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焦虑”的核心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在制度，在环境。

在对上负责这个大前提下，上层对舆情的态度决定了基层对舆情的态度，上层不在意基层则不在意，上层对舆情追责，那基层就会有舆情焦虑。此外，部分上级部门“既要还要”的风格就是完美诠释了“当XX还要立牌坊”“在尊重XX的意愿下在XX之前进度达到95%”你咋不上天呢？

至于制度与环境问题。这个就要聊一下法治建设问题了。“能干就是能干，不能干就是不能干”，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不闹就不能干，闹大了就可以干”，你是老百姓，你是选择闹呢还是不闹呢？

这两年枫桥经验又火起来了，看过来看过去我就总结出这么几个字:不要给上面添麻烦。与此同时呢法治建设也一提再提。只能说，很多时候，他这个环境吧，就很魔幻。

先表明观点：作为基层干部就必须勇敢面对“舆情”、了解“舆情”、解决“舆情，作为一名公务员他的本身职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大众的监督，如果做不到就自动退居二线。

不是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想一想，我们平时工作时的领导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工作做不好、没有接待好客人、项目搞黄了，公司也一样对我们进行问责和处置，我们同样会有“工作焦虑”，会不由自主的逃避、如履薄冰、畏首畏尾。所以公务员和我们在工作上具有相同性，应对“舆情”是他们所必须去了解和应对的，而不是逃避。

为什么会有“舆情”？

什么是“舆情”？

我们都知道在遇到与人产生纠纷的时候，自己无法解决这件事，都大多数会去选择报警或者找相关的政府部门，来处理此事，一旦事情的结果没有满足我们自身的利益或者存在不公平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默默的咽下苦果，少数人肯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护自身利益，还有一部就是发到网上，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从而用“舆情”去解决问题。

政府代表的是权威、公正，当基层的人没有很好的处理纠纷事件时，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很难又没有办法去维护自己利益的，所以发到网上似乎是最后的宣泄了，万一运气好，引发了舆论，能解决问题那最好，解决不了那就当舒缓心情了。

浙江宣传这篇文章，看到的是主要针对基层干部，当然在面对“舆情”的时候大部分是要基层干部拿出决定的，基层人员是没有相关的话语权去决定这个事件的走向，但是做了干部那就得承担起干部的责任。

我们先理解基层干部为什么会产生“舆情焦虑”？

一、焦虑于“被追责问责”。

二、焦虑于“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焦虑于“小事闹大、大事变炸”

四、焦虑于“没有一点点防备”

五、焦虑于“小马拉不动大车”

我们从上面的的五个方面主要可以看出，其实基层干部最害怕的就是怕被问责，其次担心处理不好。

这跟我们普通人工作是一摸一样的，身为基层干部处理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怕被问责被处罚都能理解，但是只要在这岗位上了，你硬着头皮都要上。

如果舆情真是因为由重要失职问题所致，那么必须是要去坚决问责失职者、惩处违纪者，这是不容商量的。

如果舆情的来源日常工作的正常推进或是因不实传闻的谣言散播所引发，那么必须用正确的方式来进行审慎评估和妥善处理，在过程中善用容错机制，对于勇于担当的干部给予充分的支持和保护，对于积极干事创业的人员，要营造一个宽容的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使基层的干部们放下心中的顾虑和负担，以更加轻松自如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发挥出他们的最大潜能。

文明养犬，要求你每个月上交20条流浪犬，必须完成。还有新疆那个，要求你开号，一个月内粉丝量要超过2500万，当地居民要求25%以上关注你。还有四川那个，3天内让社区把公园退林还耕。这些破事基层不麻吗？不焦虑吗？

对了还有青海那个，要求社区居委会每人必须买一套房。

4月7日，河南平顶山，一段郏县长桥镇多名执法人员与女村民的冲突视频在网络上疯传，7名男子围堵一名女子，并且面对女子的反抗还出现了锁喉、抱摔、抓头发的动作，其中4人穿着执勤服。

