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唯一看过的执法记录仪录像来自阿美利卡。

小心哪天早晨一睁眼，自己就成了杜培武。

光一个诱供你就受不了，我前段时间在新加坡丢失护照，用旅行证经过广州边检入境时，那几个警察看我就像是在看行走的业绩，盘问时每句话里面都在埋坑，期待我下意识露馅，无意识承认自己是东南亚搞电诈回来的。

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是DNF60级版本，我刷深渊掉了裂创心灵之刃，走出网吧，在路上散步，正开心呢，被一伙警察扭到警车上。

原来是有路人仙女与我擦肩而过，指认我伙同另一个人，一周前抢劫过她。

进了警局，自然是刑讯逼供，强迫喝水，鞋刷打脸，飞踢踹肚，人格侮辱，红脸白脸。

我没抗住，招供了。

但因为口供全是编的，自相矛盾，并且毫无证据，最终我被放了。

刑讯逼供之下，何求不得呢？

但中国社会也就这样，所以我转移到了勉强有点文明气息的东南地区，远离了西北故土。

现在的警察其实跟古代的捕快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辅警跟古代的不良人区别也不大，都是当差求晋，除了办案手段更加先进了点儿以外，没有本质上的、原则上的变化，虽然现代警察在定义上加了很多修饰定语，其实还是采用的秦制那一套东西，传了两千年没变过。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警察会不会刑讯逼供，基本分三种情况：

一是作为政治斗争、体制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关系到“求晋”事项，为了快速获取到证据或者有利情形，警察会毫不犹豫的刑讯逼供，尤其针对案件里牵扯到的小人物，用的手段跟你在电视剧看到的基本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手段更现代化了、更隐秘化了、更无痕化了，钓鱼、诈供、甚至威胁、利诱、做交易等等手段都会用。

在这种事情上，别把警察想的太干净、太善良、青天大老爷，好人干不了这活儿，能干这活儿的好人也变黑了。警察这职业，天然自带黑手套属性（之一），体制内的脏活儿就是警察来干的，不干也得干，不然别吃这碗饭，下手就是得黑、得狠、得辣。

所以我们建国后，打造人民警察队伍，警察群体是重点改造对象，也是重点监控对象。

不过万幸的是，警察的这一面我们普通老百姓一般看不到，因为咱也不参与权力派系斗争。

二是被点为大案、要案的情况，一般都涉及命案，因为关系到“当差”，办不好影响工资绩效，甚至可能被扒制服，这种情况就是你不死我就得死，这个时候就是人性考验了，你一个犯罪嫌疑人，跟他七杆子不沾八竿子不着的，他冒着自己丢饭碗的风险跟你讲程序正义，你是不是有点儿太高看人性了，或者有点理想主义。

三是一般的普通案件，有上头催就是按程序办，催的紧、关系深就加加班，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的案件，那就俩字儿——懒政，能糊弄就糊弄你不立案，能拖个不了了之就拖个不了了之，还是那句话，你拿他当个正常人，用正常人、普通人的思维去代入他，别老对他有过高期望，天天为你这点儿破事加班你给加班费吗？你送个罪恶克星的锦旗对他有啥大用处吗？他更犯不上为了快点破案去冒刑讯逼供的风险了。

最后就是，一般的民警，也没啥需要刑讯逼供的机会，那都是刑警的脏活儿。

家属随后收到了一纸通知——新乐市公安局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上面写着，暴钦瑞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一个在中国刑法中比较笼统的罪名，常被用于打击各类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然而，通知上的细节寥寥，无人解释具体所犯何事。

值得注意的是，暴钦瑞在石家庄市区拥有房产，有固定住所。按理，他本不符合异地“指居”的条件。然而专案组巧立名目：因为九名嫌疑人皆为高邑县人，而联合办案的三个公安机关中，新乐市是他们唯一没有住所的地方，于是以此为由，将羁押地点设在了距高邑县百公里外的新乐市新乐宾馆。

被带走当日，暴钦瑞等人并未直接被投入看守所，而是被先送往高邑县公安局办案中心。

据暴钦瑞父亲回忆，在那里，一个理着小平头的办案人员拿出预先写好的询问笔录，要他签字。笔录罗列了他“非法拘禁、放高利贷、聚众赌博以及2014年殴打孙勇等农民工”等罪行。暴继业一看，这些罪名自己一桩都没干过，当然拒绝签字。回应他的，是对方甩来的一记耳光。

