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和1848年革命之间的许多区别之一是，前者得到了更大一部分精英阶层的支持。1848年的革命大不相同。尽管很多人接受了共和国，但在市政厅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人员几乎都来自共和主义报纸《国民报》和《改革报》的编委会。拉马丁作为外交部长发挥了主导作用，赖德律·洛兰曾任内政部长。为了安抚工人，路易·勃朗被授予卢森堡委员会的指挥权，工人阿尔伯特·马丁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与基佐政府的不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临时政府匆忙通过了一系列将影响到今天的法令：男子普选权、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和废除对政治罪的死刑。毫无疑问，在这些法令中，最主要的是确立男子普选权的法令。在君主政体统治下，人们对选举改革的有益影响已经寄予厚望：1847年10月1日，在宴会活动最激烈的时候，有人提到：“选举改革是出路。我们必须利用它，我们哀叹的社会苦难将全部消失，民主学说的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最终将实现。”但是由于这种作风引发了“临时政府想要独裁”的普遍焦虑。

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个新术语，用来形容1848年2月之后才接受共和国的人的即the républicains du lendemain （后一天的共和党人），与共和国尚未成立时一直为共和国而战的républicains de la veille（前一天的共和党人）形成对比。皮尔比姆认为，许多“后一天的共和党人”都是“隐秘的君主主义者”，因为君主制将是他们的首选政权。许多人已经准备好与共和国合作，前提是按照他们的条件，自1780年代以来，法国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不能简单地听任法国选择的任何政权的命运。然而，共和国这个词尤其让那些人感到恐惧，贵族中有很多人在1790年代在脚手架上失去了亲人。

马耶公爵夫人就这么写过：

“共和国让我害怕，因为我知道，在法国，人们无法将其与93年的记忆分开，因此，那些拥有财产并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害怕共和国，只有那些有贪婪和贪婪欲望的人，以及那些准备从法国人的冒险精神中获益并将他们投入危险的政治实验的乌托邦主义者才想要共和国。找到一个合理的共和国的机会再好不过了。”

蒙塔朗贝尔在给选民的通函中坦率地承认，他更喜欢君主立宪制，他概述了他想要的那种共和国：

如果这个共和国在改善工人的条件的同时，像美国一样，保证（我们）享有宗教、财产和家庭这三个最高的自由的好处，那么它将没有比我更真诚的、更具有献身精神的支持者，如果它没有遏制住没收（财产）和暴力，很可能把我当作对手或受害者，我永远不会成为它的工具或同谋。

尽管临时政府承诺提前举行选举，但其核心人物之一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公开表示，他希望推迟选举，激进的共和党人也有同样的愿望，这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并加剧了人们对洛兰想要实施独裁统治的怀疑。新共和国的出现带来了行政部门最彻底的人事变动之一，尤其是各省省长和副省长的人事变动，但这并没有带来平静。赖德律·洛兰于3月8日和12日以及4月8日发布的三份通知，任命专员去外省将所有具有共和主义信仰的“前一天共和党人”选为公职人员，他也赋予了专员广泛的、实际上是绝对的权力来管理行政、军队、检察官和国民警卫队，并告诉他们只能将公职委托给有坚定共和信念的人。最令人震惊的是，他表达了希望专员们引导选民在制宪会议的普选中选举共和党人的愿望，他在4月8日重申了这一点。

梯也尔主持的《宪法报》虚伪地声称，想知道为什么临时政府的公告总是弥漫着对整个国家的不信任，特别是因为在2月24日（二月革命）之前，绝大多数法国人都不是共和党人。蒙塔朗贝尔于3月13日向他的比利时岳父哀叹“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可恶专制，他们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想给法国强加一个她没兴趣的政府，（她的拒绝）则表明她的教育还没有完成。”3月17日，组成国民警卫队的资产阶级部分抗议拖延；第二天，工人们举行了赞成的抗议活动。3月26日达成妥协，将选举从4月9日推迟到4月23日。但在4月16日，包括国家工场工人在内的大批工人向临时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当然临时政府这次没有同意。

担心法国还不够共和，不足以举行选举，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制宪会议的结果是，84%的成年男性人口投了保守党的票，他的直觉也是正确的：这是为了制宪会议，而不是正常的立法会议。对于像他这样的共和党人来说，大会的召开是实现共和党承诺的一步；对于更保守的名人来说，这是在经历了两个月的无能之后，建立了一个正规的政府，让更多的男性有机会影响事件。许多候选人欢迎共和国，正统主义者法卢(也就是出台著名的法卢教育法案的那个人)因二月革命扰乱了法国的法律进程而对其嗤之以鼻，制宪议会后，他赞扬了共和国。然而，并不是每个候选人都在公开场合如此热情地欢迎共和国。保守主义人士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事实，接受了共和国这一历史事实。七月王朝的正统主义反对派律师，现年57岁的贝里耶直截了当地表示，“新革命并没有让我成为一个新人”。

