族战争连座保甲家法的平行宇宙了。
“互害”就是我国数千年小农社会的经典风味，一些打着“汉传统文化”爱好者旗号的网友多少是有点叶公好龙了，疑似是被现代化保护得太好过于进步了。
我们来看看被传统文化浸透，尚未被布尔什维克文化污染的洪武大帝·朱，在大明《御制大诰》里怎么说：
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于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罪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
大明规定，地方所有百姓都要参加乡饮酒礼，不参与者直接流放至偏远地区。整个宴会分为善良之席“正座”和奸顽之席“外座”。期间有任何不守规矩者，都要被流放。
此举的目的是让曾经违条犯法的“顽民”每年在大会上被当众羞辱至少四次（乡饮酒礼州府县每年正月十月必须各办一次，县以下里社由粮长或里长主持每季度办一次），从而达到不服从的个人永久陷入社会性死亡的泥潭。
再比如，为了消灭所谓“逸民”，实施严酷的知丁法，规定凡不在士农工商四业范围内谋生者，便是社会害虫。为了消灭害虫，民众必须“互相知丁”，也就是知晓邻居从事何种职业，家中有几口人，何时出门何时归来，有哪些社会关系，逼迫民众互相举办。如果邻居、亲戚与里甲发现了“逸夫”不抓，等到此“逸夫”被官府抓住，不仅“逸夫”本人要被处斩，邻居亲戚里甲也要因为连座被流放。
自此，我们不难看出，洪武·朱的确是一个潜伏在大明的纯粹的苏联人。苏联的毒害相比满清无疑更早也更深。
加之明朝有着发达的特务系统，大臣们周末吃个饭，一个时辰内上面连饭桌上座次顺序都知道了。很难不称其是收到了契卡克格勃的影响。
有许多人喜欢炮制所谓的苏俄影响，潜台词无非就是：我们田园灯光上千年，都被苏联影响的乱七八糟。
简单举个例子：
做过中国人民大学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1946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就任永年县委书记。
他刚到永年适逢县里召开斗争汉奸恶霸宋品忍的万人大会。
一位老太太上台边哭诉边掏出一把刻刀，上来就把宋品忍的耳朵切下来了。然后一个青年冲上台，一边哭诉一边把宋的一只手剁了下来。另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走上台，还没走到跟前就哭得晕了过去。随后，宋被群众们拖下台，千刀万剐，身上的肉甚至被群众们带回了家。人群散去，荒地上只剩下一些白骨。
现在一些纯良的网友看了肯定会高呼受布尔什维克文化蛊惑的老百姓真的是恶魔成群。
然而，走上台的几个人，家里都有家庭成员被宋杀掉。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儿媳，都被宋强暴后杀掉了，宋甚至残忍地剜去了受害者的乳房和下部。
现在有的人是只提万人大会的部分，不去提宋品忍做恶的情节。当他们不去谈这片土地上诅咒一般深重的积怨时，只能用什么被苏联文化入侵的儿童故事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了。
说回宋被村民食肉寝皮，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非灾荒下出于泄愤的食用，贯穿了过去上千年的历史。
从把仇恨的人做成肉酱分给大臣或者左邻右舍，把肚脐当蜡烛，把大臣做成充草娃娃或者北京烤鸭等等事情，但凡是读些字都能看到。
因此当看到60年代的广西美食，反应不应该是什么苏联文化入侵，而是老祖宗传统又回来了。当然这也从另一个点论证了Wegame最后的窘困。
再比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生在莫斯科一度发生过内讧。为了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大家互相举办贴报，为了引入外力解决，向苏联相关部门报告，整了好多人，甚至有一些人送命。
但这个事本身跟中国本土的人没什么关系，甚至跟苏联人也没太大关系。
再比如苏维埃肃反，当时苏联人根本就没参与，甚至斯大林都没开始他的大清洗。而宋教仁、廖仲恺等一大票人可以附议，不只是一家如此。
有没有可能就是上千年小农社会的土壤本身就滋生了巨大的矛盾，只不过某些契机会点燃它。
早期孙中山曾经感慨国人这种特性：一盘散沙，内斗不止。
这也是某些高端人士口中的“某性”来源。
但其实我们放眼欧洲，也存在非常类似的阶段，即从中世纪过渡到工业社会时的社会阶段。只不过随着社会的转型，相关的印象和记忆被抛到脑后了。
因此随着小农经济的消失，对于传统的“回忆和追思”也愈发成为圣洁的海市蜃楼。那些从被诅咒土地上站起来的后人忘却了千百年的诅咒却一次次发明着不存在的田园记忆，并把诅咒残余的梦魇归于苏联。
这些人的存在反而证明了革命的部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