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七年，一位长安的使者来到代地，邀请代王将封国徙至赵地。

相比于贫瘠的代地，赵国显然是更好的封疆，然而年轻的代王却在考量过后回绝了：

代王谢，愿守代边。

仅仅一年以后，又一位朝廷的使者来到了代地，这一次他为代王带来的条件是：

整个天下。

一、是夜

年轻的代王踏上了前往长安的旅途，然而直到此时，我们仍然难以说清他的心境如何。

在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邀约时，代国群臣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张武认为此行过于凶险，但是宋昌则相信大可一试。

尽管事后的历史似乎证明宋昌确有远见，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当时的情境之下，则会发现其中的凶险远远超过宋昌的预料：

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彊。
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宋昌的关注点在于“刘氏”已然稳固，大臣们难以改刘氏而换代，因此对于宋昌而言，“方今内有硃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彊”是代王可以倚仗的助力。然而宋昌的分析存在三点问题：

第一，同姓王一方面是安刘的助力，另一方面也恰恰是代王的威胁。诛吕之变由齐王兄弟首先发起，最终却未能登上王位，如果代王入继，应当如何处理自身与齐王系的关系？

“内有硃虚、东牟之亲”的，究竟是代王刘恒，还是悻悻而归的齐王刘襄呢？“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彊”的，真的只有周勃陈平么？

第二，“刘氏”的稳固，并不能保证代王个人的安危。“大臣欲为变”的形式远远不止改朝换代一种，对于功臣们而言，他们完全可以采取一种更为隐晦的形式伸张他们的权力，就像他们对少帝和惠帝子所做的一样。

正当代王决意入京时，坐在未央宫中的少帝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而在一百年后的未来，刘贺也仅仅在皇位坐了二十七天。因此，代王必须要考虑，怎样才能不让自己成为下一个少帝，在不久后沦为另一个“刘氏”天子入继的垫脚石。

第三，即使只关注刘氏本身，彼时的形势也难称稳固。尽管我们已经十分熟悉“两汉四百年”“汉朝奠定中国大一统基础”等叙事，但是在代王入继的节点，刘氏的统治很难说真正形成了一种惯性。

以此为节点，刘邦做了七年皇帝，惠帝做了七年，吕后做了八年，汉室统治天下一共只有22年，其中刘氏更是只有14年，作为对比的是，从曹魏代汉到高平陵之变，曹家统治魏国都有29年。换句话说，彼时刘氏的形式或许并没有宋昌描述的那样乐观，稍有不慎，汉家或许便将成为又一个秦朝。

因此在我看来，宋昌之言，或许有为鼓励代王而作的夸张之意，数年后袁盎对于代王入继的评价，或许更为准确的反映了彼时的局势：

诸吕用事，大臣颛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

代王来到长安的第一个考验，来自于周勃的迎接：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太尉勃进曰：“原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

宋昌的举动无疑给了周勃一个下马威，然而除了确立君主的威势之外，宋昌在话语极力强调了“公”的重要性：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宋昌话语的直接渊源是战国末期的思想著作，如果观察战国中晚期的思想著作，我们会发现，无论遵奉何种学说，“公大于私”始终是诸子之间普遍的共识，后战国时代终究去战国不远，宋昌的话语正是这种共识的体现。

另一方面，就诛吕之变、代王入继这个具体节点而言，宋昌强调“公”更具一层深意。诛吕之变的所有一切都发生在宫闱之中。无论是大臣们对于诸吕和惠帝子的处置，还是另立新君的争议，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宫墙之内。

然而当代王入主，代国君臣们开始极力强调自身地位来源的公共性，以此宣示正统，而与此前的宫廷政变划清界限。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观念几乎贯穿了这位年轻代王的一生。

在进入长安的当夜，文帝便着手做了三件事：

第一，“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卫将军与郎中令均是与宫廷军队密切相关的职位，通过将自己的心腹安置在上述职位，文帝在第一时间控制了宫廷局势，以防止二次宫变的出现。

文帝的上述举动固然是主动出击，然而如果与后世的刘贺相比，我们会发现文帝此间的克制：

昌邑王贺嗣立，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
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与刘贺的浩大声势相比，文帝的安排隐忍而直击关键，在将心腹安置在紧要位置的同时，更为周勃、陈平等政变功臣保留了高位，在入继的当夜，文帝便展现出了其政治手段之中微妙的平衡。

第二，於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在这份诏书中，文帝对诛吕之变做出了定性：政变的起因并非齐王刘襄或太尉周勃，而是诸吕“谋为大逆”，而发起政变的“将相列侯”与“宗室大臣”则是安刘氏宗庙的功臣。

正是这份诏书，让焦急的周勃、陈平最终定下了心，或许也让他们相信，这位年轻的代王，确实是个正确的选择？

第三，“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正在功臣们欢庆自己的胜利时，在没人注意的角落，另一些人在历史中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姓名。

尽管诛杀惠帝子显然是代王入继之前便已确立的方针，但是直到他真正登基，惠帝诸子生命的倒计时才最终敲响。当这一切真正发生时，这真的与那位年轻的代王全然无关么？

与之类似的隐秘之事不止于此：

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尽管史记中对于代王后的身份未作说明，但是如果结合刘友被吕氏王妃揭发、刘恢因吕氏后妃而自杀来看，这位代王后很有可能亦为吕氏女。

在数月之间，这位代王后及其所生四男相继病死，结合对惠帝子斩草除根之举，我们不禁必须重新审视这位少年：这位年轻的代王，或许并不像他所展现的那样庸弱。

在入继的当夜，代王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在最为紧要的位置，以诏书的形式确立了功臣们政变的合法性，同时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将对自己存在潜在威胁的惠帝诸子斩杀殆尽。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他进入长安的第一个晚上。

