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八纮一宇入脑的日本人来说，大正时代只不过是一个屈辱的、对英美妥协与软弱的时代的缩影罢了——那时候不单在经济文化上受制于人，对于帝国门面的海军来说，也不得不维持着屈辱的吨位比例。如今这些限制都荡然无存了，帝国正走向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英美鬼畜虽然凶残，却在菲律宾遭受着极其惨烈的伤亡；不说了，陆军省发文通知我们给中小学校发放竹枪，一亿人口人手一只竹枪，定能把那米畜扎个透心凉！

对于内阁和军队的决策人员来说，大正时代大概是一个遥远的，模糊不清的迷雾——在那迷雾里依稀还能记得“政友会”“原敬”“西园寺公望”“高桥是清”这些模糊的影子——不过现在已经是大政翼赞会的时代了，当下首要目标还是要解决如何在绝望的战况下下求得生存............战况糜烂至此，可以说都是东条总理一个人的错，如今他已经永远的滚蛋了；然而小矶总理看起来也不像是能够圆满解决问题的人.......让铃木议长来做总理怎么样，听说他在二二六的时候吃了好多枪子还能活下来——兴许是个好主意！

所以人类大部分时候首要关心的，还是生存与发展相关的眼前事，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代更是如此——而对于往昔的怀念，也往往也只有在经历了战争的苦难，又经历了经济腾飞过上了好日子之后，坐在舒服的书房里翻阅着故纸堆，感受着失而复得的喜悦之后才会有感而发。

更何况大正时代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并非尽善尽美的黄金时代：

《妇女新闻》的多篇报道均可证实二十世纪一〇年代物价腾飞的情形：“近来物价一日数涨，日用食品与厨房薪炭尤甚，与一两年前相比大约上涨了一到两倍……欧洲战乱后的三年内，各类物资价格暴涨，尤其是日用食品，平均上涨幅度高于百分之九十。”一九一七（大正六）年至一九二〇（大正九）年，百物腾贵。物价飞涨导致民生凋敝，“我国大多数国民、大多数中层阶级以下的人、特别是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官吏及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物价腾飞不仅导致劳动者与地方农民等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也威胁到了“城市新中间层”的工薪阶层。
对于这一局势，法学博士山胁玄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食品价格飞涨是致使民不聊生的首要元凶，对人类的健康繁衍有害。如今小学女性教职工中结核病多发的原因也在于此，这在其他国家简直难以想象。而且，近年来十五岁至四十五岁女子的死亡率逐年攀升，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旦威胁到一国的生产力，或使国家走向衰退，将需要全体国民一齐寻求救济的方式方法。”日用食品价格高涨首先导致食粮与营养不足，继而造成劳动者患病率与死亡率上升，最终演变为影响国家支柱与国民健康的难题。大米价格的暴涨甚至改变了以大米为中心的饮食习惯，内务省卫生局曾公布“麦饭”“红薯麦饭”“五谷麦饭”“芋面”“马铃薯饼”与“糯米饼”等代替大米的具体菜谱与烹饪方法。
一九一八（大正七）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文部省在东京教育博物馆举办“废物利用展览会”，旨在“传播废物利用相关知识，抵制奢侈、厉行节约，弘扬良好风气，实现国民生活的改善与进步”。展览会的展品主要分为“家庭及学校的废物利用”与“工场等的废物利用”两类，前者包括衣物、食品、家具家什、学校用品等。与衣物相关的废物利用展品多达三十种，如将白色旧衬衫改为婴儿围兜、货签、皮鞋鞋垫或和服衬衣袖等，将旧洋服改为袜子、儿童洋服、手提袋或拖鞋等，将膝盖磨损的衬裤改为短裤或儿童细腿裤等..........