同期被提审的其他几人也被问及类似的问题，均予以否认。实际上，有证据显示这份笔录内容经不起推敲：例如2014年所谓“殴打农民工”一事，九人中的一人在当年正身陷囹圄服刑，根本没有作案的可能。然而，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下，没有人理会这些矛盾之处。

按照法律，监视居住本是一种相对宽松的刑事强制措施。若嫌疑人无固定住所，或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大贿赂等特定情形，公安机关可将其拘禁于“指定的居所”长达六个月。这一制度简称“指居”，原意是作为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中间手段。

然而实践中，它日渐异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了“特殊情况更适宜指居”的弹性条款，使得指居适用范围被大大扩张。办案人员可以以案件特殊、取证需要为由，对本应送往看守所的嫌疑人实施秘密关押。这为后来的种种荒诞埋下伏笔。

小黑屋

暴钦瑞等九人被分别带至新乐宾馆的一楼房间——那里临时改造成了办案点。一进入宾馆，窗户都被遮光，他们被要求始终戴着黑色眼罩，手铐脚镣不离身。每个人被固定在冰冷的铁制审讯椅上，动弹不得。空调被调至摄氏16度，冷风直接吹向他们的头部。房间四面墙壁都贴了厚厚的软包，以隔音防撞。在这样的密闭环境中，时间和外界都仿佛消失了踪影。

在这“指定居所”里，日常生理需求被严格管控。几位经历者回忆，每顿饭只有一个比鸡蛋稍大的干馒头夹一点咸菜，配约一百毫升水。能否按时吃上这点东西，全看值班保安的脸色。上厕所需要打报告，小便限时30秒，大便60秒，一过时间，哪怕还没解完，也会被强行架回铁椅子上。夜里不准真正睡觉，人困极了就在椅子上打盹，一闭眼就可能被呵斥。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使这十三天漫长如年。

更可怕的是例行的“审讯”。所谓审讯，多数时候是暴力逼供。同案多人向记者指证：他们先后遭遇警察和协助办案的保安的殴打、电击、棒打和恐吓。暴继业回忆，其中一次提审中，一名民警说要“换换样式”，于是拿来一台老式手摇电话机。民警将电话机的两根电线各夹在他左右手上，然后开始摇动电话机发电。电流刹那间穿遍全身，令他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全身抽搐。

这样的酷刑手段，在多年前的旧案材料中才能见到，但如今却在正规办案中重现。同案另一人则被打断了肋骨：后来送医检查确诊为左侧肋骨骨折，双腿大面积淤青，并出现红色疹子。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正在经历法律所严禁的虐待。

这些嫌疑人的想法也在悄然改变。一位后来获释的被指居者对律师感叹：“特别向往看守所。”在外人听来不可思议——看守所毕竟是羁押场所，谈不上舒适。但对这些身陷小黑屋的人来说，看守所有饭吃、有床睡，还有相对明确的规章，不会动辄遭私刑。在新乐宾馆的日子，让他们体会到何为“暗无天日”。正如不少刑辩律师所言：“指居，还不如去看守所。”原本作为“较宽松措施”的监视居住，实际感受竟比正式羁押更加严酷，这正是荒诞之处。

转折发生在关押的第12天夜里。2022年7月19日晚，暴钦瑞被办案人员从铁椅上解下，带去另一个房间“提审”。屋外，和他关在一处的父亲暴继业戴着眼罩坐着，但透过眼罩缝隙和门板，他听到了动静。起初，隐约传来儿子的惨叫声，但不久后归于寂静。片刻后，他听见屋内有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完蛋，电疵了。”大致意思是出了事，可能是电刑出了岔子。暴继业心头一紧，却不敢多想。他只能自我安慰：也许儿子没被带回是好事，起码不用眼睁睁看着他被折磨。

那一夜无眠。深夜，有人悄悄走进暴继业的房间，竟然卸掉了他脚上的镣铐和手上的手铐。第二天早晨，长期干瘪的伙食突然改善：他破天荒喝到了牛奶，吃到了一块蛋糕；中午还有难得的肉包子。这一系列反常举动让暴继业意识到，大事不妙。