睡个好觉吧，等到明日太阳升起，代王，就将成为文帝。

二、文帝四年

在文帝即位以后，吕后新立的琅邪、济川、鲁、恒山均被废除，淮阳及吕国也被废为郡，齐、楚、赵疆域得以恢复。至此，诸侯国疆域再次恢复了惠帝晚期的情形，吕后针对诸侯国所作出的集权措施被悉数废除。

然而这样的稳定局势并没有维持太久，文帝元年，参与诛吕之变的齐王刘襄、楚王刘交先后去世，次年，以此为契机，文帝开始了针对齐王系的动作：

立赵幽王少子辟彊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硃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始大臣诛吕氏时，硃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硃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硃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

在诛吕之变中，功臣们曾向刘章、刘兴居许诺了赵地与梁地，作为换取不立刘襄为帝的对价，然而文帝却迟迟不愿履行这一承诺，直到刘襄之死，才着手将齐国一分为三，作为兄弟两人的封地，显然是对齐国一系的打击。

与打击齐王系同步的，是对于赵地的分割以及对文帝诸皇子的分封。换句话说，文帝二年对诸侯国所作出的种种动作，实际是对于吕后时代“众建诸侯”“以亲御疏”两大集权政策的延续，在短暂的退却之后，文帝重新启动了对于诸侯国“再征服”的进程。

在打压诸侯国的同时，文帝也同步展开了对功臣的攻击。二年十月，丞相陈平死，文帝随即颁布了“列侯之国令”：

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如果想要进一步理解“令列侯之国”的意义，则必须要意识到权力的空间性。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而言，必须要考虑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何处？如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权力？

对于刘襄等诸侯王而言，居于封疆显然对他们最为有利，因为在诸侯国内，他们拥有自己的官署、赋税以及军队，一旦脱离了封国，进入长安朝廷，便有如无本之木。

然而对于汉初功臣们而言，情况却截然不同。尽管他们也拥有自己的侯国，但是他们在自己封地内拥有的资源显然无法与齐王、楚王相提并论，他们权力的来源并不在于自己的侯国，而是在于他们作为汉初功臣，在朝堂之上对政治的直接干预能力。

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

在诛吕之变之前，陆贾能够联系周勃、陈平的重要方面便在于汉初功臣们大多居住于长安，也正是因此，等到天下有变，他们才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发动政变，与齐王争夺政治上的话语权。一旦他们脱离了政治中心，他们的权力也就难以发挥。

换句话说，相比于“绛侯”，“丞相”才是周勃真正的权力面具。而文帝的“列侯之国令”，对于汉初功臣们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也正是因此，这一策略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功臣们大多不愿配合，反而对提出这项建议的贾谊发起了攻击：

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最终，年轻的贾谊遭受冷落，并在不久后被政治流放到长沙国，然而就像文帝长期以来采取的策略，在短暂的退却后，他仍然会再次出击，三年十一月，文帝再次下诏令列侯之国，并将矛头直指此时的功臣领袖周勃：

诏曰： “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遂免丞相勃，遣就国。

如果我们观察后续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位左袒安刘的功臣，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生机：

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

在史记的书写体例之下，周勃的态度似乎只是之国后顺其自然的反应，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这段话的开头仍有“岁余”二字，而在周勃之国的一年间，朝廷之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

淮南王刘长椎杀辟阳侯审食其，一时间成为震动朝野的大事。袁盎据此建议：“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適削地。”但“上弗用”。如果仔细考察，文帝不仅仅是宽恕了刘长，反而进一步追捕审食其宾客：

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使吏捕欲治。

因此，文帝并非仅仅饶恕了刘长，其实际上认可了刘长的作为。为了解释文帝的态度，我们需要注意刘长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

刘长举出了三条理由，其中每一条的落脚点都放在了“弗争”二字之上。对于汉初的朝堂而言，此种话语的意义甚至不亚于审食其之死本身。如果仔细观察的话，类似于“弗争”的表达前已有之，而其所指涉的对象，正是周勃本人：

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

此段对话发生时，周勃的身份为“丞相”，因此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应为陈平去世、周勃独任丞相的二年到免相之国的三年之间，正是在相同的时段，发生了周勃领衔攻击贾谊一事。

袁盎在此处对于周勃“弗能正”的争议，正体现出在文帝与功臣剑拔弩张的对峙之下，政治观念所发生的变迁。早在文帝继位的当夜，便将周勃、陈平定性为安刘的功臣，然而袁盎的话语，无疑进一步揭开了他们在吕后时代首鼠两端的面纱。

正如我们此前对吕后时代的讨论一样，彼时的功臣往往都是吕氏与刘氏、朝廷与诸侯国之间的边缘人，除了少数如王陵、周昌一般的耿直之臣外，他们对效忠于谁并无特别的关心。

在诛吕之变后，他们臣服于吕后，违背白马之盟的旧行，被视为隐忍之举而得以被掩盖。然而刘长的铁锥无疑彻底敲碎了这种脆弱的默契：

在吕后时代，“弗争”的人，真的只有审食其么？

只有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所呈现出的恐慌，周勃不知道，敲向自己的铁锥将会在何时到来。

文帝四年，“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彼时的廷尉正是贾谊的老师吴公，而河东守则是楚汉时期的老对手季布，周勃在狱中狼狈不堪，最终经过层层疏通，才由薄太后为之求情免罪：

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於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
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文帝“列侯之国令”之下，汉初功臣们已然如同小县封君，难以在制度上发挥其政治影响力，而周勃“安知狱吏之贵乎”的感慨，则进一步说明了时代的变迁。

