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片土地，险些就成为政教一体的国家。

当时佛教声势之大，对政局影响力之强，都远超你我的想象。

当佛教传过来，还是汉朝的事，那会儿佛教还比较弱小，来传经的僧人也有点水土不服。

直到魏晋时代，开始出现佛门大师。

这大师精通道家玄学，又着手翻译佛家典籍，堪称佛道双修，一时间他翻译的经文广为流传，被大规模接受。

特别是东吴那边，孙权还支持僧人搞舍利、修佛寺，那都是有的。

不过毕竟还是有点依附儒道的意思，佛教还没成大气候。

只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乱世，礼崩乐坏，儒家的纲常没用，道家的避世又不彻底，无论是百姓还是读书人，都需要点新东西安抚内心。

佛家迅速膨胀。

都说我们跟西方不同，从来没有被宗教把持过国家，其实南北朝的时候，佛教一度跟政治结合得十分紧密。

谈不上政教合一，但有那么点相互依存的意思了。

北魏时期的皇帝，除了天子还有个其他的称呼，叫当今如来。

北魏官方还用佛教来教化百姓，一时之间，从上到下，全是佛门信徒。

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是那会儿建的。

秦始皇修长城都修成暴君了，北魏这些皇帝疯狂让人开凿石窟，还善莫大焉，真是让我叹为观止。

官方都这样了，民间更是互相攀比，为了比邻居家供奉佛祖更多，建造的佛堂更大，耗尽家财，九死不悔。

还好北魏孝文帝冷静些，下令废除一切攀比之风。

但即使如此，北魏王朝礼佛的力度之大啊，还是让人叹为观止。

《洛阳伽蓝记》里说：金剎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止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

北朝有当今如来，南朝也不甘示弱，梁武帝号位菩萨皇帝。

和尚不能吃肉喝酒，就是梁武帝搞出来的戒律。

这位菩萨皇帝十分尊重佛门戒律，不仅自己受戒礼佛，还根据佛门戒律定过律法，连祭祀宗庙的时候，都不给祖宗吃肉了。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菩萨皇帝的手笔，丝毫不比当今如来的差。

当然随着改朝换代，也有开国的君主比较果断，像周武帝就力主灭佛，三百万佛门弟子全都回去种地或当兵，所有寺庙财产一律充公。

但很快，后边的周宣帝就又重新承认了佛教。

更不必说隋文帝杨坚从小就生活在般若寺里，更不可能灭佛，隋朝一统南北，佛门之间的交流就更加频繁。

直到数百年乱世彻底终结，大唐成立之后，佛门出现了一位名留千古的高僧。

高僧法号玄奘，二十多岁成为东土佛法第一人，然后抛下一切浮名与荣华，毅然西天取经。

回唐之后，玄奘创立法相宗，剖析一切法，得世间真相，开拓出通往大乘佛法的道路，唐太宗叹为观止，深加礼遇。

此后无论是唐高宗，还是武则天，都笃信佛法，大规模建造寺庙，还供奉佛骨。

于是安史之乱后，南派的佛门之中，积淀爆发，就出现了一个天才。

那是真的天才，如果说法相宗要辨析一切外物，才能明了本心，那就是要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这原本已经是很高明的修身法门了。

奈何佛门之中还有更天才的人。

当时还很年轻的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六祖慧能创立禅宗，成倍扩增了佛门门徒。

从此修行不需要专程礼佛了，甚至也不需要你听经，不需要你识文断字，你只需要虔诚就够了。

慧能所创立的禅宗还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你要在农事之中修行，要在每一件日常小事之中修行。

