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作为法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而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成正比的，只有在工业生产关系彻底摧毁旧生产秩序的前提下，无产阶级才能得到革命的土壤和力量的源泉。因此，革命爆发之际，只有在巴黎法国的无产阶级才能推动自己的影响力。但在外省地区，无产阶级只是聚集在那些分散的工业中心，根本无法拧成一条绳。而外省普遍工业落后，旧生产关系依旧在这些地方盘踞，因此，在法国全国性的革命斗争中，工人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仅仅只是局部行为，更多的是农民和高利贷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些群体不向着巴黎无产阶级靠拢之前，工人阶级是没有办法换取独立的革命胜利的。
在二月革命之前，法国的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已经面临崩溃的处境，革命加剧了这个对社会生产致命的危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信用降低到何种程度，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创造力就将要增长到何种程度。反无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彻底撕下了自己伪善的面具，决心恢复濒临崩溃的信用秩序。但问题是，恢复秩序的钱要从哪里而来？
临时政府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些铁路大王、国债债权人是他们得罪不起的，那么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自然就要为这个新秩序奉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将小资产阶级在邮储银行的钱没收了，同时逼迫这些小资产者把财富投入到自己新发行的国债上，而这种事情无非是走到革命前的那般境地——逼迫小资产阶级把财富送去交易所让金融贵族肆意收割。小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反对七月王朝原因就在这里，现在共和国的这种政策让他们大概意外的同时充满了愤怒。而对于农民，临时政府恢复了重税。这样一来，在农民心里，共和国只不过是四十五生丁税罢了，正如克鲁泡特金在《面包与自由》里讽刺的那样：“农民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只知道国家逼迫他们缴纳了沉重的赋税。”另外，临时政府还挽救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金融贵族，他们控制的法兰西银行曾经试图用金融手段摧毁临时政府的信用，不过这没有奏效。可是银行这个金融贵族即将崩溃的时候，临时政府不仅把搜刮来的金钱呈献给这些寄生虫，更是帮助法兰西银行得到了全国的市场和国有森林资源。总之，临时政府的这些举措对革命来说处处透露着危险的气息，它不仅向着共和国最大的敌人，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俯首称臣，更是将自己在二月革命中并肩作战的战友全部背刺了一边。他的这些举措既然是以恢复现存的经济关系为基础，那么他必然就要把无产阶级驱逐出去自己的政府，同时将那些已经对自己极度仇视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中间阶级团结起来连哄带骗的去对抗他最大的敌人——工人。
既然要达到这个险恶的目的，他们必须要制造一个和无产阶级对立的人群，把无产阶级从内部对立起来的同时还要把中间阶级全部拉到自己的身边，1848年二三月间在海峡两岸的英国和法国激起的革命最终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已经完全证明了这点。
国家工厂是无产阶级高声疾呼的经济诉求，临时政府答应了这个请求，但是这个国家工厂和无产阶级呼唤的相距甚远。国家工厂以极低的薪水（23苏）去要求人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这是无产阶级忍受不了的。临时政府以为他通过工作收买了这些人，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些人将会是反对他葬送他的主力。而在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收买了数量庞大的流氓无产阶级来对抗无产阶级，他们组建的这只常备军兵源均来源这些在社会边缘游离随时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流氓。只要给予这些人一法郎五十生丁的金钱，他们就能给资产阶级干足够多的事情。
另外，国家工厂这个幌子的存在使得资产阶级有一个理由挑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对无产阶级的敌视情绪了。小资产阶级现在的财富已经成为了任由金融资本家宰割的国债废纸，他们在绝境中看到了国家工厂，对国家工厂的攻击成为了他们发泄对共和国不满的最好宣泄点，他们也惧怕这个危险的社会主义诉求，他们把自己贫困的根源视为国家工厂，他们以为是政府把自己的资产没收拿去建设给这些懒汉，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财富是拿去恢复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农民的情况大致相同，他们也认为无产阶级就是躺在自己缴纳的重税上吃香喝辣的“剥削者”。
但在此刻，巴黎二月革命激起的浪花已经变成了人民反对梅特涅的浪潮，维也纳、柏林在三月十五号和十八号都发生了激烈的革命，甚至连俄国和英国都被震动了。“梅特涅出走了”，“柏林胜利了”，“奥地利承诺立宪了”。这样的消息在三月间不断在巴黎传递，和其他人一样，无产阶级普遍沉浸在保守主义秩序轰然崩塌的喜悦中，却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新秩序里自己依旧是被压迫的，而在和资产阶级的最后决战到来之际自己的革命盟友早已经被挑唆成为了敌人的工具。