4月8日，河南平顶山市郏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长桥镇执法人员在向当群众下达违法占用耕地的《停工通知书》时，因沟通不当、方式方法欠妥，引发肢体冲突。

一群大男人围殴一个女人，这叫沟通不当？这叫方式方法欠妥？

好一个偷梁换柱！

沟通是用语言，不是耍流氓。

如果7个村民殴打1个女执法人员会是什么后果？也叫沟通不当，方式方法欠妥吗？

执法人员是人，这个女村民就不是人？

通告水平实在高， 斟酌用词很巧妙， 但看通告就知道， 调查结果已明了， 现场视频网上飘， 基本情节都看到， 指鹿为马把谁保， 执法水平待提高， 文明执法很重要， 沟通能力要加强， 场面把控有技巧， 否则搞的一团糟， 社会影响很不好。

沟通不畅：骂你，没想到你敢回嘴。

方式不当：抢夺手机的时候没有想到旁边还有人拍摄，导致现场视频流出。

肢体冲突：因为打你，我的手也受疼了，算是相互伤害，所以不能是殴打你，只能算肢体冲突。

玩文字游戏，非政府部门莫属，欺我等文化浅薄，太小看人了，广大的网友眼睛是揉不尽沙子的，看你们如何处理！

乡镇综合执法人员有几个懂得专业法律？

按照程序应该是责令停产通知书，前期现场检查，询问情况，领导审批都走程序了吗？况且停产是行政处罚最严厉的处罚措施，需要集体合议，查一下这些执法文书有吗？否则是滥用职权。

郏县也是顶牛的地方，去年有个酒驾让接电话的领导，今年又有执法人员群殴弱女子。

此地妖风不小！

穿着一身人民群众买的衣服，端着人民群众的饭碗，干着伤害人民群众的事。

地方问责层层加码，其实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看起来是责任担当，实际上是层层负责，结果是层层不能负责，层层问责加码，结果是层层不能问责。有一年去南疆出差，发现公路上交警特别多，停车检查也特别多。我问为什么？说是，自治区大领导指示“大事不能出，中事不能出，小事也不能出”，然后就是交警整天在公路上，防止出事。交警的工作是维护交通秩序，保障公路通畅。交通事故主要是开车当事人负责，怎么能让交警负责？交警是人不是神啊。

“舆情焦虑”不仅仅是基层有。

有些事情，确实通过“舆情”获得了较快较好的处置。

但，有些时候“舆情”的功效被过度放大，造成上上下下做点啥事，就怕出“舆情”。出了“舆情”，明明原先合理合法的事情，也会被过度解读，会搁浅。

真的不喜欢“舆情焦虑”。

比“舆情焦虑”更讨人厌的是“恶意炒作”。

明明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事情，被断章取义“恶意炒作”，歪曲解读之后，很多好好的制度、政策被搁浅，最后吃亏的就是老百姓，还很可能包括参与“网暴”的网友自身。

#基层舆情焦虑从何而来#

焦虑来自一句话：不要给上面添麻烦。

因而，上面对于突发紧急情况可能知道得慢，而下面又没有真正的决定权，个别时候事情能扛就扛过去。但这时候最怕一个雷，点燃了很多事情。

比如江西南昌一职校里的鸭脖事件，几次反转；

比如江苏徐州的小花梅事件，几次通报。

最后都是省级不得不出面来应对。

你说基层在做事吧，肯定做了很多；

你说基层应对舆情如何，反正这几次事件挺糟糕的。

关键就在于权责分配上。如果想让基层灵活应对舆情，不要焦虑，那就需要真的放权；否则基层面对情况，就可能有点儿按部就班，有时候反应就慢了。

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治理水平的提升，实际上很多事情，基层是能注意到的，也能第一时间妥善解决的。

这起码说明治理水平高质量是一个趋势，就是在这中间，经验的凝练、机制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

浙江宣传谈基层舆情焦虑从何而来，称一些地方问责压力加码，使得干部“动作”变形，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碧翰烽/文