一时间大唐天下，尽是佛门子弟。

而且随着佛法的改良，一次比一次精深，越来越多的上层士大夫也开始接受佛法。

白居易说：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

柳宗元说：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

如果没有人在此时站出来，抵挡佛门洪流，或许再有一场绵延几十年的乱世，南北朝的当今如来与菩萨皇帝，就又要重临世间，这片土地，也会成为政教依存的国度。

甚至不需要乱世。

只看当时唐朝的僧人数量与花费就能看出端倪，僧人二十余万，这些人不用交税，不用服徭役，还要用朝廷的税收来养着他们。

一个僧人，一年花三万钱，五个百姓才能供养得起。

二十多万僧人，一年花费要七八亿钱，要一百多万百姓才能养得起。

而当时大唐户籍在册的人口，不过二三百万户。

把其余勋贵的用度去掉，天下近三分之一的百姓用来养僧人，剩下的才能来维系这个国家。

那这究竟是谁的国度？

其实再仔细算算，除去僧侣、官员、王公贵族，大概落在皇帝内廷里的钱，可能还不如一家大寺庙多。

朕的钱，朕的钱！他们分七成，朕才拿三成！

好吧，大唐的皇帝没有嘉靖对金钱这么敏锐，仍旧礼敬佛门。

天下事到了如此地步，谁来收拾呢？

自然是反佛战线第一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韩退之。

韩愈自小就是孤儿，发奋读书，可参加进士考试，吏部考试也都考了很多年，三十五岁了，一贫如洗，刚转成监察御史，就开始怼王公贵族。

韩愈这人吧，别的不好说，性子是真的刚。

从来不怕惹事，也不怕面对后果，即使搞事的道路上只有他一个人，那也没关系。

他手把手教出徒弟来，跟自己一起搞事。

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

韩愈直接在长安讲学。

那会儿讲学是件稀罕事，没人四处求学了，也没人主动办学，以老师自居。

除了启蒙老师，再无成年人的切磋。

这时韩愈跳出来，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之前我在柳宗元的一篇文章里窥见了一个答案。

那会儿也有人想拜师柳宗元，柳宗元写信婉拒了他，虽然也指点探讨了文学，但老师的名号，他是不担的。

他说以前我听过蜀犬吠日，就是蜀地的狗很少见太阳，乍见就汪汪狂叫，我被贬南越，这地儿很少下雪，一下雪也是冒出一群狗，疯了一样在叫。

柳宗元说，你听过韩愈吧？他现在就是蜀之日，君何必要我来做越之雪？

日与雪固然没什么错，但疯狗实在太多。

韩愈不管，他只知道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只知道佛门势大，再无儒者道统。

于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反佛这件事上，韩愈深知什么叫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像别人跟高僧有交情，都是互相探讨佛法，韩愈跟高僧也有交情，但三天两头写诗，就是跟高僧说：啊，你这么有才华有见识，不如还俗啊！

还真被他挖来了几个墙角。

那个寻隐者不遇的贾岛，本来是个僧人，就被韩愈给劝还俗了，一力提携。

估计也是因为韩愈这种对大师一贯和善的态度误导了柳宗元。

柳宗元竟然把和尚的书拿来给韩愈做序了。

韩愈：哟，刺激~

这多好的机会啊，不写点私货我还是灭佛小达人、灵山嘴炮王吗？

于是刷刷刷就开始写。

说我也不是谦虚，你一本佛法的书，写序该找你师父啊，找我做什么呢？

哦，我懂了，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见到我儒家这边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心里羡慕得很，觉得这也是正道。但因为你是和尚啊，佛法所困，没法正面承认，你也想往苦海里跳一跳，就只能偷偷请我写序。

