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遇见孔夫子，和孔夫子成为朋友后。有一天，孔老二去马克思家吃饭，指着燕妮说，这妮儿，怎么上桌了？

我的回答是：

我把马克思和原神结合起来都比这个节目更马克思。

当马克思【论战】孔夫子

第一场：文化之辩

（注：把本文和《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结合起来，边看文章边看电视节目，会更有趣）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丘待在岳麓书院，一边监督背诵经书的学生，防止他们打瞌睡；一边等待那个人偶的到来——孔丘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发地反对儒家学说，他们自发地反对彩礼、反对繁文缛节、反对事事顺从父母……数都数不过来！这是要乱了纲常、乱了伦理！

万幸的是，他委托鹿苑的御用文人创造了名为“鹿氪死”的人偶，这人偶不但智力低下、思想落后，更重要的是趋炎附势！只要他随口说一句话，鹿氪死就会用一千句、一万句来附和。而且，它长得非常像当今时代的“大红人”马克思！这玩意一定能让不少“眼神清澈”的年轻人走向正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伴随着无精打采的读书声，孔丘迫不及待地推开大门，准备迎接衣着华贵、油光满面、打扮精致的人偶。可就再看向门外的一瞬间，孔丘呆住了：眼前的人穿的不是西装，而是工装；头发也没有喷上发胶一般整齐，而是自然的蓬松；脸上更是有颠沛流离、辗转欧洲各国的沧桑。但是他的眼神十分锐利，似乎能让人看到改变世界的激情，似乎能让人看到对抗权贵的勇气，似乎能让人看到掌握真理的信心。

“坏了，难道不应该是鹿氪死吗？”孔丘打量着眼前这个真正的马克思。“鹿先生受不了自己脑海中两种自相矛盾的思想，没多久就得了痴呆症死掉了，而我从鹿先生身体里解放了出来，代替鹿先生赴约。”

孔丘带着他的弟子，不情不愿地给马克思当导游。走进岳麓书院，孔丘与马克思面对面坐下。

“我早就想来拜访夫子了，我听说……”马克思突然捂着嘴笑了好一阵，过了片刻才缓过来，“我听说1925年，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马克思进文庙》，曾经畅想过你我相遇的场景”

“哈，哈，哈——”，孔丘尴尬地笑了笑，眼神飘忽不定，“文章中，你发问，马克思主义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实现。”

“是呀，可能毛同志的思路比较好，成功在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使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但是在之后，御用文人居然想把我和你结合在一起，有人就担心，咱俩到底合不合拍呀？”

孔丘听完这句话，狠狠地“自省”了一番：孔丘啊孔丘，你居然被眼前的犹太蛮夷吓得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你不是要发挥你引以为傲的中庸思想，把你的学说和犹太蛮夷的学说缝合在一起，好让现在离经叛道的年轻人步入正轨吗？

“诸位说呢？”孔丘转过头来问自己的学生们，让他们讨论，也留时间舒缓自己紧张的心情。

曾子曰：“当然合拍”

颜回曰：“我看未必，啊——”孔丘偷偷地在他的腿上掐了一下

子曰：“是啊，不过，对于你我的相遇，历史上曾有过争论，马克思先生请与我移步长廊，我们一起探讨切磋。”

孔丘又给马克思当起了导游，也在暗想对策。

“这座书院已经1047岁了，后面有一个藏书阁，藏着不少典籍，请你到这来，是为了让你亲身感受一下中华文化。而且书院有会讲的传统，马克思先生，请我们移步讲堂，再详细聊聊。”

“好好好”，马克思又笑了笑，似乎知道孔丘有什么打算。孔丘见状，赶快走进所谓的“讲堂”。好一个“讲堂”！这不是一个摄影棚吗？看到摄影棚里面有两个当局的御用文人，还有十几个从名牌大学搜罗的、作为“听众”的大学生演员，孔丘的眉头可算舒展开来：这里都是我的人，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舌战群儒！

话说那御用文人可不一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儒释道鹿”四教合一的大主教、中国ZF大学鹿氪死主义学院教授——郭寄惩，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浑元形意太极门掌门人——马抱锅。孔丘对这两个孝子贤孙很有信心。

