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劳森，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在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担任一名普普通通的二等秘书。

作为柏林的哥林根大学的高材生，劳森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希特勒领导的国社党，是纳粹党的骨干成员，但是却偏偏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以至于在工作后自告奋勇来到了中国。

日军攻占南京后，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并未撤离，依然在南京正常办公，劳森每天都能看到日军在疯狂野蛮地屠杀中国平民和战俘，人类天生的正义感让他开始厌恶这些肆无忌惮的日军。

在人性与职业素养的双重影响下，劳森开始自发的拿起笔跟照相机，记录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

在三牌楼和会街，他拍到一组日军大白天闯入民宅劫掠并刺杀呼救的居民夫妇的照片。

在汉中门外大街，他又拍下一组日军枪杀一小队已被解除武装的受伤中国宪兵的照片。

这些身穿黑呢子大衣的宪兵大多浑身鲜血，在血淋淋的刺刀枪口下却依然神态坚毅冷峻，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令劳森的心灵大受震撼。

此后几天，他还拍下了鸡笼山下的千人坑、新街口福昌饭店遭劫后惨景，以及夫子庙贡院街上日本兵持枪刺追逐妇女的照片。

在拍摄过程中劳森注意到，很多时候，正在大肆屠杀的日军看到照相机镜头，往往就会嘟囔几句，匆匆跑开，不再追杀。于是本着搜集证据跟救护中国人的念头，劳森更加频繁的开始拍照取证，最终拍摄了近万张照片。

在其他外交人员的配合下，他还收集整理了包括日军告示、画册、战地新闻等文字资料，最终将所有外交人员收集和拍摄的资料整理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由近14万字的文字材料和数万张照片资料组成的日军暴行录。

恰好在此时，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资料分析员的身份为掩护抵达南京的“远东情报之王”佐尔格找到了劳森，请求劳森将这一套资料交给他，佐尔格承诺他将把这套资料向全世界公布，还南京三十万亡魂一个公道。

在佐尔格的感召下，劳森最终将自己收集到的所有资料全部交给了佐尔格。佐尔格则说服了当时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同意，以外交邮袋的方式，躲过了日军的新闻审查，将这一批材料送回了德国。

德国当时的领袖希特勒考虑到与日本的同盟国关系，并未当即对外公开这批资料，但是出于掣肘日本的考虑，也并未销毁资料，而是授意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将这批材料作为外交秘档，严加封存。

这个命令被不择不扣的执行了下去，这批日军暴行的资料被严严实实的藏在了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最深处，躲过了柏林大轰炸和纳粹德国倒台，直躲到了1992年，才由德国国家档案馆公开展示了出来。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跟日本的盟国关系，以及德国大使馆的官方收集的背景，这一批史料的可信度极高，堪称不可置疑的铁证。大量血淋淋的历史照片时间、地点、人物均标注清晰，顿时引起了美、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媒体的广泛报道和关注，中国的《瞭望》和《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也就其中的史料做了大量转载刊登。

格·劳森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南京市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功绩，至此才为人所知。

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个被宣传起来，并为大家广泛所知的英雄，往往是一群人的代表。

诸如约翰·拉贝，凭借其个人强烈的正义感，以及超强的个人能力，保护了25万南京老百姓。

但同时，拉贝本人是诸多向苦难中的南京百姓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的代表。这些国际友人目前可以考证出来的有二十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身份普通、能力有限的平常人。可贵的是，他们不但竭尽所能的向南京百姓伸出了援手，还通过日记、影像资料，记下了日军的暴行，有的人还在东京法庭上亲自出庭作证，指控了日军在南进犯下的罪行。

比如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他冒死偷偷拍下了大屠杀期间唯一的影像资料，这成为东京法庭上的重要证据之一。他本人也亲身出席佐证。

我们也许不曾了解他们，但是一定要感激他们。虽然他们可能只救助过几个人，但是那已经是他们在那场浩劫中，做出的最大努力了。他们没有畏惧枪林弹雨，没有被这副地狱般的景象所吓倒，没有紧闭大门独善其身。因此，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英雄！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 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 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魏特琳（中国名华群） 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中留下的一二十位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见证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欧美友人档案》 刘维荣