几天后，暴继业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在那里，新乐市公安局一位刑警大队长向他宣布：他的次子暴钦瑞于7月20日凌晨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一刻，暴继业的大脑一片空白。自从被关押，他们父子未曾谋面，更无法照顾彼此。没想到仅仅十三天，儿子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获悉噩耗后不久，包括暴继业在内的同案八人很快被解除强制措施，全部获释。释放理由写着：“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换言之，警方在这场高调行动后承认抓错了人，没有任何罪名可以成立。

太平间

家属闻讯赶到新乐市医院时，眼前景象让他们终生难忘：7月20日中午，医护人员将暴钦瑞的遗体抬出抢救室时，鲜血正从他的耳朵和鼻孔淌出。多位在场家属回忆称，遗体身上多处淤青，脚趾有疑似针扎的小孔，脚底板甚至缺失了一块黄豆大小的皮肉。

种种外伤迹象，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起单纯的自然死亡。

医院方面记录显示，7月19日21时38分医院接到120急救指令，暴钦瑞被送医，经连续抢救3小时仍无生命体征，次日凌晨宣告临床死亡。医方建议进行尸检以明确死因。

面对如此离奇而残酷的死亡，暴家人坚持要真相。所幸暴钦瑞遗体并未火化，而是一直停放于殡仪馆。据新乐市公安局后来答复暴继业的说法，暴钦瑞死亡当日（7月19日）石家庄市检察院便已介入调查，对遗体予以保存。然而调查进展却极为缓慢。直到八个月后的2023年3月30日，石家庄市检察院才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尸体解剖检验。

6月19日，检察机关向暴继业出示了第一份尸检报告。结论让家属大失所望：报告称“排除机械性损伤和中毒致死，不排除窦房结疾病引发心电紊乱、心脏骤停导致死亡”。也就是说，报告没发现明确外因，倾向于认为可能是心脏自身问题猝死。

面对满身伤痕的遗体，这样的结论家属难以接受。暴继业当场拒绝在报告上签字，并申请由家属委托独立机构进行二次尸检。

接下来几个月，死因调查陷入拉锯。负责调查的石家庄市检察院检察官表示，申请再次尸检需要向新乐市公安局提出。但新乐警方的回应推诿且冰冷：“公安局也是当事人，我们来做尸检，你也不信。”一边是检方称程序不便公开，一边是警方以利害关系为由不配合，真相似乎被卡在了体制的齿轮之间。

到2023年9月19日，暴钦瑞离世已426天，妻子暴琳琳和家人依然没有等到权威的死因结论。无奈之下，他们选择向媒体求助。

2023年9月，南方周末率先发布调查报道，披露了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且同案他人无罪获释的经过。这一报道引发舆论关注，也引起更高层面的重视。两个月后，2023年11月25日，此案出现转机：河北省检察院指定由外地（保定市）检察机关管辖侦办涉案人员渎职问题。据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挂牌督办此案，并由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对暴钦瑞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2024年4月22日，距离暴钦瑞去世642天之后，家属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新的尸检报告。

这一次，鉴定结论直指关键：暴钦瑞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导致的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这一致命病理改变与其生前遭受长期限制性体位、反复的机械性损伤和电击损伤有直接关系。简单而言，暴钦瑞是在被持续束缚、殴打、电击的情况下，因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而死亡。这个结论佐证了家属的猜测：酷刑折磨正是夺命之因。

这份报告出自最高检权威机构，公信力远高于先前的结论。尘封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真相明确后，司法机关开始对相关责任人展开追责。2024年8月，新乐市公安局“5·25”专案组中涉嫌刑讯逼供的8名办案人员将被移送至保定市莲池区法院受审。与此同时，石家庄市裕华公安分局也有3名民警因涉及刑讯逼供，被移交望都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这些涉案人员包括现场实施和默许酷刑的公职人员。他们即将站上被告席，接受法律裁判。

最高检的介入和督办，显示出官方对此案的重视程度。一条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终于在近两年后等来了应有的交代。