高僧：？？？？？

高僧问柳宗元这几个情况，柳宗元也很无辜啊，他也写了序，他自己写的都是好词啊。

韩愈也问柳宗元这几个情况，你这个小同志觉悟不够啊，怎么还助佛为虐呢？

柳宗元憋了一口大槽，无处去吐。

只能说韩愈你是真的狗。

当然这种操作也不可能有什么大规模成果，最多就是表明一下态度，真要起作用，那还是得杀伐果断。

四十岁左右的时候，韩愈当过祠部官员。

祠部原本是管理天下僧尼的一个部门，后来朝廷弄了个两街功德使来管僧尼，那这两街功德使一般是谁主管呢？

都是宦官。

啧，太监、和尚、尼姑，都是武侠小说里个顶个的高手。

显然，这种安排在韩愈眼里就极为智障，所以他上任之后，并没有遵从原本的权力交割，而是继续过问这些事务。

那两街功德使显然也不理他啊，这些宦官正偷摸着增加剃度数量，美滋滋收取贿赂呢，韩愈派人从下到上捋了一遍，把两街功德使批准剃度的僧尼一律绑了，丢回家还俗。

又把最跳的几个贪赃枉法之徒揪出来，直接砍死。

雷厉风行，杀伐果断。

两街功德使当然不干，把韩愈给告了，本来这事韩愈服个软也就算了，但韩愈拒不服软，并开始与两街功德使对骂。

因为西方皇权是真的想灭神权，中国皇权从来就没有想灭过神权。

包括近代，西方的无神论，就是为了彻底消灭神权而生。

西方无神论了几百年，神权还是没有被根除，包括世界曾经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的转世俄罗斯。

神权就好像是一茬茬韭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中国古代皇权从来就没有想根除神权。

当初中国古代怎么灭的佛？是强拆寺庙吗？

不是。

是焚书坑佛吗？

不是。

那中国古代皇权怎么着？

先是自己成了个佛教专家，然后给你下指导棋。

你想信佛是吧？

行，肉你别吃了，吃肉算什么和尚？你不配！

婚你别结了，结婚算什么和尚？你不配！

孩子别生了，生孩子算什么和尚？你不配！

七情六欲，你也别要了，这不是和尚该有的东西，什么？做不到？那你也配姓佛？

佛教徒得慈悲，我骂你你生什么气？你也配姓佛？你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问我为什么做不到？呵呵，我就一俗人，你跟我比？

你一和尚清心寡欲还住城里？赶快把地方腾出来去凌云峰受冻去，在城里还算什么和尚？我看是酒肉和尚吧？

除此之外还有剃度，准军事化管理，诸如此类。

将佛教徒的门槛拉的无限高，稍有差池，就会被讥讽为不配当和尚。

好事从来没有你的份，坏事全要你顶上。

所以佛教的教众自然就没落了。

佛教寺庙香火不断，但却很少有人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想灭神权，就要神化神权，神权之所以声势浩大，就是因为成为神的弟子门槛极低。

中国古代则将成为宗教弟子的门槛拉到俗人无法承受的地步。

关键是这就是佛教典籍里写得明明白白的，是阳谋，你想偷懒，就是不尊重佛教，不配姓佛。

而近代宗教在中国大地上死灰复燃，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无神论，总想根除宗教，二元对立，所以反而助长了对方势力的壮大。

就像左派和右派。

就像两党政治。

无神论的反面是有神论吗？

未必。

无神论和有神论本来就是一种猜想，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没有人知道。

可你一旦选择了站队，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二元对立的了。

中国古代讲融合。

你可以成为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取代我。

所以皆大欢喜。

换句话说，中国人才是知道神权的真谛，我们都相信神待在仙界，人在凡间，自知才疏学浅，所以敬鬼神而远之，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想去了解神的就熟读典籍，一字不漏的研究神到底在说什么。

西方很多普信人自觉自己在凡间可以无限接近神，假传圣旨，对凡间施行政令，教皇说啥就是啥，既没有神，又哪来的神权？

你去天坛祈年殿看，那里是没有“神像”的。

埃及、希腊、罗马、印度、两河流域，不管你拜啥，都有神像，要不就是仿照人的形象，要不就是仿照自然或动物的形象。但在商以后的中国本土的信仰体系中，一直没有神的形象。

即便在有神像的年代，中国人也和“神”走得远，和“人”走得近。

甲骨文上记载的至高神是殷商的“帝”——“凡风雨祸福，年岁之丰音，征战之成败，城邑之建筑，均为帝所主宰”。但神奇的是，殷人虽承认“帝”至高无上、主宰万有，但殷人却不怎么向“帝”献祭。

