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和1848年革命之间的许多区别之一是，前者得到了更大一部分精英阶层的支持。1848年的革命大不相同。尽管很多人接受了共和国，但在市政厅成立的临时政府的人员几乎都来自共和主义报纸《国民报》和《改革报》的编委会。拉马丁作为外交部长发挥了主导作用，赖德律·洛兰曾任内政部长。为了安抚工人，路易·勃朗被授予卢森堡委员会的指挥权，工人阿尔伯特·马丁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与基佐政府的不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临时政府匆忙通过了一系列将影响到今天的法令：男子普选权、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和废除对政治罪的死刑。毫无疑问，在这些法令中，最主要的是确立男子普选权的法令。在君主政体统治下，人们对选举改革的有益影响已经寄予厚望：1847年10月1日，在宴会活动最激烈的时候，有人提到：“选举改革是出路。我们必须利用它，我们哀叹的社会苦难将全部消失，民主学说的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最终将实现。”但是由于这种作风引发了“临时政府想要独裁”的普遍焦虑。
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个新术语，用来形容1848年2月之后才接受共和国的人的即the républicains du lendemain （后一天的共和党人），与共和国尚未成立时一直为共和国而战的républicains de la veille（前一天的共和党人）形成对比。皮尔比姆认为，许多“后一天的共和党人”都是“隐秘的君主主义者”，因为君主制将是他们的首选政权。许多人已经准备好与共和国合作，前提是按照他们的条件，自1780年代以来，法国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不能简单地听任法国选择的任何政权的命运。然而，共和国这个词尤其让那些人感到恐惧，贵族中有很多人在1790年代在脚手架上失去了亲人。
马耶公爵夫人就这么写过：
“共和国让我害怕，因为我知道，在法国，人们无法将其与93年的记忆分开，因此，那些拥有财产并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害怕共和国，只有那些有贪婪和贪婪欲望的人，以及那些准备从法国人的冒险精神中获益并将他们投入危险的政治实验的乌托邦主义者才想要共和国。找到一个合理的共和国的机会再好不过了。”
蒙塔朗贝尔在给选民的通函中坦率地承认，他更喜欢君主立宪制，他概述了他想要的那种共和国：
如果这个共和国在改善工人的条件的同时，像美国一样，保证（我们）享有宗教、财产和家庭这三个最高的自由的好处，那么它将没有比我更真诚的、更具有献身精神的支持者，如果它没有遏制住没收（财产）和暴力，很可能把我当作对手或受害者，我永远不会成为它的工具或同谋。
尽管临时政府承诺提前举行选举，但其核心人物之一内政部长赖德律·洛兰公开表示，他希望推迟选举，激进的共和党人也有同样的愿望，这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并加剧了人们对洛兰想要实施独裁统治的怀疑。新共和国的出现带来了行政部门最彻底的人事变动之一，尤其是各省省长和副省长的人事变动，但这并没有带来平静。赖德律·洛兰于3月8日和12日以及4月8日发布的三份通知，任命专员去外省将所有具有共和主义信仰的“前一天共和党人”选为公职人员，他也赋予了专员广泛的、实际上是绝对的权力来管理行政、军队、检察官和国民警卫队，并告诉他们只能将公职委托给有坚定共和信念的人。最令人震惊的是，他表达了希望专员们引导选民在制宪会议的普选中选举共和党人的愿望，他在4月8日重申了这一点。
梯也尔主持的《宪法报》虚伪地声称，想知道为什么临时政府的公告总是弥漫着对整个国家的不信任，特别是因为在2月24日（二月革命）之前，绝大多数法国人都不是共和党人。蒙塔朗贝尔于3月13日向他的比利时岳父哀叹“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可恶专制，他们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想给法国强加一个她没兴趣的政府，（她的拒绝）则表明她的教育还没有完成。”3月17日，组成国民警卫队的资产阶级部分抗议拖延；第二天，工人们举行了赞成的抗议活动。3月26日达成妥协，将选举从4月9日推迟到4月23日。但在4月16日，包括国家工场工人在内的大批工人向临时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当然临时政府这次没有同意。
担心法国还不够共和，不足以举行选举，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制宪会议的结果是，84%的成年男性人口投了保守党的票，他的直觉也是正确的：这是为了制宪会议，而不是正常的立法会议。对于像他这样的共和党人来说，大会的召开是实现共和党承诺的一步；对于更保守的名人来说，这是在经历了两个月的无能之后，建立了一个正规的政府，让更多的男性有机会影响事件。许多候选人欢迎共和国，正统主义者法卢(也就是出台著名的法卢教育法案的那个人)因二月革命扰乱了法国的法律进程而对其嗤之以鼻，制宪议会后，他赞扬了共和国。然而，并不是每个候选人都在公开场合如此热情地欢迎共和国。保守主义人士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事实，接受了共和国这一历史事实。七月王朝的正统主义反对派律师，现年57岁的贝里耶直截了当地表示，“新革命并没有让我成为一个新人”。