有的地方已然患上“舆情洁癖症”，生怕出了一点舆情，哪怕只是一点点问题，也都如临大敌。

浙江宣传此时撰文《基层舆情焦虑从何而来》，切实指出了当前基层应对舆情的一些困惑与难点。遇到各类舆情，一些基层干部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将舆情视为“洪水猛兽”，处置起来如履薄冰、畏首畏尾，患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舆情焦虑症”，担心因为舆情事件而被“一票否决”。

文章对于焦虑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主要包括了五个方面：一是焦虑于“被追责问责”；二是焦虑于“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焦虑于“小事闹大、大事变炸”；四是焦虑于“没有一点点防备”；五是焦虑于“小马拉不动大车”。

文章指出，一些地方施加了层层加码问责的压力，甚至存在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的现象，让不少基层干部的“舆情焦虑”转变为“被问责焦虑”，以致于“动作”变形，把工作重心放在处置舆情上而忽略了解决事情本身。因此，关键是对舆情涉及的事件科学研判、具体分析，既要严查，也要宽容，而不是一有舆情，就搞“一票否决”“一棍子打死”式的问责。

一：影响与面子

为什么有的地方有了舆情就会有加码的问责压力？恐怕还在于影响与面子。

发生了舆情是一个层次，发生了有影响的舆情又是一个层次。什么是影响？影响就是指以间接或无形的方式来作用或改变。也就是说，有影响的舆情，对于他人或周围事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现实来讲，有些同类型或者问题更大的事件，如果没有成为舆情，可能就形不成影响，有些舆情也可能影响范围不够，依然形不成影响，也就不会产生压力。

“影响”的一个延伸在于“面子”。有的地方常常有很强的面子观念，如果舆情影响过大过强，有的地方就会面子上挂不住，面子上挂不住，压力也就来了。

为什么有些工作通报批评反而很有效？运用的就是面子观念之影响。

其实，有的时候，影响与面子仍然是一个主观的感受，而非客观的标准。因此，处理舆情还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准确。

二：公开与透明

有事说事，有多大事说多大事。回到公开与透明层次上来，影响与面子也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公开与透明，追求的就是客观、准确、真实。

哪怕是工作成绩，又哪怕是问题难题，都可以考虑更多公开透明，理性对待。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其实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

一些地方如果有了更具制度化、常态化的公开透明机制，即便是有问题，也不会有太多舆情信息，反映的恰恰是坦诚、务实的工作态度，能够得到舆论的理解与支持，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而且还能净化网络，让一些网络谣言没有藏身之地。

三：舆情与问题

舆情反映的最终是问题，最为重要的也是问题。

处理舆情重在解决问题，而非简单解决舆情。因此，首先需要分析问题是否存在？原因是什么？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其次才是研究如何解决问题？问题解决才是根本，才是最为重要的。

有问题并不可怕，有舆情也并不可怕。只要认真对待，只要扎实解决，就能够很好应对。

只要是你踏踏实实的“为人民服务”那舆情就不可怕，做到尽心尽力，问心无愧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有句话叫“心底无私天地宽”，怕，很多是因为没尽职责，事情没做好！你看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干部什么时候怕过？他们只怕自己没有服务好人民，怕自己的工作没做好。

人人心里都有杆秤，就算暂时委屈了，将来也会还你公道。

所谓的：“舆情焦虑”那不过是心虚的表现罢了。

只要做好这五个字，需要焦虑啥？

把“舆情”这个特色概念去掉，代之以“舆论”，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很简单的，

因为他们忘了曾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曾经他们是不怕犯错的，

因为做错了，改了就好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就是需要不断试错改进的。

为啥现在就怕了舆情了呢，

因为有些明知道是错的，

但是就是不改，

至于为啥不改，

他们自己最清楚了。

什么压力加码，

还不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首先，舆情焦虑确实存在，并且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原因。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空前加快，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迅速演变成舆论风暴。对于基层干部而言，他们不仅要面对日常繁重的工作任务，还要时刻关注网络舆情，生怕因为一点疏忽而引发负面效应。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上级部门的问责，也来自于社会公众的期待和审视。

