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回答加粗并不会提高可行度。不过本世纪捧吴三桂的层次最高的其实李治亭，我愿意称之为清吹的互殴。

连朱元璋这种人都能吹成“再造华夏”，帮吴三桂还用纠结？

论脏，谁还能脏得过朱元璋？ 朱元璋开国后一边奉蒙元为正朔，一边把几个汉人反元领袖全部打成“战犯”！

蒙元没垮的时候，朱元璋专从背后打抗元义军的黑枪，助元灭宋，攻陷安丰，杀抗元领袖刘福通，劫持并害死小明王，然后在史书上嫁祸给张士诚。《明实录》所载朱元璋亲撰的开国祭天祝文中，明确将“戡定”刘福通做为战功来炫耀）。朱元璋又助元围剿张士诚，在陈友谅大破元军，攻取池州之际，朱元璋又主动起衅，派兵攻下池州，杀陈将洪元帅为胡元出气。

一边背后专捅义军同胞，一边专门勾结胡元，百般讨好

察罕贴木儿镇压红巾军凶焰最高的时候，朱元璋一再派人去试探投降条件，暗通察罕，史书羞答答说是“通好”、“结援”。

太祖闻李察罕帖木儿下山东，江南震动，遣使通好。时陈友谅据上江，震扼安庆；张士诚据苏州，故有北方之好
——刘辰《国初事迹》

朱元璋对胡元的爱，那是受虐千百遍，待之如初恋，连《明实录》也承认：

“元将扩廓贴木儿（王保保）遣尹焕章来献马。先是，其（养）父察罕贴木儿驻兵汴梁，上常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书来聘，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乃遣焕章送我使者自海道还，因以马来献”…………次年七月“上遣使以书与扩廓贴木儿，曰：‘曩者初无兵端，尹焕章来，得书惠寄，即遣汪何同往，为生者贺，死者吊。使者去而不回。复遣人往，皆被拘留’”

------------------胡人攻陷韩宋都城汴梁，民族危难之际，朱元璋对红巾军一兵不援，反而更加讨好胡人通好，使团却屡被胡人扣押，吃了耳光。察罕仅仅回书，内容朱方不敢透露，可能有慢词。察罕死后，王保保镇不住养父留下的班底，局面不利，只好找朱元璋和解，朱元璋断不敢扣押元使，又一次眼巴巴的派汪何为使前往胡元，“为生者贺，为死者吊”，被扣，再派人去，再被扣。记吃不记打，有过于此者乎？直到朱元璋自封吴王那年（1366），胡人在华北自相残杀已多年，彼此打出狗脑子，完全可以渔翁得利的朱元璋仍派人去找王保保，小心翼翼，满含哀怨的倾诉朱宝宝的委屈

“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审阁下雅意若何？”（《实录》卷11、17、25）

比起刘福通的血战到底，明玉珍反元的坚定果决，陈友谅斩杀元使，以“复宋”、“驱胡”为己任，哪怕比张士诚降而复反来，朱元璋这屡屡受辱而痴心不改的境界实属最下。

------------试问天下人，如果这都不算败类、汉奸，什么才算？！

得国后，朱元璋把成吉思汗等人捧上天，奉胡元为正朔，还将死忠于胡元的西夏后裔余阙（顽固抗汉，为胡元守安庆而死）等人捧成大忠臣，为之立祠建肖像，规定每年都得祭祀！还将顽固不化，为蒙元卖命的王保保为奇男子，活脱脱一副大元孝子的样子，却把长年掩护自己、帮助自己壮大的刘福通、小明王、彭莹玉一律骂成“妖贼”

给张士诚定罪八条，七条骂他反元。

-----------实在搞不清，那些“明粉”动不动因为别人不齿于朱元璋，而将人开除汉籍，死不悔改的硬要给朱元璋强贴“英雄”人设

究竟是爱汉，还是爱朱？！

吴三桂杀永历是污点，但人家好歹在松锦会战明军主力大崩，号称“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国榷》）的大局下，在舅老爷祖大寿都交出锦州投降的绝境下，吴三桂孤守宁远，连拒黄太极、祖大寿的劝降，硬要守到底。居然以孤军大破济尔哈朗统帅的清军，阵斩满洲镶黄旗副都统纳尔特，为明朝取得第三次宁远大捷。