制宪议会的结果符合洛兰的担忧，900个人中800人已经在七月王朝时期拥有了稳固的选票（政治客户群），有700个有能力在七月王朝众议院就职（说明他们的财力、阶级和社会地位与上个朝的议员没有什么本质差距），306人确实在七月王朝众议院就职，20人支持基佐，57人在复辟王朝众议院就职，16个神职人员，30个全职军官，13名将军，229名是七月王朝的自由主义反对派，30名军人，值得注意的是，洛兰的专员在所派去的省份当选的也有67位。

另一个担忧是二月革命鼓励了社会主义的增长，而社会主义在当时精英看来总是暴民的贪欲和野蛮导致的，社会问题本身并不存在。在3月21日、26日和31日发表的给自由主义报纸Débats（辩论报）的前三封信中，谢瓦利埃猛烈抨击了路易·勃朗的学说，他承认，工作问题和工人的状况是核心问题。他也承认，工人想要改善自己是合理的：但是，与其他当代反社会主义作家一样，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工人的条件已经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改善——与以前的奴隶制相比，19世纪的条件怎么会被视为进步呢？因此，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起作用，通过这个过程，人类的舒适感与人类自由的扩张和资本的传播成比例地发展，如果没有资本，人类就永远不会有时间进行科学探索，而科学探索增加了人类的福祉。在第四封信中，他打赌巴黎找不到三个愿意在国家工厂做事的工人，因为他认为勃朗严重误解了人性：勃朗认为国家工场会庇护工人并改变行业，但其实这会扼杀工人的任何本能的模仿和努力：对一个工人来说，最好的激励是竞争力。谢瓦利埃称赞竞争力是“自由的工业面貌”，称其为“这种力量，进步的朋友，这种有益的力量，尽管它的运作模式很粗糙。”相反，勃朗的制度只会强加“痛苦的平等”，而不是1789年的“神圣”平等，这是“一个尽可能平等地提升自己的机会，提供给具有才华的人，不断努力的人。”他推断，至少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里，追求更好的自己仍然是可能的。

临时政府最大胆的政策是提议将铁路国有化，以便继续就业。至少在保守派看来，比大规模就业更严重的是银行危机。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一直在复苏的路上，只是二月革命扰乱了经济，而不是认为政权的倒台是更广泛的经济衰退的症状。随着临时政府执政时间的推移，当法兰西银行发生挤兑时，对社会解体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到3月中旬，三家主要银行已经暂停业务，与此同时，交易所的股价大幅下跌，有传言说，一些贵族家庭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富有，他们正在走向倾家荡产。许多家庭把钱囤积在家里，而不是把钱交给银行，因为缺少对银行的信心。马耶公爵夫人说，她并不担心共和国会带来暴力，而是担心会带来贫穷。

“后一天的共和党人”认为，消除所有弊病的灵丹妙药是经济信心。辩论报在3月2日的声明代表了这种态度：“当信心重新建立时，就业就会恢复；以前不会再出现。”然而，梯也尔在3月4日写道：“我们受到工人共产主义的威胁，除非我们阻止他们，否则所有商业都将无法进行，并将毁灭国家。”文明社会，由于金融危机而被削弱，而临时政府并没有全力应对这场危机。蒲鲁东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即财产是盗窃，现在被引用为共产主义的黄金法则，所有社会主义道路都通向这条法则；思想独立的蒲鲁东本人没有担任任何官方职务，并抗议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人们仍然担心，作为共产主义者实现绝对平等的手段，财产的废除将是立法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绝对的物质平等是一种幻想，因为阶级的流动性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正如宪法所说，废除财产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有1100万财产所有者。

2月28日，约5000或6000名工人在市政厅外示威，要求建立进步部，任命路易勃朗为进步部部长长，临时政府没有答应，但受到了压力。或许是对这件事的回应，为收集劳工信息而成立的卢森堡委员会在勃朗的监督下，很快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到三月底，勃朗利用委员会就劳工组织问题进行演讲。它还提供了政治辩论和媒体报道的演讲奇观，从而让习惯了七月君主政体议会政治的人们明白了，这是巴黎临时政府的主要活动。第二共和国时担任过两回内政部部长的莱昂·福彻此时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临时政府的运作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但他仍然抱怨卢森堡委员会的权力比政府大，这潜藏着一种普遍的焦虑，就是卢森堡委员会和直接由政府负责的国家工场以“改善民生”之名义会导致政府不断左倾成社会主义。

