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答不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是针对这个问题下的某个回答。该回答说：“他们身上常年穿着的绿军装解放鞋满大街可见，头上戴的雷锋帽也是俯拾皆是……大院的街溜子跟大街的街溜子似乎没有任何差别”。
在这位答主看来，大院子弟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那时候贫富差距相对不大。但遗憾的是，这只是这位答主的一厢情愿。
1968年，军队大院成长的郑渊洁在游泳时被偷了一件军大衣。据他所说：“1968年流行穿军装，家中没有军人的未成年人没有军装，商店又没有卖。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他又往死里喜欢，他就只有抢劫和盗窃一条路可走”。（郑渊洁：《第一次被盗》）这意味着在当时军大衣不仅仅是高价值的稀有物件，更是没有权力就无法买到的“特权阶级”的标志。
那么，要买到“特权阶级”的标志需要你如何“投胎”呢？首先，如果你生活在农村，那么你连做“街溜子”的资格都没有。1984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中国十亿人口，八亿以上是农民”（没有仔细去找统计数据），这意味着你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几的概率进城成为“街溜子”。在这种情况下，投胎认识一个军人、买军大衣更是难上加难。需要提醒你的是，投胎的结果一般就是最终结果，因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也不允许你从农村进城。
在城市里你所看不见的差距则更大。引用知乎某答主的话来说：
王玥波的干妈，评书演员连丽如曾经在说评书的时候和底下的观众们聊过一件她的经历。在她还小的时候，她的父亲连阔如经常去给首长们说评书。她也经常跟着去见世面。 接下来，她说了一句令我非常震撼的话:
“那时候我就看过（有机会接触到）《唐老鸭和米老鼠》了。”
也就是说，有些人，只许我们的父辈们看《沙家浜》《红灯记》这些样板戏，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在看《唐老鸭和米老鼠》。在那个《小白兔拔萝卜》都被批判，说是讽刺进城干部的时代，他们的孩子，在看《唐老鸭和米老鼠》。
事实上，在困难时期，这种差距则更加明显。城市供应比农村要好，干部供应比普通大众要好。农村居民甚至将自己的口粮上交，以保证城市物资的供应。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 韦君宜：《思痛录》）
如果说干部家庭每周“只”能吃两次肉的话，那么，北京的普通城市居民的供应又是什么样的呢？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当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尽管这样的生活已经艰苦到今天的大部分人都难以忍受，但这已经是当时的普通中国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生活。当时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大部分中国人则是全年见不到肉。以当时灾情相对并不严重的陕西为例，当时的普通农民（下文的侯永禄还是一名大队的会计，属于基层干部，生活比普通农民要稍好）的生活情况是这样的：
侯氏一家人度日之难不言而喻。侯永禄曾细算过这样一笔帐：“我和菊兰按一般人的口粮标准对待，每月20斤，母亲年老做家务，不参加集体劳动，口粮标准为每月18斤，引玲、胜天都为16斤，西玲11斤，丰胜9斤，全家7口人，每月共分口粮110斤，每人平均不到16斤。3个月共有92天，每天3顿，共276顿。全家人每顿饭共吃1斤2两粮，每人吃不到2两粮”。（答主自注：这不到2两的粮食可能还是带壳的粗粮，将壳子磨去后可食用部分还会进一步减少）由于家无存粮，侯家只得靠食堂给多少就吃多少。试想，那个年月没任何荤菜、荤油或零食可吃，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点粮食连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1961年春节前夕，当地黑市物价飞涨，一张红纸卖到2元，一斤萝卜5角，一个蒸馍1元。侯永禄上集市转了一圈，啥也没敢买就空手回了家。这一年他给孩子们的压岁钱仅有0.1元，五个子女平分每人仅有2分钱。到了1962年，侯家的家庭财政仍入不敷出。全年的现金收入共计434.08元，现金支出为509.3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年鸡蛋卖了11元，却未见有买肉的任何记录。（胡玉坤：《“三年困难”时期的农家生存策略》）
综上，该答主所认为的“平均”，是指具有北京户口、家里很可能有军队亲戚的“普通”居民与高干自己的“平均”，而不是所有中国人的平均。如果将当时的所有中国人都纳入进来，那么人与人的差距不是有钱与没钱的区别，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区别。以今天的场景进行置换，如果一个人不是今天中国排名前十城市的常住人口（即没有户口），那么他回到那个年代只能终身务农。如果今天一个人没有北京户口，那么他回到困难时期一年连8两半的肉都吃不到。
当然，我理解这位答主对今天贫富差距过大的痛心，但他弄错了两点。首先，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肯定过去的理由，更不是应该对过去过分美化。其次，一个健康的社会消除贫富差距的方式不可能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看这个社会能不能给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以足够的保障、并给这些人足够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种对历史的“美好想象”无异于是对历史的背叛，以及对过去的人们用血与泪所总结出的经验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