制宪议会的结果符合洛兰的担忧，900个人中800人已经在七月王朝时期拥有了稳固的选票（政治客户群），有700个有能力在七月王朝众议院就职（说明他们的财力、阶级和社会地位与上个朝的议员没有什么本质差距），306人确实在七月王朝众议院就职，20人支持基佐，57人在复辟王朝众议院就职，16个神职人员，30个全职军官，13名将军，229名是七月王朝的自由主义反对派，30名军人，值得注意的是，洛兰的专员在所派去的省份当选的也有67位。
另一个担忧是二月革命鼓励了社会主义的增长，而社会主义在当时精英看来总是暴民的贪欲和野蛮导致的，社会问题本身并不存在。在3月21日、26日和31日发表的给自由主义报纸Débats（辩论报）的前三封信中，谢瓦利埃猛烈抨击了路易·勃朗的学说，他承认，工作问题和工人的状况是核心问题。他也承认，工人想要改善自己是合理的：但是，与其他当代反社会主义作家一样，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工人的条件已经得到了不可估量的改善——与以前的奴隶制相比，19世纪的条件怎么会被视为进步呢？因此，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起作用，通过这个过程，人类的舒适感与人类自由的扩张和资本的传播成比例地发展，如果没有资本，人类就永远不会有时间进行科学探索，而科学探索增加了人类的福祉。在第四封信中，他打赌巴黎找不到三个愿意在国家工厂做事的工人，因为他认为勃朗严重误解了人性：勃朗认为国家工场会庇护工人并改变行业，但其实这会扼杀工人的任何本能的模仿和努力：对一个工人来说，最好的激励是竞争力。谢瓦利埃称赞竞争力是“自由的工业面貌”，称其为“这种力量，进步的朋友，这种有益的力量，尽管它的运作模式很粗糙。”相反，勃朗的制度只会强加“痛苦的平等”，而不是1789年的“神圣”平等，这是“一个尽可能平等地提升自己的机会，提供给具有才华的人，不断努力的人。”他推断，至少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里，追求更好的自己仍然是可能的。
临时政府最大胆的政策是提议将铁路国有化，以便继续就业。至少在保守派看来，比大规模就业更严重的是银行危机。人们普遍认为，经济一直在复苏的路上，只是二月革命扰乱了经济，而不是认为政权的倒台是更广泛的经济衰退的症状。随着临时政府执政时间的推移，当法兰西银行发生挤兑时，对社会解体的焦虑和不确定性成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到3月中旬，三家主要银行已经暂停业务，与此同时，交易所的股价大幅下跌，有传言说，一些贵族家庭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富有，他们正在走向倾家荡产。许多家庭把钱囤积在家里，而不是把钱交给银行，因为缺少对银行的信心。马耶公爵夫人说，她并不担心共和国会带来暴力，而是担心会带来贫穷。
“后一天的共和党人”认为，消除所有弊病的灵丹妙药是经济信心。辩论报在3月2日的声明代表了这种态度：“当信心重新建立时，就业就会恢复；以前不会再出现。”然而，梯也尔在3月4日写道：“我们受到工人共产主义的威胁，除非我们阻止他们，否则所有商业都将无法进行，并将毁灭国家。”文明社会，由于金融危机而被削弱，而临时政府并没有全力应对这场危机。蒲鲁东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即财产是盗窃，现在被引用为共产主义的黄金法则，所有社会主义道路都通向这条法则；思想独立的蒲鲁东本人没有担任任何官方职务，并抗议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人们仍然担心，作为共产主义者实现绝对平等的手段，财产的废除将是立法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绝对的物质平等是一种幻想，因为阶级的流动性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正如宪法所说，废除财产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有1100万财产所有者。
2月28日，约5000或6000名工人在市政厅外示威，要求建立进步部，任命路易勃朗为进步部部长长，临时政府没有答应，但受到了压力。或许是对这件事的回应，为收集劳工信息而成立的卢森堡委员会在勃朗的监督下，很快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到三月底，勃朗利用委员会就劳工组织问题进行演讲。它还提供了政治辩论和媒体报道的演讲奇观，从而让习惯了七月君主政体议会政治的人们明白了，这是巴黎临时政府的主要活动。第二共和国时担任过两回内政部部长的莱昂·福彻此时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对临时政府的运作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但他仍然抱怨卢森堡委员会的权力比政府大，这潜藏着一种普遍的焦虑，就是卢森堡委员会和直接由政府负责的国家工场以“改善民生”之名义会导致政府不断左倾成社会主义。
