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这个话题，于是看了一下原文。

应当说，作者很努力，能力确实一般。

这篇文章，主要观点有三个：

第一，“华乱”非由“五胡”。

第二，民族融合是主流趋势。

第三，“中华”内涵进一步丰富。

但是核心观点在结尾：

我们并不寄望于古人能够作出超越历史的判断，只是我们更有理由自觉珍视今天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局面。

这个核心观点翻译成人话，是这样的：

为了现今的政治需要，希望人们能够做出超越历史真实的判断。

显然，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围绕整篇文章的三个观点，我们可以提出三个对应疑问：

第一，战国七雄的混战，为什么造成了社会进步，而不是像五胡乱华一样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倒退？

第二，进步与落后是不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融合是不是应该无原则、无方向、无对错的？

第一个疑问，是客观事实。第二个疑问，是客观事实。第三个疑问，也是基于客观事实。

无论你是要讲进步，还是要讲团结，你是不是始终都要有一个美好的方向？

那么你为五胡乱华洗地，你到底坚持了美好的方向吗？

你没有。

逻辑判断都是有大前提、小前提的，最后人们发现，你违背了你自己的大前提。

你自己的套索缠住了你自己的脚，你不行。

苦难是不能被歌颂价值的，这个道理不知道受过高等教育的吴先生自己是否清楚。

诚然，苦难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源泉；但若是以论文的形式，去赋予苦难价值，美化、称颂。那就只有三种可能：要么蠢，要么坏，要么就是为了碎银几两作传声筒而已。

而五胡乱华，恰恰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无妄之灾。

它是塞外异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入主中原，建立了数个非汉族政权，彼此攻杀不休；自此中原彻底变成杀伐乱战的丛林世界。

纵观历史，那些外表“汉化”，乃至写汉字说汉语的异族，并不代表他们就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认同和优越感，更不代表他们不会歧视打压汉人。这样的融合本质是落后短暂战胜先进，后对先进的拙劣模仿；亦是外来入侵者基于统治需要，对本土文明的沐猴而冠。

就拿史学界最热衷标榜的民族融合典范北魏来说：

我们都知道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的汉化改革，却很少有人知道北魏的汉化进程，起始于魏武帝拓跋焘重用汉族世家。然而没过多久，北魏便爆发了鲜卑贵族针对汉族世家发动的国史之狱。崔浩的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一概被杀，与此同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参与北魏朝政的汉人世家也全部遭到血洗，北魏前期的汉化之路被汉人干涸的鲜血阻塞，戛然而止。

我们都知道北魏中期孝文帝汉化改革的辉煌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改革仅过去五十载，北魏后期又爆发河阴之变，当初孝文帝汉化的基本盘——洛阳汉人世家和汉化鲜卑贵族被胡人军事集团屠戮殆尽，汉化成果终被胡化完全反噬。

事实上北魏自建国后，一直压榨境内的其他民族，其中尤以压迫汉人最深，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记到：

“北境自染逆虏，穷苦备罹，百姓苟不保命，安无宁日。或死于干戈，或弊于饥谨，其幸而自存者盖十五焉。”

《通典·边防典》记到:

“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以骑蹙步，夏人未战先死。”

这句话的意思是，每当北魏军队作战时都先将夏人（汉人）驱逐在前，充当肉盾消耗敌军，而鲜卑骑兵则在后面不断驱赶步兵，很多汉人都被鲜卑骑兵活活踩死，未上战场就死于非命。

从这些例子足以看出，或许鲜卑上层贵族会被先进而绚烂多彩的汉文化吸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敌视防备汉人这个民族实体，他们不但对汉人世家几欲除之后快，对普通汉人更是视如草芥。

而真正的融合，还是在杨坚代表汉人重新掌握天下，消灭鲜卑贵族阶级后方才实现的。而在此之前，胡人入主中原不论是对于华夏文明整体而言，还是对于广大汉族百姓，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无妄之灾，汉家儿女血流漂杵，横尸遍野；中原典籍尽毁，衣冠南渡。

试问这样的融合、汉化，到底是华夏的幸运，还是不幸？

事实上，任何一个带着自己的族群基本盘入主中原的异族，都不可能真的汉化，所谓汉化，只是野蛮落后向文明先进靠拢的必然追求。但这可不代表他们真的愿意变成被他们征服的汉人，也就是所谓的融合。

不过，这些外族略微褪去前期的野蛮，意识到需要统治这片被征服的土地和广大人口时。倒是可能会短暂出现一种“泛汉化”主义，但这只是基于统治需要所做的权宜之计。归根结底是由于他的底蕴过于匮乏，面对先进的汉文化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导致的。

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鼓吹全盘汉化的声音，以及“精神汉人”；（北魏的特殊在于皇帝拓跋宏恰好是个精神汉人，且颇有政治手腕，在世时能力排众议压制鲜卑贵族，尽管如此，其改革成果还是在他死后被推翻。）但这些只会出现在一些特定时间段，而且只是现象级，不会成为最终的主流。