魏特林女士，1919年起在来到南京生活，在金陵女子学院任教。日本人到来后所摧残的，也是这位女士的家园。

和她一起决定留下来帮助南京百姓的， 还有一二十人，注意，这些人中很多是本有撤离的机会，但是却选择主动留下来的。

“与原先我 们预想的三四天不同，我们的校园作为难民营，时间超过漫长的8个月。难民人数不是原先预计的2000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向1万多难民提供庇护，给他们吃喝”
————《魏特琳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朋友们》（1939年3月），收入张生编，舒建中译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65页

魏特琳女士在南京见到了太多的恐怖场面，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几年后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与美国的家中自杀身亡。我想，也许在南京的那一个多月的暴行中，她的生命力便已经与那30万百姓一起消逝了吧。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位女士的英雄之举：

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这样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
————《见证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欧美友人档案》 刘维荣

“只剩三个大夫：威尔逊、特里默和一个中国人。只有威尔逊一个外科医生，他没日没夜地工作”
————⑥《福斯特日记》（1937年12月12日），收入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4），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我在门口时，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扬州来的一名人力车夫，他住在二郎庙。他被拉去当苦力受了伤。我把他领进屋，后来送他去了鼓楼医院，在那儿他得被截去一条腿。”
......
“我把我写的信积累在一起寄给你，你自己看着办，看哪些内容可以让别人知道，有的可能对我们在这儿的处境不利。我们是日本军方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任何信件或文件现在发表出来，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而这儿的人民非常需要我们。我想你一定能理解。”
————《福斯特写给妻子的信》

“到1938年1月10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上千起强奸事件， 妇女向我们下跪，乞求我们帮助他们，幸运的是我们有时候能伸出援助之 手，但有时也无能为力。
————①《米尔士致妻子》（1938年1月10日），收入张生编，舒建中译《南京大屠杀史料 集》（7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2页

“在过去几个可怕的 星期里，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们（难民）。没有我们，这将意味着随意的强 奸，甚至是更多的谋杀”
————《马吉日记》（1938年1月30日），收入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4），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以史料来源，部分从郭洋的《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国际友人 所受之心理创伤研究》一文中摘录。

他们这些人尽管国籍与我们不同，外貌与我们相异，但是并不妨碍他们是我们的英雄。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就凭着这些国际友人在最艰难的时刻，在自身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时刻，没有选择逃走————尽管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这样做，尽管即使他们逃走也无可指责。

他们就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永远不该忘记自己的英雄。

作为一个平常百姓，我们无法再回去改变那场灾难，无法再去为逝去的英雄献上鲜花。

但是，我们可以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的事迹。并在日后，将这份珍贵的记忆讲述给自己未来的子女。

这样，英雄们才不会被遗忘，这种勇敢的精神也不会被泯灭。

永远的黄玫瑰——辛德贝格！

2014年4月27日，笼罩在阴雨中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迎来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凭吊者—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陛下，她成为首位参观该纪念馆的现任国家元首。

纪念馆走廊墙壁上，是一幅幅丹麦友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当年救助中国难民的珍贵照片；走廊外，纪念馆工作人员弹着钢琴，唱着《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玫瑰》；和平广场里，坚强地盛开着“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黄玫瑰”。

辛德贝格，曾经历血腥，见证暴行，但他却身体力行良善与人道，宣扬正义，谱写了中丹友谊史中的一段美好旋律。

1911年2月19日，辛德贝格出生于丹麦第二大城市奥尔胡斯市，父亲约翰尼斯·N．辛德贝格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奶酪商。后来，父亲关心政治，加入公民党，并改行任《奥则新闻周刊》的编辑。兄弟姐妹六人中，辛德贝格排行老二。

一项研究南京沦陷初期郊区两座万人以上难民营的课题，使《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戴袁支开始接触辛德贝格，并对其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据戴袁支介绍，少年的辛德贝格文化水平不高但敢于冒险，读完十年制的私立学校后，“从小就不安分”的辛德贝格不断尝试往外国跑。

戴袁支总结说，辛德贝格10多岁时到过俄国、美国，并曾在丹麦海军服过兵役，后来成功应聘法国海外雇佣兵团后，又来到阿尔及利亚。1934年，辛德贝格来到中国上海，先后做过饭店前台接待、奶酪公司员工、枪械销售员和司机。“他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打工青年’”。