当年被他精挑细选后选中的庸弱少年，真的像他所看起来的一样么？

文帝三年，就在淮南王追杀审食其的当月，汉朝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在诛吕之变中立下大功的城阳王刘章，死了。

自文帝即位以来，我们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位突然去世的人物了，先是齐王刘襄和楚王刘交，之后是丞相陈平和燕王刘泽，再之后是城阳王刘章和周勃免相，与那场政变紧密相关的人，似乎都一个个退出了历史与政治舞台，而曾经策划那场政变的兄弟中，只剩下了济北王刘兴居一人：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揣度刘兴居的真实想法，但是伴随着这场叛乱的，却是文帝朝军事格局的重大调整。在此前的匈奴寇边中：

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
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如前所述，卫将军正是文帝入继当夜任命的宋昌，在匈奴寇边的危机解除之后，利用灌婴仍在边境的时间，文帝“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即以宋昌为核心重整了京师防卫体系。

而在刘兴居叛乱之后，文帝采取了进一步行动：

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匈奴寇边及刘兴居叛乱两次危机为契机，文帝彻底改变了此时的军事格局，而在这两次不同的危机中，主要受到打击的对象均为丞相灌婴——这位最后一位参与诛吕之变的重要功臣。

在刘兴居叛乱被平后，文帝将济北国收为汉郡，这是除刘肥献鲁元公主汤沐邑外，朝廷第一次主动收取诸侯国疆域，即使是激进的吕后时代也并未采取如此直接的方式，文帝的这一举动，使得天下局势重新回到吕后时期，伴随着次年灌婴的去世，后战国时代正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文帝和他的时代

在前面两个部分，我们主要通过的叙述的方式梳理了从文帝即位当夜到文帝四年的政局变化，这也符合这一时期拨云诡谲的政治氛围。

然而也正是从文帝四年开始，伴随着诛吕之变主角们的纷纷退场，文帝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叙事方式，来整体性的回顾文帝朝漫长的特征，而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之死，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切入点。

关于淮南王刘长之死，历来多有争议，尽管《史记》中将其行为叙述为谋反，然而时人贾山却称“淮南王无大罪，宜急令反国”，结合直到文帝十二年，民间仍有为刘长惋惜的歌谣，其中的真相已然难以厘清。

然而相比于淮南王一案的真相，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背后的政治话语，通过人们关于淮南王案的表达，我们得以清晰的窥见，文帝朝相比于此前时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变迁。

正是基于此种变迁，我们才能够得出结论：正是在文帝时代，而不是吕后或景帝时代，汉朝的“后战国时代”迈出了它最重要的拐点。

文帝朝政治文化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在于：正是在这一时期，“汉法”成为了汉初政治的重要话题。

尽管史书中将刘长定性为谋反，但是群臣在对刘长定罪时，却并未将谋反置于重要地位，反而着重强调了淮南王违背汉法：

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於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

无独有偶，在此前薄昭在与刘长的通信中同样提及了汉法：

汉法，二千石缺，辄言汉补，大王逐汉所置，而请自置相、二千石。

回顾汉初政局，朝廷和诸侯国对于官吏的掌控同样是观察后战国时代重要的切入点。在高帝时期，异姓王们可以自行任命丞相在内的各类官职，其中的典型便是赵相贯高。在惠吕时期，朝廷对于同姓王们收回了置相权，因此在历代斗争中，诸侯国丞相都是左右局势的关键。

而根据薄昭的通信来看，文帝时期进一步扩张了汉法，以“补缺”的渐进方式，逐步回收朝廷对诸侯国二千石官吏的任命权，而刘长的抗拒姿态，以及由此揭示出的朝廷与诸侯国的对峙，或许正是其悲剧的根源。

早在文帝即位之初，便驳回了陈平、周勃的反对，再次下诏废除连坐与妖言令。然而在惠帝和吕后时代，便已有诏令废除过三族罪、妖言令。一种解释认为，这说明三族罪和妖言令曾经在吕后后期恢复过。

然而结合汉初的历史背景，我认为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朝廷的立法对于诸侯国的影响有限，吕后时代废除两罪的诏令在诸侯国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因此文帝即位之初需要再次下诏。如果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会发现，文帝时代的“汉法”成为观察朝廷与诸侯国关系的重要依据。

文帝朝与汉法关联最为紧密的事件，无疑是“缇萦救父”。在关于缇萦救父和刑法改革中，往往将其视为文帝仁政的体现，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如果站在后战国时代皇权扩张的角度而言，它同样体现出了文帝时代，汉法向诸侯国内部的扩张。

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

在汉初的政治体制之下，除了谋反等重罪，诸侯国往往可以自行处置国内的罪行，然而齐国人淳于意却被“狱逮徙系长安”，这意味着正是在文帝时代，朝廷开始回收了对于诸侯国的司法裁判之权。

缇萦救父之后的一个重要改革便是为徒刑设置了刑期，汉法中的这一规定可能源于秦律，秦律中徒刑为终身劳役，并无刑期。但是根据银雀山汉简，战国时代齐国《田法》便有“罚为公人一岁”的规定。因此，文帝接受缇萦的建议为徒刑设置刑期，或许正是在秦律的基础之上吸纳关东地区的法律内容。

就此而言，缇萦的上书可能意味着，汉法进入齐国后，基于齐国固有风俗，民众对于以严苛秦律为基础的汉法的抵抗，而文帝的改革则是通过在法律内容上对诸侯国的让步，推动汉法能够更为顺利的融入诸侯国之中。

文帝时代对于汉法的强调，对于汉初政治有着两个重大意义：其一，汉法的权威性构成了后世削藩的基础。如果我们观察景武之际的削藩行动，我们会发现朝廷往往是以诸侯王违反法律为理由没收领土，因此只有在汉法本身的权威性得到认可的前提下，削藩行动才得以成立。