4月23日的选举上，代表无产阶级的左翼势力被击退了。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选基于男性公民普选权导致参与投票的主力是农民阶级，而他们受到文化水平的影响对当地的士绅名流盲从严重。托克维尔在回忆录里就说：“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会把选票投给同一个候选人。”这使得这场选举从一开始代表的就是土地贵族在法国的影响力。蒲鲁东认识到了这个致命的问题，他疾呼道：“民主不等于革命。”
但是这个结果已经成为了事实，无产者只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议会，五月四日，议会召开了，制宪会议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的共和派和保皇派（不过他们是要带着资产阶级共和派面具才敢露面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强加给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死亡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第二共和国的计算应该从这一刻而不是二月二十五日的胜利作为起点。二月共和国曾经迫于压力之下宣布自己是一个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但是一旦行动的时候，这些事实就昭告了无产者：许诺给无产阶级的诺言反而成为了第二共和国的威胁，临时政府只有在反对他们的基础上才能把自己依赖的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彻底恢复。
在法国过往的半个世纪里，1789年的口号在法国人民心里有着崇高地位，当然，这个口号在当时也是极具革命性的。但是，在1789年，这个口号的侧重点是前面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含义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粘合剂。然而在1848年，这个口号的侧重点不再是前面的平等与自由，博爱成为了重点。1789年的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革命，彼时的革命更需要的是将人们从封建土地关系和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但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1848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在欧洲遍地铺开之际，伴随工业资产阶级一同新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显得越来越尖锐。此刻的博爱已经不再是1789年那样是资产阶级把农民、无产者团结在自己身边的粘合剂，而是一个彻头彻尾麻痹革命麻痹无产阶级的工具。工人阶级在二月政府中所提出的诉求已经被拒绝。无产者理所应当的认为自己是二月的胜利者，他们理应享受到这些，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无产阶级必须有动作向巴黎宣誓，但是五月十五日的行动反而把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全部送进了资产阶级狱卒手里。 现在，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里得到的最后那点可怜巴巴的果实——国家工厂，它的处境也变得岌岌可危了。
临时政府出台了大量反革命措施，他在完成对无产阶级的分化瓦解和挑唆对立以后，在四月就已经把军队布置在了巴黎周边，这成为了他彻底撕下伪善面具的底气。临时政府开始驱逐国家工厂的工人，他们把非巴黎本地出生的工人驱逐到巴黎外的索罗涅，勒令他们从事繁重的掘土工作，实际上为的就是削弱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力量。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政府的举措变得极为严厉，他们要求未婚工人离开国家工厂，或者是编入军队。
到了这一步，无产阶级只能选择起义来和资产阶级决战到底了。是保持政府需要恢复的旧制度旧生产关系，还是要消灭这些关系？这就是巴黎六月起义的本质，正如托克维尔承认的那样：“它不是曾经法国舞台发生的政治事件，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碰撞。”
“六月起义罪该万死”——欧洲几乎全部的反动报纸都这样描写道。
是的，六月起义在这些人的眼里的确是罪该万死的，但是这个罪该万死到底是什么？是要么战斗，要么面包？是不是饿死，就是斗争？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要知道，参加六月起义的人里大部分都来自于巴黎的贫民窟里，而起义失败的时候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残酷镇压也是极为严厉的。枪毙流放，这对于贫民窟的家庭而言一旦失去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那就是灭顶之灾。但即便是这样，巴黎的街头布满了起义者，甚至还有小资产阶级，他们只占起义人数的少数（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但是是那样的刺眼。因为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了，经济危机对法国社会的深远影响和他们忍受的苦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资产阶级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对革命恐怖做了极力的渲染，力图使得人们恐惧革命。但是这种渲染对比资产阶级的镇压显得尤为可笑。《1848革命之年》的作者迈克-拉波特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尽管起义者犯下了不少错误，但是当‘俘虏’图逃离的时候，那些抱着以维护‘秩序’的部队冷血的杀死了他们。”对于死亡人数，保守主义者估计有一百五十人，而马克思认为有三千人左右，真相极有可能介于这两者间。但是不争的事实是，无产阶级用自己的牺牲告诉了全世界——这个政府已经公开的承认他的统治目的就是让资本的统治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