卜辞中记载了大量殷人祭祀的活动，大多都是祭祀祖先和自然神，少数才是帝。祭祀祖先的卜辞有上万条， 祭祀帝的仅有几百条。而且祭祀祖先的时候会献上特别珍贵的祭品和牺牲，但对“帝”的祭祀就，相当朴素。

商人的“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高度一般化、抽象化的存在。老实说，这种不那么强调形象和位格的“神”一般会出现在比较晚期的宗教体系中。原始宗教大多都是直接从自然界和动物界找个最厉害的照着筑个像就来拜了。以色列的耶和华不许人给自己制作偶像，这在当时看来就是个异端，而且以色列人自己也根本把持不住，还是常常要去拜有具体偶像的巴力。

商人最亲近的神其实还是“人”的延伸，也就是他们的“祖先”。祖先不像“帝”那么遥远，可以给“帝”传话；也不像“帝”那么喜怒无常，“帝”既可降福也可以降祸，但祖先几乎总是带来护佑。商人显然更信任祖先。

这样自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代表神权的祭司和巫师们根本没机会逾越王权之上，毕竟和祖先最熟的不是他们，而是留着祖先血液的商王们自己，商王完全可以假托祖先之言，说这就是帝的命令。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参考商王盘庚迁都殷地时的动员讲话。

而到了周朝，“帝”这个概念就更加被剥离了。周公以“天”取代“帝”，以不容置疑的“天命”取代了喜怒无常的“帝意”。这一置换可以说是一劳永逸的把神权驱离出了中国的政治叙事。不夸张的说，今天中国政治的底层逻辑仍然是周公奠定的根基。

“帝”和“天”的底层逻辑非常不同。

“帝”无论怎样疏远，也是一种君王意志的投射。但“天”就不一样了，它是在“帝”的概念上再一次提纯，尽可能的消解人的位格和性情，剩下那个客观的、唯物的、硬邦邦的核。

“帝”随行无常，但“天”有常，且有德。

“天”不是某个君王意志的体现，而是维系万物和万有的创生及发展的规律和秩序的体现。“天有德”，不是指“天”的性情，而是指“天”的伦理，也就是万事万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德”是“道”的方向，“道”是客观规律，“德”顺应这个规律所产生的生命的秩序，就是我们看到的，太阳照耀世界，雨水滋润大地，植物从阳关和土地中汲取食物，生灵与生灵之间交换能量，万物生长，欣欣向荣，这就是“天有德”。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中国人的“天”不言，不会动不动就生气、嫉妒、发号施令。“天”不说话，然而四季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这些不都遵循上天的法则，不都接受上天的命令，不都反映上天的安排与秩序？

“天”就是生命的源泉，发展的根本，是客观规律和秩序的本体。

因此，中国人祭天是没有任何神像的，因为“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香”。“天”喜欢的不再是牛羊牲畜，更不可能是人把自己杀了这种蠢事。“天”喜欢的，是馨香的德行，顺应客观规律的运作，服从创生与发展秩序的关系和互动。有德的人得民心，有德的王得天下。

武王伐纣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 为什么说商王不敬上天？祭祀仪式搞那么大阵仗，还说不敬？很显然，这里的“不敬”不是指不敬某个具有人类性情的神明，而是指你商王倒行逆施，不敬上天的规律和秩序，使得社会怨声载道，民心倒戈，才有“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周公废除了人殉，简化了祭祀，也是这个道理。天人合一不是透过祭祀、人殉，人尊重事实，顺应规律，就是天人合一了。

周人有这样的领悟，不是没有原因的。商王统治后期社会动荡，生灵涂炭，各地都有反抗和起义的苗头滋生。如果商人的祖先真能护佑商人的天下，又怎么可能如此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目睹商朝的没落与倾覆，“帝”的无动于衷以及商“祖先”的束手无策，周公很有可能被一种强烈的唯物主义洞察打动，去tm的天皇老子，不顺应天的自然法则，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