所以这种怀念，与其说是后人的向往，倒不如说是生活优渥的后人对于他们祖辈经历的更黑暗时代到来之前的黄金时代的猎奇体验——在这一点上，倒是和后世对魏玛德国的怀念如出一辙。

日本投降后美国一直在给日本粮食援助，这种援助一直持续到51年。

51年日本经济恢复的差不多了，美国停止援助，由日本进口美国的粮食。

56年的时候日本人从饮食习惯就已经偏向美式了，当时日本人提出了一个“米食低脳論”，

即“米を食べたらバカになる”（吃大米会变蠢），以及“米を食べる民族はパンを食べる民族に劣る”（吃米的民族比吃面包的民族更加低等）等思想，然后在全国大肆宣传。

因为衣食住行是人必须的基础生活条件，当时日本人已经从食这个方面倾向美国了，可以说与吃米的大正时代划了界限。

一九四三年的五月，阿图岛（Attu Island）守军全数被歼灭，官方公开说法为“玉碎”。从夏天开始，谦二自家附近，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家庭收到装有战死于南方的丈夫遗骨的小木箱，实际上许多只是装着战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还留有当时某位遗孀带着三个小孩回乡下的记忆。
大约同时期开始，附近的召集令也多了起来。不过，再也没见到穿着烹饪服的爱国妇人会挥舞“日之丸”国旗送行的场面。那种事情，在侵华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摘自：《活着回来的男人》 - 〔日〕小熊英二

谦二是此书作者英二他爹(很明显)。1944年4月被强制要求体检，1944年11月20日收到入伍通知书。那一年他十九岁。第二年，他稀里糊涂地来到了伪满，没有经过战斗就被苏军俘虏，几年后从战俘营里回到了故乡。

如果是“1945年的此人”，那，只能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坂野常善，1884年出生。年轻时娶了老婆 宫原藤枝，老婆名字就很有派头。老婆她爹（他老丈人)宫原二郎，当过海军大臣，IJN大将，是一位男爵。1927年可能是通过老婆家余荫，当了驻美海军武官。驻美期间和一个美国海军上校成了哥们，这个上校叫斯普鲁恩斯。认识的具体原因是老婆宫原藤枝和对方老婆玛格丽特成了闺蜜。
回国以后正常上班打卡。此人坚决反对打破海军条约，反对针对英美冒进（当时还不涉及开战），得罪了后来的要人 大角岑生 海军大臣，引发了不大不小官场地震（日文叫 大角人事），开了一堆人。坂野常善1934年转预备役(实质退役)。
之后不管怎么骂街（骂激进派）都没人找他事不知是不是还是靠老婆。3个战时适龄的儿子均未参军。
1946年，指挥对日占领的斯普鲁恩斯的老婆上街买东西，遇见了特意四处找她的原闺蜜宫原藤枝，两家人就此恢复了通信。斯普鲁恩斯的女婿是一个外交官，50年代派驻日本，经常带老婆小两口去坂野常善家蹭饭………

大儿子坂野常房，大正元年(1912年)生，太平洋战争期间29-33岁，已经工作，从未被征召；
二儿子坂野常和，大正九年(1920年)生，太平洋战争期间21-25岁，疑似庆应大学商科就读，从未被征召，战后成了一个老财(本意)；
小儿子坂野常隆，大正十一年(1922年)生，太平洋战争期间19-23岁，在名牌大学(具体不明)就读化工专业，从未被征召，战后成为某中型化工株式会社副社长。

他估计是怀念的，但没有你想得那么怀念。

坂野常善担任驻美武官的时间是1927-1930年，昭和2年-5年。不是大正。

大正时代过去不影响他的友情，不影响他的选择，不影响他自己战时不参军(日方1931年侵略东北此人显然未参与，34年就退役)，不影响他用人脉阻止家人参军，不影响他自己反复输出悲观论点，并且全家开心消耗日本国的大米。

多少年司令部里较短长，
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
你早知漫天神风是空流血，
我说坊之岬外太荒唐。
常言道英雄豪杰识时务，
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
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
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
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
再休为他人去做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