搞到次年明亡，多尔衮尽起八旗精锐入关，还是不敢走平坦又近便的山海关，而是宁可崎岖绕远走漫又险要的墙子岭入关，为的就是避开吴三桂。

吴三桂后来固然有汉奸和罪行，但是--------也因为满清没爆发元末胡人那种毁灭性大内战，朱元璋为什么后来“灭元”？？因为胡人在华北自相残杀了六年！能打的一些胡人将帅，像孛罗铁木儿、关保、貊高尽皆死于内战，王保保把元廷最后一点兵力吃掉，自己也元气大伤，给了朱元璋万年不遇的摘桃机会！

想想看，明军都走到天津直沽了，离大都只剩三天路了，元廷才下诏与山西的王保保休战，敢不敢想像，满清要是内战打到这份上，辽东诸将谁灭不了清？

这就是朱元璋没把汉奸当到底，反而一变为“再造华夏”的大人物的唯一原因。

吴三桂没这种运气，迫于满清、李自成两线夹击，看到李自成一系列拷掠官绅，一时糊涂投了清当了汉奸，但他毕竟晚年还敢于豁出身家性命，起义反清，大杀八旗，差点把满蒙的血库给放空，把年轻傲慢、轻视汉人的康熙打出恐惧症，终生不能释怀，也从此对汉人刮目相看。

直到晚年，康熙还心有余悸：“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

正是吴三桂的反清，相当程度上迫使满清当局改善了对汉民的态度，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嚣张狂妄，为所欲为。

当时的人民已经做出了回答：

三藩反清后，云贵、川湖、闽浙、两广以及陕甘等地尽被兵燹，全国出现了“伪檄所至，叛者四起，势如鼎沸”的局面。

首先是南方的明朝降官大部反正：

首先，叛军所到之处，朝廷命官，主要是原明降官降将率先从叛。
据记载：吴三桂自云南发难，除巡抚朱国治、按察使李兴元知府高显辰、同知刘崑不从，被杀、被执外，其余“提督张国柱，总兵杜辉、柯铎，布政使崔之瑛，提学道周昌，知府冯等以下官，并从逆”。至贵州，“提督李本深应之”，“巡抚曹申吉、黔西总兵王永清、沅州总兵崔世禄降贼”。进入湖南后，长沙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卫以城献贼，襄阳总兵杨来嘉、副将洪福叛据谷城、勋阳山寨，并为三桂伪将军”，“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官谭弘、吴之茂等，以四川叛降贼。”

耿精忠反福州，得巡抚刘秉政，福州城守副将王可，原黄岩镇总兵武灏等积极响应。“逆书所至煽惑，提督王进功、兴化总兵马惟兴、海澄总兵赵得胜、漳浦总兵刘炎并道台、知府等俱从叛”，甚至，连海澄公黄梧亦被迫剪辫。“为国捐躯”，自缢而死者，唯汀漳道陈启泰，所谓:“从容尽节，慷慨成仁，甲寅殉难唯公一人。”以致耿精忠“驰数骑片檄而得全闽”。进入浙、赣之后，又有平阳总兵蔡朝佐、温州总兵祖弘勋、黄岩总兵阿尔泰、饶州参将程风、广信副将柯升等叛应。并诱潮州总兵刘进忠从叛。
尚之信据广州反后，“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提督严自明等亦从之。

此外，又有“广西将军孙延龄反，“广西提督马雄、左江总兵官郭义降贼”、陕西“提督王辅臣兵叛于宁羌州”，河南省河北镇总兵蔡禄反怀庆，“造鸟枪、购骡马，与杨来嘉往来，同谋约应吴逆”。在江西，南瑞总兵杨富亦暗通叛军。

其次，台湾郑经也起兵响应：

其次，郑经及部分前明遗老积极响应叛乱。
郑氏退守台湾后，一直奉南明永历为正朔，坚持抗清立场。故吴三桂甫举叛旗，便于康熙十三年三月，遣使祝治国、刘定先赴台湾，致书郑经，约其起兵，“复累世大仇”。曰：“今天下大举，正千载一遇，时不可失。殿下速整貔貅，大引舟师，径取金陵，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此奇兵乘虚，乃捷奏万全。”郑经得书，随令监纪推官陈克歧、副将陈文焕，随吴使至湖广，复书于吴三桂曰：“闻殿下忘家为国，不顾其子，欲伸大义于天下，不禁雀跃。”表示“亦欲依日月之末光，早建匡复之业，枕戈待且，以俟会师之举尔”。故而，当接到耿精忠约其出兵的书信后，郑经“大喜，随整船只，调拨各屯屯佃，归伍分配……次澎湖待之”做好准备。四月，便应吴、耿之约，命陈永华留守亲自率军离台湾，奔厦门。并发表文声称:“予组练百万，楼船数千，积谷如山，不可纪极。征帆北指则燕齐可捣，辽海可跨，旋师南向则吴越可掇闽粤可联。陆战而兕虎碎易，水攻而蛟龙震惊。所愿与同志之士，敦念故主之恩，上雪国家之仇，下救生民之祸，建桓文之伟业，垂青史之芳名。”即准备与吴三桂、耿精忠等同心协力，率军西进北上，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表明郑经是这场叛乱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虽然他未能实现北上的愿望，却一度“复猖獗海上”，占据漳州、泉州、潮州、惠丰等地为反叛势力之大援。