至此，一个崭新的观念跃然纸上，王的合法性不再来源于“神”的加持，而是要依赖“客观法则”的背书。而在政治哲学中，这个法则实际上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长治久安靠的不再是献祭于帝，而是民心所向。以德受命，失德坠命，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彻底与神权分道扬镳的分水岭了。

在这之后，神不再高高在上，天意运行在地上，人靠着对真理的认识和实践与天合一。引导中国政治格局的不再是让人心生恐惧与崇拜的偶像神学，而是真正探求和思索宇宙运行规律与秩序，伦理与自然，偶然与必然，天命与人意之间关系的“天之叙事”。

正是在这个底层逻辑的支配下，才产生了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洞察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也就是今天中国的天命所在了。

中国古代皇帝是天子，所以就是神权代表。

此言大谬。

自天主教大主教获得分封欧洲诸侯权力之时起，大主教的地位非常牢固。

中国古代皇帝，被推翻，被砍头，逼自裁，被废黜，先立后废，废而再立，狸猫换太子，如此等等，哪个将皇帝看成是神？

皇帝自己当然希望自己是昊天上帝的人间代理，真龙天子，但士大夫，手握兵权的将领，甚至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当回事。

汉献帝刘协，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天子，你们认为的神，那么曹操如何待之？曹丕又是怎么干的？

欧洲一神教，哪个欧洲诸侯敢去让教皇禅让，自己取而代之？

都拿教皇没办法，最后才不得不搞宗教改革，另立新教，打了三十年战争，用极其血腥的办法，推翻了教皇把持的权力。

所谓神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自封为神，另一个是民众尊其为神。

这是一体两面，缺一不可。

封自己为神的，一直到现代都有。某个邪教首领，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问题是，谁来支持？

没有人支持，那神个屁。

天子装模作样祭天祭地，搞完了仪式，在半路上就被人围起来砍了。

杀天子的人，各式各样，连皇宫里的阉人都敢干，最扯的是明朝宫女刺杀嘉靖。

一群生活在深宫的女人也不当这个天子一回事，说干就干。

欧洲人咋不敢呢？

直接把教皇弄死，用得着死那么多人吗？

苟延自罗马帝国后期的天主教会日益成为桎梏欧洲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枷锁。在此社会背景之下，日耳曼诸邦借助文艺复兴的东风先后发起了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天主教文化和体制进行了一场千年清算。
三十年战争估计死亡：8,000,000人（94%为神圣罗马帝国居民）。

这场战争以后，才欧洲近代史真正的开始。

即便是这样，新教也无法取代天主教，教皇依然拥有权力。

教皇不但是上帝在人间的使者，欧洲民众就是用看待神的眼光去看待教皇，顶礼膜拜，亲吻教皇的脚趾头。

反观中国的天子，那些弑君的人，毫无心理负担。死了的皇帝都要从棺材里刨出来，暴尸。

宋理宗的尸体就被杨琏真迦挖出来，暴尸三日，然后将宋理宗的头颅砍下来，并且将其头颅一分为二，制作成为了酒具。杨琏真迦宴请客人的时候，他就会刻意地拿出用宋理宗头颅制作的酒具，此举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又是在向元朝皇帝表忠心。

你看一神教谁敢这样处理教皇？

为什么不敢？

因为宗教信仰决定了，神权就是至高无上的，无人敢侵犯。

再高傲的君主，看见教皇也不得不低头。教皇不承认哪个国王的权力，欧洲国王只能跪下来祈求教皇原谅，甚至背着十字架在冰天雪地赤着脚行走，以苦行的方式，惩罚自己。

中国王权就是世俗权力，并没有神性。中国人就敢喊宁有种乎。

一神教的欧洲，谁喊过宁有种乎？取教皇而代之？

中国王权为什么没有神性？

世界主要宗教的诞生时间都比较接近。

公元前565年，释迦牟尼在古印度诞生，35岁开悟后创立了佛教。
犹太教是在公元前2000年西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希伯来人中产生的。