其二，汉法本身就构成了朝廷强化权威性的重要来源。就像我们始终强调的，汉初去战国时代未远，关于大一统帝国的认同远远没有定型，这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汉初的同姓王格局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刘氏的内部联系，而非帝国本身的权威维系的。而当汉法成为不同国家的共识，大一统帝国的权威才真正深入人心，并从而将所有诸侯整合为一个国家。

文帝朝政治文化的第二个重要变化在于：“公共”在文帝朝的政治语境中始终占有具有地位。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放回到淮南王刘长一案上。文帝十二年，在刘长去世整整六年后，民间再次出现关于刘长的歌谣：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

在听到这一歌谣后，文帝所感叹的“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尤为值得注意。这句话语一方面说明，文帝朝毕竟仍属于后战国时代，其对于朝廷和诸侯国关系的认识与后世仍存在明显不同，在当时人看来，朝廷直接回收诸侯国领地，仍属于“贪”的行为。

或许正是受制于这种观念，文帝在对济北国、淮南国置郡的次年，都在其故地上对齐王、淮南王的亲属大量封侯，希望以此消除外部的影响。

到了文帝十六年，文帝做出了对诸侯国局势的最后一次大调整，其正式采用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将分齐国为六、分淮南国为三，至此将自己对齐王系与淮南王系的处理告一段落。

纵观文帝朝对于诸侯国的处理，我们会发现最为明显的特征便在于一退一进之间的政治的平衡：在第一次吞并诸侯国土地的同时，文帝延续传统大肆封其子弟为侯；在持续打击齐国与淮南国的同时，又以众建诸侯的形式将故地还给诸侯。

正是这种平衡，使得文帝在延续吕后时代“众建诸侯”“以亲御疏”两大策略的同时，呈现出与吕后、景帝时代完全不同的特征。

吕后执政八年，其身死不到一月便发生了诛吕之变，其所做出的集权努力全部付之一炬，景帝执政三年便造成七国之乱，险些人亡政息，唯有文帝，在其执政的二十余年间，在维护了政局的基本稳定的同时，稳步逐步推进集权事业，成为推动汉朝走出后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拐点。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的更宽广些，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公共性”不仅仅体现在文帝对于诸侯国的考量中，而是贯穿了文帝一朝始终：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上曰：“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
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
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

如上所述，“公共”的重要性成为战国诸子的共识，然而当历史真正进入帝制时代，无论是秦始皇还是高帝、吕后，似乎都并未将公共视为一个重要的命题，直到文帝时代，公共性才重新回到秦汉时代皇权体制的视野中，而文皇帝，也真正成为令后代称颂的贤君。

最后，在结束对于文帝的讨论之前，让我们讲一个故事吧。

高帝迁徙山东诸国时，齐人田南与狱吏阑相爱，但由于田南户籍被迁至关中，而阑仍为齐国人，两人分属于不同户籍。

汉律“禁从诸侯来诱者，令它国无得娶它国人也”，两人的婚姻违反汉律，两人分别被认定为“诱汉民之齐国”和“亡之诸侯”。最终阑因“娶妻非法及藏匿亡人罪”被黥为城旦。

类似的规定在惠吕时代被进一步固化为《津关令》。《津关令》明确禁止私自在关中购买马匹、禁止携带黄金或金属器物出入津关，如“禁毋出黄金、诸奠黄金器及铜”，“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关、郧关、函谷、武关及诸河塞津关。”贾谊在《新书·一通》中将此种形势描述为：

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而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

十二年三月，文帝正式下令“除关无用传”，关中与关东彼此分隔的局面才终于打破。景帝朝在纪念文皇帝功业时，第一条便称赞了孝文皇帝“通关梁，不异远方”，其顺序甚至在“除诽谤，去肉刑”之前。

尽管景帝高度赞扬了文帝“不异远方”的胸怀，但是在七国之乱后，景帝仍然选择了“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以防备关东诸侯。甚至以“王者无外”自诩的武帝对此也未作变更，直到昭帝时代，汉朝才最终“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

只有基于这样的视角，我们才能理解文帝“除关无用传”的超前性与理想主义，正如贾谊所言：

因行兼爱无私之道，罢关一通，示天下无以区区独有关中。

站在汉初的背景下，人们早已习惯朝廷与诸侯国彼此防备，习惯同属于一个国家的人不得流通，相爱的人也难得终老。人们似乎忘了，这天下，属于同一个国家啊。

而文皇帝真正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在汉初的背景下，他真正将整个天下都视为自己的子民，真正将关东与关中两个视若仇雠的地区整合为同一个国家，从此后战国时代，走出了最重要的历史拐点。

无论世人怎样看待这位心思深沉的皇帝，我想，至少对于田南而言，

文皇帝，一定是个好人。

宣帝曾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霸王道杂之的本意而言，文帝可谓当之无愧了。

就文帝的伟大而言，我想最为重要的，不是他的谋略，不是他的隐忍，甚至不是他如艺术般精妙的政治平衡，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位，真正胸怀天下的“皇帝”。

从此战国诸子著作中虚构的理想君王，有了现实的化身，那些附会于上古圣王的故事，有了真实的载体。

文皇帝，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在年轻的代王忐忑的踏上入京旅程之前，他曾询问卜者何谓天王。

“无私无外，方为天王。”

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

汉文帝就是那种你回看后，发现很多善政在他的时代已经打好基础的那种君主。

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

朱国桢这句话简直不要脸！

文帝其实很年轻，他登基时只有23岁，他孙子武帝在他这个年龄才刚掌权（窦太皇去世时武帝22岁，当时还有王太后和田蚡掣肘）。

关于文帝真正做自己时的本性，有几个记载。

其一，年轻的天子追求刺激，喜欢从白鹿原上纵马飞驰而下（就是后世建了霸陵和杜陵的那个地方）。张释之劝文帝“不宜轻万乘之尊”。文帝很高兴地接受了，从此失去飙车的乐趣。