1937年9月，英国《伦敦每日电讯报》派史蒂芬斯来上海任战地记者，辛德贝格后来成为他的司机兼助手。当年11月11日，在法租界边缘一座水塔下面工作的史蒂芬斯遭到日军机枪扫射死亡，而躲在水塔顶部的辛德贝格则受轻伤。史蒂芬斯的死亡使辛德贝格再次失业。

日军侵华后，不少北方企业南撤办厂。著名实业家袁心武、陈范有等人在南京郊区筹备江南水泥厂。1937年11月4日，水泥厂试运行，然而，淞沪失守的消息随之传来，南京危在旦夕！工厂的机器设备因过于庞大无法运走。当时德国和丹麦是该厂的设备供应商，袁心武、陈范有等人以“设备款二成未付，尚未点火生产，产权仍属德、丹”为由，要求两国派人进驻保护。

辛德贝格在成功应聘丹麦史密斯公司后被派往南京保护机器设备。

1937年12月4日，辛德贝格与德国派遣的京特博士一道从上海抵达江南水泥厂。为逃避日军骚扰，他们利用德国是同盟国、丹麦是中立国的特殊关系，在工厂门口挂起“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的牌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分析称，受基督教影响，他们在水泥厂的北边和南边搭建了许多稻草屋，供中国难民居住。

幸存者苏国宝回忆了日军当年入侵湖山村的情景：1937年12月6日下午，日军进攻湖山村时，他和几个小孩躲进了厕所。8日上午，躲在墙缝里的他和另外9人被日军发现后拉到村里的操场上。当年11岁的苏国宝清晰地记得，日本人抱起他弟弟苏国久时，弟弟在挣扎中因咬了日本兵的胳膊而激怒了日本兵———苏国久被扔进水里溺死。当时一位村民遭枪击倒地时恰好压在他身上，他吓昏过去才幸免于难。

1938年1月，村民们听说江南水泥厂有外国人保护日本兵不敢进去后，纷纷前往。苏国宝称，当时的水泥厂有南厂、北厂和内厂，他进去的时候有7000多难民，后来最多时有24000多人。

苏国宝在水泥厂见到了京特和辛德贝格，“京特生得胖，是黑头发，辛德贝格是红头发，人很和睦，个子不太高，我们都叫他先生。”苏国宝回忆当年滔滔不绝，“难民营给登记的每户人家救济18斤米，我爸爸当时把我登记成孤儿。”

苏国宝回忆，因为他是“孤儿”，所以被京特和辛德贝格单独叫进内厂。见面后，苏国宝给在场的几人每人磕了一个头，感谢救命之恩，“然后，京特和辛德贝格先生每人给了我一块银元”。苏国宝至今仍十分感激，“当时的一块银元大约可以买到110斤米。”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想将几名受伤的难民带到南京城医治，结果遭到日本兵的阻拦。不久，难民区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日本兵的手榴弹炸伤，人命关天，而且是孩子，辛德贝格骑着摩托车带着孩子进城，结果在中山门遭日军阻拦；他绕行到太平门，结果闯关成功。在鼓楼医院，孩子得到了及时医治。而且，等他回到难民营时，不仅带回了孩子，还带回了药品、绷带和两个护士。于是他在江南水泥厂的单身宿舍办起了一个小医院。

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举措。这个小医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救助了数以百计的中国难民，包括中国伤兵。

辛德贝格和京特在努力维持难民营的同时，也为难民鼓与呼。

据专家考证，辛德贝格多次向南京市内专门负责难民救援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递交难民信，委托他转交给德国大使馆南京办事处。除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外，附近的栖霞寺难民营也深受日军的骚扰和威胁。其中，栖霞寺难民营在短短16天里被日军骚扰了11次。不堪其扰的难民写了5封抗议信，辛德贝格把信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后，进城分别转交给了拉贝和德国使馆，以抗议日军暴行。

有历史学家分析，辛德贝格与战地记者史蒂芬斯的经历也培养了他的记录意识。

后来有人在江南水泥厂工人俱乐部沙发底下发现一本辛德贝格的相册，相册共分电影剪辑、8.13上海照片和南京大屠杀照片三部分，并附有原始说明。“到目前为止，记录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纪录片，是由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约翰·马吉拍摄的，其中，15个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镜头是由辛德贝格陪同并协助马吉完成的。”

