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某时健为啥入狱还被吹捧，出狱之后媒体更是造势不断，种个橙子各种达官显贵砸下真金白银狂买不止吗？

他一把年纪了真的会种橙子？

当然不是，当年公子哥们拿着父亲的介绍信从他这换一张批条，拿到香烟后出门转手卖出去，一进一出无本万利。

万元户稀缺的年代他可以一张批条缔造一个百万富翁。

你猜猜他帮多少人挖到了第一桶金，而且这一切的一切都被他自己扛下来了。

你知道柳某某为啥是教父嘛？

因为人家找公司借钱，拿借到的钱收购公司，然后再还钱。

等于你用余额宝借钱买下了阿里巴巴，找交通银行借钱买下交通银行。

离谱吗？

但人家成功了。

更不要提当年的小目标模式，找地方银行贷款当启动资金拿下地皮，工程层层分包，工程队自己垫款盖楼。

盖好了卖出去之后再还钱结款，等于无本赚钱。

而名为某石的二代，就是后来娶了个“名媛”丢了董事长席位，天天标榜自己奋斗赚到第一桶金的。

他是咋赚钱的呢？

他老爹提供证明，岳父批条子，在当年货运不发达的年代一分钱本金没有开展货运贸易。

而且是不给钱，先拿货，不给钱，先运货，卖完了，再结款。

就这样坐在家里赚到了第一桶金，具体多少我忘了，没记错应该是几百万，那也是万元户难得的年代。

而这上述四个故事，只是当年的缩影。

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这种行为应该怎么评价呢？

为什么李敖说：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如果知道谁侵吞国有资产，大家可以举报这种违法犯罪嘛。

我想说说这个问题的最高赞回答，我想我又双被代表了，作为一个农村人我对ＴＡ说的那几部剧完全没有共鸣，剧中场景和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举个例子吧，挑煤。煤矿离我们村大概有二十公里路程，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也没有手推车也没有牛车马车，要烧煤得把煤挑回来。挑煤的人晚上出发，一早到煤矿，买好煤再挑回来，强劳力挑100多斤，来回共步行40公里。《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或者《血色浪漫》有这样的情节吗？

找到一篇挑煤的文章，和我村的情况差不多。

而且据我所知，那时候大院生活水平比普通市民好得多。请看

我就随便说说新几大发明吧：电子支付（支付宝、微信），网约车，共享单车。

小明穿越回2005年，奇思妙想创了一个 支付宝 软件，转钱到他的账户下，可以用电子形式代替人民币进行商品购买。然后以“非法集资罪”、“私发货币罪”被抓了，别人说他变相经营地下钱庄。

小明又穿越回2005年，搞了个“网约车”软件，办了个统一接单平台，哈哈，喜笑颜开，一锅把全市黑车端了，小明顺利坐牢。

小明再穿越回2005年，投了几万辆单车在所在城市的街道上，被城管全扫了不止，还因“占道经营”占用公共资源被抓了。

然后某”白手起家“的富豪看到了小明的创业失败经历评小明：

2、资本管控下的渠道网点，比如饭店，在资本的冲击下，都变成了资本平台上品种，不用吧！没生意，用了吧，资本方把钱挣走完了，辛苦劳作却是为别人挣钱，除去平台费用，各种税费，一场辛苦下来，依然是被盘剥压榨的和打工一般，就惨的就是做饭店，还要加盟品牌，又多了一笔加盟费，而且食材供应也被管控。什么时候把本亏完，那也就到了关门的时候。如果生意好，那就持续提高各种费用，直到玩不下去。这种把戏就像割韭菜，永远割不完。这种网点店已经充斥着各个行业和地方，比如快递、比如配送。

3、还有什么可以做，小卖铺？现在到处都是便利店，各个品牌控制下便利店。只要是资本看上的，都变成了渠道化运行，大头资本拿走，生意好的，比打工强点。

4、资本不能取代的，那就让行业消失，比如裁缝，基本被成衣干死了，街头巷角，还有些，但完全不成气候了。

5、所以我反对年青人创业，因为没有技术的条件下，用有限的资金被资本忽悠进渠道把控下的行业，就成了，你想着利润，别人想着你本钱的游戏。草民能干的必然是资本控制不了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本地服务业，比如理发，资本控制下的品牌店，成本就高，本地的理发店只用价格底一些，技术再好一点，就会持续的客源，比如看病的诊所，就是医院服务的再好，但离家远，小诊所里挂瓶水，方便才是硬道理，比如修车，就算4S店24小时营业，但它要把车拖回去，而街边修车店提供直接路边维修还便宜。所以我总劝年青人多读书，或者先去学门技术，一技在手吃喝永不愁。除此之外，没有知识学历的专业，没有技术的本钱，纯想做生意，只有亏完本钱，在社会的教育下学到经验，买到教训。转身上岸，好好打工，好好学技术。这还是好的，有些开始各种不甘心的四处找钱向窟窿里填，那就是鸡汤喝多了，把脑子喝坏了，这孩子也没救了，人世悲剧各种上演。