其二，文帝也好色，他和窦皇后完全不是一生真爱，他登基后很快就移情别恋宠爱慎夫人了。还曾经试图让慎夫人在国宴时和皇后平起平坐，后来被袁盎制止了【袁盎这个人也不是奸臣，他早在晁错之前就和贾谊一起主张削弱诸侯了，所以袁盎并不是吴国间谍，他和晁错是涉及权斗和价值观的私怨，袁盎害死晁错后十年，因支持景帝削弱梁王被梁王刺杀，也倒在了削藩的路上】。但好色没有影响公德，文帝自己节俭，也下令皇后和慎夫人都不能穿拖地的长裙，不能用太多金玉器皿。宫里都是大帛衣、布帷幄。文帝是双性恋，他宠爱邓通，曾经赐给对方铜山（他可是一个自己想修露台都不忍心剥削百姓浪费资金的皇帝），还让邓通给自己吮疮【吐槽：某些资料写是吮痔疮，说实话这比舔脚趾还恶心，毕竟很多txl会愿意舔一位帅哥的脚趾，更何况是龙体。但即使异性恋对美女也不会愿意吮痔，美女是泰勒也不行。如果真是吮痔，这一件事就可见文帝的本性的确和景帝武帝无差别】。但始终没给邓通三公高位或兵权（所以后来景帝饿死邓通如同杀猪一样简单）。而且允许邓通铸币未必不是文帝在不能废除吴王铸币权的情况下遏制吴楚“地方央行”的手段，毕竟宠臣铸的币肯定被文帝掌控在自己手心，赐给邓通的铜山还位于朝廷直辖的蜀地（事实上邓通钱也没有缺斤短两是劣币，反而是足额的良币）。

其三，有一年匈奴入侵的时候，文帝大怒，穿戎装上朝，要御驾亲征。这次群臣谁劝都没用，要薄太后亲自出马，用凡人的母子之情请求一直以来表演孝顺的文帝，像普通农家老太太送出征的士兵一样说“你想想娘，娘舍不得你啊”。文帝才放弃了贸然亲征。即使中老年文帝也很有军事素养，周亚夫军细柳的那年，文帝45岁，但他被堵住不让进和周亚夫只行军中将礼后，没有发怒，反而说“好！我给子孙留了个真将军！”（汉武帝虽然爱打仗，但汉武帝不一定有这种真正的军旅纪律意识和战友情，汉景帝就更刻薄了）

实际上，文帝的真实性格和他的儿孙景帝武帝没有太大区别。乃至和现代的一些风流公子、富二代也没啥区别（只有一个区别：他比他们勇敢得多，也有抱负）。有些性情可能真是家族遗传的，教育也改变不了多少。

但他仍然是千古至仁，是李世民之前的三代以下第一人。在古人心目中汉文帝是所有皇帝里前5，远超他孙子武帝。而且不是儒家包装的，道家也这样讲。甚至同样擅长武功的唐太宗和朱元璋也是这么评价的。汉文帝几乎是历史上唯一：权谋手段高超，不动声色掌握大权，但是又形象光明如同尧舜禹的皇帝。他的权谋手段：作为在京城没有根基的代王入继，当夜就掌握了宫廷宿卫（宋昌），用两年就摆平了陈平周勃。又花了三五年挤兑死了当年政变后实力最强的刘氏诸侯齐王刘襄兄弟三人（刘襄刘章刘兴居没有一个活过35岁，他们被文帝逼死时，文帝本人才27岁），逼死了唯一在世的亲弟弟（从此以后高帝儿子只剩下刘恒本人）。甚至在自己只有母亲一个直系亲属在世的情况下，以国法为重，逼死了亲舅舅薄昭。而仍然被后世称为至孝（只是因为他亲尝汤药，因为他听母亲的话不去亲征，不杀周勃）。

因为文帝逼死亲戚是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稳定，不伤害百姓。

不像朱元璋和乾隆，明粉总说朱元璋是为了反贪。朱元璋牵连的三万人里难道没有一个无辜的老百姓？朱元璋为什么不反自己的儿子们？清粉满姨总说乾隆文字狱是为了搞钱西征，是打击江南文官集团。乾隆弄一百多起文字狱，连民间唱曲的和编字典的都杀，这是只打击士大夫吗？

文帝实现了真正的“从善如流”（这一点武帝和朱棣都没做到，唐太宗勉力做到，清朝那帮主子奴才的没有一个做到）。好色的时候听劝，奢侈的时候听劝，飙车的时候还听劝，不但听劝，还是很高兴地接受（唐太宗一直能接受，但没每次保持高兴）。而且从善如流的同时还大权独揽（不像宋朝和明中期的皇帝，他们听劝是因为他们压制不了作为整体的文官），大权独揽的同时又始终坚持了公私分明，至公至正（从不把他的真实性格和私欲带入公务和政治决策），无为而治却能为子孙有为打好基础。文帝时代田赋最低的时候三十税一，除了修他不怎么宏大的帝陵，就没有什么徭役（二十三年间，宫室、长城、运河一无所增）。他不修露台那个故事除了说明节俭，也说明他掌握平年中普通人家的中位收入数额（要不然正常计算宫廷建筑费，怎么会冒出“相当于中等人家全年收入的多少倍”这种话来？），毕竟是23岁就控制宫廷宿卫和提问丞相（周勃陈平）有关财政收入和刑名的具体数字的聪明人。