南方周末

在中国内地媒体环境中，暴钦瑞事件一度是个敏感话题。最早披露此案细节的是以敢言著称的南方周末。

2023年9月的报道让更多人知道了这起悲剧。报道发布后并未被立即删稿，表明有关方面默许将其作为反思司法制度的个案加以讨论。

同年11月，北京青年报旗下的公众号“深一度”也刊发了一篇题为《被监视居住者之死：同案人肋骨骨折，称遭刑讯逼供》的深度报道。文中详细记录了暴钦瑞遗体伤痕、同案人证词、指居黑暗环境等事实，引发读者震惊。然而，此文上线不久即被全网删除，疑因细节过于触目惊心，直接揭露了执法中的暴力虐待问题。

官方对不同媒体的态度差异，反映出议题尺度拿捏的敏感：适度探讨制度可以，但对具体施暴细节的曝光依然忌讳。

暴钦瑞事件经过媒体披露后，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有网民愤慨于“又一条人命在叩问指居的合法性”，质疑这样的制度是否还应存在。也有法律界人士在微博、微信发声，称“警惕监视居住成为刑讯逼供的温床”，呼吁改革刑事程序。

由于事件涉及公安司法问题，一些讨论帖文后来被删除，但仍有不少评论通过隐晦方式表达立场。一些人引用古语如“掩耳盗铃”来讽刺删帖行为，质问“为何删帖？为何噤声提问的人？”

尽管审查严格，公众的疑问和批评并未完全消失。在知乎等平台，有人将此案与以往“躲猫猫事件”（看守所在押人员离奇死亡事件）相提并论，感叹“司法黑箱”何时才能彻底消除。

法律界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讨论由来已久，此次因暴钦瑞事件而再度升温。许多刑辩律师在受访时表示，在实践中“指居，还不如看守所”，因为看守所至少还有录像监控和相对规范的管理。有律师撰文直言，这种看似合法的措施往往被滥用为刑讯工具，成为“合法外衣下的非法羁押”。在国内社交媒体上，一些法学学者借机科普了指居的法律条文与实际运行差异，指出“本应是非羁押性的监视居住，如今却异化为事实上的秘密关押”，这背离了立法初衷。

值得一提的是，在舆论压力下，石家庄市有关部门也做出了一些回应动作。正如前文所述，石家庄市检察机关虽然动作缓慢，但毕竟保留了遗体并最终等来了最高检复核。新乐市公安局在事发后也不再一意遮掩，配合上级调查。只是，这些回应更多是内部司法流程的推进，鲜有公开的信息发布。一度有传言称当地公安试图与家属私下和解，但未有确证。相对于舆论热议，官方在公开层面的声音显得谨慎而克制。

君向潇湘我向秦

此次事件中，媒体呈现出了不同的报道取向。

南方周末对暴钦瑞案进行深入报道：聚焦案件本身和家属诉求，同时扩大视角，探讨多起指居死亡案例及制度存废之争。

以纪实手法还原真相，以评论视角反思制度。

文章语言冷静克制，通过大量事实细节展现了指居执行中的荒谬和残酷，几乎不作夸张修辞，却让人感到震撼。这种报道风格与本案的荒诞现实相得益彰：无需渲染，赤裸的事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控诉。

相较之下，一些官方背景媒体对该事件持相对低调的处理态度。

例如新华网、人民网等国字头媒体没有直接报道暴钦瑞案本身，而是笼统转载了关于刑诉法修改研讨的信息，或发表原则性评论，强调依法规范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防止“走样变形”。

地方媒体中，石家庄本地媒体几乎没有公开报道此事。

总体而言，国内媒体多以远观姿态聚焦制度反思，而民间声音则更直指问题本质。

在信息时代，删稿并不意味着事件就此被遗忘。被删除的深度报道，被网友截图转载到微博、微信继续流传，以对抗遗忘。其中那些让人揪心的细节——例如遗体耳鼻流血、脚底缺肉——不断被人提起，成为质问执法者的铁证。

一时间，“暴钦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关键词成为网络敏感词，但人们以谐音、缩写等方式变通讨论。