之后，随着异族对汉文化具备兼收并蓄的能力，得以不断吸收汉文化的养料充实自身，逐渐站稳脚跟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后，他们就会对前期的“泛汉化”进行取缔。这个过程可以是循序渐进的纠正，也可以是激进的反攻倒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汉化，绝不意味着他们会变成汉族人。因为他们骨子里仍然是征服者，而非被征服者。

就好像我们今天也学英语，也独用英文来编写程序。曾几何时全盘西化脱亚入欧的声音也不绝如缕，但却从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过去我们并没有被西方世界征服，面对与西方文明那令人窒息的差距，文化落后的我们尚且没有全盘西化变成西方人。如今我们正在赶超西方，全盘西化的声音便肉眼可见地日渐式微。那么反过来假设，某一天中国成功征服统治了西方世界，届时全盘西化的声音还会剩下多少？

纵观人类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征服者族群被其所统治的被征服者族群同化，从而完全变成被征服者的。

即便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素来以开放普世著称的罗马，在征服希腊后，也会特别注意将希腊神名改为拉丁神名。如宙斯改名为朱庇特，赫拉改名为朱诺，爱神阿佛洛狄忒改名维纳斯。

所以，但凡是少数民族占据统治地位的王朝，就不可能与汉族真的发生融合；但凡少数民族被融合了，那一定是在汉人掌握统治权，或者“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之后。

何况外族征服者对汉文化乃至汉族的尊崇态度，是随着“融合次数”的增多而不断递减的。

契丹的辽国，是最后一个认祖古代炎黄子孙，尊重汉族文化风俗的征服者

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辽史·世表》

后面女真的金国，是最后一个以汉字为蓝本，创造本民族文字的民族。

而到了元清，这种尊崇态度已经荡然无存，连外表的汉化都不屑于去做。元朝皇帝根本不会汉语，汉族被全面排斥在其中央统治集团之外，元廷甚至试图推广巴斯八文取代汉字。

满清时期，汉文化完全变成统治汉人所需的表面工程，其更是用强力手段直接毁灭汉人的衣冠文化，将其全面改造成本族样式的“金钱鼠尾”。满清从始至终都注重保护本民族的特征，强调“国语骑射”、“首崇满洲”。对汉族、汉文化表面选择性套用，实质却戒备排斥的心态，贯穿了满清的一生。

例如：康熙晚年，刑部还会出现找不到汉字文书的问题：

康熙四十三年，擢刑部尚书。刑部奏谳无汉字供状，拠言："本朝官制，兼设满、汉，欲其彼此参详。今狱词不录汉语，是非曲直，汉司官何由知之？若随声画诺，几成虚设。嗣后定谳，当满、汉稿并具。"诏报可，著为令。——清史稿

到了清末时，连一心帮大清君主立宪的梁启超，最后也直呼带不动：

“盖防家贼三字，实为满洲全部之心事。彼一切新策，皆从此三字演出也。故刚毅常语人云：“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界诸家奴。朋友谓俄国，家奴谓汉人也！”——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

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了，所谓五胡入主中原汉化，自此民族融合亲如一家。不过是自欺欺人、自我感动的呓语罢了。随着“融合”次数的增多，外来征服王朝“融合”的程度和主观意愿，以及汉人、汉文化的地位却是肉眼可见越来越低；汉文化被敌视、打压、扭曲、篡改的比重却越来越高。

这就像工业化合物泄入大海，造成海洋生态大灾难，无数海洋生物死亡。经过数百年的澄清，大部分有害的化合物被剔除。少数残留的化合物被海水完全稀释，最终成为海水的一部分，而海洋生物也接纳了它们。大海恢复最初的生机。

但因此自我感动，将其作为海纳百川的证据。赞美歌颂工业污水入海有利于“海洋多元化”和生态可持续可持续发展。认为工业污水越多对海洋越好。大家觉得可笑不可笑？

事实上，五胡乱华本质是华夏凭借自身尚且年轻强大的身体，抵御住了较为原始的病毒入侵，最终同化了病毒，用漫长的时间恢复调养，最后重新回归正轨。

事实上历史上的每次异族入侵，都伴随着华夏民族的苦难，文明的沉沦，汉家儿女血流漂杵，横尸遍野。而异族的所谓汉化，实际是建立在无数汉家儿女尸骨和血泪之上的。

而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恰恰是凭借自身的韧性挺过了外来入侵的一次次打击。承认过去的屈辱并不代表可怕，曾经有过被征服奴役的历史，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能站起来。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正视它，感谢度过苦难的自己，而不是美化给我们造成苦难的根源和苦难本身。

比苦难本身更可悲的，是不曾从苦难里学到任何教训；而比不曾从苦难里学到任何教训更可悲的，便是赋予苦难价值，将其视作丰碑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