他的智术和仁慈都超过许多的皇帝。这个“许多”里甚至包括朱棣和玄烨。因为朱棣和玄烨需要通过操作甚至战争才能达到目的。而文帝不需要。文帝的权谋水平高于朱棣、赵光义、玄烨，以至于他可以表面上什么暴力动作都不做就获得皇权和民心（屠杀比暗杀手段低劣，暗杀比逼其自死和用合法诏书就实现利益变更手段低劣）。无为不是无能的代名词，反而是表面上什么都没做就实现了大有可为。文帝的仁厚也超过朱元璋，康熙，乾隆，以至于文帝明明有不输他们（看年龄和天赋，是超过他们）的权谋手段，但没有像他们一样杀那么多人，也没有影响百姓民生。一个如此精通厚黑的皇帝，却是真心爱民的，是克己奉公的。

所以连军事才能高于文帝，文武双全的唐太宗都羡慕文帝，因为李世民想即位需要自己去搞玄武门之变。而汉文帝的上位是周勃陈平帮他当的黑手套。事后一样天子独揽大权，没让周勃变成霍光。宋太宗，明太宗，清康熙的上位和早期统治更是动静不小。

题外话：我甚至怀疑，文帝的死因是癌症之类的，是累死+憋屈出来的病。因为，一个如此聪明勇敢也好色风流的贵公子（刘恒记事儿的年龄老刘已经是皇帝了，没有像吕后母子一样受过那么多磨难）却要做“亿兆生民仰之如天，即之如春日”的帝尧①。并在做尧舜的同时逐步实现秦始皇和高帝刘邦的大一统梦想，而且他还做到了，做得很好。我们可以想见，他个人的爱恨和真实性情得受到多大的自我克制和折磨！以至于并没有受外伤或过度声色犬马，才46岁身体就不行了（他的后辈汉成帝极度好色和胡搞，也玩到了44岁才崩）。

①文帝的黄老之术和武帝的春秋大一统都在法统叙述和刘氏家族建构上起了关键作用。司马迁和他之前的汉初时代一般还强调刘邦是母亲感龙而生。即使认真考证，也记载为老刘家是周朝祖先公刘及姬姓刘氏卿士的后裔，或晋国士会的后裔。
但经过文帝效法唐尧的德政和武帝对历史的再构建。到了东汉班固修《汉书》的时候，已经明确“记载”汉高是唐尧之后，本为古姬姓～伊祁姓。融合了黄帝后裔和感赤帝而生的故事，因此老刘家当然成为炎黄子孙的族长和毫无争议的天下掌门。
与此同时，东汉开国时保留了刘邦刘秀都受命于炎帝，乃火德的谶纬（其实，在刘恒之前的西汉初年，实际服色是继承秦仍为水德。刘恒到刘彻时代，汉廷是承认秦统但克秦的土德。西汉后期和东汉才确定秦是闰位，大漢直接承继周朝，为周的下一个王朝，就该是火德）。

在帝王群中很特别的，文帝临终前仍然想着他的帝国和百姓。他不会为了自己这个死皇帝浪费财政资金和妨碍百姓生活。他下令薄葬（霸陵和汉唐其他帝陵比已经算薄葬了，甚至没有巨大的金字塔形封土）。儿女服丧以日易月，臣民三日除服。毋禁臣民婚丧嫁娶。甚至允许喝酒吃肉。不许强制动员百姓路哭。他说死生是自然之理，子孙臣民不必过度悲伤，说厚葬反而招贼，他看得很通透（尽管他的死因本身近似过劳死）。结果霸陵果然是唯一没有被赤眉军和董卓系统性盗掘的。直到五代十国和现代，因为没有封土，人们找不到霸陵具体位置了，不知道那是文帝的陵墓了（唐宋以后史书普遍误以为凤凰嘴是文帝霸陵），才有稀稀拉拉的陪葬坑盗洞。

他不让民众服丧和仪式性哭泣。结果文帝和宣帝的庙堂是两汉唯一保存完好的，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都不去骚扰。直到唐朝和明朝还有人因思念文帝而哀叹哭泣。后世皇帝如果好大喜功，想学汉武帝，就容易穷兵黩武，骄奢淫逸，并被文官喷。如果只会文治，想学宋仁宗，就会被文官控制，打压武将，甚至丢失国土。只有文帝得到所有各方赞扬。嘉靖标榜自己是汉文帝，是为了论证外藩入继也可以千古明君，海瑞赞扬汉文帝，是为了让皇帝节俭和勤政。张居正要皇帝学习汉文帝，是教万历怎么做英主。唐太宗、朱棣、弘历也认为文帝最伟大，是为了提醒自己别穷兵黩武，并且告诉史官“我们和秦皇汉武不一样，你要把我们写成汉文帝，不要只盯着我们的武功，不写民生和经济发展”。

太宗孝文皇帝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济育苍生，重以明德，昇平漢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大漢帝国，献给了他的皇权，他的百姓，他的梦想。为此他杀死了自己的亲人，压抑和折磨着自己。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代以下第一帝，殆非虚誉！

汉文帝真的是汉高祖、吕太后、汉惠帝三个人精华的集大成者。

首先，汉文帝是个阴谋权术大师，这点跟吕太后非常像。吕后基本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消灭政敌（这和刘邦动不动亲征平叛形成鲜明对比，高帝高后、一阳一阴），但是汉初三大将里面，韩信跟彭越都惨死她手。这还是她没有彻底掌权的时候，后面刘姓皇族被她变着法子弄死，根本没有人胆敢反抗。