三、怎么做才能挣到钱？

老话说的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这个社会有个好爹就是最基本的能挣到钱的条件，最次也能更经的起折腾，比如某聪，在折腾中学到经验，有本钱继续折腾，失败一百回，总能成功吧！

有本钱自然就有关系，关系的多少和老爹的生意大小是正比例关系，有关系就有更新的信息，就会更多的帮助，就有更多的照顾，在这几项的加持下，就变成了格言一般的“失败是成功之母”。

还有的最不能多说了，我们这个国情谁和政府走的近，谁和政府交往的级别高，谁就有更多的权力和政策上的照顾，金融上的扶持。这样的情况下，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做别人做不成的买卖。

再上一层呢？就是李敖所说的了。这种新闻也并不少见，所以最后再套用一句名言做为结语：”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有原罪的“

1968年，军队大院成长的郑渊洁在游泳时被偷了一件军大衣。据他所说：“1968年流行穿军装，家中没有军人的未成年人没有军装，商店又没有卖。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他又往死里喜欢，他就只有抢劫和盗窃一条路可走”。（郑渊洁：《第一次被盗》）这意味着在当时军大衣不仅仅是高价值的稀有物件，更是没有权力就无法买到的“特权阶级”的标志。

那么，要买到“特权阶级”的标志需要你如何“投胎”呢？首先，如果你生活在农村，那么你连做“街溜子”的资格都没有。1984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没有仔细去找统计数据），这意味着你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几的概率进城成为“街溜子”。在这种情况下，投胎认识一个军人、买军大衣更是难上加难。需要提醒你的是，投胎的结果一般就是最终结果，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也不允许你从农村进城。

在城市里你所看不见的差距则更大。引用知乎某答主的话来说：

王玥波的干妈，评书演员连丽如曾经在说评书的时候和底下的观众们聊过一件她的经历。在她还小的时候，她的父亲连阔如经常去给首长们说评书。她也经常跟着去见世面。 接下来，她说了一句令我非常震撼的话:
“那时候我就看过（有机会接触到）《唐老鸭和米老鼠》了。”
也就是说，有些人，只许我们的父辈们看《沙家浜》《红灯记》这些样板戏，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在看《唐老鸭和米老鼠》。在那个《小白兔拔萝卜》都被批判，说是讽刺进城干部的时代，他们的孩子，在看《唐老鸭和米老鼠》。

事实上，在困难时期，这种差距则更加明显。城市供应比农村要好，干部供应比普通大众要好。农村居民甚至将自己的口粮上交，以保证城市物资的供应。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 韦君宜：《思痛录》）

如果说干部家庭每周“只”能吃两次肉的话，那么，北京的普通城市居民的供应又是什么样的呢？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当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尽管这样的生活已经艰苦到今天的大部分人都难以忍受，但这已经是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生活。当时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大部分中国人则是全年见不到肉。以当时灾情相对并不严重的陕西为例，当时的普通农民（下文的侯永禄还是一名大队的会计，属于基层干部，生活比普通农民要稍好）的生活情况是这样的：

侯氏一家人度日之难不言而喻。侯永禄曾细算过这样一笔帐：“我和菊兰按一般人的口粮标准对待，每月20斤，母亲年老做家务，不参加集体劳动，口粮标准为每月18斤，引玲、胜天都为16斤，西玲11斤，丰胜9斤，全家7口人，每月共分口粮110斤，每人平均不到16斤。3个月共有92天，每天3顿，共276顿。全家人每顿饭共吃1斤2两粮，每人吃不到2两粮”。（答主自注：这不到2两的粮食可能还是带壳的粗粮，将壳子磨去后可食用部分还会进一步减少）由于家无存粮，侯家只得靠食堂给多少就吃多少。试想，那个年月没任何荤菜、荤油或零食可吃，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点粮食连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1961年春节前夕，当地黑市物价飞涨，一张红纸卖到2元，一斤萝卜5角，一个蒸馍1元。侯永禄上集市转了一圈，啥也没敢买就空手回了家。这一年他给孩子们的压岁钱仅有0.1元，五个子女平分每人仅有2分钱。到了1962年，侯家的家庭财政仍入不敷出。全年的现金收入共计434.08元，现金支出为509.3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年鸡蛋卖了11元，却未见有买肉的任何记录。（胡玉坤：《“三年困难”时期的农家生存策略》）