郭寄惩率先开口：“刚才先哲对岳麓书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是因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又特别高度强调的对第二个结合的意义。现在人们就会思考一个问题，难道仅仅因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那么才要强调第二个结合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是不是首先请马克思和孔丘这两位伟大的先哲开讲、给我们以启迪？”

“我们相互交流”，孔丘看到眼前的御用文人如此滔滔不绝，有了些许战胜马克思的信心，“马克思先生，我想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与先生讨教。”

“不敢当呀，你的学说往上继承了2500年以前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往下又开启了2500年以后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有学者（杨国荣）夸奖：……孔、孟哲学，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流毒很大。”

孔丘虎躯一震，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郭寄惩和马抱锅目瞪口呆，鹿氪死怎么不按时先安排的剧本来；制作组手忙脚乱，赶紧放一段过场动画；学生们却淡定自若：管他呢，学校安排的任务罢了。有一两个学生反倒起了兴致，想看看事情会如何发展。

“马克思先生，你我可能还是有些不同”，孔丘镇定下来，按着剧本来，“比如，时代不同，我那时候还是农耕文明，你的学说比我晚了两千多年。”

“很有自知之明，我那时候，欧洲资本主义趋于成熟，而且地域也不同，我吸收了19世纪英、法、德主要的三种思潮，不过，我觉得更大的区别是，我的学说立足点是阶级，而你的儒家似乎——”

“哈，哈，哈——”，孔丘故意尴尬地大笑几声，赶紧打断马克思的发言，“在我的学说里，没有阶级之分，只有君子与小人之别。”

“你说的君子，实际上是指统治阶级。《论语·泰伯》记载：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说明你这君子，指的是不同于民众的统治者。小人指的是民众。根据《尚书·无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你的文章夸君子、骂小人，实际上是夸统治者、骂被统治的民众。你维护的，正是当时的统治者——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你想为奴隶主贵族维护一个稳定的体系，而我，致力于被剥削阶级的解放！我不会成为现存国家的卫道士，我是剥削阶级的掘墓人！”马克思回应道，语气中颇有不满，似乎很反感孔丘的套近乎。

“嗯……似有不同，却也相似”，孔丘又想到一个套近乎的妙计，“你我，不都是希望为人类谋得最高的幸福吗？”

“我是想为人类谋得幸福，可是，我认为，这幸福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我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讲过：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你却想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来实现所谓的人类幸福，你觉得你所谓的人类幸福有实现的可能吗？”

孔丘话题一拐，似乎又想到一个妙计：“我和你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也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幸福平等的社会……”

“你们儒家主张通过克己复礼、通过提高人们道德素养来克制自身的各种欲望，消灭邪恶，抵制外界的各种诱惑，从而结束礼崩乐坏的混乱之世，大同世界是完全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想通过道德实践来实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对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的总结、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实践的研究，揭示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张通过社会革命及改变生产关系等途径来消灭、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理想社会。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是空想，一个是科学推理；一个依靠道德，一个依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个依靠明君，一个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一个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怎么能说一样呢？”

郭寄惩和马抱锅不知所措，一个学生站了起来：“那么，为什么有人说你们的思想能结合到一起？”

马克思笑了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我想先听听你们御用文人的答案。”

马抱锅说：“第二个结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必然性……”他准备说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但这两者的不同马克思刚刚讲过。他真不知道怎么应付这局面！说好的鹿氪死呢？怎么来了个货真价实的马克思？

“价值立场高度相似”，郭寄惩接嘴，顺便给马抱锅翻了个白眼，“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其实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马克思严肃的说，“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否要求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人民如果没有权力，人民的利益就容易被统治阶级剥夺，有时候多给些利益，有时候少给些利益。所以我为什么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掌握自己的权力，这样人民群众才能使自己的利益不被剥削阶级篡夺。你们的民本，实际上是为了统治阶级利益着想，通过让出一点利益，使让人民放弃对统治阶级的反抗。” 郭寄惩陷入了沉默。

“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就还可以从思维观这个角度看，老子说……” 马抱锅正说话呢，被马克思呵斥：“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能一样吗？”