汉朝大臣做梦也想不到，干掉了吕家的继承人吕产和吕禄，迎来的却是吕氏心法的继承者刘恒。

汉文帝的权术手腕主要在两个方面：1.打压群臣；2.对付宗室。

我小的时候读史书，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说高帝故将狡猾，明明他们刚刚安定刘氏江山啊。其实，诸吕之变暴露出功臣集团掌握太多核心职位，能够轻松掀起政变——那个坐在未央宫里的小皇帝，根本连面都没露就稀里糊涂没了。

而且这帮老油条全部学会张良的“把说话当放屁”，一开始说给朱虚侯刘章封个赵王，刘章是拼了老命去干政变啊（周勃等他杀掉吕禄，才收拾残局）。结果就是集体失忆，全当放屁。【关于张良的权术，可以参看我的前一个回答】

群臣的代表就是太尉周勃，刘邦大将+诛吕元勋。看着很老实，实际上动手非常狠。狠到什么地步，把人家樊哙（老革命战友）的老婆活活弄死。但是，事实会告诉他，年轻的刘恒同样狠辣，不知道他会不会在狱中想起那个可怕的吕太后。

刘恒第一次到长安来，群臣拜谒称臣，刘恒也赶紧下拜。大家都是体面人，和和气气。这时候，太尉周勃说：“我们借一步说话。”我不知道老滑头周勃是不是想私底下和小年轻刘恒谈条件，总之刘恒的手下宋昌反应非常快、直接呛回去：“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有话直说，什么借一步借两步的。没办法，周勃只能跪着把天子玉玺递上去。

如果这还只是口头上让你不敢小看，那么接下来就是真的雷霆手腕：大家敲定刘恒当皇帝。当天傍晚他入住未央宫，那天夜上就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北军就是周勃诛诸吕的核心力量，刘恒人还没坐稳直接把兵权握在手里。

太尉周勃顿时变成光杆司令。不过他还有庞大的关系网，毕竟是高祖功臣集团的代言人。结果文帝过两年强制让他回国，霎时间失去长安的人脉和信息网络。一年后，老将周勃就给文帝送到监狱里去。虎落平阳被犬欺，当年对你毕恭毕敬的小年轻，其实是笑里藏刀的笑面虎。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周勃是刘邦手下的名将，军事实力很强（在当时活着的将军里面应该是周勃跟灌婴最强）；他浓眉大眼的其实搞政变也很不错，诸吕之变里面下手快准狠；政治手段放在大老粗里面也挺够看了。自己是三公太尉，战友故吏遍于天下，结果硬生生拔毛凤凰不如鸡。

文帝没有弄死周勃。但是：他证明自己有能力弄死周勃。这说明他彻底走出被功臣集团拥立的阴影，功臣集团必须臣服于他、而不是反过来。

周勃可以不死，但是诸侯王们必须得死。有司劝文帝立太子，文帝虚情假意地说：“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体。吴王于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意思是这些人都有资格继承皇位啊！被文帝点明“重点关注”，算得上是文帝的心腹大患。

当时能够对文帝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四家诸侯：1.齐王系；2.楚王系；3.吴王系；4.淮南王系。

齐王系是刘恒最大的敌人。首先，齐王实力非常在线，据说老刘丧心病狂地给了他七十多座城，还都是东海繁华地带，硬实力是诸侯之首。其次，齐王系在诛诸吕事件里面是刘家主力担当，无论是朱虚侯在内斩吕禄，还是齐王在东面起兵西向，都说明刘家兄弟有眼光也有执行力。最后，齐王硬要说的话合法性还是有的。毕竟一代齐王刘肥是刘邦年纪最大的儿子——去他的嫡长子继承者，你汉文帝也不是嫡长子啊！

但是他们被功臣集团抛弃了，这也是功臣集团野心的一个表现。试问能够决定皇帝宝座的功臣宿将在旁边，你让文帝能睡得香吗？回到齐王那边，郁郁不得志是肯定的。汉文帝对他们是又拉又打。

诛诸吕里面有功劳的朱虚侯刘章成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成为济北王。看上去很美好，但实际上都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封的可都是你齐王的土地哦。然而，拆碎齐国的理由也上得了台面，那是因为齐王的兄弟们有功劳，这不得推恩一下？

推恩的结果当然是家大业大的齐国被拆解了。所以怀恨在心的济北王后面选择谋反。可惜，就算以偌大的齐国谋反，也没有什么胜算，何况小小的济北了。

文帝十六年，更是六王同日俱立。你看看史书说得多么动听：“文帝怜悼惠王適嗣之绝”。但是下手又是多么狠辣：“于是乃分齐为六国”。尽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六人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杨虚侯立，济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贤以武成侯立，胶东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胶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济南王辟光以扐侯立。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

齐王系的结局是齐国被拆碎，济北王谋反而死。仇恨的种子不会消失，只会日后生根发芽。七国之乱里面齐王系贡献了四家：胶东、胶西、济南、菑川王。

楚王系是刘邦的小弟，叫楚元王刘交，是长辈。除了辈分压制，他还是著名大儒荀子的再传弟子，理论水平很高，所以是贤王。

好在他很快就去世了，也不需要刘恒动手。当然楚王后裔相信自己是有继承权的（当时刚刚开国，继承法很不明确），所以七国之乱主要就是不满的楚王配合齐王系，再加上儿子被砸死的吴王。

吴王刘濞是七国之乱的顶梁柱。但是什么看他有反骨，肯定是后人编造的。实际上，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本身说不上什么合法性。同时年纪很不小了，指望的就是把国家好好传给儿子。这个可怜的吴太子，被文帝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直接拿棋盘砸死了。果然，年轻就是年轻，做事情虽然很利索、很爽快，但是不够含蓄委婉。如此简单粗暴的针对，是吴王与汉朝关系破裂的节点。