君主政体的衰落必然导致9月法律的结束，该法律禁止20多人的结社。3月中旬至4月间，巴黎成立了约200个政治俱乐部，估计会员人数至少为70000人。与1830年革命后的俱乐部运动（七月王朝严酷地打击了一切形式的社团和结社行为，为了遏制政治反对派）相比，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巴贝斯、布朗基这种组建秘密协会并领导罢工，还在30年代从事过反对当局的政权颠覆活动的人随着革命而从监狱获释，他们主持了革命俱乐部等受欢迎俱乐部的会议，这让保守派担心俱乐部运动只是秘密协会的掩护，这是临时政府失去对社会控制的另一个症状，以及秘密社团因此获得合法性的可能性。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一些俱乐部与革命媒体和国民警卫队有密切联系，并试图向政府施加压力。

5月4日的议会会议本应结束共和国和政府的临时性，并赋予法国宪法。大多数民选代表希望，从那时起，政治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是前君主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的共同观点，尤其是国家倾向。然而，其他共和党人不希望让他们的共和国任由议会摆布。巴黎的俱乐部运动尤其如此，它认为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大众合法性；它的成员现在正在减少，但议会大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至少现在可以看到共和国的竞争对手聚集在波旁宫。在议会开会之前，鲁昂和利摩日就发生了反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活动，导致骚乱和死亡事件。当波兰移民委员会在5月初决定向议会请愿，要求武装波兰的革命者时，巴黎俱乐部组织者看到了重申其影响力的机会。出生于华沙的路易斯·沃洛夫斯基于5月10日呼吁帮助波兰人对抗普鲁士人，这对俱乐部成员（以及他的波兰同胞）来说可能太温和了，议会的反应也同样温和，不会将任何辩论推迟到15日以后。在第一次会议后的短短几天内，国民议会现在被指控在波兰问题上停滞不前，为了集中大会的注意力，5月13日发生了亲波兰的示威活动，很少有代表对此感到担忧。他们不知道，5月15日，游行于上午11点在巴士底广场开始：当天被要求保护波旁宫的大多数国民警卫队成员缺席，尤其是没能及时封锁革命桥。

游行人数40000人与桥上的几百名警卫不匹配。巴贝斯、布兰基和拉斯派尔都在《论坛报》上发言，巴贝斯总结了议会投票支持军队立即离开以帮助波兰的要求，对富人征收数十亿法郎的税，将所有军队驱逐出巴黎，如果这些措施被拒绝，代表将被宣布为该国的叛徒。（正如雷穆萨特后来所说，布兰基和胡贝尔等这些人的存在改变了入侵的整个特征。）在混乱中，容易辨认的路易·勃朗试图平息人群，但却被狂欢的人群抬了起来。洛兰试图解释原因，但周围群众发出了嘘声。雷穆萨特从波旁宫出发，发现了一支国民警卫队分遣队：只有当国民警卫队第二军团抵达时，大会才在占领三个小时后清理干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领导人巴贝斯、布兰基、拉斯派尔被逮捕，而路易·勃朗不久后也被清算了。冲击议会的事件对当时的共和党人来说是致命一击，因为它验证了保守党的猜测，尽管拉马丁不断强调人群的温和，但是二月革命后人群并没有平静下来，秩序仍存在瓦解的可能。

声望最高的拉马丁，信任名声不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洛兰，并且坚持让洛兰进入五人的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全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而制宪议会则不泛有奥尔良主义者、正统主义等前朝保守派，出现了行政与司法机构整体立场的不协调，立法机构尤其对作为临时政府延续者的行政委员会充满不信任，每天国家工厂17万法郎的支出在立法机构眼里越来越成为障碍，况且七月王朝时期政府债务偿还不了，对财产税一法郎收45生丁（增加45%，即四十五生丁税）的税又引起了外省小农的不满。

经过辩论，想要通过铁路国有化将劳动力用于铁路建设的想法失败，循序渐进地给所有工人分配工作的成本又太高，外省人又不断涌入巴黎加入国家工场。针对此，议会要求国家工场只保留11万工人，其余人强制解散，遣送到阿尔及利亚的军队或者回到位于各省的家中，巴黎当时总计有20万工人，遭到强制性解雇的只有5-6万工人，因此工人一整个阶级的力量并没有充分激发出来。政府方面应对群众“暴动”的措施也很足：国民警卫队被改组，由原先自己提供装备改为统一提供装备，并且由兼职变成了享有国家发放的日薪（1法郎，当然比不上巴黎工人的日均工资为3-5法郎），还有统一的住宿并和贫民区隔开，并且又在各省部署了随时可向巴黎调动的军队，在巴黎解散了七月王朝时期反对群众的七千人卫戍部队以后，又建立了一支带薪的国民机动卫队（mobile），在起义的威胁下，行政委员会（政府）集体辞职，将所有行政大权托付给了卡芬雅克这个在北非殖民地就职过、祖上三代都是老共和派的将军，最后六月起义顺利被镇压了。