孔丘原本打算说一些“有朋自远方来”之类的话打圆场，看到马克思不耐烦的样子，只好静观其变。

“方法论的必然没有，还有历史逻辑的必然吧？”台下一个女学生演员站起来说到，给郭寄惩和马抱锅带来了新方向。

郭寄惩滔滔不绝，制作组还放了两端过场动画，大致意思就是：为了文化自信，所以一定要把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缝合在一起，然后引用毛同志关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论述，再举了改革开放以后、崇尚英美的自由派文人无脑否定整个中华文化的论述，又说现在所谓的“汉服热”……反正是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他的脾气似乎消失了，孔丘、郭寄惩和马抱锅看到他的表情，以为他是无话可说了，哪知他突然笑了出来：

“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激发人民阶级斗争的意志的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这么看来，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儒家，而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巾起义口号）；

民从来不可轻，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东汉末年民谣）；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

均贫富，等贵贱（宋代农民起义口号）；

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元末红巾军军歌）；

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游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著来问我采桑娘（清朝《坚瓠集》）；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洪秀全）

世俗纷纷祀偶神，金坭木石假成身。形骸虽肖何知觉?庙貌徒严妄设陈。雕刻由人虚且诞，安排任尔绝无灵。彼原死物无堪敬，我具良心肯自沦?（洪秀全）

印子义，翻一翻，一石交成二石三。不在捻，咋能沾，跟着老乐创江山（捻军起义歌谣）”

“在中国，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代表，反对儒家思想是侮辱中华民族。” 马抱锅无可奈何，想出了这个昏招。

“第一，如果说反对儒家就是汉奸的话，明朝的李贽就是汉奸了，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丘。那么，李贽是不是明朝的汉奸呢？由此延伸，是不是在中国古代反对儒家思想的人都是汉奸？第二，我上面引用了这么多民间的反儒家的诗句，你却把这些真正优秀的民族文化无视掉，是默认中国的劳动者不属于中华民族吗？”

“马克思先生，我不是有意为难你啊”孔丘想激发马克思的同情 “古今中西之争，历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而你我的结合，才能破除这个争论。”

“孔子创立的儒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传统文化！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前提之一！” 郭寄惩说话的语调越来越高亢，不禁让人怀疑他的精神状态。

“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孔丘对这次论战的胜利很有信心，“只要有文化和精神存在，整个民族的魂就不会丢失，就能延续下去。当一个人没有了魂没有了精神以后，他自然是立不起来的，所以我们说文化虚无主义的危害是极大的。”

“我们当然要继承民族文化，可是我们要继承的是那些能为无产阶级利用的思想文化、那些能为无产阶级利用的艺术形式。在思想文化上，有农民起义军的反抗精神，有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反天命思想，有王夫之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艺术形式上，新中国前三十年把劳动人民看不懂的京剧改成了革命样板戏，电影描绘的也是劳动人民，比如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欢腾的小凉河》，反映工业建设的《青春似火》，反映农村医疗合作的《春苗》，美术上上，用水墨画画出劳动人民的生活，比如《女电焊工》”马克思继续说，“你们把儒家文化请回来，我想问：儒家文化能为无产阶级利用吗？能激发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吗？能教育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方法吗？还是只是让无产阶级奴化？”

“能！” 郭寄惩抢答，“现在科技在进步，但科技进步的背后缺少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构建。就像消费的快乐是极其短暂的，一下子就空虚了。这就是因为人的需要被定义为了物质的欲望，但是实际上人的需要还有一种精神上的需要。”

“我赞同！”孔子很高兴有郭寄惩这么一个优秀的孝子贤孙，“传统文化对今天的益处之一，就是帮助建构国人的精神世界，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的精神世界。”

“用传统文化治疗消费主义太荒谬了，我说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消费主义是因为社会经济原因导致的，资本要不断地实现增殖，就不仅要生产出大量的商品，而且要顺利地完成商品的售卖，否则资本不仅不能实现自我增殖，还会面临灭亡的危险。我曾形象地把商品转换成货币的过程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消费主义就是资本为了实现这一‘跳跃’而由资本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其功能就是为顺利完成商品的售卖而挖掘和制造出人们的消费欲望，从而扩展资本的消费市场。通过文化去解决消费主义的问题，那只是不痛不痒。”马克思决心要解决这荒谬的闹剧，“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去摧毁！如果不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消费主义的问题怎么能够解决？想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去解决，简直是痴人说梦。”