多快好省

暴钦瑞事件最直观地暴露出刑事司法领域的刑讯逼供顽疾。一些办案人员出于破案心切，仍迷信逼供可以快速获取口供，忽视现代法治要求的证据规范。

在传统办案思维中，“打招呼”比跑腿调查要省事许多。然而这样的短平快手段，其代价是嫌疑人的鲜血和生命。当年办案人员可能没料到，此案最后不仅没获取有效口供，反而搭上了一条人命和他们自己的前程。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所指出的，由于看守所对羁押人员的管理日趋规范，一些急于破案的侦查人员便“开发”出了新的可能性——也就是利用指居的灰色地带来实现变相私刑。

这一案件警示：口供主义在现代法治中早已不合时宜，靠非法手段换来的“证据”只会让案件走向反面。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立法本意上，是为了降低审前羁押率、给嫌疑人提供一种比关押更宽松的选择。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就确立了监视居住，原本是一种不剥夺人身自由的非羁押措施。1996年增加了“指定居所”形式，针对无固定住处的嫌疑人，将活动范围缩小到特定地点。

2012年刑诉法又进一步对监视居住作了修改，一方面作为取保候审无法执行时的替代，另一方面成为逮捕的替代措施，在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下因案件特殊可采用指居。可以说，立法者本意是好的：既减少羁押，又兼顾特殊案件需要。

但现实中，这一制度被赋予了模糊而宽泛的裁量空间。警方可以通过认定嫌疑人在本地“无固定住处”或宣布案件“特殊”来启用指居。

案例显示，有的公安机关甚至借用外地警方的名义发出指居通知，只为把嫌疑人弄进指居黑箱。暴钦瑞一案正是如此：他在石家庄有房，却被带到异地执行指居，明显是对法条的恶意利用。制度设计与实际执行的偏差，导致初衷良好的法律变成了某些人钻空子的工具。

指居为何容易滋生侵权？因为其相较羁押监督更少、封闭性更强。按照规定，指居由公安机关执行，地点通常不公开。不像看守所有严格的监管和录像要求，指居点成了一个由办案单位完全掌控的小环境。正如有律师所说，指居时审讯不需录像，地点保密无人监督，客观上为酷刑提供了便利。

本案中，新乐宾馆的小黑屋俨然成为一座秘密监狱。24小时监控并不为了保护嫌疑人，而是为了防止外界窥探。在如此密闭环境中，再加上办案人员和看守人员同属一队，没有第三方监管，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延长审讯时间、采取非法手段。

江苏靖江“夏俊涛案”中，因长期不给嫌疑人吃饱，导致其患上维生素B1缺乏的脑病而成为植物人。经查，该案负责民警为了“方便”取证，连续超长时间审讯嫌疑人，每天审讯达16小时。如此丧失人性的操作，皆因指居环境下缺乏应有的监督和约束。

暴钦瑞之死只是冰山一角，背后折射的是制度设计上的监管真空和公权力滥用空间。

近年类似的悲剧并非孤例。在内蒙古，因涉赌被抓的北京某科技公司经理邢燕军，检方不批捕后改为指居关押，四个月后被告知在指居监室“上吊自杀”，令人质疑。湖北则有电工袁时宏，在被指居第10天突发肺栓塞去世，年仅51岁。江苏泰州的夏俊涛案前文已述，受害人最终于2019年不治身亡。

这些案件无一不在拷问指居制度的安全性和合法性。公众和法学界的呼声日益高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该何去何从？这已成为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严肃课题。

废除还是改良？围绕指居存废，法律专家们展开激辩。

一种强烈的声音主张彻底废除。有人认为，指居自诞生日起便饱受诟病、争议不断，应当予以废除，恢复监视居住原有的非羁押属性。他认为，与其给警察一个游离于羁押和非羁押之间的灰色工具，不如干脆取消，以免制度异化。有报道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近期向专家征求刑诉法修改意见，多数与会学者也赞同取消指居。

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改良比废除更现实。有学者指出，客观上确有嫌疑人在办案地无处安置、又不宜取保候审的情况，这时指居仍有必要。但必须严格限定适用条件，例如嫌疑人若能自行解决住处（哪怕租房），就应一律采用一般监视居住而非指居。