其三，前明遗老甚至是八旗奴仆一齐加入：

除郑经外，前明遗老亦趁机举事反清。如福建、江西一带有朱统锠“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山谷”，从事反清活动，“官兵成千累万”，清军屡剿不灭。朱统锠又“受耿精忠敉远将军伪印”，“自称宜春藩名色”与耿精忠军唱和。直到康熙十五年末，耿精忠归降后，清军才歼除这股顽敌。又如，吴军进入江西后，曾令其随征都督佥事张鲍“联络义旅”，张鲍与吴军江西都督兼监察御史万全吉“联络将军镇道三十余营，计合义旅二十余万，”欲“齐心协力，共剿挞伐，拟于腊月中旬，带领文武将士出关，路由南丰、广昌之间，定期会师。”提出“兴复中华，重关日月”，“同仇共愤，迅扫星膻”等口号。此外，杨起隆率八旗奴仆起事，亦奉朱三太子相号召。

其四，各地的绿营兵也陆续反正：

三藩反清的主力，主要是降清的前明汉人官兵，因而其向背对绿营官兵震动很大。早在康熙十三年正月，吴三桂尚在贵州，四川官兵即已动摇，巡抚罗森有疏曰：“蜀省军心颇怀携贰。”湖南被陷后，“绿旗官兵降贼者众”。特别是以精锐著称的陕甘绿营，曾接连三次兵变。第一次是康熙十三年七月，清廷调陕西绿营兵进征四川，至兴安，总兵王怀忠标下四千人逃散。十二月，陕西绿营再次奉命入川征剿，至宁羌又有“王辅臣标兵猝叛攻营”，共二千人星散。“第三次，发生在“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提标兵变，提督陈福遇害”

此外，其他各地的兵变也相继发生。如康熙十三年三月，福建福宁州兵变; 八月，江西“饶州营兵变”，等等。

其五，部分爱国蒙古族同胞起兵响应：

康熙十四年初，清廷调察哈尔蒙古左翼四旗驻宣府，以备陕西。布尔尼反叛后，制造流言，转相煽惑，察哈尔左翼四旗遂于其说，“众譟毁边墙私遁”，“意欲仍归故地，依附党类”。五月，甘肃叛军窃据洮州、河州二府，“番人乘隙肆掠”。至康熙十五年初，又有宁夏北部的鄂尔多斯蒙古“乘内地有事，入边侵掠宁花寨、平羌等堡”。八月，“彝人滚布窥我兵调征河东，乘隙入内地，收掠番族人畜”。此外，还有“达赖台吉诸部落入边侵扰”。

其六，各地的农民与流民也闻风而动，共同抗清：

三藩反清后，即有民间的抗清队伍与之联合。如“精忠兵逼袁州，山民棚居与相结，谓之棚寇”，“福建逆贼率兵一万四五千人入犯遂安（浙江）。复有遂安土寇王应茂等率兵四千，沿山傍海，遥为犄角。”，“江西广信、玉山、永丰等处叛兵土寇，勾合闽贼伪总兵李云龙，率贼众五千，来犯常山、开化、金华。”，甚或闻风而动，独树抗清旗帜，攻城略地。浙江尤为猖獗。如“绍郡奸民闻风煽惑，亦群起应之，称伪都督、伪都师、伪将军、伪军师、伪监军道、伪理刑、伪会应侯、伪总兵，各拥众数千，连营结寨，初掠富室，继剥穷民，乡城村镇无一宁处”。“黄岩土寇窃发”。嘉兴、湖州二府亦有朱二胡子、羊子加等“土寇”结堡盘踞。