犹太教生出了基督教，又衍生出伊斯兰教。

而此时的中国正是先秦时期，两周时代。

大搞封建制。诸侯王之间相互征伐，甚至最后一位西周天子就死在诸侯手中。

周天子的威信荡然无存，当时的中国最兴盛的就是辩论，各种治世之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讲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孔子要复周礼，但是对于怪力乱神，却嗤之以鼻。

《西门豹治邺》是《史记·滑稽列传》中的历史散文，作者是褚少孙。

也就是说，当世界各地大搞封建迷信，纷纷研究宗教的时候，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

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复投三老河中。

这个故事很有指标性意义，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宗教这个东西，不能搞。

宗教并不简单，没有大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把各种哲学逻辑思维理顺，搞不出来。

所谓的神权，就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

没有宗教信仰的基础，神权自然无法依附。

道教创立时间:东汉末年,距今1800年。

佛教传到中国也是东汉末年。

时间太晚，已经错过了建立神权的时机。

有些人真就是胡说八道，天子代表神，然后什么人都敢弄死他，这是对待神的态度？

基督徒敢去弄死教皇吗？

1981年5月13日下午5点19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乘吉普车到圣彼得广场接见教徒时，遭到一个叫穆罕默德·阿里·阿贾的人的枪击。教皇五处受伤，肠部也受了伤。根据梵蒂冈警局的审讯，这名24岁的枪手出身土耳其中部的马拉蒂亚省，距离叙利亚边境约200英里，拥有土耳其国籍。

你看看穆罕默德·阿里·阿贾。你个异教徒神气什么？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遇刺的消息让全世界领导人都感到震惊和愤慨。美国总统里根是第一批作出反应的领导人之一。白宫发言人说，里根总统要为教皇祈祷，并要求把全部情况告诉他。

你说说里根总统为教皇祈祷，这是怎么回事？

穆罕默德·阿里·阿贾被土耳其缺席判了死刑；

1981年7月20日，阿贾在意大利被公开审判。两天后，法庭判他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

教皇说算了。然后就算了。

1983年12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前往监狱访问阿贾，并且当面原谅了他。这次会面刊登在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由于这次会议以及意大利总统的赦免，阿加于2010年6月13日获释。

谋杀罪，这就是公开干预司法审判。

还是教皇牛逼。

中国古代“神权”本来就“高于王权”，否则就不需要有皇帝跪拜行礼的祭天制度。

还是那句老话，中国古代有宗教，有官方宗教，有从朝廷覆盖到民间的复杂宗教体系。

此外就如

说的，皇帝本人就是大祭司。

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神”理解不够。

在西方文化中，“The God”是主人、奴隶主、父亲的意思。《圣经》第一句：“起初，神创世界”，包括人在内的世界都是“神”创造的，神是世界的主人，人类只是神一时高兴，创造出来的，是“生而有罪”的。人类的一生，就是为了“赎罪”，接受了神的考验。劳动、生育，战争、屠杀、饥饿、瘟疫等等，都是“主人”用来考验人类是不是虔诚的。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世界、人类、国家、历史、贵族、农奴、战争都是“造物主”的安排，当然，“神权”高于一切，包括王权。西方文化长期“贵族农奴制”和西方“神”文化是密 相关的，神主宰人类的命运，贵族诀定农奴的命运，生杀予夺，是类似的。

西方文化的“造物主”，也正是奴隶制、农奴制文化中“主人”的反映。

中国文化，“道生万物”。人类和神都是“道生”的，是平等的。天帝、玉皇大帝、佛祖都没有“创造世界”，只是世界的管理者，而不是创造者、所有者。甚至都要“有余以奉天下”，格守“道德”，保障冬夏轮回、雨雪风霸、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如果，出现自然灾害、战争、瘟疫就是“神仙”失职，老天爷瞎了眼，龙王睡着了、乱作为、不作为。神仙打架，百姓遭殃。