还有律师建议，若保留指居，应增设刚性约束：比如强制全程录像、允许律师探视、定期医疗检查等，以最大程度保护被执行人权利。

总之，废改两派虽有分歧，但共识是现行指居制度“非改不可”，不能再任其成为法外之地。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第四次大修已被提上日程。有消息称，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计划在2028年前审议刑诉法修正案。2024年7月在山东烟台举行的全国刑事司法论坛上，多名与会专家提议取消指居制度，强调当前中国以轻罪为主的犯罪结构下，完全可以用取保等措施替代，无需再保留指居这种“多余”的强制措施。有教授直言，指居制度已经没有存在必要。

与此同时，一些媒体的系列报道也把这一议题推向大众，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支持。一旦立法机关采纳废除或严格限制指居的建议，暴钦瑞等受害者的惨痛经历将推动中国法治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这或许是这场悲剧能带来的唯一积极意义。

2024年8月、2025年2月，涉暴钦瑞案刑讯逼供的警务人员走上审判席，等待法律裁决。暴钦瑞事件以一场无辜者的死亡刺痛了社会，也向体制发出了警示。

十三天的小黑屋，将长久地烙在人们记忆中：它提醒我们，法治的意义在于约束公权、保障人权；一旦失控，再堂皇的法律条文也会沦为作恶的工具。

如今，人们期待着正义的判决，更期待着制度的完善。

从暴钦瑞之死到可能的法律修订，这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映射出社会在进步中付出的代价。愿这样的荒诞不再重演，每一个公民的生命权与人格权都不再被漠视。

暴钦瑞走了，但他的名字已凝结为一个对司法公正的质问，久久回响在中国法治进程的路途之上。

文/李宇琛

2025年2月11日

本文参考报道：

《多名被“指居”者死亡，背后的制度陷存废之争》，

作者为南方周末记者韩谦，南方周末实习生顾靓楠亦有贡献

2016年，这8名狱警作为骨干，被时任河南省司法厅厅长王文海选中，组成了一个“狱侦专案组”，对两名服刑人员的“余漏罪”进行秘密审讯。

审讯期间，8人在“中纪委干部”的指导下，用U型锁将罪犯固定在约束椅或约束床上，采取强光灯照射、凉毛巾擦脸、播放强噪音、不让休息等手段进行逼供。

苗正钊的在案证言显示，“狱侦专案组”名单确定后，王文海给专案组找来一个姓金的业务指导人员，称是中纪委退下来的，对侦破职务犯罪很有方法，而且参与侦破过郭政伟受贿案件，对郭比较了解。

苗正钊认为金是退休的外单位人员，参与监狱工作不合适。但王文海向他承诺：“有问题我负责，你不要管”。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6年6月7日，“狱侦专案组”开展审讯工作培训那天，一名叫金野的“中纪委领导”正式出现在专案组成员面前。自我介绍时，金野称自己办理过河北程维高案、“烟王”褚时健案、重庆王立军案等多起大案。金野还称，此次狱侦工作事关重大，要求参加人员严格保密。

公开信息显示，金野的真实姓名叫曲金华，1982年进入洛阳市公安局，曾任洛阳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2016年时处于退休状态。在案证人证言显示，“狱侦专案组”自成立到审讯工作结束，整个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

办案地点豫北监狱的收监工作流程也涉嫌违法，但豫北监狱的工作人员被要求不得介入、不得打听案情。

豫北监狱的多名工作人员在接受调查时，描述了“秘密审讯”的蹊跷之处。豫北监狱监狱长回忆，当年6月初，他们接到任务，将一间禁闭室打扫干净，供专案组使用，苗正钊当时还提到，豫北监狱只是后勤保障工作，不参与审讯工作。豫北监狱政委张友贤记得，苗正钊要求在打扫过的禁闭室安装临时监控设备，强调只能实时监控，不允许录像存储。安装设备时，有人说这个要求有点特殊，张友贤曾提醒对方，不要多问多管。

豫北监狱医院监区的任多富也曾去过禁闭室，“我刚到过道里还没有进去，就有人把我的工作牌给摘了，我也没有问为啥，因为领导交代过，不让问”。

2016年7月20日，王文海指使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出具调犯令，将服刑中的郭政伟从河南省第二监狱秘密调入豫北监狱。豫北监狱狱内侦查科科长张卫民证言显示，副监狱长李晓鹏告诉他，中纪委专案组要用豫北监狱禁闭室办案，让他在隔离审查表上签字。但因为审查表上没有编号，没有监区审批，也没有罪犯编号等信息，他认为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无法签字，可李晓鹏则说案情涉密，上级领导一概不让过问，于是他按照领导命令签了字。