最后一个淮南王是刘恒的弟弟，也是除了汉文帝以外，当时唯一活着的刘邦儿子（合法性可能是最高的）。文帝弄死淮南王刘长的手法跟郑庄公差不多，放任他行恶多端、最后一波清算，这样既能干掉他，也能堵住悠悠之口。这不是我的阴谋论，而是汉朝顶级高官袁盎亲口说的：“上素骄淮南王。”

淮南王刘长对着汉朝正儿八经的辟阳侯动手，要他性命。结果文帝轻描淡写地赦免他。于是他胆子越来越大，据说连皇太后都对他忌惮不已。可以说是京城一霸，横着走的皇亲国戚。

最后淮南王果不其然地惹祸了，文帝表面上还是惺惺作态，意思是我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算了。袁盎提醒他：“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雾露病死，陛下有杀弟之名，奈何！”奈何？那当然是求之不得啦！所以在文帝的期待下，淮南王水灵灵地寄了。

唯一的缺点是还不够隐晦，没有堵住天下人的口。甚至连百姓都看不下去了。民间歌唱淮南王：“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想唱就唱吧，反正淮南王活不过来了。文帝也就给淮南王的子孙们留了点封土，后面淮南王除了搞出《淮南子》，那就是狠狠造反。不过没有掀起什么波澜。

不管怎么说，文帝的阴谋权术很强大，长安里面的功臣集团支离破碎、四面八方的诸侯宗王分崩离析。端到文帝面前的是摇摇欲坠的皇位，传给子孙的就是比较可靠稳固的江山了。

这种对内压制大臣、对外震慑诸王的权术手腕，是吕后最擅长的。你别看吕后没有怎么兴起军队，死在她手里的诸侯王绝不是少数。

这就是黄老道家的阴谋权术，文帝是此中高手。汉武帝那种雷霆手段，是刚暴猛烈，汉文帝则是绵里藏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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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继承刘邦的，包括刘邦的政治远见，还有一部分性格，只是后者被极大压抑了。从这个角度看，其实老刘家的孩子都挺像刘邦的……包括那个刘邦不大认可的儿子刘盈，其实骨子里性格非常刚烈（有机会下个回答里讲）。比如说，其实刘恒他真的很想很想跟匈奴干架，而且不要别人干自己看，是真正要上战场打匈奴。

这就不得不提【大汉第一猎奴人】刘邦了。汉武帝这种在宫殿里面遥控指挥的算什么，老刘才是抄家伙就上。

七年冬十月，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鞮，斩其将。信亡走匈奴，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使樊哙留定代地。

白登之围是刘邦的著名黑历史，但它的起因是刘邦打嗨了。

老刘在晋阳“连战”，然后“乘胜追击”，一波推到平城。跟大部队脱节了，然后就被围困。

我记得知乎上应该有很多人说过，老刘那时候并没有山穷水尽。这是对的，因为刘邦自己带着精锐部队，后面肯定还有军队照应（刘邦总共动员了30万军队，不大可能集中在一起跟着他冲锋）。同时老刘汉军的实力是够硬的，后续和匈奴干架也是丝毫不虚。硬要冲一把的话，老刘突围出来问题应该不大。那么为什么还需要“陈平密计”？因为没有人想拿刘邦的性命冒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大汉十年的奋斗都要清零了。刘邦不敢冒险，功臣们也不敢拿自己挣到的荣华富贵冒险。——要是刘邦真的插翅难飞，匈奴凭什么放他走？当时的匈奴王冒顿是什么善男信女吗？

汉文帝也喜欢打仗，而且是亲自打仗。比如有回他是想亲自指挥打匈奴。其实他并不文弱，感觉还是蛮热血的青年。他曾对冯唐说：“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吾每饮食，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就是听名将故事，朝思暮想。

只不过大臣都怕这孩子像他爹一样，打起来也上头。他老妈薄太后更是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坚决不允许，所以只能作罢。

听劝，也是刘邦的一大优点。文帝也有很多听劝的故事，比如袁盎、张释之经常阻拦他临时发脾气。事后他也能冷静下来。这跟刘邦容易意气用事一模一样。

文帝不可能柔弱的，老刘的孩子都不柔弱：惠帝很刚烈，这个下回再讲；淮南王刘长打碎审食其狗头，那是十二分勇武；齐王刘肥有点虚、记载也不多，但他的儿子朱虚侯刘章相当刚硬。

文帝就是比较缺乏老刘的关爱。他的母亲薄姬不怎么起眼，大臣们亲口认证这小子没什么家族势力。然后被送到代地野蛮生长，我猜在代地的日子里会跟匈奴打交道，所以他还是很渴望会一会匈奴。不过政治理性压倒了军事热血，文帝就只能好好待在未央宫里了。

最后就是惠帝般的宽仁爱民。惠帝可说的地方蛮多的，对内其实他一直有心反抗吕太后的意志，惠帝对高帝很崇拜，感觉不到他记恨高帝曾经把他提下车去的往事……但他的政治权斗略显稚嫩，不过假以时日肯定也能取得大权，毕竟吕后真的宠儿子。只是死得太早了。他发布的政令基本都是补益百姓生活，跟文景之治打下很好的地基。

如果惠帝对高帝是萧规曹随，文帝对惠帝也差不多。文帝对老百姓的好，放在中国古代皇帝里面也排在前几名。文景之治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休养生息，做得最到位的就是惠帝和文帝，景帝已经有点不安分的苗头了、也打了场大仗。

综合来看，汉文帝有着极其优秀的政治手腕、非常突出的爱民心肠，还有着很难觉察的军武热血，确实是素质很高的皇帝。

能够稳稳接住汉高帝宏辉灿烂的基业、并把它推向新的高潮，必定也是非同凡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