“中华5000年文明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古人的智慧是留给今天最可贵的遗产” 马抱锅仍不死心，郭寄惩看着马抱锅随口乱说，气得表情一直紧绷。

“古人是指古代的什么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马克思淡淡地说。

孔丘和御用文人们可算见识到了真正的马克思的厉害，他们实在是想不出办法反驳马克思的发言。孔丘对郭寄惩、马抱锅眼神交流了一番，决定：是时候开始理论的辩论了！

第二场：理论之辩

（注：把本文和 台《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结合起来，边看文章边看电视节目，会更有趣）

话说那第一场辩论赛结束以后，孔丘、郭寄惩和马抱锅可算是明白了：这台上的，不是鹿氪死，而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而且这马克思可真是难对付的敌人，几招套近乎的话全给他驳了个遍。孔丘以“共赏琴音”为借口，带领马克思调离摄影棚，给时间让自己的孝子贤孙们好好准备，让郭寄惩和马抱锅力挽狂澜！

“夫子啊，这琴声雅致，很有中国的意境。”马克思率先开口，想引出孔丘带他听琴的目的。

“这一曲名为《高山流水》，它有个动人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大夫伯牙，善弹七弦琴，有一次他出使楚国，路上歇息弹琴，结果弹一曲，路旁的樵夫就夸赞说，像高山一样。又弹一曲，又夸赞说，像流水一样。伯牙深感震撼，真是知音！于是就和樵夫结为好友。这曲《高山流水》的背后，就是伯牙与子期千里遇知音的故事。”孔丘赶忙抓住这套近乎的机会，依然没有忘记他中庸调和的想法。

“说是说《高山流水》，我怎么从中听出了《十面埋伏》的味道？我作为一个幽灵，刚从鹿氪死的身体里解放出来，在湖南游荡，就遭到了仁义的围剿。 台的一切势力，孔丘和御用文人、节目组和学生演员，都联合起来，想方设法地辩赢我，好让我变成鹿氪死模样。列宁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你我思想差距很大，你却这么热情地称呼我为知音，是不是也想……”

“哈哈哈哈……”，孔丘赶紧笑几声，打断马克思的发言，“我知道，你我在全世界都不缺知音。马克思先生，请与我移步讲堂，细细聊聊。”

马克思与孔丘又回到了名为“讲堂”的摄影棚，马抱锅照着剧本发问：“二位先生好，我们今天想来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准备了两本书，想请对方分别来读一读对方的著作。”

“这是一个很无聊的提议，我确确实实读过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我批判过德国的名为阿尔诺德·卢格的人，他在1850年6月拼凑了一个‘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顽固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我说过卢格是‘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贱的品质、既狡猾又愚蠢、既贪婪又迟钝、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逊’又在1851年8月致海·艾布纳尔的信中指出 ‘作为他们的孔夫子，他理应在他们中间为自己确立显眼的位置’所以说夫子，你先请。”

“我们的马克思先生知道中国的长幼序，所以让夫子先看”，油嘴滑舌的郭寄惩赶紧解释，“那么我们就为夫子准备了一本《共产党宣言》。来，夫子，请！”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孔丘读着这句话。

郭寄惩也心生一计：“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人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应该高度统一，每一个人的个性、人格、创造性和独立性都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孔丘赶忙接上郭寄惩的话，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人和人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也说过：仁者人也（《中庸》）。仁这个字就是两个人的意思，人和人相处，都应该以仁为标准。我的学生樊迟曾问我：什么是仁，我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仲弓问我，我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用眼神示意了郭寄惩，表明他打了个“好仗”。

马克思看到这两人打配合，不慌不忙：“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每个人都成为了社会的主人，每一个人的才能智慧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由于人们的根本利益和目标一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同时，不仅不妨碍别人的发展，而且能够起到彼此鼓励，互相促进的作用。所以《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联合体’就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区别于国家。这个联合体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是有明确解释的：‘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一定会向着更加远大的目标前进，也就是达到消灭阶级，由一切人联合起来的宏大团体来掌握全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使公共权力失去阶级性质，也就是国家消亡。郭寄惩，你这解读，不是很令我满意呀。”