李晓鹏说，办案期间，金野曾打电话给他，让他提供一个摩托车头盔，但没有说明用途，他也不敢过问，只好安排人送了一个头盔过去。

“狱侦专案组”正式开始审讯工作是在2016年6月8日，第一个被审讯的服刑人员叫马好强，与郭政伟曾有过往来。马好强曾是洛阳市瀍河乡塔西村村委会主任，2003年，因倒卖文物被劳教，后因涉黑等多项罪名，在2014年被河南高院判处无期徒刑。

此前，马好强一直在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2016年6月8日突然被调入豫北监狱。裁判文书显示，马好强的调犯令是王文海指使河南省监狱管理局出具的。

王文海的在案解释是，他之所以审讯马好强是听取了金野的建议。金野对郭政伟、马好强比较熟悉，认为马好强是郭政伟的“钱袋子”，首先解决郭政伟收受马好强巨额贿赂问题，才能解决郭政伟背后的关系网问题。王文海拍板决定采纳这一思路。“狱侦专案组”8名成员称，审讯工作均在金野的指挥下进行，金野向王文海汇报工作情况，他们没有怀疑过金野的身份，还称他为金老师。

根据马好强的在案陈述，审讯开始时，4个审讯人员先询问了他向郭政伟行贿的事情，接着又问了一些文物走私的情况。几个小时后，换了另外4个人接着问，中间不让休息。

马好强记得，自己在一个黑屋里被问了三天，期间他一直在老虎凳上坐着，上厕所时被戴上头套和手铐。马好强称，在另一个房间休息时，四肢会被四个U形锁固定在铁床上。睡了几个小时后，他又被问同样的问题，如果回答不能让审讯人员满意，他就不能休息。马好强说，审讯人员还给他带上头盔，防止其头部乱动，对方会采取敲头盔、敲床头的方式不让他睡觉。期间，审讯人员还使用强光灯烤其面部，用凉毛巾给他擦脸，后背也被硬物捣烂。他记得因一个问题无法回答，被绑着四肢控制在床上20多天。审讯后期，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大便用便盆，小便用瓶子。

“狱侦专案组”组长史来斌供述称，他曾向金老师反映，无论隔离审查马好强还是单独关押，都需要办手续才能进行，但金老师却说证人不需要手续。史来斌还曾对审讯时间提出质疑，他供述称，有一天晚上11点，他找到金老师，提出中纪委和最高检都规定，晚上10点以后讯问涉嫌违规，但金老师很生气，要求继续审。另外一名参与审讯的狱警武浩成供述称，马好强被控制在床上和椅子上大概两三天，审讯中，只要马好强配合就让休息，不配合就不让休息。

该案一审法院查明，“狱侦专案组”对马好强的逼取口供行为持续到2016年7月17日，长达40天。在案资料显示，2016年7月20日晚上10点多，郭政伟被调入豫北监狱，随即讯问开始。郭政伟说，审讯人员让他交待向领导行贿的情况，他表示没有行贿没法交待后，遭到了与马好强基本相同的对待。“专案组”第一次对他的轮番讯问长达30多个小时，期间不让吃喝不让休息。

郭政伟说，在审讯的过程中自己被折磨得无法进食，审讯人员安排狱医给他下胃管，进行鼻饲。他后来小便失禁，经常尿在裤子上或是约束床的垫子上，臀部生出褥疮。专案组把他裤子脱掉，让他长时间裸露下体坐在约束椅上、趴在约束床上，对他进行羞辱。他为了保命在专案组笔录上违心签字。

法院查明，“狱侦专案组”对郭政伟的逼取口供行为持续到2016年12月9日，长达4个多月。郭政伟说，这期间，他的体重由136斤降到76斤。豫北监狱多人证实，在审讯马好强和郭政伟期间，曾听到审讯室传出音响声，声音很大，也曾多次看到他们戴着黑色头套，被锁在约束床约束椅上。