综上，该答主所认为的“平均”，是指具有北京户口、家里很可能有军队亲戚的“普通”居民与高干自己的“平均”，而不是所有中国人的平均。如果将当时的所有中国人都纳入进来，那么人与人的差距不是有钱与没钱的区别，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区别。以今天的场景进行置换，如果一个人不是今天中国排名前十城市的常住人口（即没有户口），那么他回到那个年代只能终身务农。如果今天一个人没有北京户口，那么他回到困难时期一年连8两半的肉都吃不到。

当然，我理解这位答主对今天贫富差距过大的痛心，但他弄错了两点。首先，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肯定过去的理由，更不是应该对过去过分美化。其次，一个健康的社会消除贫富差距的方式不可能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看这个社会能不能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以足够的保障、并给这些人足够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种对历史的“美好想象”无异于是对历史的背叛，以及对过去的人们用血与泪所总结出的经验的遗忘。

李敖是中国少有的敢说真话、有正义良心的作家，他说出这句话，乍看是在“仇富”，实际上他道出了中国富豪原罪，发家过程都是不正义的，但九十年代后的互联网新贵除外，因为不少是通过对外融资而功成名就的，与国有银行及A股都没什么关系，与腐败无瓜田李下之嫌，双马是典型。

社会仇富的根本原因是“造富”机制不公平、腐败致富问题严重，这是一个财富正义的问题，富人原罪不消除的话，对财富的追求也变得迷离魔幻，这个社会永远也不会健康起来！我说过关于财富正义问题，没人关注，其实这个问题对中国社会非常关键！

从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也伴随着法制不健全、制度建设落后，在发展过程中，“权力经济”一直在中国社会占有重要的比例与影响力，在实现先富的过程中，腐败经济也带了头、腐败致富十分猖獗，导致社会不公平，导致人民在发展致富过程中失去了公平正义的轨道，使大部分个人奋斗失去了意义，群众意见很大，质疑中国富人“原罪”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才被受到一些抑制，应该不会晚吧。

造成中国富人腐败的最大对象一是权力、二是银行，权力可以产生权贵资本家，银行也是最大的推手与参与者，权钱交易狼狈为奸在一起就会产生巨大的腐败经济，并产生了一个群魔乱舞时代，国有银行进入房地产的资金最多，由此成为几十年来最大的造富来源、最大的腐败经济。所以李敖说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一点也不过分！最典型的是世界500强的某房地产公司近来爆雷，造成了超过2万多亿债务，其中银行资金占比巨大，触目惊心！最后受到损失肯定是广大普通老百姓。所以在拯救与化解2万多亿风险债务时，绝对要杜绝造成“新腐败”，防止老百姓受到第二次创伤，本人就因为2年前买了这家公司的房子，造成无法交楼，政府有关部门在其中做了不光彩的角色，打压业主的事屡有发生，部分业主到小区门口讨楼遇阻反而成了“非法聚集”并受到上百公安的无理警告与驱逐，天上无人机监视地上到处防暴车，实在是太过分了也不是法治社会所为。

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所产生的贫、富都是公平的，不会受到太多的质疑与批判，但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所产生的贫富都失去了公平性，富得不仁、穷得不道义！人民就有十足的理由要求改变了，甚至是“杀富济贫”都理直气壮了，让富人吐出不该获得的食物是正当的，不当得利就应该回归社会还给”穷人”,其实这样的共同富裕还是不符合法治社会精神的，按说非法所得一定要通过法律认定，违法必究才是正确处理方法，但过去的政策失误已经大到无法辨别财富获利者的性质了，巨大的不义财富均通过各种手段漂白了，手段估计是以“历史遗留”问题或“发展过程必须付出的代价”进行掩盖或所谓“正名”，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不公平问题不了了之。所以现在用分配杠杆调节富人财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矫枉过正，只是便宜了那些“权力经济”与“权力财富”了，群众也是无何奈何，只有牢骚满腹天天骂街，网上尤其如此。

“财富正义”问题应先于“共同富裕”问题，先理顺清晰财富正义才能行共同致富之事，否则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问题足以产生、颠覆与爱国相关的话题，使很多人产生了对爱国的疑问彷徨，只要一提到爱国问题，都产生了一个利益问题，相关的争吵实在是没完没了也没有结果，所以分配制度的正义显得比任何问题都重要，是人人爱国的基础。

