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法国二月革命到六月起义之间政府面临的是何种社会问题？为何临时政府的国家工场反而激化了矛盾？

二月革命能成功一方面是因为革命爆发迅速有力；一方面是因为军队袖手旁观。

先说第一个方面，1847年开始，英国陷入到经济危机当中，然后很快传递到了法国（这也许是第一次工业社会经济危机），没有应对经验的政府，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就是“紧缩开支”，避免赤字，而紧缩开支的后果就是大规模的失业，各地的产业工人大量失业，金融业也开始收紧信贷，进一步让全国经济陷入动荡。

按照恩格斯当时的论述是【在1847年的最后四个月，英国经历了最不景气的日子。铁路业的投机商破产了；在殖民地商品的贸易方面。从8月10日到10月15日，伦敦有20家第一流的商行相继倒闭，这20家商行的资产总额为五百万，所生股息约占全伦敦的50%；而在工厂区，11月15日曼彻斯特的175家纺纱厂中充分开工的只有78家，11000名工人被抛到街头。灾难达到了顶点。】

连大英都灰头土脸，那法国作为后进国家自然也更惨，有的工业区失业率超过50%，没失业的工人也同样大幅降薪；而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自然是积蓄了足够大的革命动力。

1848年的欧洲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社会福利和失业救济可言，所以二月革命就是这种情势的必然后果，1848年2月22日，二月革命爆发，几天之后就推翻了路易菲利普国王的七月王朝。

不过，哪怕民众有革命热情，但正规军和起义的民众的战斗力差距仍旧是天壤之别，如果军队愿意付出足够代价去平定暴乱，那么不管巴黎的起义民众多么努力还是会被镇压掉（正如1871年巴黎公社一样）

但是，在1848年2月革命当中，军队最终选择了袖手旁观。

当然这不是最初的选择，一开始军队是服从调动入城平叛的，但是在起义者的街垒抵抗之下，出现了一定伤亡，而这时候，真正考验领导人威望的时刻到了——七月王朝拿不出一个有足够威望的人，像葡月暴动时的拿破仑一样，带领军队向巴黎暴民开炮；所以在短暂的攻势之后，军队宁可选择停滞不前，而这也在事实上抛弃了七月王朝。

军队袖手旁观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因为军队里本来就有很多人深受经济危机之苦，他们不愿意去镇压起义民众；另一方面，代表巴黎上层市民的国民自卫军也站在了起义者这一边。

国民自卫军在大革命期间就是一个重要力量，在1830与1848年两次革命之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是巴黎市内的市民武装，虽然和正规军的战斗力差了很多，但是它很轻易就能够裹挟巴黎，然后以首都来号令地方。

1848年2月革命，其本质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抛弃了应对危机无能的七月王朝。

当然，革命本身不解决危机，它更像是一次洗牌，只能靠运气去试错，并不一定会带来最好的结果。

而且，1848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歧也是极大的，只是对王朝的厌恶让两方暂时“野合”到了一起罢了。

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你很难真正在1848年上层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更别说贵族了！）当中找到几个真正的“共和分子”，不要忘了在君主制在法国已经绵延千年，只有1792-1799年之间法国才有过一次共和国（而且还没给上层社会留下什么好印象），1799-1804年是拿破仑独裁的督政府，1804-1815年是帝国时期。

也就是说对1848年的法国人来说，共和国更像是漫长历史当中的小小变调，既不神圣也不稳固，它只意味着动荡，而食利者和工厂主都是厌恶动荡的。

二月革命催生的“野合政权”，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上层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比如临时政府首脑拉马丁，1815年他就是在波旁王朝的宫廷里当官了，他在1848年虽然对共和是真诚的，但是他所要的共和国绝非是“暴民政权”，而是由社会贤达占据主导的政体。

二月政府成立最初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应对1847年绵延下来的经济危机，而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政府能想到的也只有两种办法——“加税扩大财政基础”、“用行政力量扩大就业”。