2021年7月14日，河南省纪委监委发布了王文海被调查的消息。2021年8月6日起，原“狱侦专案组”成员陆续被监察部门采取留置措施。8人陆续被逮捕后又被取保候审。8人均称，自己是在被抓后才得知“金野”的真实身份。

王文海被查后承认，“狱侦专案组”对马好强和郭政伟的审讯没有相关的审批，审讯是不合法的。

王文海还提到，他曾向“狱侦专案组”说过，审讯马好强、郭政伟是政治任务，要高度重视，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多想办法采取一切手段，加快进度完成任务。冒充中纪委工作人员的曲金华也在王文海落马后被抓捕，曲金华供述称，作为组织狱侦专案的指导者，对专案组传达了王文海意见，期间安排专案组成员在讯问中使用违规、违法手段。尽管“狱侦专案组”的8名狱警自称对王文海的违规行为事先并不知情，但8人均因涉嫌刑讯逼供罪被起诉。

2023年6月15日，原“狱侦专案组”8名警察被指控涉嫌刑讯逼供罪的案件，在河南省镇平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焦杰、王宗阳认罪认罚，其他6名警察以不同形式提出，成为“狱侦专案组”成员是被上级领导抽调，被要求服从指挥的情况下造成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刑讯逼供罪。法院认为，人民警察对违法指令应当依法拒绝执行。最终，法院对“被告人系服从上级命令进行狱内侦查工作，法律后果应由上级承担”的辩护意见未予采信。

7月29日，镇平县法院做出一审判，其中焦杰、崔华统、王宗阳系从犯，鉴于主动投案，犯罪较轻被定罪免罚，其他5人分别领刑六个月到一年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但是由于媒体舆论监督，晶哥更喜欢用心理压迫用“里德审讯法”的手段让你老老实实交代。

说白了就是疲劳战术，那个和美国仅有一国之隔的东方大国也喜欢用这个。

只不过一般是给领导用。

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OOO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睏得不会说话了。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OOO‘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OOO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OOO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OOO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OOO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都是体面人所以对于领导一般是文雅一点。

而同样是电牛子、殴打、睡眠剥夺、水刑、羞辱性姿势，其实美国人也干了。

但是很有趣的是，这些手段是布什授权给CIA可以搞的“特殊审问”。

审问的对象都是谁呢？

苦力怕份子、毒枭头目、敌对组织特工等等高危份子。

比如倒霉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和911有关，这哥们硬生生受了183次水刑。

甚至由于长期的睡眠剥夺以及其他酷刑导致他可以承受比一般人更久的窒息以及一边说话一边睡觉的本事。

就这样，CIA还是经常被自己人拷打。

内部人士举报这种刑法不人道，各种记者媒体也上眼药。

奥巴马上来之后就废除各种小黑屋和强化审讯手段。

至少目前迈入20年后，美国的晶哥还是喜欢用心里手段让你老实交代。

除非你是一个黑人，并且居住在芝加哥，还被芝加哥晶哥拴过......

至少目前，诸如电刑、水刑、羞辱姿势之类的招数不敢明着对受害者用，因为欧美司法对于这个还是满忌讳，你真这样干了你的证据链全被算没用了。

顺便提一嘴，根据财新的内蒙的那个被玩死的也是差不多的待遇。

电刑、水刑还有点性虐。

其中有一个最有趣，玩的最变态的往往是00后的新警察。

冲浪太久见过的黑暗面可以让他们更有计划性的实施。

治安案件，当事人从被抓直到签字认罚；刑事案件，当事人从被抓那一刻起直到会见律师不许联系外界，在看守所也不允许打电话。很多治安案件有什么证据还打电话找同伙销毁？纯属控制狂自己骗自己，另外就是心理阴暗怕被拘留者找关系捞自己，即不好分辨话又不好明说，干脆一刀切，凭人多势众耍流氓。

你得跟虐待你的人申请打电话才能投诉他。

剥夺打电话的权利说明公检法自甘沦为绑架犯，完全违背了法无授权即不可为的原则，无理剥夺当事人自我救济的手段，是对人权的恶意侵犯。

不需要这个监督那个监督，只要保证当事人的通话权利，绝大部分执法者就不敢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