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个被宣传起来，并为大家广泛所知的英雄，往往是一群人的代表。
诸如约翰·拉贝，凭借其个人强烈的正义感，以及超强的个人能力，保护了25万南京老百姓。
但同时，拉贝本人是诸多向苦难中的南京百姓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的代表。这些国际友人目前可以考证出来的有二十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身份普通、能力有限的平常人。可贵的是，他们不但竭尽所能的向南京百姓伸出了援手，还通过日记、影像资料，记下了日军的暴行，有的人还在东京法庭上亲自出庭作证，指控了日军在南进犯下的罪行。
比如约翰·马吉，美国传教士。他冒死偷偷拍下了大屠杀期间唯一的影像资料，这成为东京法庭上的重要证据之一。他本人也亲身出席佐证。
我们也许不曾了解他们，但是一定要感激他们。虽然他们可能只救助过几个人，但是那已经是他们在那场浩劫中，做出的最大努力了。他们没有畏惧枪林弹雨，没有被这副地狱般的景象所吓倒，没有紧闭大门独善其身。因此，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英雄！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 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 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魏特琳（中国名华群） 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中留下的一二十位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见证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欧美友人档案》 刘维荣
魏特林女士，1919年起在来到南京生活，在金陵女子学院任教。日本人到来后所摧残的，也是这位女士的家园。
和她一起决定留下来帮助南京百姓的， 还有一二十人，注意，这些人中很多是本有撤离的机会，但是却选择主动留下来的。
“与原先我 们预想的三四天不同，我们的校园作为难民营，时间超过漫长的8个月。难民人数不是原先预计的2000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需向1万多难民提供庇护，给他们吃喝”
————《魏特琳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朋友们》（1939年3月），收入张生编，舒建中译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65页
魏特琳女士在南京见到了太多的恐怖场面，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几年后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与美国的家中自杀身亡。我想，也许在南京的那一个多月的暴行中，她的生命力便已经与那30万百姓一起消逝了吧。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位女士的英雄之举：
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这样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
————《见证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欧美友人档案》 刘维荣
“只剩三个大夫：威尔逊、特里默和一个中国人。只有威尔逊一个外科医生，他没日没夜地工作”
————⑥《福斯特日记》（1937年12月12日），收入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4），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我在门口时，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扬州来的一名人力车夫，他住在二郎庙。他被拉去当苦力受了伤。我把他领进屋，后来送他去了鼓楼医院，在那儿他得被截去一条腿。”
......
“我把我写的信积累在一起寄给你，你自己看着办，看哪些内容可以让别人知道，有的可能对我们在这儿的处境不利。我们是日本军方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任何信件或文件现在发表出来，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而这儿的人民非常需要我们。我想你一定能理解。”
————《福斯特写给妻子的信》
“到1938年1月10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上千起强奸事件， 妇女向我们下跪，乞求我们帮助他们，幸运的是我们有时候能伸出援助之 手，但有时也无能为力。
————①《米尔士致妻子》（1938年1月10日），收入张生编，舒建中译《南京大屠杀史料 集》（70），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2页
“在过去几个可怕的 星期里，我们一直保护着他们（难民）。没有我们，这将意味着随意的强 奸，甚至是更多的谋杀”
————《马吉日记》（1938年1月30日），收入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4），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以史料来源，部分从郭洋的《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国际友人 所受之心理创伤研究》一文中摘录。
他们这些人尽管国籍与我们不同，外貌与我们相异，但是并不妨碍他们是我们的英雄。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就凭着这些国际友人在最艰难的时刻，在自身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时刻，没有选择逃走————尽管他们有一万个理由这样做，尽管即使他们逃走也无可指责。
他们就是真正的英雄。
而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永远不该忘记自己的英雄。
作为一个平常百姓，我们无法再回去改变那场灾难，无法再去为逝去的英雄献上鲜花。
但是，我们可以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的事迹。并在日后，将这份珍贵的记忆讲述给自己未来的子女。
这样，英雄们才不会被遗忘，这种勇敢的精神也不会被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