加税最终落到了全民头上，政府把土地、动产、门窗与营业税这四种直接税加收45%，让全国的工商业者和农民怒不可遏（本来农民已经对巴黎的政权更迭持冷漠态度了）；扩大就业就是开办问题里所说的“国家工厂”，把失业大军赶去植树铺路筑坝（喜欢我超前版罗斯福新政吗？），然后给他们发工资维持生计。

这两个办法，在思路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在执行上，却因为当时的政府没有足够经验、以及既得利益团体太过于强大，所以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首先，在金本位时代，政府手中的货币工具是非常有限的，利用政府权力来扩大就业就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进而让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债券崩盘，政府发行的纸币也会大幅贬值；其次，加直接税而非财产税，最终就让普通民众的税负更加难以忍受。

所以在短时间内，政府大失民心，革命群众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又继续躁动不安；而另一方面，原本对君主制有好感的人反过来认为这一切说明革命就是瞎折腾，应该立刻改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派在议会里又重新得势了。

面对这个局面，二月革命产生的临时政府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开始加强武装，而为了对抗巴黎的革命群众，它必然只能去求助反革命的力量。而这个时候，军队内部也开始清洗，原本倾向于革命的官兵被隔离或者清退，军队在整体上开始倾向于反对“暴民”了。

双方的矛盾到了6月份，一切摊牌，最终军队用榴弹炮猛轰各处的街垒，用最严酷的方式镇压了6月革命。

临时政府首脑拉马丁，负责镇压6月暴动的卡芬雅克将军，两个人其实都是共和派，但是他们显然并不认同“暴民政权”，之所以支持2月革命，是因为反对国王；之所以镇压6月暴动，是因为反对暴民，这是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是必然的选择。

6月的血腥镇压之后，对“共和政府”来说，又有了一个新的麻烦，“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怎么办？”

在七月王朝，普通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只有每年财产税交了200法郎的人才有资格领取选票，全法国选民人数不到20万；二月革命之后，政府和议会宣布所有男性都有选举权，作为共和制的基础。

然而在6月暴动之后，这一切就成为问题了——暴民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心怀不满的底层还有选票，怎么办？

在12月的总统选举当中，这一切担忧成为了现实，民众并不喜欢对普通人亮出屠刀的“共和政府”，于是前朝皇族路易波拿巴拿到了750万票，而拉马丁也参选了，却只有不到2万票，真正被所有人抛弃。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镇压的当事人谁也逃不过选票的惩罚，于是有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解决办法——“干脆剥夺掉普通人的选举权吧”，于是在这之后，议会就通过了法令，恢复了之前选举制度，剥夺了普选权。

抛弃了无产阶级的“共和派”与议会当中的君主派一起，以最不共和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黑色幽默般的自杀。而路易-波拿巴总统借着这一点，把自己打造成了“普选权的捍卫者”，并且借机大肆打压自己的异己分子，经过三年的博弈之后，他大功告成然后成为了普选的皇帝，共和国那时候已经被人们直接丢到一边去了。

当然，路易-波拿巴同样也面对着经济危机，但是一方面，经济危机折腾了这么久，本来就已经在进入复苏轨道了；另一方面，经过了来回的折腾之后，无论是产业界还是金融界都急需一位有威望有魄力的秩序重建者，而顶着拿破仑名字的他显然是非常合适的，他也有足够的魄力来整顿时局。

他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也和之前大同小异，利用政府和信贷来制造繁荣和就业，虽然这推高了赤字，但是在1850年代法国进入了一个危机后的繁荣周期，所以经济增长足以覆盖掉增加的赤字；另外，恰好这也是铁路、电报、蒸汽船等等新兴发明大规模应用的时期，创造的就业是“优质就业”，可以拉动更多生产力发展。

在另外一个方面，他在那个时期努力和英国保持了极为良好的关系，两国之间的经贸和技术交流也让经济得以快速稳定。

总的来说，1848年的法国人对共和并没有那么大的执念，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解决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谁解决了谁当皇帝他们也无所谓，就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