我为什么一直很敬重李敖先生？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辩才无碍，他的家国情怀，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始终保持着一个清晰的认知。从本质上说，他比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更像共产党人。

李敖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都带有典型的掠夺式的强盗行径，最后移民到国外变作外国公民。这跟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洗劫中国的财富如出一辙。他们侵吞的国有资产是什么，是中国集体农民在解放后所创造的财富，还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跟八国联军一个吊样的富豪们。”

在他刚发表这段言论不久，大陆几乎一边倒的对他进行攻击，说他胡说八道，把他看作台湾攻击大陆的工具。他与台湾当局斗了几十年甚至被捕入狱的经历，在那些年很少有人谈起，他高喊“我支持中国共产党”，也很少有人提及，偏偏对这么一段真知灼见耿耿于怀，除此之外还跟着媒体的引导扒情史、扒隐私（格局那么小就别谈什么国家民族了）。你说你要是资本家或者其他什么利益集团我也就不说什么了，阶级立场在那摆着嘛，你不攻击他反倒不正常了。问题是，攻击他以及攻击他这段言论的，恰恰是被压榨剥削的普通老百姓，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眼中的屁民。可悲，可叹，可怜，可恨！

我给大家推荐两本李敖先生的著作《审判美国》、《北京法源寺》。第一本是李敖先生对美帝国主义罪恶史的控诉，语言诙谐，可读性强。因为该书文笔辛辣，常常一针见血，在很多地方成为禁书。

隆重推荐第二本，这是李敖先生所著一部历史小说，非常感人，李敖在书中着墨最多同时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谭嗣同。李敖在试图通过谭嗣同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追求，通过谭嗣同的经历告诉所有人，寄希望于改良会落得个什么下场。在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这个时候，老百姓被告知谭嗣同是朝廷的反贼，于是，老百姓在谭嗣同被游街之时群起而攻之，往其身上扔菜帮子……有没有感觉这个场景似曾相识？比如，xx之后的s人帮。我能感受到李敖在写这段文字时的痛心疾首，彼时国人的愚昧麻木已经浸到了骨子里。书中的谭嗣同完全敞开心扉，谈家国理想，谈民族大义，这都是作者李敖的心声。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今天那些历史专家之上。另外，这部书还是李敖在狱中完成构思的，在出狱之后仅仅两个月即完成书稿，并在之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当时被称作“中国作家中离诺奖最近的一个”。推荐给大家。

对了，当年李敖先生骂龙应台，龙满纸谎言的新著《大江大海》出版后，李敖先生写了一部针锋相对的《大江大海骗了你》，称她的文章是“用一张银纸，包了一颗臭皮蛋”。有没有感觉这段话很适合今天的某位日记女？

我曾经是黑龙江省佳木斯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原配妻子。我现在实名举报，佳木斯运输有限公司在2004年成为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徇私舞弊，造成巨额损失。

2004年公司由国企转为民企，经过资产评估，国企时期公司总资产为2361万元，负债为1544万元，净资产为817万元。其中1544万元的负债，大部分是虚列伪造的，改制过后挂在账上十几年无人追讨。公司的多名高管、财务负责人公开声称“公司几十年历史，那些债务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债务是呆死账”，“没人要”，“从没有人来公司要过账”。

由于有上千万元的虚假债务，公司净资产仅被评估为817万元(净资产=总资产-负债)。又经过一番“运作”，公司内部职工最后仅出资50万元，就占有了公司全部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图片贴）

99%这个数字准不准我不知道，反正那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成为转制后企业老板的，我觉得都可以算进去。

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知名企业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么搞的，上世纪90年代00年代的大富豪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纯私营企业老板富豪有没有？有，但是不多，也不是大富豪。私营企业就算你真做大了，也要时不时弄一下你。具体案例很多，大家可以百度。

这股“股改风”因为郎咸平的“科普”才有所“收敛”。郎咸平民族英雄。

不过中国互联网企业这批新晋富豪，是中国相对干净的富豪。

因为他们的第一桶金，基本上都是外国资金，这个大家都知道，腾讯有李泽楷的投资，阿里有孙正义的投资。中国的以前土鳖富豪，完美的放过了中国互联网发展这波机遇（联X柳教父后知后觉强插了滴滴）。

中国以前的富豪，财富来路就是不正，这是事实，怎么洗也洗不掉。

所以现在国家控制资本出境，是对的，大家一定要支持，别被媒体“公知”忽悠拐了。

只要资本管制一放松，那批蛀虫，肯定把财富搬运到欧美去。

K3就是K3

1 次咨询

5.0

火然火暴创意文化（深圳）有限公司 设计总监

21451 次赞同

去咨询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