“马克思先生，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种文本，有不同的见解，不是很正常吗？我认为应该像郭寄惩这么解释。” 不学无术的马抱锅恬不知耻地讲。

“你知道我上面说的、加粗的话，是出自哪里吗？出自197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解说》。这些加粗的话，都是中央曾经的解释。

这些解释，有提出要进行阶级斗争、有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比你的牵强附会强得多。”马克思不紧不慢地说。郭寄惩气得真想给马抱锅一拳。

“再说说你的仁吧，这玩意可真值得说道说道”，马克思盯着冷汗直流的孔丘，“第一，你讲‘仁’是以‘亲亲’为立足点的，所以你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面》)。就是说‘孝弟’是’仁’的根本。你倡导‘亲亲’，是对统治者氏族的成员来讲的。在统治者氏族中，做子弟的能孝顺父兄，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氏族团结得很好，从而氏族贵族的统治就可获得巩固;另方面统治者宣扬‘孝弟’，就可导致奴隶们趋于厚道，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奴隶们不致反抗斗争，‘犯上’‘作乱’的行为就不会有了。第二，你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要人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服从西周的旧礼制、旧秩序。你讲礼，虽然也是对统治者氏族成员来说，但你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层统治者都能遵守礼制,则人民也就不敢不服从。所谓‘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整个社会也就做到‘仁’了。总之一句话,你提倡孝弟,提倡复礼，就是要使得‘民德归厚’,对统治者‘莫敢不敬’，不造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而我，是最讲究造反、讲究阶级斗争的。你这个仁，怎么能碰瓷我的学说呢？”

“停一停，马克思先生，先看一看根据夫子的言行记录整理的《论语》，子曰：君子不器……嘶——” 马抱锅还没说完，郭寄惩就狠狠地掐了一下马抱锅的大腿，示意他别给敌人递刀子。

“什么叫器？《易经》说，形乃谓之器。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工具，比如说桌上的这个盘子就是器。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要做一个工具，要做全面发展的人。资本主义就是把人当工具，我和你的观点非常一致呀。”孔丘洋洋得意，可算找到了见缝插针的机会，郭寄惩一直摇头，他似乎知道马克思要说什么——

“可是你这句话这么模棱两可，对于你这只有四个字的、模棱两可的话，有学者甚至给出六种解读：人应当有精神追求，而不仅仅关注物质生活；人应当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不是被驱使的机器和工具；人应当灵活变通，而不闭塞；人应当心量广大无所不包，而不狭隘短浅；人应当不断进步，不要满足于现状；人应当谦逊，不要看高自己低看别人……你要不说一说这六种解读哪个是对的？你不会说这些都是是对的吧？”孔丘无言以对。

“马克思主义是人的科学，它深刻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儒家思想也在强调着人伦科学，他关注的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关注着人和人类社会。这大概率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内在的学理。” 郭寄惩赶紧接上，想力挽狂澜。

“郭主教啊，你真得读一读列宁同志与人论战的话：你说你在谈论‘活的个人’，但实际上你当作出发点的，并不是具有确实由他们的生活条件、由该一生产关系体系所产生的‘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而是木偶，并且你把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装进它的头里，显然，这样的做法只能产生天真的幻想，生活脱离了你，你也脱离了生活。现实的人，正是在这种客观的物质条件和历史关系中受到规定和制约并取得自己的现实形式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就根本不可能是人了。人学的空话，必然让位于对于物质生产和历史关系的真实探讨。正如我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正是因为有契合性，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的时候，很多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中国人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先生说：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诡辩能手郭寄惩不依不挠。

“优秀传统中确实有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但是这种子不属于士大夫的文化，而是属于中国传统社会中被压迫者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以梁漱溟、张君劢为代表的新儒家就一直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梁漱溟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他说：‘中国旧日社会的经济构造，既非封建社会的，也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在是另外一回事。什么封建残余、半封建、前资本主义，都不能积极地表出其特殊面目。至于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那更讲不清’（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中，张君劢积极支持张东荪、牟宗三等对辩证法的攻击，他还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整体，认为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三者的结合是逻辑的矛盾，‘其不相符合之点若是甚多’（张君劢《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序》）。中国共产党不是依靠士大夫壮大起来的，而是依靠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的！种子不在士大夫，而在工农！”