巴黎作为法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而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成正比的，只有在工业生产关系彻底摧毁旧生产秩序的前提下，无产阶级才能得到革命的土壤和力量的源泉。因此，革命爆发之际，只有在巴黎法国的无产阶级才能推动自己的影响力。但在外省地区，无产阶级只是聚集在那些分散的工业中心，根本无法拧成一条绳。而外省普遍工业落后，旧生产关系依旧在这些地方盘踞，因此，在法国全国性的革命斗争中，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仅仅只是局部行为，更多的是农民和高利贷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些群体不向着巴黎无产阶级靠拢之前，工人阶级是没有办法换取独立的革命胜利的。

在二月革命之前，法国的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已经面临崩溃的处境，革命加剧了这个对社会生产致命的危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信用降低到何种程度，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创造力就将要增长到何种程度。反无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彻底撕下了自己伪善的面具，决心恢复濒临崩溃的信用秩序。但问题是，恢复秩序的钱要从哪里而来？

临时政府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些铁路大王、国债债权人是他们得罪不起的，那么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自然就要为这个新秩序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将小资产阶级在邮储银行的钱没收了，同时逼迫这些小资产者把财富投入到自己新发行的国债上，而这种事情无非是走到革命前的那般境地——逼迫小资产阶级把财富送去交易所让金融贵族肆意收割。小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反对七月王朝原因就在这里，现在共和国的这种政策让他们大概意外的同时充满了愤怒。而对于农民，临时政府恢复了重税。这样一来，在农民心里，共和国只不过是四十五生丁税罢了，正如克鲁泡特金在《面包与自由》里讽刺的那样：“农民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只知道国家逼迫他们缴纳了沉重的赋税。”另外，临时政府还挽救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金融贵族，他们控制的法兰西银行曾经试图用金融手段摧毁临时政府的信用，不过这没有奏效。可是银行这个金融贵族即将崩溃的时候，临时政府不仅把搜刮来的金钱呈献给这些寄生虫，更是帮助法兰西银行得到了全国的市场和国有森林资源。总之，临时政府的这些举措对革命来说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它不仅向着共和国最大的敌人，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俯首称臣，更是将自己在二月革命中并肩作战的战友全部背刺了一边。他的这些举措既然是以恢复现存的经济关系为基础，那么他必然就要把无产阶级驱逐出去自己的政府，同时将那些已经对自己极度仇视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中间阶级团结起来连哄带骗的去对抗他最大的敌人——工人。

既然要达到这个险恶的目的，他们必须要制造一个和无产阶级对立的人群，把无产阶级从内部对立起来的同时还要把中间阶级全部拉到自己的身边，1848年二三月间在海峡两岸的英国和法国激起的革命最终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已经完全证明了这点。

国家工厂是无产阶级高声疾呼的经济诉求，临时政府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这个国家工厂和无产阶级呼唤的相距甚远。国家工厂以极低的薪水（23苏）去要求人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无产阶级忍受不了的。临时政府以为他通过工作收买了这些人，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些人将会是反对他葬送他的主力。而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收买了数量庞大的流氓无产阶级来对抗无产阶级，他们组建的这只常备军兵源均来源这些在社会边缘游离随时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流氓。只要给予这些人一法郎五十生丁的金钱，他们就能给资产阶级干足够多的事情。

另外，国家工厂这个幌子的存在使得资产阶级有一个理由挑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对无产阶级的敌视情绪了。小资产阶级现在的财富已经成为了任由金融资本家宰割的国债废纸，他们在绝境中看到了国家工厂，对国家工厂的攻击成为了他们发泄对共和国不满的最好宣泄点，他们也惧怕这个危险的社会主义诉求，他们把自己贫困的根源视为国家工厂，他们以为是政府把自己的资产没收拿去建设给这些懒汉，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财富是拿去恢复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农民的情况大致相同，他们也认为无产阶级就是躺在自己缴纳的重税上吃香喝辣的“剥削者”。