君主政体的衰落必然导致9月法律的结束，该法律禁止20多人的结社。3月中旬至4月间，巴黎成立了约200个政治俱乐部，估计会员人数至少为70000人。与1830年革命后的俱乐部运动（七月王朝严酷地打击了一切形式的社团和结社行为，为了遏制政治反对派）相比，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巴贝斯、布朗基这种组建秘密协会并领导罢工，还在30年代从事过反对当局的政权颠覆活动的人随着革命而从监狱获释，他们主持了革命俱乐部等受欢迎俱乐部的会议，这让保守派担心俱乐部运动只是秘密协会的掩护，这是临时政府失去对社会控制的另一个症状，以及秘密社团因此获得合法性的可能性。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一些俱乐部与革命媒体和国民警卫队有密切联系，并试图向政府施加压力。
5月4日的议会会议本应结束共和国和政府的临时性，并赋予法国宪法。大多数民选代表希望，从那时起，政治就是这样运作的。这是前君主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的共同观点，尤其是国家倾向。然而，其他共和党人不希望让他们的共和国任由议会摆布。巴黎的俱乐部运动尤其如此，它认为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大众合法性；它的成员现在正在减少，但议会大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至少现在可以看到共和国的竞争对手聚集在波旁宫。在议会开会之前，鲁昂和利摩日就发生了反对选举结果的抗议活动，导致骚乱和死亡事件。当波兰移民委员会在5月初决定向议会请愿，要求武装波兰的革命者时，巴黎俱乐部组织者看到了重申其影响力的机会。出生于华沙的路易斯·沃洛夫斯基于5月10日呼吁帮助波兰人对抗普鲁士人，这对俱乐部成员（以及他的波兰同胞）来说可能太温和了，议会的反应也同样温和，不会将任何辩论推迟到15日以后。在第一次会议后的短短几天内，国民议会现在被指控在波兰问题上停滞不前，为了集中大会的注意力，5月13日发生了亲波兰的示威活动，很少有代表对此感到担忧。他们不知道，5月15日，游行于上午11点在巴士底广场开始：当天被要求保护波旁宫的大多数国民警卫队成员缺席，尤其是没能及时封锁革命桥。
游行人数40000人与桥上的几百名警卫不匹配。巴贝斯、布兰基和拉斯派尔都在《论坛报》上发言，巴贝斯总结了议会投票支持军队立即离开以帮助波兰的要求，对富人征收数十亿法郎的税，将所有军队驱逐出巴黎，如果这些措施被拒绝，代表将被宣布为该国的叛徒。（正如雷穆萨特后来所说，布兰基和胡贝尔等这些人的存在改变了入侵的整个特征。）在混乱中，容易辨认的路易·勃朗试图平息人群，但却被狂欢的人群抬了起来。洛兰试图解释原因，但周围群众发出了嘘声。雷穆萨特从波旁宫出发，发现了一支国民警卫队分遣队：只有当国民警卫队第二军团抵达时，大会才在占领三个小时后清理干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领导人巴贝斯、布兰基、拉斯派尔被逮捕，而路易·勃朗不久后也被清算了。冲击议会的事件对当时的共和党人来说是致命一击，因为它验证了保守党的猜测，尽管拉马丁不断强调人群的温和，但是二月革命后人群并没有平静下来，秩序仍存在瓦解的可能。
声望最高的拉马丁，信任名声不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洛兰，并且坚持让洛兰进入五人的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全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而制宪议会则不泛有奥尔良主义者、正统主义等前朝保守派，出现了行政与司法机构整体立场的不协调，立法机构尤其对作为临时政府延续者的行政委员会充满不信任，每天国家工厂17万法郎的支出在立法机构眼里越来越成为障碍，况且七月王朝时期政府债务偿还不了，对财产税一法郎收45生丁（增加45%，即四十五生丁税）的税又引起了外省小农的不满。
经过辩论，想要通过铁路国有化将劳动力用于铁路建设的想法失败，循序渐进地给所有工人分配工作的成本又太高，外省人又不断涌入巴黎加入国家工场。针对此，议会要求国家工场只保留11万工人，其余人强制解散，遣送到阿尔及利亚的军队或者回到位于各省的家中，巴黎当时总计有20万工人，遭到强制性解雇的只有5-6万工人，因此工人一整个阶级的力量并没有充分激发出来。政府方面应对群众“暴动”的措施也很足：国民警卫队被改组，由原先自己提供装备改为统一提供装备，并且由兼职变成了享有国家发放的日薪（1法郎，当然比不上巴黎工人的日均工资为3-5法郎），还有统一的住宿并和贫民区隔开，并且又在各省部署了随时可向巴黎调动的军队，在巴黎解散了七月王朝时期反对群众的七千人卫戍部队以后，又建立了一支带薪的国民机动卫队（mobile），在起义的威胁下，行政委员会（政府）集体辞职，将所有行政大权托付给了卡芬雅克这个在北非殖民地就职过、祖上三代都是老共和派的将军，最后六月起义顺利被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