而且这股民间的抗清浪潮不仅仅局限于南方，而是蔓延到了全国。其中甚至还有夔东十三家的余部：

而且，这股反清势力，并非限于一地，几乎波及全国。广东有“李三官七乘机窃发，虽旋即扫荡，而尚有党羽潜伏于山陬海陬之间”。又有“奸民江鹏翥等在佛山镇地方结党煽乱”；“河南土寇张成武侵扰永宁县境”。江西“金贼首杨益茂盘踞县城倚山立营，共二十余座”“。吉安“民蓄发者众”。川楚陕尚有“茅麓山贼”活动。其中，江西的情况尤其严重，康熙皇帝后来回忆说：“江西于贼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辄行倡乱，广信、南康饶州、奉新、宁州、宜黄、安仁、永新、永丰、彭泽、湖江、泸溪、玉山、铅山等处，所在背叛，忠义全无，绅衿兵民人等或附和啸聚，抗拒官军；或运送粮米，助张贼势；或布散伪札，煽诱良民；或窝藏奸细，潜通消息。轻负国恩相率从逆，以致寇氛益炽，兵力多分，迟延平定之期，劳师费饷，揆厥所由，良可痛恨。”

我也会在下议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

面对满清侵略军时同理。

介绍一本跟三藩之乱相关的书——《武昌殄逆纪略》，这书藏在上海图书馆，不过这里的“逆”不是指三藩，而是被满清大下岗的武昌兵。

这书的作者是亲历兵变的武昌通判张芑，开头就写了武昌兵变的背景，说康熙十三年，因为三藩之乱的爆发，湖广总督标下增设了两营兵丁，再加上之前的三营，一共有五营，每营一千人，这五营由兵部侍郎蔡毓荣率领讨逆。

皇上御极之十有三年，岁在甲寅，三藩叛，朝议以湖广当滇黔一面，乃于总督标下添设两营，并向所设三营为五营，每营设兵一千名，命兵部侍郎蔡毓荣帅之讨逆。

等到三藩平定以后，大清朝开始大裁兵，五营先是被裁掉了两营，还剩下三营，等到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继续裁兵，剩下的三营又被裁掉一千人，只剩下两千人。

滇黔平，总督董卫国视事，议汰冗兵，督标裁去两营。癸亥十二月，卫国卒于官。明年甲子三月，安徽巡抚徐国相代之。维时海宇乂安，复奉裁兵之令，而督抚三营所存者二千人矣。

但是剩下的两千人日子也不好过，之前出征的时候说好了立了军功这些小兵可以加官升职，结果打完仗以后兵部嫌人太多，不准当官了，军功被一笔勾销，搞得即使没被裁的这两千人也很郁闷。

先是，征滇之师，蔡帅召募精锐，鼓励以功，加职衔。后兵部以名器太滥，不准除官。先后所裁者，即流散泊于湖湘，愤懑无藉，饮博斗狠市廛间。而现列粮册之二千人，又皆以不得官生怨望，遂与彼三千人遥通声气，往往剽劫为盗。

到了康熙二十七年三月，连剩下的两千人也要被裁了，而且军饷就给到被裁的那天为止，下岗安置费之类的补偿一点都没有。

今年戊辰（二十七年）三月，湖督奉裁营兵，并撤粮饷，截日罢支，若辈晓夜汹汹，谋无所归。

不光没有补偿，大清朝连之前的工资都没给完，五月十二日有裁兵百余人向总督反映情况，说自己之前的军饷被中军副将傅尔学扣了还没发，结果傅尔学不仅不承认，还要把讨工资的裁兵抓起来。

五月十二日，总督徐国相奉命还朝登舟。午刻，有标下裁兵百余人拥舟次，哗言中军副将傅尔学曾剋兵饷若干，求为查给。国相随召尔学诘之，亟言无有，且麾部下擒哗者，众哄然而散。

武昌这群绿旗兵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比如浙江就有三千督标兵被裁，被裁了以后饭都没得吃，只能到市场上抢：

康熙甲子，裁浙閩總督為閩督，督標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乏食，譁奪民物，罷市，衢民潛逃。

还有给事中杨周宪上奏说：

江西盗案最多， 至阑入城市焚掠， 皆裁兵也。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议政大学士就江西裁兵一事向康熙请示， 康熙却表示不容再议：

此兵已经议裁， 即当汰革， 又何容再议？此皆言官相沿明季积习，条奏若果允行， 则事无完日矣！

武昌兵变以后，各地裁兵的反应是这样的：

早在武昌兵变前各地便有裁兵行动，兵变消息的传播刺激了这些裁兵的反叛意识，各地裁兵蜂拥而起。 董含在《三冈识略》中便记载：“时兵奉汰者不止一处，皆侥幸楚事成，欲乘衅而起。”六月三十日， 江西裁兵李美玉、 袁大相勾结城内外三千多人，密谋起兵；七月云南讹言四起， 兵丁“鼓噪纵焚剽，省兵欲乘衅而起”，欲“奔合楚兵”。

可惜这些裁兵觉醒得实在太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