1938年4月下旬，在江南水泥厂停留107天后，辛德贝格离开了南京。后来，他想移民美国而去找《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田伯烈为他写推荐信，田在信中称他有“人道主义”，“在中国南京的江南水泥厂保护了万余中国难民……”1938年底，南京栖霞的老百姓制作了一幅“见义勇为”的丝绸感谢状辗转交给辛德贝格。

据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回忆，移民美国后的舅舅很少提及他本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帮助中国人的事情。“有一年美国独立日的时候，我们开车穿越美国，在车上，我舅舅跟我说起这件事情，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之后他把丝绸感谢状转赠给了我，他告诉我说，这是当时他救助过的中国人送给他的。舅舅去世后，我把它捐给了中国。”

玛丽安说，晚年的舅舅身体不好。他在奥克兰和旧金山之间搬了好几次家，后来当上了一名商务船的船长并到处航海。戴袁支介绍说，晚年的辛德贝格曾写了一篇回忆自己的文章《一个水手的自述》。这篇不到两页的文章总结了他一生的动荡生活及东方战场如何令他“不愉快”，但在该文中，并没有过多描述他当年帮助中国难民的事情。

后来京特夫人访华，当被问到当年难民营的事情时，她淡然回答：“这是每个正直的人都会想到去做的。”

1983年，一直单身的辛德贝格在美国辞世，孤独地走完了他72岁的人生之路。这位丹麦人或许没有想到的是，他年轻时与一位中国孩子两次谋面时的形象，竟深深地刻在了孩子的脑海中，并伴随那个孩子走过了74年。

纪念，南京不会忘记

1983年，辛德贝格在美国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他生前极少谈及早年在南京的事情，但历史不会忘记，南京不会忘记。

2004年12月17日，辛德贝格的故乡将当地的一种黄玫瑰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德贝格黄玫瑰”。如今，每年春天，辛德贝格黄玫瑰都会在南京绽放，缅怀英雄。

2014年4月27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在访问中国期间，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她成为首位参观该纪念馆的现任国家元首。

2018年8月15日，纪录片《一座工厂的抗日传奇》座谈会在江南水泥厂有限公司举行。纪录片于16、17日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中播出。

2019年，“辛德贝格”雕像揭幕仪式，在奥胡斯市马瑟里斯堡纪念公园隆重举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为辛德贝格铜像剪彩。奥胡斯市是辛德贝格出生的城市。铜像是南京送给奥胡斯的礼物。

2020年12月，江南水泥厂里现存的16栋民国建筑经历了80多年风雨，首期7栋楼已经修缮完成，南京的“丹麦英雄”辛德贝格雕像旁种上了一圈黄玫瑰，历史真相将在这里继续向世人讲述下去。

约翰·马吉(John Magee)

身份是美国传教士，

1884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律师家庭。

马吉毕业于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

1912年作为传教士被美国圣公会派往中国传教。

到达中国后，他由于知识渊博被美国圣公会安排在南京道胜堂作牧师。

时间来到1937年，也就是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城，开始在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期间，

此时的马吉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在南京设立难民伤兵医院，

先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1937年11月22日，随着日军逐渐逼近南京，部分身处南京的外籍人士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德国人约翰·拉贝为主席，约翰·马吉为委员，开始着手难民救济工作的准备。

在此期间，马吉等人就忙着救助被日军飞机炸伤的南京市民和从上海方向逃难而来的受伤难民。

到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

以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开始全力救助难民与受伤士兵。

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对伤员的帮助经常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挠，

马吉等人不得不随时跟着救护车，

因为一旦没有外国人在场，

汽车马上就会被日本人抢走。

不仅如此，日军占领南京期间，到处烧杀抢掠、强暴城内妇女的兽行更是天天发生。

因马吉住的道胜堂当时还是美国财产，

而当时日本还没有和美国撕破脸，所以日军不敢肆意胡为。

因此这里成为了中国妇女的避难所，

这里住满了来寻求庇护和他从日军魔爪下拯救出来的中国妇女。

马吉不仅救援了大量前来避难的市民与伤兵，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更是给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写了400多份《抗议书》和《报告书》，强烈要求日本当局停止暴行。