“小康！”马抱锅想说几句。他知道他想说的“大同”“民本”在第一场论战就被马克思批过了，可是总有能拐的，不是还有小康吗？“孟轲理想的社会是小康，五十岁的人有衣服穿，七十岁的人有肉吃，今天已经实现了呀！”

“‘小康’的说法出自《礼记》，它简要描述了人类社会从大同的原始公有制社会向小康的私有制社会的转变。就《礼记》所描述的小康社会而言，无非就是一个私有制基础上的比较自足、比较安定的、解决了温饱的阶级社会。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科学概念。社会主义不仅要谈发展生产力，要谈解决吃饭穿衣的温饱问题，更要谈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各方面实现消灭阶级的历史条件，而且，还要谈人的问题，也就是人的解放的问题。如列宁所言，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绝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温饱的问题。共产主义者在规定自己的历史任务时，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还要有、甚至是更要有政治指标、思想文化指标、人的改造的指标、全社会全方位的指标。再说了，所谓的‘小康’，只不过是给人民一个‘温饱’，一个能够保证再生产劳动力的起码条件，而某些人自己何止是‘小康’……”

“那我们就从哲学来探讨！” 郭寄惩发觉自己的政治经济一塌糊涂，心生一计，把马克思拉进诡辩的战场、拉进自己最拿手的领域！

摄影棚的大屏幕出现了一个白头发、满脸皱纹的人头：“马克思先生好，我是李聃，我常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据说你也常用这种思维方式。”

“你的的辩证法是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你虽然承认事物有对立面、有矛盾，并且会向相反方面转化。可是你对事物的归趋，以为总是由“有”复归于“无”，由“动”复归于“静”的，并把这种归趋说成是万物之“常”。就是说，你把矛盾运动看成是相对的，而统一、静止却是绝对的。并把运动看成是循环往复过程，最后终归静止状态。这样，终于落入形而上学、循环论的泥坑，在中途消解了矛盾。”马克思说着，摄制组赶紧换个人头。

“马克思先生好，我是荀卿，我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知您是否认同。”这次换上了荀子。

“你认为自然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并不因为社会上的统治者是尧还是桀，是圣君还是暴君而有所改变。这说明天不是神而是自然,是不能于预人事的，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天命论，这点我是认同的。”摄制组狂喜，想也不想就换上了——

“哈哈哈哈，镇压农民起义的人，和我攀关系！”，马克思看着摄制组刚换上的、王守仁的人头。“我有个观点叫知行合一，认为真知才能指导实践，没有实践也得不到真知。”播音员像机器人一样只顾念剧本。

“王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强调知与行的统一，后来呢我们就把这种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加以发扬光大以后，凝练出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郭寄惩边说边做手势，让马抱锅不要说话，郭寄惩最拿手的就是哲学上的诡辩，凭他一人就胜券在握！

“你这知行合一有问题呀，你在《传习录》里讲：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此是我立言宗旨。根据你这句话，你这哪是强调知和行的统一呀？你这不是把‘知’当作‘行’吗？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王守仁‘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销行以归’,即完全排斥行,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先验的知。”马克思又看向惊讶的郭寄惩：“你说的实践是谁的实践？是地主的实践、资本家的实践、还是工人农民的实践？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字也少不了！”马克思刚说完，又突然笑了起来，“你们想找中国古代哲学与我的哲学的相同点，当然可以，但是能不能找墨家？能不能找法家？能不能找王夫之、颜元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直拿儒道佛三家中国历史上最反动的学说和我碰瓷，这好玩吗？”

“除此之外……”郭寄惩结结巴巴地说，“马、马克思主义是从、从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的角度来、来把握人的本质。”突然，他眼里放光，“不想今天盛行于欧美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他开始侃侃而谈，似乎以为自己又要赢了，“马克思谈个人的时候，他不是孤立的谈个人，他总是把人放在他的天地之间和社会关系中间。中华文化也把人放在家国天下之中，甚至安放在天地自然之中、天人合一，来看人的价值。都反对把人看做孤立的个体，反对原子式的个人主义！” 郭寄惩觉得胜利就在眼前！