其次，问责压力的加码确实可能导致干部“动作”变形。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导向下，一些基层干部可能会因为担心被问责而过于谨慎，甚至产生“宁可不做事，也不能做错事”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出现，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也可能导致他们在处理舆情时过于机械、呆板，无法灵活应对各种复杂情况。

本质是诚信信任危机空前，公信力崩溃。不能事实求是了，虚假宣传满天飞，和现实严重脱节。没有基本的事件可靠的监督追溯制度，追责问责无从谈起。

基层官员与老百姓关系紧张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要看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1. 权力与责任的不匹配：在一些地方，基层官员的权力和责任可能存在不匹配的情况。他们拥有较大的权力，但在履行职责时可能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导致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等问题，从而引发老百姓的不满。
2. 沟通渠道不畅：基层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渠道可能不够畅通。一方面，官员可能缺乏与群众沟通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老百姓也可能觉得自己的声音无法被听到和重视。这种沟通障碍会导致误解和矛盾的积累。
3. 利益冲突：在基层治理中，官员和老百姓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例如，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方面，官员的政策可能与老百姓的利益产生冲突，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4. 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这些矛盾在基层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使得基层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要改善基层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明确官员的职责和权力，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确保他们依法行政、公正廉洁。
2. 拓宽沟通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如村民议事会、社区论坛等，让老百姓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
3. 协调利益关系：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充分考虑老百姓的利益和诉求，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4. 加强教育引导：对基层官员进行教育引导，提高他们的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增强他们与老百姓的互信和互动。

总之，看待基层官员与老百姓关系紧张的问题需要全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综合措施加以改善。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的官民关系，推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如今，舆情管理已经成为基层干部日常工作中的一大任务。在这个全民皆可发声、信息传播速度呈几何级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则关于地方事务的舆情都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如若处置不当，不仅可能导致舆情升级，甚至会令整个局势陷入无法控制的地步。这种环境下，基层干部们往往对舆情反应极其敏感，深恐热搜上的本土相关话题伴随着排山倒海的压力和严峻的问责挑战。

舆情像一盏聚光灯，一部分基层干部就在灯下陷入了“舆情恐惧症”的焦虑。

舆情恐惧症的成因多种多样，一方面，基层干部担心的是一旦当地事件引爆热搜，将不得不直面来自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严苛审视，那种随时可能落下的问责重压，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般高悬于头顶，让他们忐忑不安；另一方面，部分干部由于对网络舆情过度敏感，生怕自己在应对舆情事件过程中的行为在汹涌澎湃的舆论大潮中被曲解，甚至有被围攻的风险。总的来说，难以准确把握舆情发展脉络并有效地进行引导和应对的无力感，在无形中催生了他们的深深惧意。

道理是如此，要化解这种舆情恐惧症，必须得提升官员的网络素养和舆情应对能力，希望今后能出现一批以更开放的心态拥抱互联网、以更透明的方式与大家唠嗑的新好干部吧。

省里面说起来云淡风轻，基层处置不好可是要扣分的

这件事情问题出在责任的分担上。

出了一件事情，责任谁来承担？

是基层承担，还是上层承担？

如果，基层的行动建立在对上级负责的基础上，受到社会群众和上级机关的制约，那么，上级的行动谁来制约，上级对谁负责？上级出了问题，怎么处理？

“动作变形”是干部为了减少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做法。

我们在说清楚“怎么看待”之前，应该搞清楚的是其他的问题：

谁推着他们行动，谁又压着他们行动？

如果是他们自己有问题，怎么处理？

现在出现舆情的话，从地方传到中央要多久……

浙江宣传你会不清楚？

中，省，市，区，街道镇。

一级级都要压时间

那给底下的人留余量了么？

没余量，谁来动作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