与此同时，马吉还给远在美国的妻子的家书中，记录了很多对日军暴行的记录。

马吉在南京期间，常常利用职务的便利，冒着被日军发现当做间谍击毙的危险，

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

而在当时，日军对外籍人士行动严格控制，所有的摄影、摄像绝对禁止。

马吉在回忆录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而在他拍摄的镜头中，侵华日军的坦克和大炮正疯狂地轰击城市建筑，日军的机关枪正对着手无寸铁的市民进行扫射，曾经繁华的民国首都到处是残垣断壁，成堆的尸体中经常出现浑身赤裸受日军奸淫后杀死的中国妇女，还有日军用汽油烧焦的尸体的场面，在街道上、水塘中、河流里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尸体。

除此之外，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也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幸存者，幸存者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证人。比如其中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强暴，她被凶残的日本士兵捅了37刀晕死过去。而侥幸未死的李秀英曾在战后多次赴日本参加左翼人士组织的和平集会，控诉当年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马吉的摄像机除了拍摄日军的暴行外，同时也忠实的记录了其他外国友人救援难民的情景。

比如1938年2月16日，马吉与刚认识不久的丹麦人辛德贝尔，一同驱车来到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

当时的江南水泥厂附近也有1万多难民。

马吉取出摄影机，拍下了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和病人排队等候诊治以及农民把伤员运来急救的情景。

在两天的栖霞之行中，这部摄影机拍下了一幕幕凄惨的景象：沿太平门至龙潭的公路干线，大量的房屋被烧；道路上随处可见逃到乡间路上被日军打死的市民尸体；受伤的中国士兵反绑双手被日军处决后就地扔进水塘……

他将这一切都摄入了镜头。马吉凭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和一副慈悲心肠，在栖霞寺和江南水泥厂了解到日本兵的许多罪恶和难民们的诸多疾苦，并对眼前的所见所闻作了拍摄。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

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铁证，

是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也是之后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1941年，在日、美开战后，马吉由于国际形式的变化无奈回到美国。

在之后的东京审判中，约翰·马吉作为证人被国际检察局派出了参与了对于日军的审判，

1953年，马吉在美国匹兹堡的家中去世。

在临死前他曾留下这样的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91年8月，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

自从在1991年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这份影片和摄影机，就有很多人想花巨资收购，但都被马吉的家人拒绝。

马吉的三个儿子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将摄影机和影片送给中国，捐赠给南京。

2002年，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登上了前往中国南京的飞机。

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该馆的一件珍贵历史文物。马吉曾经传教的道胜堂教堂，是当今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

同年10月，南京市下关区政府特将其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约翰马吉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

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丹麦人，辛德贝格

辛德贝格生于丹麦的奥胡斯。自幼喜欢旅行，曾骑自行车跨越了半个丹麦。17岁时，辛德贝格的家人不再限制他，他到美国去旅行了三年，然后回到了丹麦。之后入了法国外籍兵团，但对同伴和兵团在摩洛哥的沙漠任务很不满。

服役仅十个月后，他跑到了山里，乘坐一艘船以偷渡的方式回到了丹麦。

1934年，辛德贝格搭乘一艘商船来到中国，当日军侵占上海时，辛德伯格被为《每日电讯报》工作的英国记者派姆布劳克·斯蒂芬斯雇为司机。他们在上海四处探访，记录着战争的场面。

有一天他们到跑到一座水塔上准备拍摄日军对城市轰炸的景象时，斯蒂芬斯被一架日本飞机射杀。

1935年，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集资创办江南水泥厂，采用从丹麦史密斯公司购进年共产水泥20万吨的二条湿法回转窑生产线，年生产能力20万吨。

1937年，刚刚建成的江南水泥厂完成了第一次空载试机。

但是当时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威胁已经仅在咫尺。工厂负责人陈范有找到德国人卡尔·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发出护厂邀约，当时日军已开始对南京城狂轰滥炸。

为让水泥厂免遭日军占领，他们组织留守人员在工厂前、后大门处，挂起德国和丹麦的国旗，并在工厂大门口竖起了“德、丹合营江南水泥厂”的牌子。辛德贝格还让人在厂房的屋顶上用油漆刷了一面约1350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这样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可以防止日本战机的轰炸。 这面最大的丹麦国旗同辛德贝格一样成为了江南水泥厂的守护神。与此同时，厂内开始联系德国留在南京的外交官，进行购买食品和饮料。