尤其是商朝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家认识到“以民为本”，“上天”不会说话，要通过“民心”来表现出来。中国神仙都必须“有求必应”，玉皇大帝、佛祖都必须满足人类的愿望，早生贵子、升官发财、长命百岁、避难消灾、天下太平，………。王侯要保障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打击豪强，扶弱济贫。

中国人的神，基本就是“人民公仆”。如果不能“灵”，有求必应，连香火都混不上。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才是世界主人，神是人类的服务员，动不动挨骂的。不可能出现“神权”高于一切的情况，即使“皇帝”，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让他们自觉地称自己为“孤家、寡人”，这不是褒义词，而是贬义词，是贱称。高贵者，最低贱。

中国的底层人民都相信“风水轮流转”、“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都是“道”文化的产物。

———

我们的文化是“道权”高于“王权”，也可以说是“民权”高于“王权”，因为我们是“道文化”，而不是“神文化”。但是，“天道”不会说话，要通过“民心”来表现出来。

现代中国对中国古代文化贬低的有点过分，今天的中国人很多会以为中国古代文化只是封建、专制、落后、压迫人民，连基督教文化都比中国古代文化科学，连奴隶制都比中国古代更加自由。

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可能出现西方文化的那种神权大于人权、大于政权的情形。

中国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权力的来源在《尚书》中写的很清楚的，“为政以德，政在保民”，权力的目的在于“保民”，权力来源于“民心”。

在西方文化中，神的地位很高，创造世界，决定一切，当然高于王权，这是人类文化低级的产物。

古代中国文化，神的地位不高。《道德经》说“故道大、天大、地犬、人亦大。宇间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有神的位置吗？。“神得一以灵”，神存在的基础是“灵”，有求必应，如果不能满足人类的不切实际的愿望，中国的神就不能存在下去。孔子更是“敬鬼神而远之”。

在孔子编写《尚书》中，三皇五帝都在“选贤任能”、“德”、“仁”，“为人民服务”，尤其是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是何等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武王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中国文化早就认识到“人民才是世界的根本（以民为本）”。老子更是认识到“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西方文化认识到这一点，己经是十八世纪中页了，中国的经典传入欧洲也一百多年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贫穷低贱的“无产者”才是世界的主人。

在此之前，无数的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理家、宗教先知，那一个认为“人民才是世界历史根本”？更不要说“德”和“仁”问题了，奴隶和农奴都是被征服者或者其后代，是神的旨意，贵族凭什么要对他们好？。

虽然，现代西方文化认识古希腊有“民主”，“奴隶主”们的“民主”和奴隶又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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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大概是“神权”国家，三星堆大概也是一个“神权”的文化。商王重要的事情都要听从“神”的指示，所以才留下大量甲骨文。三星堆的铜人、铜器都是用来敬神的。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为什么灭亡。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宗教文化，神才是权力的来源，文化的基础，而不是民。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大思想家、贵族都因为不敬神，被判有罪，因而自杀。

周朝取代商朝，为自己的“合理性”进行了辩解，将中国文化的权力来源从“天”，转移到了“民”。天，不会说话，但是，天通过“民心”表现出来。商纣王暴虐人民，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统治就是合理合情的。

经过“诸子百家”的探讨，老子孔子的论证教导，道，德，仁政、德政，以民为本成为中国“王权”的基础。德，就是要为人民付出、给予、奉献。仁，就是对人民好，让人民安居乐业。如果“王侯”不能推行德政和仁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那么就是“无道”，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既然，“天道”表现为“民心”，中国文化中“神”不能决定政治，当然不能高于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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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宗教文化是一种低级的文化，是丛林时代的文化，弱肉强食，成功者成为贵族，失败者成为奴隶，人类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只有解释为上天的安排。

中国，有着欧亚大陆最好的一块土地，可以长期定居，观察“自然”，认识到“天文”、“天道”，认识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认识到“阴阳相克相生”，“反者道之动”。也就没有“永恒的、至高无上”的神。

我们的文化是“道生万物”，而不是“神创造世界”。神，并不重要。这样，人才是世界的主人。