但在此刻，巴黎二月革命激起的浪花已经变成了人民反对梅特涅的浪潮，维也纳、柏林在三月十五号和十八号都发生了激烈的革命，甚至连俄国和英国都被震动了。“梅特涅出走了”，“柏林胜利了”，“奥地利承诺立宪了”。这样的消息在三月间不断在巴黎传递，和其他人一样，无产阶级普遍沉浸在保守主义秩序轰然崩塌的喜悦中，却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新秩序里自己依旧是被压迫的，而在和资产阶级的最后决战到来之际自己的革命盟友早已经被挑唆成为了敌人的工具。

4月23日的选举上，代表无产阶级的左翼势力被击退了。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选基于男性公民普选权导致参与投票的主力是农民阶级，而他们受到文化水平的影响对当地的士绅名流盲从严重。托克维尔在回忆录里就说：“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会把选票投给同一个候选人。”这使得这场选举从一开始代表的就是土地贵族在法国的影响力。蒲鲁东认识到了这个致命的问题，他疾呼道：“民主不等于革命。”

但是这个结果已经成为了事实，无产者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议会，五月四日，议会召开了，制宪会议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的共和派和保皇派（不过他们是要带着资产阶级共和派面具才敢露面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加给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死亡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第二共和国的计算应该从这一刻而不是二月二十五日的胜利作为起点。二月共和国曾经迫于压力之下宣布自己是一个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但是一旦行动的时候，这些事实就昭告了无产者：许诺给无产阶级的诺言反而成为了第二共和国的威胁，临时政府只有在反对他们的基础上才能把自己依赖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彻底恢复。

在法国过往的半个世纪里，1789年的口号在法国人民心里有着崇高地位，当然，这个口号在当时也是极具革命性的。但是，在1789年，这个口号的侧重点是前面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含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粘合剂。然而在1848年，这个口号的侧重点不再是前面的平等与自由，博爱成为了重点。1789年的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革命，彼时的革命更需要的是将人们从封建土地关系和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但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1848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在欧洲遍地铺开之际，伴随工业资产阶级一同新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显得越来越尖锐。此刻的博爱已经不再是1789年那样是资产阶级把农民、无产者团结在自己身边的粘合剂，而是一个彻头彻尾麻痹革命麻痹无产阶级的工具。工人阶级在二月政府中所提出的诉求已经被拒绝。无产者理所应当的认为自己是二月的胜利者，他们理应享受到这些，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无产阶级必须有动作向巴黎宣誓，但是五月十五日的行动反而把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全部送进了资产阶级狱卒手里。 现在，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里得到的最后那点可怜巴巴的果实——国家工厂，它的处境也变得岌岌可危了。

临时政府出台了大量反革命措施，他在完成对无产阶级的分化瓦解和挑唆对立以后，在四月就已经把军队布置在了巴黎周边，这成为了他彻底撕下伪善面具的底气。临时政府开始驱逐国家工厂的工人，他们把非巴黎本地出生的工人驱逐到巴黎外的索罗涅，勒令他们从事繁重的掘土工作，实际上为的就是削弱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力量。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政府的举措变得极为严厉，他们要求未婚工人离开国家工厂，或者是编入军队。

到了这一步，无产阶级只能选择起义来和资产阶级决战到底了。是保持政府需要恢复的旧制度旧生产关系，还是要消灭这些关系？这就是巴黎六月起义的本质，正如托克维尔承认的那样：“它不是曾经法国舞台发生的政治事件，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碰撞。”

“六月起义罪该万死”——欧洲几乎全部的反动报纸都这样描写道。

是的，六月起义在这些人的眼里的确是罪该万死的，但是这个罪该万死到底是什么？是要么战斗，要么面包？是不是饿死，就是斗争？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要知道，参加六月起义的人里大部分都来自于巴黎的贫民窟里，而起义失败的时候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残酷镇压也是极为严厉的。枪毙流放，这对于贫民窟的家庭而言一旦失去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那就是灭顶之灾。但即便是这样，巴黎的街头布满了起义者，甚至还有小资产阶级，他们只占起义人数的少数（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但是是那样的刺眼。因为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了，经济危机对法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和他们忍受的苦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资产阶级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对革命恐怖做了极力的渲染，力图使得人们恐惧革命。但是这种渲染对比资产阶级的镇压显得尤为可笑。《1848革命之年》的作者迈克-拉波特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尽管起义者犯下了不少错误，但是当‘俘虏’图逃离的时候，那些抱着以维护‘秩序’的部队冷血的杀死了他们。”对于死亡人数，保守主义者估计有一百五十人，而马克思认为有三千人左右，真相极有可能介于这两者间。但是不争的事实是，无产阶级用自己的牺牲告诉了全世界——这个政府已经公开的承认他的统治目的就是让资本的统治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