此后中国难民很快就涌入了江南水泥厂和附近的栖霞寺。辛德伯格和京特在该水泥厂里创建了难民区和简易医院来救助中国难民。

但即便有外籍国际友人的保护，日军还是不断的来厂骚扰。辛德贝格等人只能与日军展开苦苦周旋。“日军占领栖霞后，即不时来厂骚扰，捣乱。一日或来数次，或数十次”。江南水泥厂的辛德贝格、京特等人，对一日或来数次，或数十次骚扰，捣乱的日本兵，“殷勤招待，相与周旋”“酬应日军之费为最巨，约需(每月)三四百元”，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难民。

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辛德贝格良好地运用了自己的交际手腕，以至于一段时期，他成为唯一能开车往来栖霞山和南京市区的人。

南京大屠杀开始后，辛德贝格曾在南京城里四处拍摄照片，这些现在已经褪色的黑白老照片作为第一手资料，现存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博物馆中。

辛德贝格还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一起考察和拍摄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一带日本军队的暴行记录。据称曾有一万余难民得到过他直接或间接的救助和保护，但两人也经受着巨大的压力。三个月后，在日军的压力下，辛德伯格被解除职务，送回欧洲。

1938年2月3日，他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和秘书刘易斯·斯迈思博士递交了他所记录的日本军人在南京的屠杀等行为。

辛德贝格返回欧洲之后，他父亲在意大利接到了他。在回家旅程中，他们经过日内瓦，辛德贝格趁机放映他在中国拍的纪录片，把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公之于众，并受到了中国代表的感谢。

后来辛德贝格移民美国，余生都居住在美国，终生没有结婚。1983年于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2019年8月30日，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和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联名赠送的辛德贝格纪念雕像揭幕仪式，在奥胡斯市马瑟里斯堡纪念公园举行。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为雕像揭幕。雕像是由中国艺术家尚荣、傅礼城和丹麦艺术家Lene Desmentik共同创作设计的。

雕像的基座上以中文和丹麦语两种语言镌刻如下文字：

贝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1911—1983）生于丹麦奥胡斯市。1937年12月-1938年3月，辛德贝格在中国南京庇护了两万多名难民，对他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市人民政府、哥本哈根中国文化中心赠。2019年8月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

他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

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

约翰·拉贝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1908年8月18日到达中国，先后在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南京分公司工作。

1908年8月2日，约翰·拉贝从德国汉堡启程，8月18日到达北京，未婚妻道拉·拉贝随后也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

1910年10月，约翰·拉贝在北京结婚。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收集了大量有关北京的照片和绘画，并附以对近代北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详细记录。

1911年，约翰·拉贝应聘到位于北京东城苏子胡同的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做会计兼文书，先后在北京、天津分公司工作。

1934年，约翰·拉贝主动在南京他的住处附近建造了一所德国学校。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开始袭击南京时，约翰·拉贝发起并成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并担任主席。

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是拉贝先生南京的住所、同时也是办公地，作为南京安全区收容难民的25个国际安全区之一，保护了600多位难民。

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一同，协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其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安全区内，拯救了超过25万中国人的生命。

1938年的新年，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们在约翰·拉贝宅邸的院子里排队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的大红绸布。

同年2月拉贝离开南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拉贝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国民政府授予拉贝三色彩玉勋章，编号98。

1938年2月，西门子总部迫于压力召回了拉贝。

4月15日，约翰·拉贝回到德国，连续举行报告会。

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同时带走了6本日记和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胶卷。

战争期间，约翰·拉贝工作是照料西门子公司出差在国外的职员。

先是负责照料在阿富汗喀布尔的西门子公司职员，后来负责照料关押在印度拘留营里的西门子公司职工，代这些职工保持与总公司的联系。

战后从1945年起，由于约翰·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直至1946年被甄别为非纳粹分子之前，不再是西门子公司的职工。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

1946年6月，在证实没有犯错之后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但拉贝只能在西门子公司担任办事员和译员，生活拮据，拉贝一家住在西门子城一间小房子里。

1948年，拉贝生活艰难到了仅能给孩子煮菜汤、大人啃干面包、全家一度濒临饿毙的地步。

消息传来，不几日，南京市民募捐1亿元，经国民政府批准按市价2000美元转汇至德国援助拉贝。

1950年1月5日中午，拉贝在柏林的公司突然中风，晚上去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

亲人将他安葬在柏林西郊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后墓碑存放在柏林外孙女的车库里，中国驻德国大使请求将这块墓碑赠送给南京。

1997年，拉贝墓碑运抵南京。

碑上仅书：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

一图讲清那些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制图：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