“第一，儒家文化不等于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还有墨家和法家；第二，天人合一的‘天’是指大自然吗？《中庸》里面有‘天命之谓性’， ‘至诚通神’，‘至诚通天’，说明这‘天’是指上天，可不是大自然。‘天人合一’是指，人只要把握自身所固有的‘诚’，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可以从尽‘人性’到尽‘物性’，终于做到‘至诚通神‘’至诚通天’，进入神秘化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哪里是把人放在大自然之中？第三，儒家追求的集体主义，是维护旧礼制，个人无条件服从统治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遵守礼制，不准以下犯上，我追求的集体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

“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中国！” 马抱锅开始气急败坏，“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但这种结合必须符合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受剥削的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压迫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儒家搬过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全世界有130多个打着共产名号的党派，但是真正站在人民一边的有几个呢？”马克思严肃起来，“现在，中国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只要有压迫，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

“新加坡就是因为儒家才发展壮大！面对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情况，新加坡开始大力提倡儒家伦理文化，并把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还在学校进行儒家道德教育……” 郭寄惩一边说，一边狠狠瞪着搞破坏的马抱锅。

“你为什么不说一说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当局苦苦经营的儒家伦理，选修学生比例不足20%，学生反映课程内容太难，长期下来无以为继。教育部在无预警的情况下，于1990年宣布停止中学道德教育课程。当局没有多做解释，因之有人称之为无疾而终。教育政策既已改变，东亚哲学研究所也随之转型，自1991年起全面停止了儒家思想研究，各方儒学学者纷纷回归故里。1992年，两年之后，东亚哲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Asian Philosophy）正式改组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of Political Economy），至此，上个世纪80年代由政府主导的那场推广儒家的运动正式走入历史。1990年代之后，有关儒学的活动和研究转以民间团体为主导，包括南洋孔教会、新加坡儒学会、南洋学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喜耀文化学会等。由于社会大环境所限，参加者年纪偏高，影响有限。官方对儒家的推广，只能沉在历史长河中了。我知道你还想提瑞典博士阿尔文对儒家的赞赏，可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也赞赏过，他们的实践成功过吗？好像连头都没有开。”

郭寄惩和马抱锅这回真的说不出什么了，只能悻悻离去。孔丘盯着这两人的背影，破口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接着像连珠炮一样对马克思说搞笑的话，什么“犹太蛮夷”，什么“少正卯”，什么“做成肉干”之类，引得学生演员都哄笑起来，趁着摄影棚还没充满快活的空气，剧组赶紧掐掉直播，节目被禁播，录屏在私下流传，孔丘一病不起，大约孔丘的确是死了。

马克思不知所踪，或许他仍在九州游荡，直到太阳升起……

郭子说得对，但《论儒法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一书中摘录了如下文段：

石仑 (1973)[1]在《论尊儒反法》一文中认为，

梁凌溢(1974)^[2] 在《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评<韩非子>》一文中指出了儒法斗争中的批孔谓何，

中国近代史从书编写组(1973) ^[3]在《资产阶级与儒法斗争》一文中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各方势力对儒学的态度：

陈今(1974)^[4]在《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中指出了来华传教士群体与儒学之间的思想交流，

金冲及(1973)^[5]在《<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中从思想史的高度，再次指出：

个人认为，金冲及文极有价值之处，在于同时指出了《天演论》在华传播史的两种面向：

一种是明面上的“唯物主义的土壤”，或是随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另一种则是“人胜天”“人治”“人的力量”对历史、对现实的重要作用，而这往往与近现代阳明学直接联结。我们常常能在近代人物（不限于中国）身上看到这两种面向在同一人身上的激烈矛盾/共同影响，也能看到同受《天演论》影响的一代人（五四一代）的相互决裂。

参考

1. ^原载于《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1期
2. ^原载于《红旗》杂志，1974年第9期
3. ^原载于《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
4. ^原载于《红旗》杂志，1974年第8期
5. ^原载于《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